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合诸侯致群臣的地方，不在绍兴也不在当涂，而在河南嵩县
编者按：本文为作者于1995年在某学刊上发表的论文。其关于涂山/会稽山的解读，有一定道理，故重新刊之。十年前，笔者曾以考古文物结合文献典籍剖析，否定了绍兴会稽实非大禹治水、朝会诸侯和葬地后，久从而引发了一场争论。金经天先生提出了与我不同的意见，但我的主张后来却得到了包括绍兴徐德明等先生在内的众多学者的支持。由于金氏之说也代表了有些人的看法，故愿借此机会复论于下，以求教于学界同仁。按《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王朝的建立，是由“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成氏、褒氏、费氏、杞氏、増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等姒姓部落联盟组成的。邹衡教授早就指出，无论从历史地理考证，还是由考古发掘资料研究，夏的统治中心是在河南省登封中岳嵩山周围和伊、洛流域，而一般的统治区域则包括有晋西南和豫东等地，故《国语·周语》有“昔伊、洛竭而夏亡”之谓。此说即使不中，然其大的统治范围也不会越过陕东、鄂西、鄂东、皖西及至鲁西南地区的，这便是拙作以考古文物资料为基础，而得出的“夏之国土”所在。就是在夏末之时，依《史记·吴起列传》载，也只说“夏桀之居，在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战国策·魏策》亦称“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谿之阳，庐泽在其北，伊洛出其南”，当然，上引夏桀的疆域略嫌保守，然而，凡有历史常识者，谁也未敢把《孟子·公孙丑》所记夏后之地中的“千里”，贸然臆断为“王畿”所在，去相信如金氏所引《韩非子·十过》中的“昔者尧有天下，……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西至日月所出入者，莫不宾服”等不实之辞。金氏曾肯定绍兴会稽是在大禹统治势力范围之内，确信绍兴会稽为大禹治水、会聚诸侯及葬地，因而也就有辨明的必要了。众所周知，与夏王朝基本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就是以今河南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内涵，此即考古学界所称的“二里头文化”或“夏文化”。其文化特征是：陶器中鼎、鬲相对较少，而以夹砂中口罐为主要炊器。瓦足O、平底盆、绳切纹小罐、研磨器等为常见的器形。觚、爵等酒器比较流行，生产工具中石铲和石镰大量使用，也有小件青铜工具。卜骨大都有灼而无钻。考古学界尽管对其来源、分期及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的判断小有分歧，然却几乎众口一辞，认为应在河南龙山文化中去寻找其来源。在浙江地区，与二里头文化晩期相当者，是以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为代表的“马桥文化”。其文化特征是：炊器主要是鼎、其次是甌和釜，未见有鬲。盛贮器、食器以印纹陶为主，器底都是圜底内凹，有折沿弧腹的罐和盆、带圜把的杯和鸭形壶等器形。其次是泥质陶，都是平底或圈足器。器表素面为主，有的肩腹部压印一条带形的云雷纹或鱼鸟纹。器形有觚、觯、尊、豆、簋、瓦足盘、袋足盉和澄滤器等。于此可知二里头文化和马桥文化的主要内涵有着显著的差别，是勿庸置疑的。马桥文化（指第四层）的年代，按邹衡教授的意见，是“大体不超过早商时代”，而上海马桥遗址发掘报告中，也主张“已晚至早商”。所以马桥文化出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只能解释马桥文化受到二里头文化晚期的影响或与部族迁徙有关，两者实在难以划上等号。金文说“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三足盘（或称瓦足皿），则在余杭的与马桥同期的良渚文化中多次出现”，把马桥文化同良渚文化混为一谈，不知作何解释？须知道夏禹之时与早商年代相去数百年，我们不应牵强附会之。如此看来，与夏禹时代的二里头文化早期（或河南龙山文化末期）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大致便是良渚文化晚期了。固然，二里头文化诸如饕餮纹和部分玉器与良渚文化接近，只能说它曾吸收了良渚文化先进因素，但彼此的文化主体却完全不同。笔者先前就已明确指出，“假如宁绍当时已属夏土，那么历经夏、商、周后，文化面貌势必与中原地区高度融合，先进发达，商周甲骨文申也应有所载及，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浙江出土三代时期的文化仍是以印纹陶为主”，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再者，从大禹治水的故事传说记载，可知他是在其父鲧的基础上治水成功的。鲧又称崇伯鲧，《左传·昭公七年》记：“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山海经·中次三经》有，“南望禅渚，禹父之所化”。文中的“禅渚”，郦道元在《水经注·禅渚》中释在陆浑县，即今河南嵩县境内，羽渊自然也在这一地区。马世之先生曾考证说，“古代无嵩字，嵩均写作崇”，知鲧与嵩山密不可分。鲧之治水，理应距此不会太远。史载鲧治水釆用“障”、“堙”之法，方法不对头，最终被处死于羽山。而《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水是“续鲧之业”，也就是说在鲧的基础上进行治水的，并不是另起炉灶。他接受其父治水失败的惨痛教训，经实地调査察看水情后，毅然采用疏导水流的正确措施，身先士卒，率领民众艰苦奋斗，最终平息水患，治水获得了成功。无论是安徽的涂山故址，抑或绍兴及重庆等地，都无关于鲧治水的传说或记载，这给我们判明继承父业的夏禹治水之地不在绍兴，无疑是条重要的证据。此外，从《史记·河渠书》引《夏书》云：“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然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于是禹以为河所以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厮二渠以引其河。《汉书·沟派志》也载：“河乃大禹之所导也”。显然都指治理黄河及其支流水患无疑。退一步说，如果大禹治水确在绍兴，或者说整个宁绍平原，可地处此地的平水江、曹娥江、姚江和甬江均属小河流，即使是钱塘江泛滥，也都不如解释为黄河或其支流泛滥来得合理。绍兴地区发现的马桥及良渚文化遗址至今寥寥无几，说明当时不是大片众多居民聚居的地方，大禹完全没必要远离故地来此治水。假如说夏禹是治理宁绍平原的海侵，不但和海洋、水文地质学家所说的最后一次海侵的年代不符，而且也同大禹成功地疏导水流措施相悖（海侵如何疏导？），更何况海侵势必留下海相沉积层及遗物，可至今尚无足以表明大禹时代有海侵的确凿证据。徐旭生先生早年就已正确地指出，“钱塘江以南的山岳丘陵地带，也不至于有洪水泛滥”，使这位传说中的圣君，千里迢迢远离故土到此治水是十分清楚的。至于金氏等人主张“九州"、“五服”是大禹制定的问题，实不足取。据陈连庆先生研究，“九州”之名，目前以《左传·襄公四年》和《叔夷钟》铜器铭文最早，但并无列出各州具体名称。《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有“九州之戎”，杜注为陆浑戎，也不过是《禹贡》区划中豫州的一小部分而已。再如《昭公四年》记：“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南、中南、九州之险也”。以《禹贡》的区划论之，范围也只包括雍、冀、豫、青、荆等州而已。而“五服"之制，首见于《国语·周语》，至《禹贡》书成（约公元前316年至前245年），又在《国语》基础上添了新的内容，说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成为流放罪人之地。把本来犬牙交错的邦国划为整整齐齐的行政区域，三国时的王肃早就不相信此事了。不知金氏主夏禹划分的：九州”、“五服”制，有什么过硬的实证。既然夏禹不可能到绍兴会稽治水，那么传说中禹妻娘家所在的涂山，自然也决不会在绍兴的。有史为凭：《吕氏春秋·音初》载：“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文中的涂山当为西周时宗周、成周间南面的周南、召南地区。按《汉书·武帝纪》载，"（元封元年）诏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驳鹿，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崇嵩。”颜题古引《淮南子》注云：“启，夏禹子也，其母涂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通轩辕山，化为熊，……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帝王世纪》也载，“阳城有启母冢。”尽管阳城有夏启母冢是否信史有待稽考，但于此却不难领悟到阳城与启母（涂山氏女）有着密切关系。考古发现早已证实春秋战国时的阳城，就在今日的河南登封告成附近，那么，《世本》和《史记》等书所载的“禹都阳城”，必然与之相去不远。何况登封告成王城岗还发现有河南龙山文化末期的城址，可为我们在河南或晋南寻找禹都故址带来了希望。史载夏后启母石就在登封嵩山一带，涂山也就必在附近地区。査《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与太公对话时说，“自洛汭延于伊汭，易居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水经注》云：“伊水历崖口，山峡也。翼崖深高，壁立若阙，崖上有坞。伊水迳其下，历峡北流，即古三涂山也”。由此可知，此处伊水一带的三涂，又称三涂山。《尚书·益稷》记禹“娶于涂山、《左传·哀公七年》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而《国语·鲁语》又说：“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如此看亲，涂山原是三涂山的省称，因禹会诸侯于此，故又有会稽山之别名，它正是禹妻娘家所在。李玄伯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和闻一多先生在《天问疏证》中均主涂山在今河南嵩县；顾颉刚先生在《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文中，也主张“这三涂山大约就在熊耳山的东角。禹娶涂山，从禹传说的核心来看，应当在这一边才对，所以我以为涂山即是三涂山的简称。”其后又经黄伟城先生、马世之先生和孙淼先生的全面论证，早期的涂山确在河南境内，正与禹的活动地区相合，绝不可能在绍兴是可以定论的。那么，绍兴为什么会有与大禹有关的地名和故事传说呢？有人说这纯属无稽之谈，也有人主张是越王勾践强大后，为了军事上、外交上和内政上的需要，而有意编造传播出来的。以致连秦始皇、司马迁等人都误信其说。对此，尚有讨论的必要，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越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是有根据的，说明越王勾践是那位（《越绝书》说是“无余”）封于会稽，以奉守禹祀的夏禹后裔，也就是说越确为禹后。这里有重要史料值得重视，在商代甲骨文中往往出现有“戉”的方国名称，早年常与羌方、O方发生战争。据董作宾先生考证，戉方国的地望在河南禹县、登封以西，洛阳以南地带，是夏部落的一支。董楚平先生则主张“夏族的本名可能也叫'戉’”。准此，既然夏禹治水的地域、禹妻娘家的涂山（会稽山）和戉方国都在河南伊洛流域，那么，勾践祖先的无余居地，理应在这一地区为是。徐中舒先生曾指出，夏商之际夏族有部分北迁为匈奴，一部分南迁于江南为越。《淮南子》记：“汤败桀于历山，与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这个南巢就在安徽，正是夏族迁入江南的必经之地。我认为徐说是可信的，《汉书·地理志》九江郡当涂县（今安徽怀远县东南）下载：“应劭曰：'禹所娶涂山侯国也，有禹墟’”；郦道元《水经·淮水注》：“涂山有会稽之名，文中的涂山及禹墟传说，似同某支夏部族南迁安徽有关。我们从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即马桥文化）相当于商代早期突然出现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如觚、觯、瓦足皿等，可知夏末至商代早期已有部分夏人（或即戉方国中的贵族）南迁入浙，后来成为越族土著的首领，并建立了越国。联系到《史记》、《越绝书》、《吴越春秋》对越王世系不能一一列出，或彼此出入很大，殆即同夏人（戉方国贵族）南迁，以致世系不明的缘故。众所周知，古人甚重视祖先，王室苗裔更注重对开基始祖的祭祀。这在古籍中的事例并不罕见。夏人（或许是戉君无余后人）流亡迁徙中，可能奉祀大禹神牌到达新的居地，而有关他的传说故事，也随着夏人的南迁而带入浙江乃在情理之中。钱宾四先生曾指出：“古人迁徙无常，一族之人散而之四方，则每以其故居迁而名其新邑，而其一族相传之故事，亦遂随其族人足迹所到而递播以远焉。”或许正因为这样，加上年代久远，故司马迁不明其中底细，便把有关大禹治水、会聚诸侯和葬地，误为绍兴会稽了，致使我辈欲识其庐山真面目，诚非易事。不过，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文末，也说：“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既称“或言”，足见当时已有多种说法，司马迁对禹葬江南的会稽，也有存疑应是清楚的。综上所述，我们主张越王勾践的祖先确是夏禹的后代，也就是说“越为禹后”并非胡说。绍兴会稽关于夏禹治水、会聚诸侯及葬地等传说，实同夏人的南迁入浙有关，此说也正与杜金鹏先生所论不约而同。不过，我们欲予申明的是：我们今日在绍兴公祭大禹，并非毫无意义。事实上，大禹忧民救水，身先士卒，“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不愧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治水英雄，他公而忘私的精神，永远值得人们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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