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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数据显示,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来自外地,最有可能在豫西

文/万物君
一出道便是巅峰,这是人们对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的第一认识。
三星堆器物坑里的大部分青铜器,有着极高的铸造技术和设计水平,但三星堆遗址罕见早期的青铜器物,这意味着他们没有稳步发展的青铜产业,而是突然从外部引入。
这一判断的背后,往往涉及到多重的可能性,例如殷墟工匠利用外来原料在殷墟设计制造具有三星堆风格的器物,然后运到三星堆;亦或者,吴城工匠携带外来原料在三星堆设计制造具有三星堆风格的器物;诸如此类。
不难发现,在讨论器物产地时,需要弄清楚如下四个层面的信息,即:
原料产地、生产地点、技术属地和风格属地。

一、外来风格铜器出现早,本地风格铜器出现晚

关于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的风格属地,可分为本地风格和外来风格。
大量的人像、面具、神兽、神树等形制特异的青铜器,其风格自然属于本土式,这是毋庸置疑的,不必待言。

外来风格的青铜器,主要是一些青铜尊、青铜罍等,他们明显来自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
据研究,外来风格的青铜器,其出现于三星堆的时间最早,本地风格的青铜器,出现的时间则晚些。
如下面这件三星堆遗址博物馆收藏的龙虎纹尊,距今约3400年,属于二里岗白家庄期产品:

在哪制造的不清楚,但肯定是仿制的。它的原型出土于安徽阜南,长得是这种样子:

二者相距1000多公里,却如此相似,说明两地是相互联系的。

再如下面这件收藏于三星堆遗址博物馆的青铜罍,距今约3200年,为殷墟晚期风格(距今3250-3100年):

这类青铜器普遍存在于整个长江流域,如下面这件收藏于荆州博物馆的商代羊首兽面纹罍,出土于荆州江陵县东岳村:

至于本地风格的青铜器,如青铜大立人等,它们做工精美,表现出极高的铸造水准。但其测年数据,则集中于于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明显晚于上述外来风格的青铜器。

二、本地式和外来式铜器的原料来源一致
原料产地分析,是产地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料产地分析,主要包括微量元素分析和铅同位素分析。
微量元素分析方法,主要是微量元素分组法(Copper Groups)。
微量元素分组法的基本思路是,利用铜器中的砷、锑、银、镍四种元素在铜器中的有无,得到16个不同的微量元素分组,然后通过归纳不同分组在时代与地域上的分布变化规律,并结合考古学线索来探讨铜器及其原料的来源和流通问题。
通过这种方法,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黎海超等人对出土于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的15件铜器,以及马江波等学者提供的30个数据,进行了微量元素分组处理。

分析结果显示:
(1)两批数据均以1组(四种元素皆无)和2组(含砷)为主。
(2)本地式和外来式铜器在微量元素特征上完全一致。
这说明,本地式和外来式铜器的原料来源较为一致。

三、本地式和外来式铜器的原料来自外地

接下来看下成都平原其它时期和地点的铜器原料。
首先是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的32件铜器,其年代以西周为主,少数属商时期和春秋早、中期。微量元素分组结果表明,4组(含银)和7组(锑+银)合计占比超过70%。
其次是成都星河路东周墓地M2725和M2722出土铜器,年代约在春秋晚期。微量元素分组均以4组和7组为主。
再次是成都平原战国时期以及少量汉唐时期铜器,分析结果显示,4组和7组在战国时期依然十分盛行,汉唐仍有应用,前后沿用千余年。
最后是在金牛城乡一体化5号BC组团墓葬以及青羊兴城建地点发现了与三星堆器物坑铜器年代相当的箭镞等一些小型铜器,通过分析发现,他们均以4、7组为主。

综上,不难推测出,4组(含银)和7组(锑+银)符合成都平原本土原料特征
通过对比可以认定,三星堆器物坑的大型青铜器原料(1、2组)来自外地。
为验证微量元素分组方法的有效性,黎海超等人通过银、镍比和砷、锑比来讨论各地点微量元素的关系:

根据散点图可以看到:
(1)三星堆器物坑里的青铜器和成都平原其它本土青铜器分布在不同的区域,极少重合。
(2)三星堆本地式青铜器和外来式青铜器,分布在相同区域,重合较多。
这再次证明,三星堆器物坑里的青铜器原料来自外地。

四、铅同位素研究,亦证明三星堆铜器的原料来自外地

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牛津大学的Gale夫妇首次将铅同位素分析方法应用于青铜器铜矿来源研究,该工作开辟了铅同位考古研究的新领域。
关于铅同位素研究,中国科技大学的金正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崔剑锋两位学者做过较多分析。
现将结论表达如下:
(1)三星堆器物坑青铜器中,高放射性成因铅占绝对主要比例。
铅有四种稳定同位素,分别为Pb(204)、Pb(206)、Pb(207)和Pb(208),其中Pb(204)自地球形成以来,就没有变化,而其他三种同位素可分别由U(235)、U(238)和Th(232)等三种长半衰期的同位素衰变形成,因此这三种同位素被称为放射性成因同位素。根据这三种同位素的含量可以将地球上的铅划分为普通铅和高放射性成因铅两类。所谓高放射成因铅,是指Pb(207)与Pb(206)的比值在0.7-0.78之间的铅,而一般金属矿铅的这项比值在0.84以上。

(2)三星堆本地式和外来式铜器之间在铅料来源上不见明显差异。
(3)三星堆器物坑铜器与成都平原其他铜器所用的铅料存在明显差别。

根据金正耀的研究,遍布黄河和长江流域近20个夏商周考古遗址出土的约800件青铜器中,高放射成因铅主要分布在商文化遗址中:
黄河流域:河南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二里岗和安阳殷墟。
长江流域:四川三星堆器物坑、新干大洋洲、湖北盘龙城、湖南宁乡,以及江西清江吴城等。

部分商代铜器群的铅同位比值分组情况。红色为高放射性成因铅。黄色为普通铅。
结论不言而喻,铅同位素研究亦证明,三星堆的铜器原料来自外地。而且,三星堆与殷墟及长江流域各青铜文化之间,存在密切的原料或成品流通。

五、原料到底来自哪里?

问题来了,三星堆、殷墟和同时期长江流域的青铜原料,是否来自同一个地方?
很多学者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如前所述,这些地方的青铜器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东西,又在一个特定时期内被大量使用,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他们来自同一个地方。
前面已经说过,三星堆的铜器原料来自外地。其实,距三星堆仅数十公里的彭州大宝山区便有一处开采历史悠久的铜矿。有人曾坚信三星堆青铜材料就近取材于此,然而经过铅同位素比值比对发现,大宝山铜矿与三星堆青铜器并没有“血缘”关系。
金正耀教授最早提出,原料应该来自云贵川交界的地方,这就是有名的“西南说”。
金正耀教授后来又提出,南阳盆地的北缘这个区域也可能有符合条件的矿料资源。
秦颖则认为,非合金铜和含铅量低的殷商青铜器中的放射性铅由铜矿床贡献,对应的铜料可能来源于中条山铜矿床。
甚至有研究者仅凭数据相似,提出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产自非洲南部的锡矿。这样的观点受到了多位冶金考古学者的回击,刘思然、陈坤龙等指出商代的高放射性成因铅特征应指证了一类铜铅矿床、而非锡矿

南非锡矿、炉渣等中的高放射性成因铅(黄色空心方块)VS殷商高放射性成因铅(蓝色空心菱形)
当然,也有多地起源说。
彭子成等对江西瑞昌铜岭、新干大洋洲、九江、德安等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炼渣以及古矿石,河南安阳、郑州、淅川出土的青铜器,湖北大冶铜绿山所出的青铜器、炼渣和古矿石等进行了铅同位素比值分析,认为中原地区的高放射成因铅矿料可能来自江西、湖南、江苏、河北和山西等地。
朱炳泉、常向阳等根据地球化学理论,重新研究已发表的铅同位素数据,认为滇东北、辽东半岛青城子地区、小秦岭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地球外资源均可能是高放射成因铅的矿源,其中以滇东北可能性最大。
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发现与青铜器在同一时期的采矿和冶炼遗址。
所以,关于原料来源地,需做进一步地研究。

六、从时空背景和政治层面探讨原料来源

在中商末期,盘龙城废弃。随着商文化势力的退出,长江流域各地土著文化开始兴起。
根据出土文物的共性,可以看出,这些长江上、中、下游的土著文化,依靠水系实现了极为密切的交流。

交流的对象,不仅有铜器原料,还有铜器成品、设计理念、铸铜技术、用铜观念等。
三星堆器物坑的大部分铜器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那么,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呢?不妨从一个典故说起。
《左传·僖公十八年》:
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曰:“无以铸兵。”
楚成王不顾外交礼仪,在赠与郑文公铜锭之后,又厚着脸皮追加条件,原因很简单,铜是一种难得的战略资源。
公元前642年如此,三星堆文化末期,也即大约公元前1100年前,更是如此。
所以,既然是战略资源,当时的铜矿很有可能被殷商王室掌握。
研究发现,高放射成因铅铜器最早见于二里岗期,兴盛于殷墟二三期,殷墟四期几乎绝迹。
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金锐教授据此推测,商王室可能在二里岗期发现这类铅锌矿床,因易于开采而大规模使用,成本低而广泛流通,由于其矿体小而在殷墟三期资源耗尽,致使今天较难发现。
这一推测是基于就近取材。在那个时代,就近取材符合一般资源获取常识。
现有地质资料显示,在商的统治中心区域分布着较多的富铅矿山。一般情况下,易开采、距离较近、交通便利、花费成本较小的矿山会是古人首要选择。
据此,高放射成因铅矿料使用上限时间和地点(二里岗时期)对追溯产地意义较大。从概率而言,高放射成因铅矿料最早使用地区附近矿区是产地的可能性更高。
研究表明,高放射成因铅铜器最早见于早中商遗址,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豫西地区一直是商王朝控制的区域,已知豫西地区赋存于白云质微晶灰岩中的异常铅铅锌矿床(如汝州市的邢窑、崔家沟、温爬铅矿点)与偃师商城、郑州商城距离较近,故推测高放射成因铅矿料可能来自中原地区

随着商代早中期,商王朝向外围大肆扩张,先进青铜器铸造技术和青铜礼器文化随之传播到周边地区,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对铜、锡、铅矿的需求大大提升。这种背景下,具有先进冶铸技术的商王朝可能对外出口铅矿石换取其他资源,最终使得高放射成因铅矿遍布商文化影响的区域。

七、制孔工艺显示,部分铜器来自外地

多孔是三星堆铜器的显著特点,因此探讨制孔工艺有助于理解产地问题。
三星堆的制孔工艺主要包括两类:
一类是在铜器铸造完成后钻孔;另一类则是在铜器铸造时直接铸孔
黎海超等人对三星堆铜器的观察中,发现1件典型的商式大口尊,其器形、纹饰更偏向殷墟风格。根据铅同位素分析结果,这件器物为典型的高放射性成因铅,也符合殷墟铜器的特征。因此认为源于殷墟的可能性较大。

与其它殷墟铜器不同的是,这件铜尊的圈足分布有多个圆孔,且较为规整,为铸孔的可能性较大。
因为三星堆以外出土同类器,极少见这种圈足铸孔的现象,所以黎海超等人认为,它可能是根据三星堆人群的需求而专门“定制”的。
当然,这种“定制”有两种可能,一是生产地点在殷墟,二是殷墟工人携带外部原料到三星堆进行铸造。
不管是哪种可能,都可以认定,这种“定制”产品属于外来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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