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和耶律楚材的撒马尔罕之行：由协同合作走向决裂
编者按：乱世出英雄，亦出思想。春秋战国时如此，宋元之际亦如此。彼时的精英，理想或同，皆为救乱，但信仰不同，故生冲突。然千百年后，我们看到的是一幕幕不同的人生体验，或昂扬，或超脱，或幽隐，或诗意，无不让人神往。如此，足矣。摘要：耶律楚材与丘处机先后受成吉思汗之邀跨越万里西行至河中府(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他们的西行创作联结着燕京与西域两大文人群体，为西域诗增添了新的地域、民族、文化色彩，但由于身份的差异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二人的诗作均赋予了西域之地新奇、雄伟、蓬勃的色彩，但丘处机将西域之行视为道家的修行之旅，而耶律楚材则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寄托于这片新天地；二人怀抱着相同的理想，一为“以儒治民”，一为“以教救世”，但由于信仰的差异与冲突，由协同合作走向决裂。二人在河中府的文学交游，以及与燕京文人群体的遥相唱和，拓宽了传统西域诗的意蕴，反映了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揭示了儒士与道士在具体历史时期的生命体验与历史命运，也掀开了元代文学史的序章。丘处机与耶律楚材，一位是名震朝野的全真宗师，一位是胸怀大志的儒士，他们先后受成吉思汗之邀北上历经漠北草原、大漠，跨越阿尔泰山、阴山到达位于中亚的河中府(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在漫长的行旅中，他们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创作，还联结了燕京文坛与西域文坛这两个相隔数千里的交游圈，可视为元代文学史的序章。二人应召的缘由、目的十分类似，其西行的路线、交游的对象也多有重合，他们的西行诗不仅拓宽了传统西域诗的意境，而且反映了我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揭示了具体历史时代中儒士与道士的不同生命体验与历史命运。1218年，蒙古使团在花剌子模遭遇当地守将劫杀，引起了成吉思汗的愤怒，也成为其第一次西征的导火索。1219年，蒙古与花剌子模的冲突已经无法以和平方式解决，成吉思汗决定亲率大军征讨花剌子模，令其弟斡赤斤留守蒙古，大将木华黎继续攻金。在西征前后，成吉思汗已经注意延揽中原地区的各种精英，尤其是如宗教领袖、术士、医者等具有实际效用的人才，耶律楚材与丘处机即于成吉思汗西行前后分别收到了诏令。此时金朝尚存，耶律楚材身为金朝大臣，丘处机也曾受过金主礼遇，但二人不仅没有推拒大汗的礼请，反而应诏西行，不远万里追随成吉思汗至河中府。究其缘由，一者在于蒙盛金衰的时代背景；二者在于耶律楚材的契丹人身份；三者在于二人宏大的抱负与理想。不过，由于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无论是成吉思汗，还是道士丘处机、儒士耶律楚材，各自的期待亦有着巨大的差异。“戊寅(1218年)之春，三月既望，诏征湛然居士扈从西游。”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的瞩目乃是出于战略需要。契丹人一直是金朝政治结构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他们与女真之间不仅有着灭国之仇，女真贵族施行的错误的民族歧视政策更是加剧了二者的矛盾。早在攻金之初，成吉思汗即有意延揽这些辽朝遗民，作为削弱金朝的助力。在征服金朝的过程中，契丹族将领多不战而降，主动投奔蒙古麾下，并成为攻打金朝的先行军。攻城掠地后，他们或被授权管理地方，如驻守燕京的石抹明安、石抹也先、耶律秃花等，或被纳入更庞大的战争中，如扈从西征的耶律秃花、蒲察七斤等。另外，成吉思汗对于亡辽之宗室近族尤为看重，攻克中都后，便属意于东丹后裔耶律家族，至于最终选择耶律楚材，大致出于以下四点考虑：其一，耶律楚材一族不仅为辽之宗室，亦为金之重臣，地位显赫；其二，耶律楚材本人刚好留守中都；其三，信奉萨满教的成吉思汗看中了耶律楚材的占卜之术，所谓“自天明下诏，知我素通蓍”也；其四，耶律楚材的政治身份有助于安抚、团结相继投诚的契丹势力。成吉思汗下令征召的时间为1218年3月，此时金廷尚蜷居汴梁，身为金朝臣子的耶律楚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请，踏上了遥远的北觐之旅。耶律楚材政治观念的转变与金朝政治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1213年，继野狐岭之战后，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展开了第二次大规模的进攻。在蒙军的打压下，金朝统治者不仅无力抵抗，还时常发生内讧，君臣离心。1213年8月，驻守中都的纥石烈执中(胡沙虎)发动政变，废杀皇帝允济，完颜珣继任为宣宗。1214年5月，金宣宗作出了放弃中都的决定，仓促南逃汴梁。这一南迁之举，不仅使尚在抵抗的军民大失所望，而且还引发了华北民众南渡黄河的狂潮。耶律楚材的兄弟辩才、善才及发妻梁氏、儿子耶律铉均在南逃之列。金宣宗在南迁之前，曾命完颜承晖与抹燃尽忠辅佐皇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耶律楚材时为完颜承晖手下的左右司员外郎。保卫中都的战役进行得并不顺利，在蒙军的围困下，1214年7月，完颜守忠仓皇逃亡汴梁，1215年正月，通州元帅蒲察七斤降，抹燃尽忠也在策划出逃。1215年5月，完颜承晖自尽，中都城破。君不抗战，将不守城，蒙军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拿下了中都。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耶律楚材对金廷统治者的管理无能与政治失策十分失望，对中都的人心涣散与满目疮痍万分痛心，也对自己刚刚开始便行将夭折的政治生涯深感苦闷。残酷的现实使耶律楚材开始沉寂于禅宗，但与传统的士大夫一样，他并未改变行道泽民之“素志”，成吉思汗的欣赏，使他看到了大展宏图的契机。1218年3月，耶律楚材从燕京出发，北过居庸关，经武川(河北玄德)、云中(山西大同附近)，越天山(今大青山)、过净州、沙井，涉大碛，逾沙漠，历时三个月，到达成吉思汗位于怯绿连河畔的营帐。成吉思汗对耶律楚材的才干十分赏识，当即决定“处之左右，以备咨访”，还亲切地称呼他为“吾图撒合里”(意为“大胡子”)。在面觐成吉思汗后，耶律楚材十分兴奋，他如此赞叹着蒙军的行帐：“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千古之盛，未尝有也。”又如此称颂成吉思汗的英豪：“千山风烈来从虎，万里云垂看举鹏。尧舜徽猷无阙失，良平妙算足依凭。华夷混一非多日，浮海长桴未可乘。”充满了对得君行道的期待。在耶律楚材应召一年后，丘处机也收到了蒙古大汗的邀请。1219年5月，在近侍刘仲禄的举荐下，渴求长生的成吉思汗下旨征召丘处机北行入觐。面对成吉思汗的礼请，丘处机及其门人尹志平发出了“开化度人，今其时矣”的感叹，也即劝阻蒙古军队屠杀民众，并借机立观度人。可以说成吉思汗的征召是丘处机正在等待的契机。丘处机随即启程抵达燕京后，听闻成吉思汗已于时年6月拔军西征。1220年10月，经不住成吉思汗的一再催促，丘处机决定西行。其西行的路线与耶律楚材随军西征的路线大致重合，即向西穿越蒙古高原，沿着天山山脉一路向西南，至别失八里、河中府。1221年11月，丘处机一行抵达河中府，与耶律楚材结识。有趣的是，二人应召的缘由、目的十分类似，其西行的路线、交游的对象也多有重合。耶律楚材与丘处机在金朝尚存的情况下公然北上入蒙，并跟随蒙军西征，无疑是出于对时势的预判以及对成吉思汗的政治与宗教期待。对耶律楚材而言，成吉思汗是他所期待的“明君”，他怀着“廊庙为三公”的政治夙愿，渴望在蒙古这个新兴的王朝之中一展宏图；对丘处机来说，成吉思汗“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及“老子西行，或化胡而成道”的诏书以及对丘处机西行旅途的一路关照激发了丘处机为帝王师的宏愿。丘处机西行几乎沿着蒙军西征后的足迹一路前行，其所体验的山川风物与耶律楚材类似。因而，二人在河中府相见时，丘处机将纪行之诗作分享给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感同身受，连和四十四首，以写诗情。同时，丘处机北上及西行沿途所交游的文士、官员多有耶律楚材的故交，这些故交与丘处机的互动也触发了耶律楚材的诗情。但其后1227年，李志常将丘处机西行之经历记录整理为《长春真人西游记》，1228年，耶律楚材亦整理西行之见闻，著《西游录》，却颇有“针锋相对”之意。耶律楚材与丘处机西行之诗作分别保留在《湛然居士文集》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与汉唐以来传统的边塞诗及西域诗不同，二人的西行诗呈现出一种昂扬向上、豪放潇洒的气度。他们笔下的边塞与西域不再是荒凉萧瑟，充满寂寞与愁思的边缘之地，而是一个新奇、峭拔、雄伟、充满生命力的新大陆。耶律楚材身为契丹人，对于北地及西域风光，他不仅没有感觉陌生与苍凉，反而充满了一种天然的亲切感与自豪感。在耶律楚材眼中，西域既承载了西辽曾经的历史，也是如今建立功业的疆场，此处既是故国，亦为今土。至于第一次到达西域的丘处机，旅途的艰险与异地的萧索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惆怅，反而令他倍感新鲜与振奋。同样怀着宏伟的抱负与迫切的心情，耶律楚材与丘处机都对这片新天地产生了莫名的好感与亲近。不过，由于身份、阅历及价值观的差异，更由于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导致他们的期待和感受颇为不同，二人的西域诗因此呈现出不同的情志，故此拟以道人心绪与儒者幽怀加以概括。丘处机曾于磻溪、龙门独居修行十三年之久，长期的山居生活，涵养了丘处机宠辱不惊的心境，也使他对各地的山川风物产生了特别的兴趣。面对完全陌生的生存环境与艰苦的物质条件，丘处机总是能以欣赏的眼光看待，其诗中尽显乐观洒脱之态。1221年2月，丘处机一行初入草原时，以诗纪实云：“坡陀折叠路弯环，到处盐场死水湾。尽日不逢人过往，经年惟有马回还。地无木植惟荒草，天产邱陵没大山。五谷不成资奶酪，皮裘毡帐亦开颜。”崎岖弯环的道路，寂静无人的草原，丘陵环绕、荒草萋萋的景象无疑使这位见惯了中原山水的老人倍感新奇，他不仅没有丝毫的寂寞萧瑟之感，反而充满了欣喜，对当地的饮食、服饰也相当适应。1221年6月抵达陆局河时，当地土著居民淳朴的民风引起了丘处机一行的注意。那里的居民以放牧为业，居住于黑白车帐之中，“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这样的生存方式在当时的一些中原人眼中不能理解，可在丘处机眼中却是“有上古之遗风焉”，“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饮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言语中充满了赞叹与认可。丘处机认为当地居民的畜牧生活是大自然的安排，其茹毛饮血、峨冠结发的风俗也颇有老庄笔下至德之世的远古风味：“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相比于经历了圣贤垂教的中土，尚未经历文明洗礼的当地民众，反而得以享受世世代代的自由。丘处机之所以看重这种“自由”，是因为它远离物欲、纷争，是最纯净、原始的状态，与全真教所追求的“清静”“真性”十分契合。所谓道眼观世界，在丘处机的眼中，西域的景观还是自己神游四海、六合穷观的特别经历，是锻炼心性、修仙飞升的人间道场。1221年3月，“行至鱼儿泺，时已清明，春色渺然，凝冰未泮。有诗云：'北陆祁寒自古称，沙陀三月尚凝冰。更寻若士为黄鹄，要识修鲲化大鹏。苏武北迁愁欲死，李陵南望去无凭。我今返学卢敖志，六合穷观最上乘。’”鱼儿泺即今内蒙古东南的达里诺湖。诗中的若士、卢敖的典故见于《淮南子·道应训》：卢敖游北海时，见到了若士。卢敖自认为自己已“周行四极，唯北阴之未窥”，没想到若士早已穷游四极，他飞升而上，与汗漫相约游于九垓之外。卢敖自惭道：“吾比夫子，犹黄鹄与壤虫也。”丘处机诗中的“更寻若士为黄鹄”，是自比于云游北海的卢敖。在北入大漠之前，丘处机曾认为自己游历甚广，但见到大漠的风景后，不由地生出天地甚大的感慨。结尾两句“我今返学卢敖志，六合穷观最上乘”，是说自己同卢敖一样明白了与若士之间的差距，并立志同若士一样穷观六合，遨游宇宙。“要识修鲲化大鹏”化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在此用来形容修行的蜕变过程，赋予了它全新的宗教意涵。在丘处机眼中，北境虽然气候严寒、物产萧索，但是却给予了自己神游四海、炼化心性的独特体验。他没有谈到路途的艰辛、漫长与寂寞，他将自己云游四山五岳的经历想象成得道飞仙之前的历练，心存感激之情：“丘也东西南北人，从来失道走风尘。不堪白发垂垂老，又踏黄沙远远巡。未死且令观世界，残生无分乐天真。四山五岳多游遍，八表飞腾后入神。”丘处机西行所作，耶律楚材多有和诗。据王国维推断，这些和诗作于丘处机行至河中府时，即1221、1222年间，为追和。对比二人的诗作，可以发现耶律楚材的情感要复杂得多。在他眼中，辽阔的西域是蒙军驰骋杀敌的疆域，是成吉思汗一统天下的舞台，也是自己实现抱负的新天地。“天兵饮马西河上，欲使西戎献驯象。旌旗蔽空尘涨天，壮士如虹气千丈。秦皇、汉武称兵穷，拍手一笑儿戏同。”“武皇习战昆明上，欲讨昆明致犀象。吾皇兵过海西边，气压炎刘千万丈。”诗中盛赞了成吉思汗的西征。但实际上，成吉思汗的西征最初并非为了一统天下，而是出于对花剌子模背弃盟约的复仇。耶律楚材深知其中缘由，但他依然将成吉思汗视作继秦皇汉武之后的一代天骄，西征的复仇色彩也被美化成灭寇剿匪的英雄伟绩：“堑山陵海匪难事，翦斯群丑何无功”。他没有拘泥于传统士人的固化思维，也没有身为贰臣的矛盾与纠结，他称成吉思汗为“圣主”，蒙军为“天兵”，在诗歌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致君尧舜的满腔热血。他在《和平阳张彦升见寄》中写道：“圣主得中原，明诏求王佐。胡然北海游，不得南阳卧”，诗中将成吉思汗的征召比作刘备的三顾茅庐，认为自己同诸葛亮一样担负着帮助圣主治理天下的历史责任。他将自己与成吉思汗的相遇比喻成“千山风烈来从虎，万里云垂看举鹏。”实际上，耶律楚材在当时并未得到如诗中这般的“礼”遇。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使耶律楚材的热忱不断经历着冰火两重天，他在忧郁、苦闷、彷徨、振奋、洒脱的旋涡中起伏，百般心绪尽付予西域唱和之诗中。耶律楚材的志向是辅佐大汗使用儒学治理国家，以仁义行天下。与更便捷、高效地服务于行军打仗的社会现实相比，耶律楚材在当时的汗廷的处境十分尴尬，一方面他自视甚高，怀有士大夫的骨气与自尊，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向现实妥协，接受自己的“家奴”身份。据记载：“夏人常八斤者，以治弓见知于上。乃诧于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进，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须弓匠，岂治天下不用治天下匠耶?’上闻之喜，自是用公益密。”常八斤的话语虽轻蔑，但他道出了耶律楚材与汗廷的巨大分歧。耶律楚材的回击显然是十分没有底气的，为了弥合这种分歧，他以汗廷所认可的“匠户”自比，由治天下之士降格为与制弓之匠平级的“治天下匠”，这种身份的自我解构无疑是痛苦而纠结的。然而，现实比想象更残酷。大汗并不需要治天下匠，他更看重耶律楚材的占卜之术。在西域的十年时间，其屡屡自降身份，上书言志，依然不为君王所用。他失望、苦闷，但又不甘心，这种矛盾而痛苦的心态，在与丘处机的唱和中表露无疑：骚人羞对阴山月，壮岁星星发如雪。穹庐展转清不眠，霜匣闲杀锟铻铁。自愧声名无可称，贤愚混世炭和冰。窃盐仓鼠初成蝠，喷浪溟鲲。卖剑学耕食粗遣，买山归老价难凭。秋江月满西风软，何日扁舟独自乘。旧政欲传新令尹，新朝不识旧荆州。眉山云迈归商路，痛恪新诗寄子由。耶律楚材对于成吉思汗的冷落显然是不满的，但他并不敢指摘成吉思汗，只是委婉地表述自己的时运不济。尽管心中百般郁结，但长期的教化素养趋使他不断地平复心绪，以超然洒脱的视角疏解难言的苦闷：得不欣欣失不忧，依然不改旧风流。深藏凤璧无投鼠，好蓄龙泉候买牛。人不知予我不尤，濯缨何必拣清流。良材未试聊耽酒，利器深藏俟割牛。陈高华在《元代文化史》中将丘处机与耶律楚材的西行创作称之为“新西域诗”，他认为，他们的诗作“和唐代的边塞诗相比，有更多更新的意境。特殊的历史环境为他们提供了特殊的创作题材，他们的诗篇是蒙古西征和中亚社会变迁的历史见证。”二人的诗作扩展了西域诗的内容，也改变了西域诗的风格。对丘处机来说，西游如同“仙游”，西行所见的异域风物好比神话中的四荒九垓，其风土人情类似老庄眼中的上古遗民，西行旅途中的波折也被他视作化行飞升的人间试炼。对耶律楚材来说，寥廓的异域是大汗开疆拓土的舞台，也是自己实现凌云之志的天地，虽然充满波折，但他依旧满怀着期待。丘处机一行于1221年11月到达河中府，结识了驻留该地的耶律楚材。虽然二人的宗教信仰不同，但相似的文化背景与共同的理想追求，使得二人互认知己。耶律楚材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心，他扈从成吉思汗西征时正直壮年，对于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政治期待。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以儒法、汉学影响和感化汗廷粗犷与暴力的治国方略。丘处机作为全真教的一代宗师，也渴望抓住金元易代的历史契机，改变蒙古军队嗜杀的残暴行径，救民于倒悬，并借助新的政治力量推广教门。在西行前后，丘处机及其门人信徒借用“老子化胡”的典故不断渲染西行的神秘色彩，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丘处机及全真教的宗教期待。但是，随着交往的深入以及当时的政治、宗教形势的变化，二人信仰的差异逐渐变得难以弥合，最终走向了决裂。耶律楚材身处远离中原的西域，异域羁旅与政治失意使他感觉十分寂寞，在效力于汗廷的汉人中，只有王君玉与郑景贤能够与他互诉衷肠。丘处机的到来，让他倍感欣喜。一方面，丘处机一直怀有弘道济世的愿望，“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其化君行道的目的与耶律楚材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丘处机本人颇具有文人气质，又来自于中原地区，他还带来了一批中原士人的书信，这使耶律楚材感觉十分亲切。在河中府的大半年时间里，他们二人曾“联句和诗，焚香煮茗，春游邃圃，夜话寒斋”，十分亲密。丘处机的西域诗，耶律楚材多有连篇和作。在诗歌中，楚材亲切地称呼丘处机为“幽人”“知音”。“异域逢君本不期，湛然深恨识君迟”“既蒙倾盖心相许，得遇知音眼便明”“屈指知音今有几，与谁同享瓮头春”夸赞丘处机的诗歌与书法：“清诗厌世光千古，逸笔惊人自一时。字老本来遵雅淡，吟成元不尚新奇。”又将自己的满怀幽思尽情地向他吐露：“风云佳遇未能期，自是鱼龙上钓迟。岩穴潜藏难遯世，尘嚣俯仰且随时。百年富贵真堪叹，半纸功名未足奇。伴我琴书聊自适，生涯此外更何为。”他还有意迎合丘处机的诗风，拉近二人的距离。如丘处机河中春游作诗一首，有“嘉蔬麦饭葡萄酒，饱食安眠养素慵”之句，耶律楚材用丘处机韵，连和五首，以“粝食粗衣聊自足，登高舒啸乐吾慵”“等闲春晚芳菲歇，叶底翩翩困蜨慵”“琴书便结忘言友，治圃耘蔬自养慵”“北窗高卧薰风里，尽任他人笑我慵”“忙里偷闲谁似我，兵戈横荡得疎慵”结语。丘处机之“慵”是全真教表达无欲无求、洒脱自在的常用词汇，楚材之“慵”虽有效仿丘处机的痕迹，但其诗中难掩“心慵志不平”的情绪。耶律楚材对丘处机如此尊重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丘处机是德高望重的全真宗师，也是成吉思汗的贵客，身为僚属的他自然不敢怠慢；其二，他对丘处机的入觐抱有热切的期待，他希望丘处机能够为儒士发声，改变他们的命运。不过，他们二人，一位是佛教徒，一位是道教徒；一位想施行仁义教化，另一位则只关注弘法济民，二人观念、身份上的差距始终存在，这种矛盾早在河中府相见时便已经开始发酵。从宗教信仰上来说，耶律楚材虽为佛教徒，但他并非完全否定道家学说，他所批评的是传统的道教。耶律楚材将老子视为与孔子、释迦牟尼并列的三圣人之一，他曾经深入研读老庄之学：“昔年学道颇得趣，鱼兔入手忘筌蹄。残编断简披庄子，日日须当诵秋水。谁知海若无津涯，河伯源流止于此。”他赞扬老庄哲学的无为思想，同时也善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临风畅饮题玄语，方信无为无不为。”“莫道无为云便了，有为何处不逢?”但是，耶律楚材对道家思想的推崇是带有目的性和功利性的：“尝读《道》、《德》二篇，深有起予之叹，欲致吾君高踏羲皇之际，此所赞成之意也，亦将使为儒佛之先容耳。”换言之，耶律楚材是从老庄之学能够为儒、佛服务的角度来欣赏它的。至于玄理与方术，耶律楚材也是以旁门之术视之。对于传统道教，耶律楚材几乎全然否决：“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张左道之术，老氏之邪也。”他所批评的对象几乎涉及到了当时主要的道教教派。实际上，耶律楚材与丘处机的亲近也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他曾在《西游录》中回忆当时的交游情形时说道：“予与丘公，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许其诗也，非许其理也。”所谓“友其身”是看重丘处机在汗廷的地位，希望他能够“为儒佛之先容”，“不友其心”是不认可他明言“三教合一”，却只顾弘扬道教的行为；“许其诗”是欣赏丘诗中的文人气质与洒脱自如的风格，“非许其理”则是对全真教宗教理念的不认同。随着全真教地位的提升，中原地区出现了儒士入道和儒道交游的风潮。丘处机逗留燕京时，就有一批金朝遗士与之唱和，其中王巨川、张子真、李子进、吴德明、师才卿、陈秀玉、刘用之、赵正卿、杨仲文、王清甫等人为耶律楚材的故交。1220年4月，丘处机在燕京天长观作醮时出现了鹤舞于简的祥瑞，士大夫皆作诗美其事，这些诗被丘处机带到了西域，耶律楚材见之，对旧友们宗教态度的转变十分不快。对于首倡鹤瑞诗的王巨川，他如此讽刺道：“历数兴亡掌上看，提兵一战领清官。马前草诏珠玑润，纸上挥毫风雨寒。昔日谈禅明法界，而今崇道倡香坛。诸行百辅君都占，潦倒鲰生何处安。”对参与此事的张子真，耶律楚材也表示十分不满：“知来何假灵龟兆，作赋能陈瑞鹤祥。”对于自己在西域的知音郑景贤，也毫不客气地写诗劝诫其远离道教，亲近佛教：“茶邻药物成邪气，琴伴箫声变郑音。可惜龙冈老居士，却教邪教污真心。”“劫外壶天寿无量，请公勤叩祖师禅。”对可谓知己陈时可，他曾作《戏秀玉》规劝：“不见桃源路渺茫，清溪招引到仙乡。湛然幸得齁齁饱，擘与些儿不肯尝。”实际上，与耶律楚材交往之士大夫儒道释兼顾者多，他们与全真教的接触信仰与应酬兼具。在蒙金交替的时代背景下，佛、道两教均有意吸纳这批儒士，耶律楚材充满醋意的诗作从侧面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1227年，丘处机仙逝后不久，耶律楚材即著《西游录》，名其曰纪行西域之事，实则为辨邪之文。在《西游录》中，耶律楚材公然列举了丘处机的十宗罪。在第六条中，楚材指责丘处机“独请蠲道人差役，言不及僧”；第七、八、九条则批评全真教占佛寺为道观，侵占佛教、儒家的地盘：“又进表乞符印，自出师号，私给观额，古昔未有之事，辄欲施行。此其七也。又道徒以驰驿故，告给牌符。王道人者驺从数十人，悬牌驰骋于诸州，欲通管僧尼。丘公又欲追摄海山玄老，妄加毁坼。此其八也。又天城毁夫子庙为道观，及毁坼佛像，夺种田圃，改寺院为庵观者甚多。以景州毁像夺寺事致书于从乐居士，润过饰非，天地所不容。此其九也。”对此，王国维曾为全真教辩解道：“然自金贞祐以来，河朔为墟，巨刹精蓝，鞠为茂草；缁衣杖锡，百不一存。乱定之后，革律为禅者，不可胜数。全真之徒亦遂因而葺之，以居其人，坐以寇攘，未免过当。”耶律楚材的批评是站在佛教护法的角度上的，未免多有夸大和偏颇之辞，但也道出了一定的事实。耶律楚材对全真教占据佛教寺庙之举一直耿耿于怀，在经过南阳镇紫微观时曾作诗云：“三教根源本自同，愚人迷执强西东。南阳笑倒知音士，反改莲宫作道宫。”尹志平随即反击道：“三教虽同人不同，既言西是必非东。目前便是分明处，了一真通不二宫。”二人的唇枪舌战现在看来似乎带有某种历史隐喻，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佛道大论争。概言之，丘处机与耶律楚材的西行、在河中府的文学交游，以及与燕京文人群体的遥相唱和赋予了传统西域诗、边塞诗新的色彩，呈现出宏阔、昂扬的气质，另一方面，他们的诗作也反映出了特定历史时代中期儒释道三教的命运。崇尚军功讲究世袭，崇尚巫术重视实用，虽无法理解耶律楚材、丘处机的儒治理念，却对耶律楚材的术数、丘处机的法术颇为认可，这就导致了这两位儒士、道士的不同生命体验和历史命运。耶律楚材诗歌中的种种幽绪即当时大多数儒士心态的真实写照，这种诗歌表达在入元以后的士人诗作中依然能够产生回响。全真教得到汗廷的认可和支持，不仅主动吸纳、保护儒士，而且还担负起济世治民的社会责任，他们协助地方政府安抚民众，又参与到振兴孔教的事业之中(如兴复国子学一事即有全真道人出力)；但全真教的过度发展打破了三教之间的平衡关系，引发了儒、佛二道的不满，从耶律楚材的公然论战到世祖时期的佛道论争，全真教的势头不断被打压。耶律楚材与全真宗师丘处机的恩怨纠葛反映了“三教合一”历史潮流下，三教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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