中医学所载之方有经方、禁方、时方、验方等。何为经方？《汉书·艺文志》云： “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后来经方就指《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经方也有经典方之含义，这也被历代医家所公认。仲景著《伤寒杂病论》时，将病、证、理、法、方、药融为一体，一线贯通，此与《汉书·艺文志》所谓的经方精神基本一致。经方经千百年临床应用其疗效是确切的，备受医家厚爱，尤其自汉后历代名医没有不精通经方者。徐大椿云： “古圣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两书，真所谓经方之祖。”（《金匮要略心典·徐序》）喻嘉言称经方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尚论篇·序》）。经方以其药精方简，佐使得当，久用不衰而著称。经方并非经验方，人人可用，随手可用；但经方也并非高深莫测，不敢问津。
经方之用须以仲景辨证与变通思想为指导，方能用准用活，一箭中的。 自中医院校建立以来，《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一直作为中医本科生必修课，可知其重要性。
但多年来存在的问题：一是从教学角度讲，直至目前经典著作仍然限于课堂教与学的授课法，即注重教师如何在课堂讲好，学生如何学好书本知识，但忽视了临床如何用好经方的方法，造成学与用衔接不起来；二是作为临床医学生已经掌握了经方的组方配伍，但不知临床如何用，或用之无效；三是畏于经方高深莫测，不敢用，故弃之不顾。
从学生临床工作后反馈回的信息看：经方的临床应用并未达到教学的最终目的。因此，对经方的临床应用有必要从思路与方法学角度予以探讨，使经方能灵活自如的、广泛的、有效的用于临床。此方法目的是要给学与用架起一座方便快捷的桥梁。就经方临床应用的思路与方法可从以下几方面作为切入点。
1.用《伤寒论》方须明六经方药 六经涵盖内容较广，不预赘言。六经辨证是《伤寒论》辨外感热病的基本方法，但从用药看，六经亦可作为疾病在机体发生发展变化的六个阶段用药纲领，此六个阶段病变联系紧密，也可视作机体受邪后的病变全过程。
如外邪初入肌表者称太阳病，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为主症，太阳病有两个基本证型，即“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为太阳中风证，方用桂枝汤；“恶寒，发热，无汗，身痛，脉浮紧者”为太阳伤寒证，方用麻黄汤。所谓太阳腑证之蓄水与蓄血似乎更接近杂病。邪气入于阳明者谓之阳明病，此阶段邪正斗争激烈，胃肠燥热极盛，津液损伤突出，即所谓的“阳明之为病，胃家实是也”。
阳明病有两大基本证型：一是阳明经热证，以“发热，汗出，口渴，脉洪大”为主症，方用白虎汤；一是阳明腑实证，以“潮热，腹满硬痛，拒按，大便秘结，舌红苔黄燥”为主症，用药可视其热结轻重用承气汤类方。邪气入于少阳者谓之少阳病，少阳病胆火上炎，枢机不利，邪在半表半里，以“寒热往来，胸胁苦满，口苦，咽干，目眩，脉弦细”为主症，方用小柴胡汤。邪气进入太阴者，谓之太阴病，此阶段三阳热象已消失，是三阴病的初始阶段，其病理为脾阳虚弱，寒湿内盛，以“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为主症，方用理中汤。邪气进入少阴者，谓之少阴病，乃心肾虚衰病变，病情急重，是六经病证发展进入后期危重阶段。
其病以“脉微细，但欲寐，四肢厥冷，畏寒，小便清”为主症。此阶段病情有寒化、热化两型，但以寒化证为主，寒化证也是少阴病的基本证型，方用四逆汤、真武汤等；少阴心肾为水火之脏，若素体阴亏，寒邪伤及少阴，亦可从心而热化，或感受阳热邪气，伤及真阴而热化，热化证用黄连阿胶鸡子黄汤。邪气进入厥阴者，谓之厥阴病，厥阴肝具有阴尽阳生之机，故此阶段“阴阳之气不相顺接”，便见厥热胜复，或寒热错杂。寒厥用当归四逆汤；热厥用白头翁汤；寒热错杂用乌梅丸。何任说： “《伤寒论》方以六经言，各经有各经主药。如太阳病之麻黄、桂枝；阳明病之石膏、知母、大黄、芒硝；少阳病之柴胡、黄芩；太阴病之人参、白术；少阴病之附子、干姜；厥阴病之吴茱萸、当归。”以上这六个阶段所用方药是《伤寒论》六经辨证用药之主线，也正如徐大椿说： “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
六经病邪传化之规律除循经传外，有越经传、直中、经病传脏腑、三阴出三阳等。不论如何传经，只要出现何经证候，即可用其方。在此前提下对各经兼证的处理，可在主方基础上进行加减，如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两人参三两新加汤、白虎加人参汤、柴胡加芒硝汤、四逆加人参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等。另外，有关并病、合病的处理就很好掌握，如太阳少阳合病者用柴胡桂枝汤；少阳阳明合病者用大柴胡汤；少阴太阳两感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对各经的变证、坏证、类似证的处理就近似于杂病，如半夏泻心汤治痞证、陷胸汤治结胸证、炙甘草汤治心动悸、茵陈蒿汤治黄疸、十枣汤治悬饮等，就不必循六经去考虑。用六经学说可以认识疾病发展传化规律，但作为指导用药，更重要的是要掌握每个层次阶段的病证独立性指征及用药原则。
2.用《金匮要略》方须明脏腑经络先后病之理 脏腑经络辨证是《金匮要略》治疗内伤杂病的基本方法，而脏腑经络学说则是其理论核心，内伤杂病有脏腑与经络先后发病的关系，即经络受邪病及脏腑，或脏腑受邪病及经络，或一脏有病传入他脏，或脏病传腑，或腑病传脏。辨清此关系，治疗就有主次，就有预见性。
《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首篇开宗明义，揭示了内伤杂病五脏相关及治疗用药的真谛，如“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夫肝之病，补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药调之”。此高明之见，足够一个临床医生体会终生，这不单指治法，也是指导用药的大手笔。此寥寥数语，就涉及五脏的整体性，五脏相互滋生长养及相互制约，五脏发病的因果关系，以及治疗上的整体性、原则性和灵活性。 “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中工“惟治肝”与“上工治未病”就相形见绌了，中工是缺乏整体观念与预见性的平庸之辈。
就《金匮要略》肝病治脾精神，包含了当先实脾、治肝实脾、肝脾俱治、肝病脾旺勿补、肝心脾俱治。如黄疸用小建中汤、桂枝加黄芪汤等都有肝病先实脾之意；旋覆代赭汤、四逆散、小柴胡汤、奔豚汤、当归芍药散都有治肝实脾之药；酸枣仁汤具有肝心脾俱治的作用。
依次推之：见心之病，顾及肾，如治奔豚的桂枝加桂汤；见肺之病，顾及肝，如治梅核气的半夏厚朴汤；见肾之病，顾及心，如治少阴病的真武汤。或一脏有病从多脏治疗，如咳嗽上气，用麦门冬汤从肺胃论治；肾气丸治肾阳虚从肝脾肾调理。对五脏病变还可治其所合之腑，如“夫诸病在脏，欲攻之，当随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与猪苓汤，余皆仿此”。
即肾病治膀胱，用猪苓汤，以此类推，肝病治胆，用小柴胡汤；心病治小肠，用泻心汤、桃核承气汤；肺病治大肠，用厚朴大黄汤；脾病治胃，用大半夏汤。 “经络受邪，入脏腑，为内所因也”，即经络受邪，用治内脏的药物，以防病邪深入，如薯芋丸。邪气“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阴阳毒“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肺痈“始萌可救，脓成则死”，这些都是据脏腑经络先后病之理强调早期用药的重要性。
用《金匮要略》之方治病，必须明以上之理。因《金匮要略》病证方药相对独立，或一病数方，或一病一方，或一方治数病。《金匮要略》方证对应易于确认，只要证辨准了，用药也不难，关键是能否把方药用活，能否变通治法，能否治未病之脏，能否整体治疗，能否见微知著，这是区别“上工”与“中工”的分水岭。有些治法，已超越了辨证施治的范畴，如肝病治脾、脏病治腑，以及上病下取、下病上取、里病治表、因势利导、诱邪外出等，已很难用辨证施治以括之，而很大程度是根据病情发展的病机趋向性而用药。
3.经方取效之本在辨证 仲景治病特别强调辨证施治，如《伤寒论》云： “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云： “审脉阴阳，虚实紧弦；行其针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异源。”仲景创立有六经辨证、脏腑经络辨证体系，同时也涉及八纲及气血津液等辨证。辨证施治是中医特色，也是中医治病之优势。辨证治疗可一病用多方，也可一方治多病，即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尤其一方多用就能扩大经方应用范围，如桂枝汤既能治外感，又能治内伤病、妊娠病、产后病；小柴胡汤是少阳病主方，又可用于治黄疸、热入血室、郁冒兼大便难；肾气丸治脚气冲心、虚劳、痰饮、消渴、女子转胞等。
一方治多病，关键是证候相同，以此推之，用任何方时，不论是什么病，只要证候相同就可用。这样一方就能治十病、百病，乃至更多。可以说“千般疢难”， “随证治之”是仲景治病的基本指导思想，林亿在《金匮要略方论·序》中云：“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因此，辨证施治、方证对应是经方取效的关键。人类社会在进化过程中不断有新的疾病产生，用仲景辨证方法分析新的疾病仍然有其优势。因古今不同的疾病在其发生发展变化的某一阶段可表现出相同的证候，所以，古今异病同样可以用经方辨证施治，并非古方今病不能用。
如大黄䗪虫丸，《金匮要略》用治虚劳夹有瘀血证，今人用之治疗脑血栓形成、脑栓塞、高脂血症、乙肝、肝硬化、肝癌等取得显效。因这些久病痼疾，都有微循环障碍，按脏腑经络辨证就是虚劳夹有瘀血。又如余曾治一儿童患地图舌3年，并见消化不良，舌尖红赤，辨为肺胃阴虚火旺，用麦门冬汤加味6剂而瘥。此虽非咳喘证，但病机与之相同，故能获效。 4.经方拓宽应用在化裁 要使有限的中药发挥更大作用就在于灵活配伍组方，要使有限的经方治疗更多疾病就在于灵活化裁组配新方。
仲景在经方加减化裁方面已率先垂范，足以效仿。如：
①加味方：桂枝加葛根汤、麻黄加术汤、白虎加人参汤、白头翁加甘草阿胶汤等；
②减味方：桂枝去芍药汤、升麻鳖甲汤去雄黄蜀椒等；
③加减方：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汤去甘草加黄芪即黄芪桂枝五物汤、麻黄汤去桂枝加石膏即麻杏石甘汤等；
④两方重组方：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婢一汤、柴胡桂枝汤等；
⑤药量增减成新方：如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小承气汤与厚朴三物汤及厚朴大黄汤、小半夏汤与生姜半夏汤等。
据此，我们也可据仲景灵活化裁组方的方法来化裁经方。陈瑞春认为：“仲景制方就是随证而设，随机而变，如桂枝汤一方化裁出20多首方，其灵活性可见一斑。”陈氏用桂枝甘草汤加参芪治冠心病心绞痛，使温通心阳法变为益气通阳法；并指出也可经方与时方合用，如小柴胡合二陈汤、四逆散合良附丸等。梅国强提出： “复用经方，便是新法。”经方虽配伍严谨，但功效单纯，复用经方，给治疗复杂之病，带来有利条件，有时两方或三方相合而药物不过10味左右，其适应范围则不大相同。
如用四逆散合五苓散治疗乙状结肠冗长症；五苓散合茯苓甘草汤治疗消渴。另外，梅氏指出对《伤寒论》之运用，有更为超脱者，即“但师其法，而不泥其方”，此思想仲景已有披露，如“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 “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里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于寒湿中求之”；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就是说对有些病变，仲景已提示了治法或某类方，那么临床具体用什么方药，就要医生发挥创造性思维。
你可用经方，也可经方加味、经方合用、经方加时方，或用时方，或自创新方，给你以“随证治之”的灵活性。关于土瓜根散，至今尚未见验案报道，此方配伍合理，证候明确。余曾用此方以丹参代土瓜根（因药房不备），再加益母草、泽兰等，治疗子宫腔积液致月经不调，7剂取效，亦不背仲景本意。
5.经方剂型煎服有讲究 经方有汤、丸、散、酒、熏、洗、坐、敷等剂型，又有大小轻重之剂的区别，这些剂型都是为不同的病证设立。如果变更剂型不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疗效，如有人按经典法将桂枝茯苓丸制成每丸2g，另用相应药量制成汤剂，测定桂皮醛含量，结果丸剂是汤剂的两倍，汤剂作用反不如丸剂。
临床轻病用重剂，重病用轻剂都不能取得满意疗效，余曾治一胸痹患者，用枳实薤白桂枝汤重剂无效，而用茯苓杏仁甘草汤与橘枳姜汤轻剂反而取效。有时方中某一味药经过炮制，对该方药功效改变也起决定性作用，如四逆汤中附子生用则回阳救逆，附子粳米汤中附子炮用则散寒止痛；甘草泻心汤《伤寒论》用其补益脾胃治痞利，而《金匮要略》用其清热解毒杀虫治狐惑，其差异就是前者用炙甘草，后者用生甘草。
经方对药物的煎煮方法及用水都很考究，如茵陈蒿汤先煮茵陈，后入大黄、栀子；桃花汤中的赤石脂一半入煎剂，一半留作冲剂；乌头桂枝汤，先用白蜜煮乌头，再用桂枝汤煎汤取汁溶解；下瘀血汤则先将大黄、桃仁、䗪虫三味研成粉末，做成丸剂，再取一丸药用酒煎，一次服下。煎药用水，除日常用水外，尚有甘澜水、潦水、泉水等，因不同的水其成分有别，所煎煮药物功效是不同的，也应予以重视。另外，要根据身体强弱与病情掌握药物剂量，如大乌头煎“强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可一日再服”，以及温服、凉服、顿服、频服、一日再服、一日三服等都有临床意义。
6.经方研究的展望 经方的传统研究离不开中医基本理论；传统研究方法对中医发展势在必行；传统研究能使中医理论更臻完善；传统研究在继承的基础上重在创新。仲景治病的一个观点、一种方法、一剂方药，能够延续千年而不衰，能够影响几代医家，其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如果我们现在能够从中医学角度提出一些划时代的观点、方法、方药、论著等，以解决当今人类健康上的重大问题，必将给中医发展和延续做出贡献。研究经方也不是重复古人的工作，仲景学说研究发展到目前盛况，已远非东汉时期的状况，这里面渗透着历代医家的观点、经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多学派的学术成就。
中医发展是代有圣贤诞生，从扁鹊到张仲景；从孙思邈到金元四大家；从金元四大家到李时珍，大体反映了中医发展的几个阶段。这些巨匠的共同之处都是在继承和创新方面做出了贡献。吴文俊院士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时说：创新不是无中生有。
最创新的人也要接受许多过去的东西。牛顿是创新的典型，但牛顿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创新不是胡思乱想，要多多接受前人的成果，并加以分析，才能切中要害。所以，中医不能忽略或放弃传统研究方法，若只强调实验研究的价值，或单纯用西医方法去研究某个方药，其研究结果就如同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也不会产生中医巨匠，甚至会使中医学产生支离破碎的局面。
经方的疗效来源于有生命的、动态的患者直接经验总结，且经过干百年的临床实践检验，有别于西医的动物实验。经方又是从宏观的、哲学的角度认识问题、提出问题，所以，经方给现代科技研究提出了思路、线索、契机、素材等。用现代研究方法既可以从微观的、科学的角度阐明经方组成的科学性，反过来又可促进经方的发展，扩大经方应用范围，并能给经方附以新的生命。因此，传统研究与现代研究的有机结合，选好切入点，将会使经方临床应用出现飞跃式发展。
经方的现代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小柴胡汤、桂枝汤、四逆散、桂枝芍药知母汤、栝楼薤白白酒汤、肾气丸、大黄䗪虫丸、桂枝茯苓丸、当归芍药散、桃核承气汤等。目前，中医药复方的理论研究是中医理论研究的难点，也是突破口。而经方的现代研究可以说一开始就着眼于复方的研究。经方药物组成精当、配伍合理、方证对应、疗效肯定，有利于临床与实验研究，有利于药理分析。
广东中医药大学王建华教授强调： “中医方剂的临床疗效学应该从病与证方面加以考虑、设计、判断。”若从证与方结合研究经方的疗效学，即抓住了经方治病的关键，同时也凸显了中医特色。
张建荣
陕西中医学院教授男，1953年10月生，陕西彬县人，教授，硕士生导师。1977年毕业于陕西中医学院医疗系并留校任教。曾参加陕西中医学院第一期青年师资培训班，成者中医学院主办的全国《金匮要略》课程教学，医疗与研究工作，并讲授《中药学》、《中医诊断学》。曾被评为院“教书育人先进个人”、“我最喜爱的老师”。个人独著有《金匮证治精要》与《金匮妇人三十六病》（均为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参编著作有《杂病指南 》（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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