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施：美女夏姬、间谍女艾和大夫诸稽郢的综合体

文/王向辉

西施以“沉鱼”美貌、只身犯险，为“越甲吞吴”执行潜伏计划而著称，其传奇可谓三尺童子皆知。斯人斯事自然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其相关之论可谓汗牛充栋，总而言之，主要集中在西施其人有无、西施故里之争两大方面。

有部分学者如龚维英、白耀天、杜景华等从先秦所见文献出发，认为历史上并无西施其人。而林华东、方志良等先生则认为历史上实有其人。也有部分学者如田素义等认为，西施在先秦时期是传说中的美女，参与勾践复国大计的越女只是借用前者的名号而已。

因此众说纷纭，人人居一隅而能言之有据，却莫衷一是。在仔细研读先秦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个人以为，西施虽是实有其人，但她并非无所依凭的传说人物，而其应是《左传》中的传奇女性——夏姬的异名；西施为间谍的故事原型则出自《左传·哀公元年》所谈论少康中兴的史料，是对女艾形象的加工；西施之说还存在对《左传》中“诸稽郢”的新创作。也就是说，后世对勾践灭吴有功的西施其实是混合这三个人物而最终形成的。

一、最初的西施乃是夏姬

“西施即夏姬”之说，并非我自己的发明创造，其最早见之于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中所引的《庄子· 齐物论》晋代司马彪之注。司马彪为“齐物论”注解时说：“西施，夏姬也”。郭沫若先生曾解释“司马彪称西施为夏姬，盖以越人为夏禹之后而云然，《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故越姬亦称夏姬，非必夏时另有西施其人’”。清人叶适、今人闻一多皆持此说。

我以为这种将“西施解释为夏朝苗裔女子”的看法是不对的。司马彪所言的夏姬，应该理解为春秋晚期陈国的夏姬，也就是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妖冶动人，在历史上“声名狼藉”，而后世所谓的西施则虽褒贬皆有，但似乎与其风马牛难相及，夏姬为楚国的申公巫臣窃逃奔晋事发生在《左传》之中的成公二年（前589），若以越王句践即位年来计算，是年亦要早九十年上下。夏姬到吴越相仇，则其人与骨皆朽矣，说其一人，莫非是借尸还魂不成？

我做此判断的根据有以下几点：

（一）二人都以美貌而著称

《左传·成公二年》申公巫臣曰：“今纳夏姬，贪其色也”“美妇人”;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叔向之母也说：夏姬“甚美”。

刘向《列女传》也曾云：“陈女夏姬者，陈大夫征舒母也。其状美好无匹，内挟技术，盖老而复壮者三。三为王后，七为夫人，公侯争之，莫不迷惑失意。”

张衡的《西京赋》也有：“妖蛊硊夫夏姬，美声畅于虞氏。”

而西施更是闻名遐迩的绝代佳人：

《墨子·亲士》云：“西施之沈，其美也”。

《慎子·威德》有：“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

《尸子·下》说：“人之欲见毛嫱、西施，美其面也。”

宋玉在《神女赋》中说：“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屈原也感慨“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

《韩非子·显学第十五》也有：“故善毛嫱、西施之美”。

《战国策·卷十六》“西施衣褐而天下称美”。

可见，夏姬和西施都堪称先秦时期的天下美女，因为二人皆“美而艳”，当是二人实质为一人的可能基础。

（二）二人之爱情都很传奇

刘向曾评价夏姬的爱情是“夏姬好美，灭国破陈，走二大夫，杀子之身，殆误楚庄，败乱巫臣，子反悔恨，申公族分。”据《左传》记载，先后为夏姬的美色所迷惑从而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男子有10多个，内有其名正言顺的丈夫子蛮、夏御叔、连尹襄老，申公巫臣，有长期与她保持性关系的情夫陈灵公、孔宁、仪行父，有倾慕者楚庄王、子反、黑要等，就连她所生的女儿也盖有其母的流风余韵，晋国的大学者叔向也“贪其色”，夏姬与申公巫臣的爱情故事委婉曲折，是爱江山更爱美人的一大典范，为此私奔的故事在中华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

《左传·成公二年》云：

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天下多美妇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连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获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归，吾聘女。”

巫臣周旋于楚郑之间，经过一番巧妙设计，最终“尽室以行，而以夏姬奔晋”。

夏姬在《左传》中凡数见，虽不着一词，却取得了“夭子蛮，杀御叔，弑灵侯，戮夏南，出孔、仪，丧陈国”之震惊天下的爱情成绩，《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传》叔向其母曾说：子灵之妻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矣，可无惩乎？吾闻之：“甚美必有甚恶”，这样的人在当时已属不同凡响，用茅盾先生的话来说：“这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而西施与夫差、范蠡的爱情故事更是传奇：在《左传》《史记》中还毫无踪影的西施，出现在“并含异闻”的《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中。在《吴越春秋》中只是说句践“乃使相者国中”，于是物色到了西施，并没有指名是范蠡亲自寻求并发现的。至于送西施去吴，《吴越春秋》虽说“乃使相国范蠡进曰”，而在《越绝书》中则是说“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这两书记载是有矛盾的。但二书有一个共同点都丝毫没有提及西施和范蠡之间有什么暧昧的关系。然而二书提供的材料，却是后人借助申公巫臣和夏姬爱情至上主义而虚构爱情传奇的素材基础。

（三）申公巫臣于吴之贡献，仿如范蠡于越

申公巫臣奔晋，是因为迷恋夏姬，结怨于楚国贵族子重、子反，楚因此“杀巫臣之族”。这样，申公巫臣即由晋“请使于吴”，吴王寿梦时，巫臣以其子狐庸“教吴乘车，教之战阵”。吴国强大后，得以和楚争雄。强大起来的吴国，对勾践主政的越国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吴越毗邻，使得吴国政治进化、追赶中原文明的申公巫臣自然也可能成为越国所向往的英雄神奇人物，因此，申公巫臣之爱情奇谈也就可能成为越国民众心目中渴望转移的一大蓝本了。

（四）西施其名与其出身

杜景华先生曾主张：西施，只是一个美人的代号，并不明指某某人。我以为是有问题的。

虽然战国诸子书中记载西施的如以书名其人生为序则，最早见之于《管子·小称》《墨子·亲士》，但这两篇，学术界多认为有后人托作嫌疑，因此较可靠的则是《庄子》《孟子》《荀子》等书中的西施。

以“寓言”见长的《庄子》书中西施形象最为鲜明，两见（三见）其人其名，一个是著名的“东施效颦”典故，一是后来俗言“沉鱼”之出处，我以为这不仅是战国时期诸子中最早的“西施”形象，而且富含深意，估可分析：

《庄子· 外篇· 天运》说：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掣妻子而去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惜乎？

“毛嫱、丽姬（崔本作西施），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

东施效颦语出《庄子》，仔细分析这个寓言，一是可知西施可能有心痛、心脏病之类的毛病，曾分夏姬其夫巫臣之家的楚国大臣子重在前570年，攻吴，结果“所获不如所亡”之时，子重“遂遇心疾而卒。”后世的不少医方文献中，有夏姬汤，就是治心病的，我以为这可能包含有一定的西施是夏姬的史影。

二是东施的故事类似于“邯郸学步”（讽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结果身死人手的），它之深意很可能是庄子讽刺某个国家的变革没有深入到本质。

我以为这个国家可能是隐语“越国”或“吴国”。众所周知，庄子本人曾长期在楚国生活，而在这个时期楚吴之间，正是斗争此起彼伏，吴国因为申公巫臣前去，学习晋国和楚国的先进军事，而不致力于学习先进的政治制度，西施设若是夏姬，则心向楚国的庄子之深意当即在此。

《庄子· 齐物论》还云：“厉与西施，恢恑谲怪，道通为一。”

“淫声在外”的夏姬是如何与西施挂上关系的，我以为，环节即在于斯。在庄子看来，丑恶和美好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实质是一样的。唐代的释皎然在《诗式》中曾说“此道如夏姬当垆，似荡而贞，采吴、楚之风，然俗而正”，我以为是得夏姬其实的。

与庄子时代接近的孟子在《离娄章句下》也有“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的只言片语。

一般认为，孟子是用对比的修辞，并无太多深意。其实，我以为，“西子蒙不洁”，如移植理解，正是“夏姬蒙不洁”, “人皆掩鼻”正是一些人对她的鄙夷。因为，在春秋时代以前，贞洁观念非常薄，夏姬虽然屡次改嫁，以“淫放”闻名，但并无多少值得指摘的地方，《左传》无有，而孟子的时代，“匹夫”个性获得一定程度的释放，因此，男权为主的社会得以确立，对女性的贞洁要求提升，因此，孟子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东汉的赵岐注《孟子》这处时说“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说“古之好女”，而不说“越国好女”，也可见西施其人的生活年代，非是越王勾践时期。今人常以《诗经·陈风·株林》《诗序》所云“株林，刺陈灵公也。淫于夏姬”为标尺，其实，这首歌应是写“青年男女赴庙观看歌舞，择偶欢会之作。”

再看《管子·小称》说“毛嫱、西施，天下之美女也，盛怒于面而不以为可好。”

如果放弃传统看法中的假设，而以为这种“盛怒于面”为实指，那西施何以盛怒？夏姬的人生正符合这一“不以为可好”的定性。

白耀天先生曾在自己的文章《西施考辨》中提及西施和夏姬的关系，但是他如是说：“司马彪以为吴越来的美女即是夏姬，其实夏姬早已老死成灰，且夏姬先后嫁过三个男人，在陈时又撂下丈夫同时与陈国君臣三人私通，声名狼借，似此等女人怎会为人称道传诵作为'好’的代词呢？不过，司马的注却透露了一个信息：西施与吴越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夏姬最后是落籍吴越。”

白先生的说法，后面是对的，而前面则是他用后世所谓“好女”的标准来审视前面的时代了，因为戴着有色眼镜，后也就得不出准确的结论了。

我之所以坚持西施就是夏姬，还在于对西施其名的解读。

杜景华先生已经指出，“先秦时期的文献中，西施与毛嫱常常同时出现，而毛嫱当为宫中妇官毛姓者。”我以为，可以加深理解，既然毛嫱是宫中美女，而与之同处出现的西施，自然也不可能是普通百姓的女子，而应该是进宫的女人。而众所周知，夏姬是郑穆公之女，身为公主，而楚庄王在灭陈以后，也曾“欲纳夏姬”，及至王斗说齐宣王，还说：“后宫十妃，皆衣缟纻，食梁肉，岂有毛廧、西施哉”，都可见其最初的出身可能具备高贵血统。

《书大传》:“西方者，迁方也，万物迁落也。西，迁也。”关于“施”, 《广雅·释诂三》是“施，予也。”春秋时代以“施”为名的，多取“旗帜”的含义。取名西施，按照杜先生的理解，“西”可能取自《诗经·简兮》“西方美人”之意，施，则取“旗帜”之意，也就是“西方美人之最美者。”我以为这是真知灼见，夏姬作为当时春秋郑、陈的美女，自在中原地区，郑，乃是周宣王封其弟桓公友而立国，周在西方，“天道多在西北”，而且其美无以媲美，因此夏姬最有可能就是西施。

我们还可以分析一下与西施同时出现的另外两个美女，对文献中不详的西施定位。在先秦文献中，西施除与毛嫱并列外，还偶有与阳文同出的。这个“阳文”, “楚之好人也。”《七发》称之为“阳文，楚美人”，可见，这个与其并出的西施也难逃楚、越之间。

在东汉的文献《越绝书》与《吴越春秋》中，与西施并举的是“郑旦”，据《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所说“得宁罗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

我以为，这个郑旦，是莫名其妙的。历来学者也很少分析，其实，这是我们破解西施之谜的一大关键。郑旦，若分开来看，就是郑国诞生之意，也就是《司马相列传》中所谓的“郑女曼姬”之郑女，而夏姬正是郑穆公的女儿。

值得注意的还有“鬻薪之女”，夏姬是郑穆公之女，穆公其名为兰。兰花和“薪”其一也。

宋代的张邦基曾说“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为名也。”还算是认识精准，但这个“古之美人”，正应是夏姬。

《墨子·亲士》中有著名的“西施之沈，其美也”，不少学者以墨子大致和吴越争霸时期同时而由此证明西施救国确有其事，其实墨子中的这一段历来就有争议。孙诒让曾说“疑后人以儒家言缘饰之，非其本书也。”王焕镳《墨子校释》认为其中孟贲一句为后人所加，我以为四句可能皆是后人所加，但我不认为此处“西施之沉”是受《越绝书》，或者《吴越春秋》的影响，因为众所公认《墨子·亲士》约成之于汉武帝时期，大致还是早于《越绝书》的，因此，我以为，西施之沉，当理解为“沉沦”，这是至西汉时期女性地位下夏姬形象的最佳写照。退一步讲，即使真是一般所解释的沉江，也很符合“大美之人必有大恶”的评定。《左传》好为预言，其实在书中已经明言“淫为大罚”，西施沉江，不正是这一理论的体现吗。

我不是单纯的推测，众所周知，袁康、吴平写作《越绝书》时，并未署名，而是大玩猜谜游戏，这个西施、郑旦，合之是一人，也可能是这种文人故作聪明的卖弄行为。

二、西施潜伏与女艾谍浇

学术界早有共识，西施沼吴、舍身救国的故事，在先秦时期是毫无踪影的。司马迁《史记· 越王句践世家》记勾践复国史实甚详尽，连“尝胆”这一传说都写了进去，却唯独只字不提西施，这是战国时期西施其人并无复国故事的重要证据。

但何以西施救国说在东汉时期正式出现，我以为这是袁康等人借助夏姬“西施”的异名，而对《左传·哀公元年》伍子胥一段话的借用和学习。

当吴王夫差予许越使文种行成时，伍员曰：“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毒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使女艾谍浇，……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

这个夏主少康中兴的历史典故，本是伍子胥寻找历史证据，援引强弱善变的道理来试图说服夫差的，其中“越大于少康”只是方国实力规模的比较，并没有别的意思，但有可能成为越为夏后氏之说的源泉，也成为西施救国最初的灵感。因为这里的“女艾谍浇”可谓给小说家进一步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我们不妨结合其他史料试作解读：

其一：越国归宗夏禹。

司马迁《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说：“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这种文化整合现象的最初发轫，原因可能较为复杂，我在这里不过是一种猜测，但这基本符合文化比较理论的相关原理：即弱势文化总在试图寻找与优势文化之间的共同点，以此实现心理上的某种超越，与越国世仇的吴国被认为是周太伯让国出现的崭新国度，这一点攀亲心理不可能不影响到较之吴国处于后进地位的越国，因此，寻找比吴国更早的历史偶像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政治心理需求。如东汉出现的《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煞有其事的描述越王勾践临终前对其长子讲“吾自禹之后，承元常之德”的遗言，这其实折射出弱势文化的自我确认的心理历程。

越既然在司马迁所处的西汉时代已经确认了夏后裔的身份，那关于夏主少康中兴的材料自然备受他们的重视。越王勾践是越国历史上的明君，仿如中兴夏王朝的少康，他的三千越甲可吞吴的历史过程，在后世文人眼中，自然是需要一些少康中兴的传奇色彩的。

其二：勾践确实使用过美人计。

《国语·越语上》说：“越人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嚭。”《越语》载文种对吴王夫差说：“女赂君之辱，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越国之宝器毕从，寡君帅越国之众以从，君之师徒，唯君左右之。”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也说：“于是句践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而且据更早的《左传·哀公元年》说“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

这大概也是女艾这个人物幻化为西施，并与吴王、勾践扯上关系的萌芽。

西施舍身救国的种种传说春秋战国还没有踪影，最后却在东汉文人书写的《吴越春秋》《越绝书》中出现，应该也是对这种美人计的艺术再创作。《诗经·小雅·正月》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女艾既然能够灭掉浇，但她的故事太不完整，那为何不能由此生发开来呢？

《吴越春秋· 句践阴谋外传》写道，大夫文种向勾践进献“灭吴九术”，其四曰“遣美女以惑其心，而乱其谋。十二年，越王谓大夫种曰：'孤闻吴王淫而好色，惑乱沈湎，不领政事，因此而谋可乎？’种曰：'可破。夫吴王淫而好色，宰嚭佞而曳心，往献美女，其必爱之。惟王选择美女二人进之。’越王曰：'善。'”

于是这个从夏姬处获得灵感，从相对苍白的女艾处借尸还魂的人物就要登场：

《吴越春秋·句践阴谋外传第九》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而献于吴。”

《吴越春秋》和《越绝书》两书，“其言不雅驯，不足据为典要”“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例如《外传记宝剑》所记述的欧冶子铸剑，书中如此描绘“雨师扫洒，雷公击紊，蛟龙捧炉，天帝装炭，太一下观”，明显采用夸张的手法，诗人的浪漫色彩自然会歪曲历史的真实性。

三、西施与《左传》中的诸稽郢

《左传》一书详细记述了吴越争霸的史实，其说“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也就是说范蠡回国，这个大夫柘稽实质扮演的是危险的人质任务。

这个诸稽郢，《史记索隐》以为是“越大夫也。”依照《国语·郑语》的记载：“彭姓豕韦，诸稽则郢”, 《路史》也说“诸暨氏，彭姓分也。”可见这个诸稽郢和诸暨县有关，而很巧合的是，在《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中，西施皆作“宁罗山在诸暨县南五里”“诸暨县宁罗山，西施、郑旦所居”。粗粗看来，这位越国大夫与西施和郑旦还是老乡。

我以为，这也是《左传》中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诸稽郢既然和范蠡同去，而范蠡最终回国，这个诸稽郢则是留在了吴国为人质。可见，身份和地位不低，从相关史料来看，他是越国中兴灭吴的主要功臣之一。而在后世的文人中，这个诸大夫的地位就下降了，他在吴国的活动有足够的戏剧性，但因为空白而充满着好奇和加工的可能，这因此成为袁康等人创作新西施的灵感来源，因为范蠡“才子当须美人配”。

西施和范蠡的爱情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其实这一是受了申公巫臣和夏姬故事的启发；第二，也和这个诸稽郢有关。

《越绝书》中，“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整部书中，丝毫不见范蠡和西施之间有所暧昧的痕迹，而成书于唐代的《吴地记》所引《越绝书》佚文却说“西施亡吴国后，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这个故事早有不少人认为是不可尽信，《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记载范蠡之事尤详，“范蠡浮海出齐，居陶又有妻室儿女”，并无载及西施故事。

这一点，前辈学者多有论述，我在此补充认为：西施舍身救国与范蠡同游同爱的故事乃是“史如积薪，后来居上”的文化整合的结果。

郁达夫曾估测“西施系由萧山迁来的客民之女”，虽然没有根据，但用在这里，还是有些道理的。

总之，西施这个人物，特点鲜明，但她源出于《左传》，因此我以为，弄清楚《左传》在越地的流变，对于越国早期历史的梳理是很有帮助的。

简史专栏

上古史话 | 考古发现 | 分子人类学 | 古代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