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从书出论”是清代乾嘉年间碑派书法思潮影响下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印章美学观。这个概念的出现主要反映在对清代邓石如的篆刻艺术评价之中。邓石如我们已经在之前专门介绍过，在清代中叶的书法、篆刻史上邓石如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邓石如的出现，和其弟子包世臣对其书法思想的总结和彰扬，在阮元的“北碑南帖论”之后，把碑学美学观推向了高潮，使得邓石如的篆隶书法成为碑学派书法的一面旗帜，在书法界影响深远。同时，邓石如的篆刻艺术，亦在其篆隶书法思想下，有着开山立派的成就，在其弟子吴让之的努力下广为传播，很快形成了与浙派篆刻艺术相鼎立的局面，天下印人翕然从之，在印坛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邓石如在篆书上的成功，首先得力于印，他的弟子吴育在《邓石如传》中，曾记载如下：
山人学刻印，忽有悟，放笔为篆书，视世之名能篆者，乃大奇。遂一切以古为法，放废俗学，其才其气，能悉赴之。
在《完白山人篆书双钩记》中记：
余初以少温（唐·李阳冰字少温）为归，久则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公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举秦、汉之际残碑断碣，靡不悉究。闭户数年，不敢是也。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邓石如的篆书上由于善于熔历朝碑碣于一炉，故能形成独特的篆书风格，当然对篆书有所了解的朋友，当知道邓石如篆书最大的特色是引隶书的笔法作篆，也正是这种有个性的篆书，反过来影响了其篆刻的风格。邓石如的朱文印从明代篆刻家梁千秋圆活一路起步，然而梁千秋对篆书的书法造诣无法与邓石如相比，邓氏很快便超越了梁千秋。所以，当邓石如以自己的篆书风格刻朱文印，便一洗明人旧貌，形成了一种以圆劲取胜，风神流动，婀娜多姿而富有书法笔意的印风。这种朱文印，既不同于元朱文印，也不同于汉朱文印。
而邓石如的白文印，虽不及其朱文印，但是亦是得力于其篆书的造诣。其弟子吴让之总结邓石如白文印言道：
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
汉碑额隶、篆都是邓石如所擅长，由于他以碑额与汉印中的同趣而异态的书法如白文印，保留了汉白文印的基本格局，又以书法的笔趣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所以，邓石如的白文印亦有自己的独到风格。
“印从书出”，即是指印人自己形成的具有个性风格特征的篆书入印，由此而形成的新的具有独到个性的印风。
邓石如在篆刻上的成就便是利用了书、印相同的艺术规律，乃是得力于他在书法上的深厚功力。而他的书法成就又是时代的因素所促成。所以“印从书出”四字到清同治三年才被提出，但邓石如在篆刻上所实践的“印从书出”之路，却早在乾嘉年间清代碑派书法思潮兴起之时就出现了。
印章的直接表现对象是文字，其美学的标准当然首先与书法息息相关，所以在邓石如之前，篆书对印章的影响，在文人印章艺术形成之初，便得到了关注。早在元代吾丘衍《三十五举》中便有：“白文印，用崔子玉写《张平子碑》上字，及汉器上并碑盖、印章等字最为第一”的论述。这可以看作“印从书出论”的先河。不过，其时文人对篆刻的重视程度还停留在将印章作为实用工具和书画附属之上，其时，以石材治印亦没有兴起，所以元代的印章创作未有充分的发展。所以，想要更加深入地挖掘书法与印章的内在艺术内蕴关系，更是不可能的。
到了明代，流派篆刻兴起后，朱简的“笔意表现说”才在某种程度上包涵了“印从书出”的内涵。朱简的“笔意表现说”本意更多是在以刀法表现书法笔意美，但既是表现书法之美，便不能不与书法本身风格有关，所以，朱简在“笔意表现说”的基础上，曾经大胆实践，以好友赵凡夫有个性风格的草篆入印。因此别开生面，这说明，“印从书出论”非清人首创，而是承袭先人，大成之后，由后人总结而出。
朱简的“笔意表现说”与邓石如的“印从书出”之路，所不同的是，朱简的创作入印的个性书法非其本身所创，而邓石如则完成了书、印于自身本体的一元化统一。
邓石如之后的篆刻家，几乎所有篆刻名家都是书坛高手，如吴让之、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齐白石、邓散木在篆书、篆刻上都各有成就。他们都承袭了邓石如的“印从书出”的创作方法，将自己的书风与印风在创作中统一起来，以此自立门户。而这种印章创作中的进步，邓石如便是承袭先人的集大成者。
邓石如的时代虽未有“印从书出论”之词，但是其实践方法便是“印从书出”之路。“印从书出论”在邓石如时的完善，一是由于清代碑派书法的兴起，使篆书书法得到迅速提高，并在技法、水准等更方面都有超越前人之处。又由于篆书书法家的大量涌现，又由于乾嘉小学考证风气的影响，因而篆书书法在文人间普及。二是因为在普及的基础上，印人突破传统书篆习惯而大胆创新，则比较容易被社会承认，所以在这一时期将书、印风格统摄于篆刻家的自身一体中。
如今，印坛仍有“七分篆、三分刻”之说法。“印从书出论”在很大意义上解释了篆刻艺术的核心艺术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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