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凭什么入选“唐宋八大家”的？

康震     2010年11月17日

 

在“唐宋八大家”当中，曾巩给我们的感觉有点像“七加一”——那七位大家比较容易记住，一般最后才会想起他来。很多人都感到不解：曾巩名气这么小，凭什么入选“唐宋八大家”？

曾巩作为一个文学家，无论才气还是名气都与“唐宋八大家”的总体名气不相称，这么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茅坤怎么会将他选入“唐宋八大家”呢？在对曾巩的评价上，难道我们与茅坤真的存在这么大的差距吗？曾巩的真面目到底是怎样的？要想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到北宋时代，回到曾巩的时代，回到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对曾巩的评价中去。

首先来看欧阳修的评价。

欧阳修对曾巩的评价很高。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欧阳修第一次见到曾巩的文章，就称赞他说：

 

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送曾巩秀才序》）

 

意思是说，曾巩的文章从思想立意来说，已经非常成熟；从艺术上，从文章的章法来看，也已经比较成熟了。在赠给朋友的一首诗中，欧阳修记述了自己对曾巩的印象：

 

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送杨辟秀才》）

 

我第一次见到曾巩，心里就暗暗称奇，他是如此的独特轩昂，仿佛众鸟中的大雕一样杰出。他甚至忍不住直截了当地告诉曾巩，在我的门生中，我最喜欢的就是你：

 

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

 

他对曾巩是如此偏爱，以致凡是好事都想到是曾巩做的，并因此闹过几次不大不小的误会。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他看到一份非常出色的试卷，便一眼认定这是曾巩的卷子。他有心将这份试卷点为第一名，却担心公布之后，别人会说他徇私舞弊，照顾自己最喜欢的学生兼小老乡。思之再三终于忍痛点为第二名，结果试卷公布之后并非曾巩，而是苏轼。

王安石是北宋散文大家。他曾受邀为许子春撰写家谱，许子春收到家谱后又寄给欧阳修，请他审订，却没有标明作者的姓名。欧阳修一直没来得及看，后来晾晒书籍的时候，看到了，觉得写得很不错。最初怀疑是王安石所做，后来思来想去，觉得王安石不够水平，“曰：‘介甫安能为？必子固也。’”（明·何良俊《何氏语林》）王安石怎么能写得这么好？不可能，一定是曾巩所做！结果弄出了笑话。

王安石对曾巩也是备加推崇。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王安石与曾巩在京城第一次见面，互相倾慕，结为至交。当时有人诽谤曾巩，王安石为曾巩辩护。在赠给曾巩的诗中，他说：

 

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赠曾子固》）

 

曾巩的文章无人能比，他就好比是天上的星斗，陆地上的江海一样。王安石紧接着打了一个非常极端的比方，他说：曾巩就是死了，也会成为班固和扬雄那样不朽的人物，流传千古。

王安石比较曾巩与自己的其他朋友，认为：“巩文学论议，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答段缝书》）在我的朋友中，若论文学水平、议论文章的水平，无人能与之匹敌。在给王景山的信中，他纠正对方的偏见：

 

足下又以江南士大夫为无能文者，而李泰伯、曾子固豪士，某与纳焉。江南士大夫良多，度足下不遍识。（《答王景山书》）

 

您认为江南士大夫会写文章的人不多，可是在我交往的人当中，江西人李觏、曾巩都是豪杰之士。江南士大夫太多了，您未必个个都认识吧？

在给曾巩的诗中，他称赞曾巩学问渊博，乃是当世豪杰，认为自己的水平太低，无法与曾巩相比肩：“爱子所守卓，忧予不能攀。”（《答曾子固南丰道中所寄》）王安石不仅是北宋文学大家，后来还身居宰相高位，他推崇的人物，应该够杰出了。

苏轼比曾巩小十几岁，却是同年进士，都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对曾巩也非常尊崇。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苏轼在四川为母亲守丧期间，特意推荐两位四川学子带着自己的文章去京城拜访曾巩。后来，苏轼又专门给曾巩写信，请曾巩为自己的伯父撰写墓志铭，这说明苏轼对曾巩的道德文章是极为钦佩的。在一首诗中，苏轼这样称赞曾巩：

 

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欧阳修门下的才子太多了，只有你曾巩才华超逸，技压群芳。换句话说，欧阳公门下的花朵太多了，只有您这一朵花开得最鲜艳最芬芳，没人能跟您相比。

苏辙也曾称赞曾巩：“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曾子巩舍人挽词》)儒学修养堪比战国时代的孟子、荀子，文章可与两汉时代相比肩。

也许不用再举更多的例子了。曾巩年届不惑方才考中进士，大半生穷困潦倒，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是北宋文坛、政坛上极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他们用不着阿谀奉承曾巩这个穷书生。结论只有一个：曾巩是北宋最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他的成就不仅赢得了同时代精英阶层的认同，而且在社会与民间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曾巩去世后，人们是这样评价他的：

 

自唐衰，天下之文变而不善者数百年。欧阳文忠公始大正其体，一复于雅。其后公与王荆公介甫相继而出，为学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与汉唐侔盛矣。（韩维《朝散郎试中书舍人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曾公神道碑》）

 

自从唐朝衰落以来，数百年间文章之道越来越偏离正确的方向。欧阳修开始确立文章之正道，恢复古文的风雅体式。紧随其后的，便是曾巩与王安石，他们的文章为天下读书人所宗法。于是大宋王朝的文章，与汉唐之文遥相辉映。

可见，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曾巩的成就与贡献仅次于欧阳修，与王安石并驾齐驱。

曾巩的弟弟曾肇则是这样评价兄长的：

 

是时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自朝廷至闾巷海隅障塞，妇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世谓其辞于汉唐可方司马迁、韩愈，而要其归，必止于仁义，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者未能远过也。（《子固先生行状》）

 

宋朝建立八十多年了，天下无事，英才辈出。先有欧阳修卓然独立，成为学者们的榜样，后有曾巩出世，与欧阳公齐名。上自朝廷，下至街头巷尾、天涯海角，连女人小孩子都能说出曾巩的名字。他写的文章，不到一个月就会流布天下。文人士大夫、学者们争相传抄口诵，唯恐得到得太晚。人们都说他的文章与汉代的司马迁、唐朝的韩愈非常相近，其文章的核心就是倡导仁义道德，即便是《诗经》《尚书》作者的境界也未必能超得过他。

最神奇的还是陈师道，苏门六君子之一。他是宋代的大诗人，年轻的时候曾拿着十余万言的文章拜谒曾巩，态度非常狂傲，但曾巩并不介意，开始动手删减这篇十万多字的大文章。结果文章变短了，内容却更充实了。曾巩告诫这位年轻作家要“持之以厚”，做人要厚道。陈师道因此对曾巩佩服得五体投地。曾巩去世之后，陈师道十分悲痛，写了两首诗寄托哀思，这两首诗的名字很奇特，叫做《妾薄命》，意思就是：奴家的命好苦啊！

其一云：

 

主家十二楼，一身当三千。古来妾薄命，事主不尽年。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

忍著主衣裳，为人作春妍。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死者恐无知，妾身长自怜。

其二云：

 

叶落风不起，山空花自红。捐世不待老，惠妾无其终。一死尚可忍，百岁何当穷？

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向来歌舞地，夜雨鸣寒蛩。

 

翻译成现代白话散文诗就是：

夫君你生前对我万般爱宠，谁知奴家我红颜薄命，未能陪伴你一同走完生命旅程。我正在翩翩起舞为你祝寿，谁知转眼间你就离开人世，我只能在阴森的墓地为你送行。

我强忍悲痛穿上你喜爱的衣裳，可我如何能够与别人同欢共衾？我的哭声直达青天之上，我的泪水流到黄泉之中。你就这样走了，无知无觉，只留下我一人在这里暗自伤神！

你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从此再也感受不到你的温存，死亡的痛苦尚可承受，在无穷的思念中苟活却实难隐忍！我之所以痛苦，并非没有出路，而是因为早早将一切都交付给你。你若在天有灵，我愿意就这样随你而去，谁肯在这熟识的歌舞之地，聆听夜雨中的寒蝉哀鸣！

这完全是妻子献给亡夫的哀歌、祭歌。

《妾薄命》本是一曲乐府古题，其主题大多是女子哭诉自己红颜薄命，不能享受爱情或家庭生活的幸福。在这里，陈师道将自己比作薄命的妻子，将老师曾巩比作亡故的丈夫。诗中模拟妻子的口吻，尽情倾诉对曾巩的爱戴与思念之情。两首诗写得如泣如诉，可悲可叹。以这样的文学方式来诉说自己对老师的崇敬、思念之情，也可算得上是古今奇观了！

大家也许会说，既然曾巩如此才华横溢，当时文坛对曾巩评价如此之高，欧阳修又对他如此器重，认为他是自己最得意的门生，那欧阳修为什么将领袖未来文坛的重任交给了苏轼，并没有交给曾巩呢？同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苏轼与曾巩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而曾巩的文章究竟又有那些特点呢？

首先应当确认的是，曾巩与苏轼一样，都已经达到北宋时期第一流的文学水平，也都具有领袖文坛的潜在素质。而且从个人才性品质而言，曾巩似乎更接近欧阳修，更得欧阳修的喜爱。但领袖文坛、蔚为一代文宗的历史使命，绝不会如此简单的就由某某人承担起来，这其中有太多复杂的历史、现实因素。欧阳修的选择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选择。

苏轼的文章率性自然，出入佛道，杂糅百家，既有纵横之士的雄辩，又有孟荀文章的气派，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博则博矣，但也不免过于驳杂。与苏轼相比，曾巩文章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保持极其纯正的儒学品质。曾巩的文章，不蔓不枝，严格维护原始儒学的正统与纯洁，绝不沾染一点点佛道之类的异端色彩。他的文章密切关注现实，严谨周密，不浮夸不空谈，脚踏实地，注重实效。

至于当时文坛上其他几位大作家，则各有各的特色。譬如苏洵的文章汪洋恣肆，雄健奔放；王安石的文章奇崛峭拔，斩截有力；欧阳修的文章从容平易，舒缓自然；苏辙的文章则汪洋淡泊、醇厚秀杰。总之，与他们相比，曾巩的文章树立了一种新的典范，这就是纯正的思想，端正的姿态，典雅的语言，严谨的布局，踏实的作风，实用的目的。这也是一种文章之美，是一种美学的风格与标准。北宋文坛的那些大腕儿们之所以那么推崇曾巩，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他们推崇曾巩，就是在推崇这种新的文章风范、文章之美，这就是曾巩之为曾巩，能够立足于北宋文坛的主要原因。

然而，这样的风格，这样的文章之美固然纯正端庄，却也因此缺乏一种冲决时弊、廓清暮气的朝气，缺乏苏轼文章特有的磅礴通脱、敏锐灵秀与博大睿智，而这恰恰是当时文坛所亟需的一股革新力量，只有这样强健的力量，方能革除因循，开辟新局。再加之苏轼后来在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多方面成就与影响力，遂造成他继承欧阳修衣钵，领袖时代群伦，推动宋代文学达到新高潮的天下文宗地位。

有了这一番比较，我们对曾巩的文章特点大体有了一些基本的感觉。形象一点说，曾巩的文章好比一池清水，非常纯净，没有一点渣滓。然而我们知道水至清则无鱼，水太干净了就没有营养了，话太纯正了也就不活泼不精彩了。曾巩的文章真可谓典雅有余，精彩不足；庄重有余，活泼不足；思考有余，趣味不足。

我们来看看曾巩的《墨池记》。文章说：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羲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

 

江西临川城的东面，有一块高地，下临溪水，名叫新城。新城之上，有一口长方形的水池，人们称之为王羲之墨池。据说王羲之早年练习书法，曾在这池中洗笔，池水因此都变黑了。想当初王羲之不愿出来做官，遍游吴越之地，泛舟江湖，寄情山水。当他尽情遨游的时候，也许曾在这里休息过吧！

 

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日臻化境，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书法造诣，也是因为刻苦用功的结果，并非天才所致。后人的书法之所以达不到王羲之的水平，恐怕没有王羲之那么用功。看来学习还是不能偷懒，要多用功。更何况想要取得很高的道德造诣呢？那就更得多用功了。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这个墨池旁边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担心墨池的故事会湮没无闻，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他对我说：“希望您写篇文章纪念一下。”我想王盛的心思，无非是担心后人忘记王羲之的事迹与遗迹。并且也想宣传王羲之临池苦练书法的事迹，来勉励学生好好学习。王羲之不过有书法这一技之长，后人对他尚且推崇至此，仁人君子们的高尚道德，对后人的影响岂不是更大！

文章本是写墨池的，由墨池引至王羲之苦练书法，又说书法本非天成实由苦练所致，由此引发学习亦当苦练、道德更需勤修的感慨。接着说人们既能推崇一技之长，更会推崇仁义道德，因此为学者当勤修道德，而仁义道德也一定会像王羲之的书法一样源远流长。整篇文章没有多余的废话，来来回回就是一个中心思想：要刻苦学习，要勤修道德。语言简朴，内涵纯正，结构也很简单。这就是曾巩文章的特点：纯真、规范、端正。

假设由欧阳修来写这篇《墨池记》，也许由高地、新城、溪水写起，也许从辨析墨池之真假说起，然后层层点染写开来。不仅要大发议论，更要铺叙景物，还要纵横说理，必然将这一篇文章做得花团锦簇一般方才罢手。如果是苏轼来写就更加精彩。仅仅就王羲之隐而不仕，遨游吴越，泛舟山水这一层意思，苏轼便会大发奇想，旁征博引，使出那从心所欲、无往而不至的天才手段，将这篇墨池之记铺排得上天入地。又会剔抉出王羲之那些逸闻趣事，将佛道、阴阳、纵横、隐逸之说一并打入墨池之中，融会贯通，一口气道出古今演义、人事兴亡的一番大道理，又将时光无限、人生有命的慨叹寄寓其中，岂不快哉？可是快则快矣，才气横溢，却也显得过于驳杂，略有些浮夸之气，不如曾巩的文章纯净、端正。换言之，苏轼的文章是没有章法可循的，他的文章以无法而胜；曾巩的文章是依靠章法而行的。

现在我们对曾巩的文章大体有些概念了。那么，曾巩的文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风格呢？

曾巩的一生比较简单，从十几岁开始念书，到三十九岁中科举进士之前，一直在家乡半耕半读，“宅”了二十多年。后来出去又做了二十多年的地方官，既没有像欧阳修、王安石那样参与或经历过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像韩愈、苏轼那样一生都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他的生活阅历不很丰富，也比较单纯，遂逐渐养成沉静内敛的个性。曾巩又长期担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等职，负责整理、编校古代典籍。他在遍览群籍、编校典籍之余，撰写了不少目录序文，如《〈战国策〉目录序》、《〈梁书〉目录序》、《〈陈书〉目录序》等。这类文章不仅阐明古籍的存佚流传，而且借叙说朝代兴亡而标举儒家的义理学说。其文风自然是议论多于抒情，说理多于谐趣，端正有余而灵动不足。这也正是曾巩的风格，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此。前面我们曾说这类文章也是一种美，什么美呢？这是一种温文尔雅的中和之美，一种敦厚端庄的平和之美，一种沉静充实的祥和之美。

曾巩的文章不够生动不够有趣，但他的文章是最规范的。对于一个蹒跚学步的幼童来说，如何学习走路？你天天带他到田径场，看世界短跑冠军跑步，能学好吗？不可能，学走路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先从站稳脚跟学起，要先学好规矩，打好基础，以后才谈得上快步如飞。写文章也一样。对于一个初学文章的人来说，一开始就学写庄子的文章、李白的文章、苏轼的文章，不仅学不像，反而会落得个邯郸学步的下场——走不像走，跑不像跑，爬不像爬。那么，对初学者而言，谁的文章最具有典范价值呢？就是曾巩的文章。学习曾巩的文章最容易入手。曾巩的文章语言简洁、典雅，布局端正、严谨，思想单一、纯净。虽然不免有点保守呆板，但是从学习的角度而言，是最实用的典范之文。

曾巩的文章、道德在北宋备受大家们的推崇。到了南宋时期，大哲学家朱熹非常欣赏曾巩，他读曾文手不释卷，并高度评价曾巩的文章，认为曾巩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家，认为他的文章是孟子、韩愈以来写得最好的，明代人茅坤甚至认为朱熹文章的规矩就是从曾巩处学来的。朱熹如此盛赞曾巩，自然与南宋理学家撰文多倾向思辨说理有关，但是朱熹的尺度把握得很好，他并没打算将曾巩索性变成一个理学家、哲学家。在南宋理学家中，朱熹的文采是最好的。在他眼里，曾巩主要还是一个文学家、散文家。朱熹虽然不喜欢三苏，不喜欢苏轼的议论，但未必不欣赏苏轼的词采；朱熹固然喜欢曾巩，喜欢他的议论，却未必欣赏曾巩的词采。这便是朱熹对曾巩的态度。

应当说，朱熹对曾巩的评价很重要，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朱熹在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曾巩的充分肯定，有助于提升曾巩在后世的知名度。可是，朱熹本人做梦也想不到，在他身后，曾巩的名气与地位会像火箭一样直线蹿升，一些人甚至将曾巩捧上了天，认为他是可与孔孟、程朱相比肩的大哲学家。曾巩的身份也就此摇身一变，从一个文学家变成了哲学家、理学家，甚至成为中国古代的圣人了。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南宋孝宗时期，曾巩的老乡、江西南丰人陈宗礼对曾巩非常崇拜。他认为，苏轼兄弟的文章非常奇妙，曾巩文章非常端正。奇妙的文章变化多端，如天马行空，如云中游龙，但并非日常生活必需之用；端正的文章则如黄金美玉，如同棉被可以保暖，粟米可以充饥，一日都不可缺少，但是人们却往往意识不到它的重要性。这就是曾巩文章对我们的重要性。因此，陈宗礼认为，曾巩实在太重要了，他不仅是位古文大家，而且是一位大大的理学家。在他的推动下，南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南丰郡守杨瑱亲自主持建造了曾文定公祠，将曾巩当作理学家来祭祀，让曾巩年年岁岁接受子孙后辈的供奉。给曾巩增添理学家的头衔，也符合南宋时期尊崇理学家甚于文学家的风尚，迎合了当时人褒扬道德甚于文章的传统。

宋元之际，江西南丰人、著名学者刘埙将曾巩的地位抬得更高。他认为，曾巩最大的贡献在于：“于周程之先，首明理学。”（《隐居通议》）也就是说曾巩对古代儒家思想的贡献在于上承孟子之学，下开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的理学学派。元惠宗元统元年（1333年），曾巩的族孙曾元翊又发起族人新建曾文定公祠堂，更加隆重地祭祀曾巩。这样一来，前有陈宗礼提升曾巩为理学家，后有刘埙进一步提升曾巩成为孔孟至周程理学发展的重要思想家，再加上南丰曾氏后裔对曾巩的祭奠与尊奉，曾巩的身份较之在北宋时期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被神化成为一个远离人群远离人间的圣人。

这种情况到了明代开始发生转变。

明代的时候，文坛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学流派叫做唐宋派。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叫做茅坤。茅坤倡导人们学习唐宋古文，并编纂了《唐宋八大家文钞》一书，曾巩从此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并称，进入中国古代最优秀的散文家行列，从此流传后世数百年不衰。

那么，茅坤为什么要选曾巩呢？难道就是因为曾巩在宋元之际被提升为理学家的缘故吗？不是。是因为曾巩是一位优秀的文章家、散文家。唐宋派的文学家们认为，学习文章不可盲目模仿古人，学习先秦两汉时代的文章固然很好，但比较起来首先要学习唐宋文章，因为先秦两汉的文章乃是古代散文的发轫初期，尚无刻意的章法可循，而唐宋文章则已经具有了一些规范的章法。在唐宋文章里又特别强调要学习宋代的文章，因为宋代的文章自然平易，较之唐代文章更加成熟，更适合学习。在宋代文章中，又以曾巩的文章最值得学习。因为曾巩的文章中，既有儒家的义理，又有文章的规矩。当时有一种说法：要想学习司马迁的文章，就先学习班固的文章，要想学习班固的文章，就先学习欧阳修的文章，而要想学习欧阳修的文章，就得先学习曾巩的文章。

这就叫做循序渐进。为什么先从曾巩的文章学起呢？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曾巩的文章与北宋其他几位散文大家的差异。苏轼的文章没有章法，思想博通无涯，根本不适合初学者学习。苏洵的文章取法战国策士之文，纵横捭阖、气势如虹。王安石的文章如刀砍斧凿。苏辙的文章则过于文弱。欧阳修的文章倒是很平易，可是他的文章除了平易之外，还有一种摇曳多姿、波光潋滟的情韵，实在是初学者难以体会的精神。数来数去，就是曾巩的文章最为纯正，最为规范，最适合初学者学习。学习者可以由曾巩这里入手，学到作文的基本规矩，再进一步深入其中，或者学老苏，或者学东坡，或者学醉翁，或者学荆公，根据性情学问，各取所需，岂不善哉？

这便是茅坤选曾巩入唐宋八大家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代人对曾巩更是情有独钟。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明代茅坤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中选韩愈文352篇、柳宗元文120篇、欧阳修文286篇、苏洵文60篇、苏轼文251篇、苏辙文172篇、曾巩文87篇、王安石文219篇。曾巩的文章数量倒数第二，仅仅高于苏洵。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张伯行重新选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其中选韩愈文60篇、柳宗元文18篇、欧阳修文38篇、苏洵文2篇、苏轼文26篇、苏辙文27篇、曾巩文128篇、王安石文17篇。曾巩的文章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七个人，独居榜首。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张伯行在评论曾巩文章时说：曾巩的文章，源自儒家的“六经”，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文章传统，苏氏父子三人远不如他，甚至快要超过欧阳修的文章成就，只不过当事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朱熹喜欢曾巩的文章，认为比欧阳修写得好。曾巩的文章深得儒家经典的精髓，所以理论纯正；深得《史记》、《汉书》的章法，所以语言纯净、章法精炼。文章写到这个程度，真可以说是千古不朽了！

简单说，思想纯正、内容充实、语言纯净、章法科学、便于入手，这就是曾巩的好处。

于是，曾巩再一次被高高地供了起来。清代中后期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主张：写文章要遵守道统、治统、文统。所谓道统就是儒家的思想体系，治统就是现实统治秩序，文统就是符合前两者利益与规范的文章之道。说白了，就是写文章要尊崇儒家思想，要遵守现实秩序，要用文章来表现道统、治统。道统、治统、文统三合一，表现出清代中后期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三者利益的趋同与集合，这种文学主张当然深得康熙王朝的垂青与关注。而纵观历朝历代之文章家，谁与这个三合一的主张最为契合？桐城派认为，就是曾巩。

可是很快，曾巩的好日子就结束了。1919年，“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启蒙学者与救亡青年联合起来打倒“孔家店”，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包括传统文学进行全面的清算与批评。他们将唐宋以来流行的文选学目为妖孽，将清代以来的桐城派视作谬种，认为这都不是文学，是误国误民的坏思想坏文学，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思想与文学。加之近代以来，国门大开，西学东渐，西方的散文观念也慢慢开始渗入人们的心中，逐渐改变了人们心中散文的概念。大体说来，西方的散文概念主要是指美文，也就是记叙、抒情、写景之文，是所谓纯文学的文章。而中国古代的散文概念则较为宽泛，政论文、说理文、应用文甚至说明文，只要写得条理清晰、文字通脱精炼，内容充实，有一定的艺术性，也都算是文学领域中的散文。简言之，许多在我们当代人看来比较枯燥、沉闷的古代政论、说理之文，在那个时代都属于文学的范围。所以，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曾巩以及他的文章，就觉得他的文章不大吸引人，也没有多少美感、趣味感，就怀疑这样的文章家怎么能够入选八大家呢？殊不知在唐宋时代，这样的文章、文章家却是第一流的。

                                                                                               ——节选自《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 曾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