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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古地中海文明，实际上包括古埃及文明、古希腊地区各城邦文明、特洛伊文明、迈锡尼和克里特文明、古罗马文明、古犹太文明等等，是15世纪以后，突然在欧洲爆发式出现的“古代文明。”
总体来讲，这些“古代文明”呈现出以下几个共同的特点：
1、在人类文明史上，这些“古代文明”出现的时间非常早，有的甚至早到公元前3000—前5000年之间。
2、这些“古代文明”达到的文明程度非常高，高到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比如：古埃及人在公元前1500年时就可轻易雕刻和搬运320吨以上的方尖碑，在公元前1000年就培育出了高产的黑白花奶牛，公元前334年建造的亚历山大港在高峰时拥有30—100万人口，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50左右就已经开始普遍使用青铜计算机来计算行星轨道，如此等等。
3、这些“古代文明”成长的生存空间非常狭小，耕地资源非常稀缺，实际人口数量非常稀少，雅典人加上奴隶也不过二三十万，迈锡尼和克里特人更少，只有几万人，但是，它们的发展全部都不受自然资源的约束，也不受人口数量的约束，都能奇迹般地创造出伟大而辉煌的文明。
4、公元1500年以前，这些文明毫无痕迹，无人知晓，而进入1500年以后，这些文明就像进入惊蛰之后的昆虫一样，一下子就在欧洲集中地从地里冒了出来，化蛹为蝶，一个比一个先进，一个比一个辉煌，让人瞠目结舌，目不暇接，它们的发展过程基本没有萌芽，没有孕育，没有漫长的积累过程，没有低级到高级的过渡，一出现基本上就是高潮，直接就是鼎盛时期，然后，紧接着就是毁灭与消失。如果说，一个文明正常的发展过程是一条起伏中逐渐上升的平稳波状曲线，而这些文明则像一根陡峭的避雷针，猛然到达高峰，猛然坠落虚无，没有过程，只有高度。
5、这些文明所处地理条件恶劣，耕地稀少，粮食缺乏，但手工业却都很发达，航海技术也异常先进。据说希腊各城邦、克里特岛都能生产出大量的陶罐、葡萄酒、橄榄油，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到埃及去交换充足的粮食来供养自己的人民，都把埃及当做了自己随时可以取用的巨大粮仓。然而，埃及人自己同样也生产陶罐、葡萄酒、橄榄油，不知道这些陶罐、葡萄酒、橄榄油都卖给谁，而且处于干旱沙漠中的埃及人自己也需要粮食，于是，古地中海地区粮食的生产与流通就成了一个死循环。
在粮食生产存在无法填补的巨大空缺的古地中海地区，用什么来养活各文明众多的人口，用什么来支撑这么先进的文明社会，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如果对这个矛盾没有一个有强大说服力的解释，那么，这众多的古地中海文明无疑就是泥足大厦，完全经不起推敲与检验。
6、这些文明还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出现得非常突然，消失得也非常突然，风一样来、风一样去，像流星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干干净净。
证明这些文明存在的证据，主要就是一堆加工条件不充分的石头作品，包括雕塑、石碑和画在石头上的永不退色的壁画，加上一些黄金制品（金币、金面罩等），还有一些保存了几千年完好无损的纸莎草纸书，其它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别的证据，而这些证据绝大多数都是孤证，无法编制成一个绵密的相互证明的证据链。
7、这些文明虽然在科技和文化上达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但是，它们对自己本民族的后嗣子孙和周边民族却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更没有形成“文明古国”应有的标配——“文化圈”。这些文明成果不仅没有使自己的民族变得先进强大、枝繁叶茂，反而让自己的民族基本都走向凋零甚至灭绝，再先进的的科技、再灿烂的艺术几乎全部都荡然无存，以至为零，即便是其后世子孙，也对其祖先一无所知。而至于所有邻居，更没有保留下它们一星半点的科技文化的印迹，这跟中国周边形成的“中国文化圈”（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现象完全相反。
8、对这些“古代文明”留下来的一些“文物”，近现代西方学者的解读也非常的牵强任性，任意夸大，随心所欲，而这些不着边际的解读内容最后还被当做正式的信史，堂而皇之地写进了世界历史的教科书。
比如，一块高63厘米的所谓“纳尔迈调色板”，上面有一些浮雕，而这些浮雕就被解读成一本关于公元前3000年时古埃及历史的百科全书。
比如，据英国《卫报》2016年5月26日报道，2016年5月，一名叫希马德斯的希腊考古学家表示，他经过20年的研究，在希腊斯塔吉拉出土的一处有2400年历史的穹形拱顶建筑，可以基本确定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墓地，其主要证据有以下几个：其一，亚里士多德的出生地就在斯塔吉拉；其二，墓地地理位置好，有全景视野；其三，墓地里有一个存放骨灰的瓦瓮；第四，墓地里还找到了亚历山大时代的货币和皇家陶瓷。而更重要的是，希马德斯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希腊国家文化部的支持。
长久以来，对于科技文化先进得匪夷所思的古埃及、古希腊文明，很多人总是充满了疑惑。
其实，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稍读点书，我等略有理性之人，随便琢磨一下，就觉得在地中海地区的各古文明的描述中，有很多不合逻辑、无法解释的东西。
第一，关于亚历山大港——摆在桌面上的bug
尼罗河三角洲是一个冲积平原，照理说，三角洲的海岸线是一个由近向远不断扩展的过程，就像长江三角洲是从扬州、江阴一线向东海方向扩展一样。根据权威的地质研究结果，公元前334年的时候，尼罗河三角洲真正的海岸线距离今天海岸线，最少还有10—30公里远，当时，亚历山大港今天所在的位置还只是一片汪洋湖海和一道沙洲，根本不具备修建城市的地质条件和经济价值，连最起码的淡水水源都在50公里以外。
反过来说，如果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港就已经处在今天那个位置了，那说明这2350年中，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海岸线一直就没有移动过一丝一毫。
这符合逻辑吗？
如果有人信誓旦旦地说，秦始皇东巡时，为镇压百越，命人修筑上海城，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
第二，关于胡夫金字塔——氏族部落社会玩不起的行为艺术
根据地质资料研究和历史记载，尼罗河三角洲在7000年前开始发育，直到希罗多德生活的公元前300年左右，根本不具备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壤条件，而尼罗河河谷地带耕地面积又非常稀少，所以，在公元前2580年左右，整个埃及的农业生产水平连刀耕火种的水平都达不到，全流域全年的粮食总产量最多能供养五六十万人口，这五六十万人口分布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尼罗河流域内，其社会形态基本还处在氏族部落时代的绿洲文明水平，怎么可能具有工业化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来修建一座体量达600万吨的胡夫金字塔。
所以，埃及金字塔的修建者必定不是几千年前的古埃及人，而是另有他人。
第三，关于铁制工具——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
铁制工具是加工所有较大型石头作品的必备的工具，不管是在东方西方，不管是在古代今天，如果没有铁制工具，人类不可能对较大型的石料进行雕刻加工，离开铁制工具，人类更不可能从崖壁上开采大吨位的石料。
再强调一下，没有铁制工具，人类根本不可能从山崖石壁上开采出完整的大吨位的石料。
所以说，在没有出现铁制工具之前出现的所有较大型的石头建筑、石头雕刻等等，都是文艺复兴以后的现代人在冒充古人耍流氓。
第四，关于古代重物运输——人类不可能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物理定律对人类的约束，在今天不可打破，在古代更是牢不可破。在所有的物理约束中，重物运输是严重限制古代人类生产率发展的天然瓶颈。
明朝时候，成化四年，即公元1464年，明宪宗为了把一个重约17吨的石碑从被北京运到曲阜，就动用了数百头牛，数万人工，耗时数月，并且还只能在冬天借助道路上破水结冰，而这基本上是中国古代社会所能运输的最高极限了。
而在现有历史资料的描述中，公元前1500多年前，埃及人不仅可以在没有铁制工具的条件下开采一块超过320吨的石料，刻成方尖碑，而且还可以轻易地把这块石料从采石场搬上木船，沿尼罗河航行一段后，又从船上搬到底比斯神庙，之后，罗马人又把这块石碑抢去了欧洲。
跟据现代海运规则计算，要运载320吨的方尖碑，至少需要430—460吨左右的驳船，而直到14世纪，英国最大的船只也不超过300吨。
难道像死神一样不可战胜的物理定律，对埃及人、罗马人来说，就完全不起作用？
第五，关于地中海地区的海外贸易——5000年前的地中海不是应有尽有的大型超市
许多有关古埃及的历史书籍，把五六千年前的地中海贸易描写得繁荣无比。比如，在所谓的“纳尔迈调色板”时代，埃及农业不发达，于是便通过出口陶器、橄榄油、纸莎草来换取黑海地区的粮食，等到埃及农业发达了，便又通过出口粮食来换取黎巴嫩雪松。无独有偶，古希腊也是向埃及出口陶器、橄榄油，来换取埃及的粮食。同样，克里特人，也是向埃及出口陶器来换取宝贵的粮食。
难道人人都是能工巧匠、像外星人一样万能神奇的埃及人，偏偏就不会制作陶器，不会酿造葡萄酒，不会提取橄榄油，非要用宝贵的粮食来跟别人换取吗？
这也是一个摆在桌面上的巨大的bug。
我们知道，大规模海外贸易的产生必须由几个重要的前提：
第一，完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一次大分工，流动的渔猎游牧人口有很大部分转变成了定居的农民，人口得到极大增长，农业生产技术较为发达，出现了较多的剩余财富，而这些财富主要体现在粮食上，人类史上，在农业实现工业化生产之前，粮食从来都没有变成过贸易的大宗货物。
第二，完成了人类社会的第二次大分工，相当一部分农民转变成了手工业者，手工业较为发达，有极大的生产量和极高的生产效率，手工业产品出现了大量剩余，需要向本地区市场以外销售。
第三，出现了生产量巨大的高附加值商品，只有这些具有市场稀缺性、需求量较大的商品才能销售出去，商人才能获得较高利润，也才能支付长途贩运的高费用或者高成本；在工业化之前，香料、茶叶、陶瓷和丝绸能够长期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四，要有巨大的消费人口，或者是巨大的市场容量。
第五、要有成熟的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而其这些货币要得到市场的统一认可。
然而，最起码在公元前3000—公元元年的地中海，这诸多条件基本都不具备，所以，最起码在公元前10世纪之前，地中海地区都还处于较为原始的以货易货时期，所谓繁荣的地中海海外贸易，就完全就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和市场规律的一个伪命题。
正因为对以上诸多问题有所质疑，所以，笔者不辞浅薄，在各方面对一些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挖掘，希望能找到一些历史的真相。但囿于个人的学识与能力，在本文中，笔者只能对上述问题做一些粗浅、初步的分析，更多的、更专业的、更权威的考据与证伪工作，我们也只能翘首以待方家。
二、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会有多少亩耕地？
跟今天一样，古代埃及的耕地构成也是分为三角洲、河谷地带和法尤姆地区三个部分构成，只是面积的数字变化很大而已。
但是，在公元前2580年，法尤姆还没有开发，据说，阿蒙尼姆赫特三世（前1842-1797）才着手对法尤姆沼泽大规模排水，开垦了大约450平方公里的耕地。在托勒密王朝时期，法尤姆地区进一步排水开垦耕地，湖区达到了大约1200平方公里的农耕地（此处耕地数据无法考证）。
第一，前面我们已经知道了，在1971年前，尼罗河“河谷与绿洲”部分耕地面积为406万亩，那么，考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者奴隶社会早期的人类灌溉能力和垦荒能力等条件限制，劳动生产率只有今天十几分之一，我们假设在4600年前，当时的耕地面积只有今天的二分之一，约为206万亩。
第二，在4600年前，尼罗河三角洲有多少亩耕地？
前面，我们已经有了现代地质科学对尼罗河三角洲形成时间的判断结果，就可以大致估算当时古埃及在三角洲上的耕地面积。
尼罗河在7000年前开始发育，4600年前，尼罗河三角洲发育时间并不长，成形的部分基本上都是被河流切割的滩涂、盐碱地和沼泽，不适合人类的大规模农作（甚至现在的三角洲仍有广大地域不适于耕种），三角州由南向北逐渐形成了少量带状的较为稳定的平地，以及支流之间的沙质地隆起的部分，才能稳定实行农业生产，因此，4600年前，尼罗河三角洲上的耕地面积不会太大。
另外，在第一节，我们已从陈中原教授的《尼罗河三角洲全新世海平面变动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与长江三角洲的对比》一文中了解到到，距今2000—3000年时，广布三角洲的6—7条河流逐渐消失，原因就是人类的农业活动能力增强所导致。这也说明在此之前，三角洲上的农业生产水平相对比较低下。
我们假设，4600年前，古埃及在三角洲上的耕地面积，只有今天三角洲现有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即3400万亩的六分之一，约为567万亩。
从尼罗河三角洲破碎的形成过程来看，这个估计是合理的，只有多没有少。
由此，我们就大致估算出，4600年前古埃及全国的最大耕地总面积为：
“河谷与绿洲”部分223万亩 + 三角洲耕地面积567万亩 = 790万亩
刘文鹏先生在《古代埃及史》一书中引用的《哈里斯大纸草》中的数据说：底比斯的阿蒙神庙、赫利澳波利斯的拉神庙、孟菲斯的普塔神庙和一些小神庙占用的田地面积，加起来共有1070419斯塔特（1斯塔特合2375平方米），折合381万亩，而这只是全国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这就是说，拉美西斯四世（据说生卒年为前1186-1155）的时候，埃及全国耕地面积为2670万亩，达到了1971后埃及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2%。
考虑到尼罗河三角洲的发育历史，再加上阿斯旺大坝增加了大量的耕地，《哈里斯大纸草》的这个数据明显是不真实的。
(1885年出土于底比斯一处墓穴中的《哈里斯大纸草》，长达四十余米，据说是拉美西斯四世统治期间的宗教、政治、经济等资料汇编，草书中还附有很多彩色插画，描绘了法老们在神前祈祷的各种姿态。在墓穴潮湿的环境中，纸张历经3000余年而无碳化迹象，颜色也没有脱色，字迹清晰可读。
三、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一年的粮食平均亩产
（一）埃及的自然条件，非常不适合农业生产
学过地理的同学都知道，埃及这个地区的气候条件十分恶劣，非常不适宜农业生产。
其一，除尼罗河三角洲以外，埃及大部分国土处于沙漠或者荒漠地带，高温干旱，土地贫瘠，植被稀少，不利于庄稼生长；干燥少雨，通常年降水只有100至200毫米，夏季七八月间平均气温约为30摄氏度，最高可达48摄氏度左右；冬季气温通常在5摄氏度至10摄氏度之间。
其二，尼罗河三角洲属于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雨热不同时，夏季高热干旱，冬季潮湿多雨。这就是说，三角洲秋季就应该播种，但时令随之进入冬季，低温多雨，不适合庄稼生长。等到夏天到来，可降雨稀少，并且从上游埃塞俄比亚高原上来的洪水泛滥数月，7月开始，直到10末才结束，洪水很容易把两岸耕地里的种子与禾苗冲走，所以，尼罗河流域的夏季同样不利于农业生产。
其三，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还处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缺乏大规模系统灌溉的组织能力，而且没有金属农具，甚至连锄头和镰刀普遍都是木头制作的，即使是刀耕火种的水平都达不到。有人认为，古埃及古王国时代估计开始出现青铜，但即使如此，青铜制造成本高昂，产量很小，并且硬度太低，所以，一般不会用作农具，更不可能广泛应用。
其四，虽然，尼罗河上游的青尼和白尼为热带多雨区域，有巨大的径流量，但进入中游后有很长的河段流经沙漠，沿途因蒸发、渗漏而失去大量径流，水量只有损失而无补给，因此，水量并不浩大。尼罗河河谷十分开阔，平均宽度10—15公里，在非洲的旱季时，尼罗河水量较小，尼罗河河道只有平均几百米的宽度，而在非洲雨季到来之后，洪水来得及其迅猛，泛滥数月之久，水面十分宽广，几乎淹没了所有的农田，水土流失非常严重。据资料介绍，在整个洪水泛滥期间，全部耕地都积满了0.5—2米深的河水。
对农作物来说，有水的时候胀得要死，没水的时候渴得死，这几乎就是毁灭性的。
其五，对埃及中下游来说，尼罗河是纯粹的“客河”，它不是由当地径流汇聚而成，只是单纯流过，因此，尼罗河中下游两岸缺乏长江中下游那样的纵横交错的水网，由此也就缺乏连绵的植被根系发育和深厚的土壤发育，而这些又是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
所以，古埃及所在的尼罗河河谷地区，不可能是像印度、伊朗这样的农业传播地带，更不可能是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开创地带，农业生产水平极其落后，粮食平均亩产自然也就十分低下。
（二）用中国西周时候的粮食亩产来推算古埃及的粮食亩产
1、关于平均亩产
由于缺乏古埃及农业生产的准确研究资料，我们只能用中国古代的农耕水平来进行参照和比较，由此推算出4600年以前古埃及的农业生产水平。
余也非先生在《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中认为，按照《管子·禁藏篇》说“岁兼美恶，亩收一石”来计算，战国时候的小麦产量折合成今制计算，1市亩约产麦0.732市石强，即73.2市斤。而两汉的平均亩产，折合成今制计算，大约1市亩北方可产麦0.804市石，即80.4市斤，南方产稻米0.536市石弱，即53.6市斤。
我们再来看看甘肃皋兰地区的一种叫“和尚头”的小麦品种。
“和尚头”是皋兰北山干旱、强光照地区种植的优质小麦之一，其特点是耐旱、耐瘠薄、耐盐碱性能，在西北地区享有较高的声誉。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全县种植20多万亩，60年代增至36万亩左右。随着水利事业的发展，1980年“和尚头”种植面积仍在20万亩左右。1986年以后，“和尚头”种植面积10~12万亩，平均亩产75公斤左右。其中，8万亩旱砂地“和尚头”小麦，平均亩产100公斤左右；4万亩早土地“和尚头”小麦，平均亩产45公斤左右。
80年代初，西南边远地区还有很多地方实行刀耕火种，留种子，很少用或不用化肥，自耕作方式和明朝都没有多大变化，亩产稻谷400余斤算好田，冬小麦亩产一般在200斤左右。
综上，余也非先生的估算更符合中国农业生产当时条件下的真实生产力水平。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估算中国西周时候关中平原一带的农业亩产。
在《周礼·大司徒》里，总结了当时中国人的生存状况：“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孟子》也说过：“周人百亩而彻”，“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说明在西周时期，肥沃的土地，100亩地才能养活一家人（8口人），稍差一点的，就需要200亩，再次的就要300亩。
西周时期的一亩，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以今天的面积来换算，在土地条件良好、农耕技术全球先进的中原地带，公元前1000年左右，需要良田33亩、中田60亩或者差田100亩，才能养活当时的一家8口人。
我们假设西周时，男女老幼每人平均每月消耗粮食22公斤（其中，强劳动力消耗30公斤），8口之家一年就要消耗2112公斤，那么，三种等级的土地亩产便为：
良田（土地非常肥沃、人工灌溉稳定）：64公斤
中田（土地肥力一般、人工灌溉不能完全稳定）：35.2公斤
差田（土地贫瘠、完全依赖自然降雨）：21.12公斤
根据以上各种资料，我们假定在4600年以前，古埃及小麦的平均亩产水平达到了1500年以后中国关中平原的水平：
良田（土地非常肥沃、人工灌溉稳定）：64公斤
中田（土地肥力一般、人工灌溉不能完全稳定）：35.2公斤
差田（土地贫瘠、完全依赖自然降雨）：21.12公斤
2、关于土地等级
2014年，中国农业部发布《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根据这份公报，评价为一至三等的耕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27.3%；评价为四至六等的耕地面积比例为44.8%；评价为七至十等的耕地面积比例为27.9%。
根据这个公报，可以确定中国18亿亩农业耕地中，良田、中田、差田的比例为27∶45∶28。
尽管埃及原始农业远远达不到今天现代农业的灌溉条件和精细化程度，但我们还是套用中国现代农业的这个比例，来对古埃及的770万亩耕地划分等级，得：
良田：208万亩；
中田：347万亩；
差田：215万亩
于是，根据以上资料，我们设定前2580年时，埃及粮食生产的平均亩产为39.02公斤。
四、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的粮食总产量有多少？
前面，有了粮食平均亩产和耕地面积，我们就大致可以估算出古埃及4600年以前的粮食总产量，为：
208 × 64 + 347 × 35.2 + 215 × 21.12 = 约30067万公斤，约合30万吨
估算说明：
a、毋庸讳言，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古埃及的耕地面积时逐步变化的，但是，我们只估算公元前2580年左右的大致数据；
b、在估算埃及现有耕地面积时，我们在几个统计口径中取最大值；
c、在估算古埃及耕地数量时，我们在扣除阿斯旺大坝新增的土地面积后，只是估算尼罗河三角洲耕地面积为现代耕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余为二分之一；
d、在对古埃及耕地进行分类时，我们采用了中国21世纪现代农业的分类标准；
e、在估算古埃及平均亩产时，我们采用其后1500年中国西周时期关中平原平均亩产做标准；
f、只估算风调雨顺的丰收年，如果是灾年的话，收成就必然会大幅度减产，甚至可能是颗粒无收；
g、耕地只计算用来种粮食，而耕种别的植物如蔬菜、水果、动物饲料等的土地，均不计入耕地面积。
h、有人认为，埃及的气温可以实现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实际上，在夏季，埃及干旱无雨却洪水泛滥，在冬季，虽然降雨，但气温较低，均不适合农作物生长。就算战国时代精细耕种的齐国，都只能做到一年一熟，而中国农业做到一年两熟，都是到隋唐时期才普遍实现。所以，新石器晚期、奴隶社会初期的埃及农业，能做到一年一熟已经不错了。
我们大致估算出古埃及的粮食总产量是30067万公斤，其中消耗项目有：
第一，损耗
由于生产效率的低下，公元前2580年的时候，人们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时，在播种、收获、运输、储存、加工的各个环节中，粮食的损耗是很大的，这个损耗率在现代社会差一点都会达到20%。
假设古埃及的损耗率为15%，那么，损耗的粮食数量为：
30067万公斤*15% = 约4510万公斤
第二，留种
埃及地区主要是生产小麦，而小麦种子每亩最少需要6—15公斤，土地越贫瘠，种子越原始，需要的种子数量越多。古埃及土地面积为790万亩，以每亩平均消耗种子8公斤计算，需要种子数量为：
770万亩*8公斤 = 6160万公斤
第三，没有参与金字塔修建的牲畜饲料
这一点忽略不计，我们假定牲畜饲料完全可以依靠尼罗河流域内的植物来解决。
那么最后，4600年前古埃及能被食用的粮食为：
总产量30067 － 损耗4510 － 留种6160 = 19397万公斤，折合约20万吨。
五、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一年粮食产量能养活多少人？
以每人每月平均消耗小麦20公斤来计算，20万吨的粮食总量，理论上一年最多可以养活大约81万人左右。
20万吨小麦供养81万人，这就是公元前2580年，埃及境内从尼罗河流域和各个绿州地区的粮食总产量，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量。
但是，人均每月消耗20公斤小麦，这个数据只是一个理论上的统计数据，就像今天社会统计人均财富一样，马云的财富只是被“平均”到了你头上，而实际上跟你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即使在人类社会实现了高度文明的今天，财富的分配方式都极不公平，那么，在最野蛮、最残忍的奴隶制时代，埃及的财富分配方式只能是更加的不公平。
前2580年，在进入奴隶制不久，埃及的土地财富绝大多数都应该属于法老和贵族，即使有一部分自耕农，数量也会非常少。那么，法老和贵族控制的大片土地由谁来耕种？自然是由奴隶来耕种，奴隶自行解决工具和种子等所有问题，收获之后向法老和贵族上交一定比例的粮食作为地租。
严格说来，按照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在奴隶制下，奴隶是没有资格上交地租的，因为奴隶自己都是主人的财产，所以一般情况下，奴隶除了以最低温饱线养活自己和家人以外的所有粮食，都应该上缴奴隶主。但由于埃及粮食生产水平太低，如果首先满足奴隶及家人的生活需求之后，估计也剩不了多少粮食，而奴隶主也没有那么善良大方，所以，后来封建社会的地主就给土地耕种者定了一个简单的比例，你种我的地，你交我多少粮，这就是地租。
那么埃及奴隶的“平均地租”是多少呢？
中国清末及民国，在北方和西南部分地区，谷租每亩通常为三斗左右(每斗30斤)，钱租四五百文上下，至于地租率，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平分其粮”或“租取其半”仍然被认为是通行的标准。
参照“平分其粮”这个标准，并且假设埃及奴隶主还要“仁慈”一点，只收取40%的收成，给土地耕种者留下60%，即12万吨小麦。那么，以平民每人每月平均消耗小麦20公斤来计算，12万吨小麦只能养活50万人左右，再加上统治阶级大约有5万人的规模，那么，在前2580年时，古埃及就只有大约55万的总人口。即使翻倍，也不过120万左右。
55万，这就是公元前2580年，埃及境内从尼罗河流域和各个绿州地区的粮食总产量20万吨小麦，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量。
五、六十万左右的人口规模，分布在尼罗河中下游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绿洲之间，这样的社会形态最多是个氏族或者部落社会，离王国阶段还有好长一段距离。
即使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埃及的农业生产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其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实现了翻番，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尼罗河流域所能支撑的人口数量也非常有限。
有些研究埃及的学者，也看出了在粮食供应上，很难让金字塔修建队伍维持一个较大的规模，所以，又提出一个观点，说是金字塔的建造者主体部分不是奴隶而是农民，他们出于对法老的热爱，在农闲时自己携带工具和粮食来参加修建工作，属于自觉自愿，所以，埃及政府不承担他们的生活开支。这些学者指着某处的挖掘现场，然后又到各处壁画和各个石碑上找到某些依据，天马行空地解释一番，好像便为自己的观点寻找到了圆满的证据。
也许，被宗教观念忽悠的民众去“自愿奉献”的，可能会有极少一部分，但是当他们发现，“自愿奉献”的劳动的强度远远超过了自己所能承受的限度，甚至要搭上自己的生命时，这些民众也会选择“自愿不奉献”——脚底抹油，开溜。
这些学者，他们忘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规律，那就是不管在埃及还是在中国，不管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人类刚刚跨进文明门槛的时候，所经历的第一个阶段，既不是西方式的温情脉脉的“伊甸园”，也不是东方式的天下大同的尧舜世界，而是一个极其残忍、极其血腥的阶级社会，等级森严，黑暗无边，从殷墟里上千具活人陪葬的尸骨，到罗马斗兽场里的上万名角斗士的尸体（据说公元107年，为庆祝胜利，图拉真举行了23天的庆典，期间杀死了一万多角斗士和一万多头野兽），都血淋淋地证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一个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漫长过程。那种把奴隶社会想象得像田园牧歌那般美好的论调，不是在前骗自己，就是在欺骗别人。
六、公元前2580年时，古埃及大致有多少人口？
据说，古王国时代的埃及法老每两年就要清查一次人口和财产数量，但是，两三千年里留下了那么多的金字塔、神庙、王陵、壁画和莎草纸，却没有一个清楚的人口数据留下来，搞得后来的研究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希罗多德认为，在26王朝的阿赫摩斯二世统治时期（公元前6世纪），那是埃及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有人居住的城市有20000座。而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则认为，在古埃及有18000座以上的重要乡村和城市，而在托勒密腊加的儿子统治时代，其总数在30000座以上，人口总数大概是700万人。
令人诧异的是，希罗多德据说生活在前5世纪，狄奥多罗斯据说生活在前1世纪，但是他们对自己几乎是同时代的埃及人口统计居然是那么的不靠谱。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前6世纪埃及有20000座城市，但即使每座城市只有5000人，那古埃及就有1亿人口，而狄奥多罗斯的说法就更荒唐，前2世纪，埃及的700万人口生活在30000座以上的重要乡村和城市，那算下来，每座重要乡村和城市就平均只有233个人。
这显然是在信口开河。
美国学者巴策尔认为，在前3000年，埃及有87万人口，在前2500年时，人口增长到160万，而前1800年时，又增长到了200万。而历史人口学者麦克伊韦迪则认为，在前3000年时，埃及人口就达到了100万，在前2000年时，进一步增长到了200万。
从他们的计算方式来看，这些数字也是靠敲脑袋得来的，也缺乏说服力。
实际上，要研究古埃及的人口总数，不如去研究古埃及各个历史时代的耕地数量和粮食平均亩产，相比之下，这个方法来得更为可靠。
第一，全新世以来，尤其是近7000年来，尽管地中海海平面逐步升高，但对尼罗河三角洲的影响是稳步变化的，也是今人可以大致调查出来的，所以，相对比较容易搞清楚埃及各个历史时期的耕地面积变化；
第二，除了尼罗河三角洲，埃及其他地方的的地理条件变化并不大，搞清楚这些地方的耕地面积就更为容易；
第三，不管是在尼罗河三角洲，还是在尼罗河河谷地带，还是在法尤姆及其他地区，埃及耕地面积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上限，那就是1970年的埃及耕地总面积，我们只要以此倒推，就可以算出古代埃及各个时期耕地面积的最大值，从而估算出那个时期的最大人口数量。
这就是古埃及在耕地、粮食、人口等各个指标上的真实边界，超过这个边界，再宏伟的理论都是荒谬的。
我们的计算思路是这样的：
1、埃及今天的耕地面积是既定的，在不同的统计口径里取最大值5106万亩，由此，我们可以往前倒推计算；
2、今天尼罗河三角洲的耕地面积是埃及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即3400万亩；由此，除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耕地面积也就推算出来，为1706万亩；
3、在第一节，我们了解了尼罗河三角洲的演变历史，了解到在4600年前，三角洲并不能进行大规模农业生产，所以，我们估算那时三角洲上的耕地面积只有今天的六分之一，即567万亩；
4、1971年，埃及建成阿斯旺水利工程，新增耕地面积1260万亩，新增部分只能是河谷地区的，所以，在1971年前，埃及在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的耕地面积总和也推算出来，为446万亩；
5、考虑到埃及属于沙漠地区的地质条件和灌溉条件的历史局限，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在三角洲以外别的地区的耕地总面积为今天总面积的一半，即223万亩，这个数字没有低估；
6、两个数字相加，由此，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全国的耕地面积大约是770万亩，这个结论是有根据的；
7、我们估算前2580年时，埃及小麦的平均亩产（30817万公斤÷790万亩＝39.02公斤），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西周时期关中平原的生产水平，考虑到尼罗河流域恶劣的自然条件，再考虑到古埃及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奴隶制早期的农业生产水平，这个平均亩产也是合理的；
8、有了耕地数量，有了平均亩产，所以自然得到了1年的粮食总产量，有了总产量，扣除必然支出，自然就得到了大致的人口数量。
9、即使把估算数据放大一倍，即尼罗河三角洲的耕地面积达到了现今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他地区的耕地面积达到了1971年前的规模，那么在前2580年时，埃及的人口数也只有60万人左右的规模。如果我们再把粮食平均亩产翻一倍，人口总数也只有120万左右，也都达不到巴策尔和麦克伊韦迪估计的那个人口规模。
实践证明，几百万年来，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类的进化与发展，是不可能脱离生存资源而任意跨越历史阶段的，人类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所生存的那个环境，在生存条件极其艰苦的新石器晚期和青铜时代，没有充足的粮食基础，人口大规模繁衍是不可能想象的。
麦克伊韦迪在《世界人口历史图集》中估算：
公元前5000年，埃及达到10万人；
公元前3000年，埃及达到100万人；
公元前2000年，埃及人口达到250万；
公元前200年，埃及人口为400万，中国为4200万；
（其实，直到公元前220年，中国自己估计总人口2000万左右，仅为埃及的5倍）
公元元年时，埃及人口为450万左右，中国为5300万；
1000年时，埃及人口500万，中国5600万；
1300年，埃及人口为475万，中国8600万；
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代的1600年，埃及人口300—500万，而同期中国为1.6亿。
法国人统治的1848年，埃及精确统计人口为450万（最小值），而中国为4.1亿左右。
在尼罗河三角洲提供的耕地越来越多、农业技术越来越先进的情况下，公元1848年时候的人口数跟1800多年前差不多，500万好像就成了埃及人口的上限，无论如何也突破不过去，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对埃及过去的人口数量估计太高，这也就是说，在公元前的各个历史时期，埃及都远远达不到那么多的人口总数。
另一方面，2000多年来人口数量的演变，也充分说明，在埃及这个沙漠绿洲地带地区，在农业耕种没有实现现代化之前，不可能承载太多的人口。否则，按照王陵壁画上显示出的古埃及那么发达的农业生产水平，在3000年的历史演变进程中，埃及人口数量就应该呈爆炸式增长，公元前2000年达到250万，进入公元1世纪就应该跨过千万大关，北非和中东地区的人口版图就应该是埃及人口向四周蔓延，逐渐占据人烟稀少的西亚和中东地区，而不是倒过来逆向流动，由阿拉伯人最终统治了埃及，而埃及本土民族最后则不知所终。
反观同样是文明古国的中国，尽管从北宋开始就进入了漫长的文明衰退过程，但中国的人口数量却反而在逐渐增长，即使是在差点亡国灭种的清朝和民国时代，中国人口在1949年时也差不多到了6万万左右。
二者相比，如同天上地下。
纵观公元1500年前的整个地中海地区，无论是北非还是西亚，无论是巴尔干半岛还是亚平宁半岛，从来都是地广人稀，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地中海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适合农业生产，落后的粮食生产水平无法养育太多的人口。
因此，条件更差的埃及更不可能作为一个违背规律的特殊案例而出现，并且是出现在地球上其他绝大部分地区都还在蒙昧中沉睡的时候。
二、尼罗河三角洲，在公元前10世纪之前只有小规模的农业生产
据说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把第一个首都定都于缺乏淡水的孟菲斯，而不是定都于20来公里以外的尼罗河畔的开罗，从今天看来，其原因估计就是因为当时孟菲斯就正好处于陆地与海边滩涂之间，之所以不选择尼罗河畔的开罗，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尼罗河三角洲还没有形成，开罗所在的地方要么是一片汪洋，要么是一片沼泽。
而从后世有信史记载的资料来看，开罗的前身叫福斯塔特城，是641年由阿拉伯人创建。969年，从突尼斯入侵的一支柏柏尔人在其北建立了一个长方形新城——曼苏里耶城。估计这个时候，尼罗河三角洲在这个地区的地质发育已经稳定下来，所以在这里建城也才有坚实的陆地基础。
从浩如烟海的研究资料来看，尼罗河三角洲是支撑古埃及文明的最重要的基础，甚至是支撑整个地中海地区古代文明庞大框架（包括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等）的最重要的基石，因为在公元元年前后数百年，在整个地中海地区都没有一个规模较大的农业发达地区来为庞大的“希腊化”地带提供必要的粮食供应，而只有尼罗河三角洲才有可能成为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大粮仓”。
于是，“繁荣的尼罗河三角洲”便应运而生，而且在前334年，传说中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还专门为此修筑了一座港口城市，以方便这里向整个希腊化地区运送粮食。尼罗河三角洲被描绘成了一个巨大的“鱼米之乡”，公元前后几百年以内，都在不停地在为雅典人、马其顿人、塞琉古人、迦太基人、古罗马人、西哥特人乃至汪达尔人输送永不枯竭的面包、橄榄油、葡萄酒、金币和努比亚奴隶。
假如，尼罗河三角洲的形成时间、形成速度和形成规模，在现代科技的再探索和再认识下，产生了跟历史认知体系严重背离的新认知和新事件，那么，地中海古文明的庞大框架就会发生严重动摇，从而导致一系列历史既定事实的被证伪和被推翻，从古埃及到古希腊，再到古罗马，乃至整个欧洲、北非和西亚地区，15世纪以前的历史都必须要改写重写。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古地中海文明的大厦就变成了建立在尼罗河三角洲沙滩之上的“泥足巨人”。
可以这样认为，以尼罗河三角洲地质勘探项目为代表的一系列现代科技成果，正在从根本上撼动15—19世纪以来欧洲人在地中海沿岸沙滩上所建立的那座恢弘无比的“人造文明大厦”，而且很可能会改写15世纪以来形成的关于南欧、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很大部分“古代历史”。
鉴于个人力量的微薄，本文仅对胡夫金字塔、亚历山大港和罗塞塔石碑进行证据确凿的质疑甚至证伪。
第三节 公元前2580年时，埃及的国力能否支撑胡夫金字塔的庞大工程
一、关于胡夫金字塔
我们先来百度两段经“科普中国”百科科学词条编写与应用工作项目审核过的“胡夫金字塔”的资料：
1、胡夫金字塔是古埃及金字塔中最大的金字塔。塔高146.59米，因年久风化，顶端剥落10米，现高136.5米，相当于40层大厦高。塔身是用230万块巨石堆砌而成，大小不等的石料重达1.5吨至160吨，塔的总重量约为684万吨，它的规模是埃及至今发现的70多座金字塔中最大的。
它是一座几乎实心的巨石体，成群结队的人将这些大石块沿着金字塔内部的螺旋上升通道往上拖运，然后逐层堆砌而成。十万多个工匠共用约20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人类奇迹。
2、胡夫金字塔位于埃及首都开罗西南约10公里吉萨高地的胡夫金字塔是埃及现存规模最大的金字塔，又称吉萨大金字塔 ，位于埃及吉萨，是古埃及第四王朝的法老胡夫的金字塔，主要作为其陵墓，也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埃及式金字塔。约建于前2580年，完工于前2560年。位于吉萨金字塔群的中央一座，也是最为高大的，被喻为“世界古代八大奇迹”之一 。在埃及境内已发现的110座金字塔中，吉萨高地的祖孙三代金字塔——胡夫金字塔、海夫拉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是最古老的金字塔。
那么，胡夫金字塔到底是谁修建的？是古代的埃及人？还是18、19世纪的欧洲人？
在此，我们不妨来做一些粗略的探究。（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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