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有人在看了文章题目后，懒得继续阅读就直接开骂了。对于这样的读者我惟有呵呵了：被人骂也不是头一遭了，不遭人妒是庸才，他若谩骂且由他，我自清风拂山岗。
读《西游记》，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作者究竟是谁？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这个说法其实经不得推敲。
现代人看到的《西游记》都是清刊本的，明代刊本的《西游记》有“华阳洞天主人校”三种刊本，却未有一种注明作者名字。
从现有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来看，明刊本与清刊本除了注明为朱鼎臣编辑之外，或注是华阳洞天主人校，或注是长春真人丘处机所著之外，没有一种作者署名为吴承恩的。
今天我们看到作者署名为吴承恩的《西游记》，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铅印本，作者署名为吴承恩，依据的是胡适《西游记考证》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国人向来喜欢人云亦云，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对二位前辈学人的研究所得奉为圭臬。
鲁迅与胡适二位用以证明《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最重要的证据是明熹宗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收录了吴承恩的几种著作，计有《射阳集》《春秋列传序》《西游记》等三种。需要指出的是，《淮安府志》中，根本没有注明《西游记》多少章节，也没有说明这部书属于什么性质的作品，那么就无法判断此《西游记》就是传之后世的百回本神魔小说《西游记》。
要知道，在我国历史上，两种著作同名的事情屡见不鲜。如果说这种情况与当时不懂知识产权保护有关，那么当代文学圈李逵与李鬼并存的现象也似乎不足为奇。
在清初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的《西游记》与唐鹤征《南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并归类为史部地理类。
吴承恩是不是真的写一部名为《西游记》的游记？答案是也许大概可能或者有！众所周知，吴承恩曾经担任过荆府纪善之职，也就是荆王的属官，荆王府在蕲州，吴承恩从他的家乡淮安前往，确实要走一条从东往西的路线。象吴承恩这种“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的文人心性，写一些文章记下沿途所见所闻也是合情合理之事。
一些人或者会质疑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的权威性，其实大可不必。黄虞稷是明末清初的藏书大家，他的藏书共有八万余卷，是江南地区屈指可数的藏书大家，《千顷堂书目》就是他藏书的目录。很显然，黄虞稷收藏有《西游记》一书。如果说吴承恩的《西游记》确实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神魔小说，以黄虞稷的学识，怎么会归类于游记档中？
在清代，《西游记》的作者署名一度为丘处机。有专家学者认为，《西游记》写的并不是唐朝玄奘和尚取经的故事，实际上写的是全真教领袖长春真人丘处机的西游。这种说法被一些学者指斥为荒诞不经，其实也不尽然。丘处机著《西游记》之事完全可以否定，但完全否定全真教与该书的关系，则有待商榷。
上世纪初，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宣称“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尤未学佛。”迅哥以为，《西游记》不但与道家没有关系，甚至与佛家也没有什么瓜葛了；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中，说的更是斩钉截铁，“《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玩坏了。道士说，这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诚心正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
自从被鲁、胡二位一番胡撸之后，不但后世国内学者不敢再有疑议，就连外国学者对此说也深信不疑。胡、鲁的观点几成定谳。
其实就连小学生都看的出来，《西游记》就是一部神魔小说，明明写的就是和尚、道士斗法，却偏偏要说与道士、和尚无关，后世人还不敢戳穿这种说法。胡适、鲁迅敢否定前人，我们为什么就不敢怀疑他们二人？
这种心态，值得国人深思。
《西游记》的作者署名为丘处机，这并不是张冠李戴，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山东登州人，为北全真七子之一。他的事迹广为世人所知，完全拜金庸大侠的《射雕英雄传》所赐。人们对他嫉恶如仇，大战江南六怪的故事津津乐道；也因此知道了他曾以七十多岁高龄率手下弟子，崎岖数万里，前往今阿富汗境内的大雪山，朝觐成吉思汗。
丘处机西行大雪山，拜会成吉思汗“一言止杀”活人无数，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的大事。
丘处机自幼死了母亲，童年即“孤贫乐道”，十九岁时隐居昆嵛山学道（如果家庭温暖，怎么会孤身一人跑山上修行？）。在拜王重阳为师后，丘处机学问大长，道行日深。在王重阳仙逝后，丘处机与同门护柩返回终南山。为王重阳守制庐墓三年期满后，遁入皤溪穴居，一边苦修一边待缘济世。数年后，丘处机又移居至更偏僻的龙门山修道，大定二十六年（1186）终于“学道乃成”，声名远播。
两年后，应信奉道教的金世宗完颜雍的征召远赴燕京，在金世宗面前“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金世宗闻言龙颜大悦，亲赐大桃以示褒奖，请丘处机出面主持万春节醮事，并传旨于宫庵中塑全真教创始人王重阳，马钰二人像以为纪念。在丘处机的努力下，全真教的社会影响力大增，“闻其风而愿执弟子礼者，不可胜记”（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语）。
丘处机掌教期间，全真教力压太一教、大道教，后来居上，在山东甚至整个北方地区已居于主导地位。丘处机也成了宋、金、蒙古三方势力竞相罗致、拉拢的对象。
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间（1220~1223），丘处机率徒远赴西域雪山，拜见成吉思汗。没有学到长生之术的成吉思汗对丘处机十分尊重，诏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并下诏免除天下道观、道士一切赋税差役。
至此，丘处机的声望登峰造极，全真教盛极一时。成吉思汗发诏旨，不过是为表示对道教的尊崇，始料未及的是——诏旨一颁布，四海皆知。于是出现了令人捧腹的一幕：大量寺庙改为道观，无数的和尚蓄发改行做了道士，甚至有的地方的孔庙也改建成了道观。所以如此，并不是信仰的动摇，一切只是为了逃避赋役。
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丘处机在元大都（今北京）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宝玄堂羽化，享年80。继任掌教的是其弟子尹志平，全真教开始盛极而衰。全真教在发展鼎盛期时，教众目空一切，信口雌黄什么老子化胡，结果得罪了许多人。
成吉思汗在位时一直奉行的是宗教自由政策，因此蒙元帝国境内不但有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甚至还有犹太教、摩尼教。全真教独尊，势必会惹得其它教派羡慕嫉妒恨，丘处机在世时尚镇得住，等他羽化登仙后，尹志平不知收敛，导致全真教成了众矢之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情还要追溯到丘处机在雪山的“一言止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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