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件蓝釉爵杯所做的功课

                 文 | 李建国

爵杯型制及用途溯源

“爵”之寓意

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 (鬯部)中有“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的记载。

据科学考古发现，作为一种酒的容器，在公元前24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了“陶爵”，流行于夏、商时期。夏代“二里头文化期”的饮酒（温酒）器“青铜爵”，则是最早的青铜礼器。

在考古发现的商代和的西周青铜礼器中，青铜爵是非常常见的，西周以后便罕见其踪迹了。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爵型制如图1-图3。

图1 “二里头文化”青铜爵

图2殷墟商代“妇好爵”

图3   西周早期“父辛爵”

殷墟的妇好墓出土青铜爵四十件，其中一件的铭文上记载了用途为“用献用酌”，说明了青铜爵是礼器及饮酒之器。

从考古发现的青铜器物本身的铭文看，多自名尊彝、方彝、宗彝等，而没有自名为“爵”的。

宋宣和五年（1123年）之后成书的中国宋代金石学著作《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当时皇室在“宣和殿”所藏，自商至唐的古代铜器，共二十类八百三十九件。其中，卷十四，收“爵”三十五件。

《宣和博古图》中对古代铜器所定的器名，如，鼎、尊、罍、爵…等，一直沿用至今。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青铜爵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宣和博古图》精辟归纳道：“爵于彝器是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

考古事实证明，青铜爵是商代和西周青铜礼器中最常见和最基本的酒礼器、祭器。

华夏古代，“敬宗庙”、“恭祖旧”的宗庙之敬关乎定邦安民。陈设于宗庙的祭器源于用器，但贵重远胜，先贤往往视若性命。

记载秦汉以前汉族礼仪的儒家经典《礼记?礼器》记载有“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觚，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由此可见在古时祭器中，爵的地位之高贵。

青铜器时代结束后，礼器在北宋末年开始被以瓷器为主的非青铜材质的礼器所替代。王光尧在《从故宫藏清代制瓷官样看中国古代官样制度》中有：“北宋末年开始，定窑、汝窑、越窑、修内司和郊坛下二官窑、龙泉窑都烧造器型相类的祭礼用器物，……南宋初年、元朝中晚期、明清两代烧造瓷质礼祭器和以瓷器为祭礼用器的史实”的论述。

南宋高宗南渡，北宋所存铜礼器“尽皆散失”，而国力式微，祭器就多用瓷造。铜礼器在南宋时起逐渐为瓷祭器所替代，成为制度并延及后代。相关记载见于《中兴礼书》卷59“明堂祭器”，《宋会要辑稿》等，更为两岸故宫许多的宋代官窑瓷器藏品所证明。经收藏大家孙瀛洲考证，“太禧”为元代专掌祭祀典礼的“太禧宗禋院”的简称，有“太禧”铭文的元代瓷器为祭器。明洪武二年，《大明会典》有“祭器皆用瓷”的记载。以后历代著录和大量存世瓷祭器实物更是不胜枚举。

蓝釉瓷爵杯藏品的识鉴

这件蓝釉瓷爵杯，购自法国市肆之中。器通高10.3厘米，口沿最宽处12.5厘米，无磕损，惜釉面大部分失去原始光泽。

第一次见到此件爵杯，是通过两张照片（图4、图5）。被其展现出的深沉而沧桑的气息所打动，初步判断其应为“旧物”，同时，其釉面状态又令人忐忑。带着疑问，开始更细致的功课。

图4

图5

以蓝釉、爵杯为主线，首先是查询信息可靠的两岸故宫，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藏品和资料，然后是国内外主要拍卖行的拍品，再有就是自己积累的瓷片等资料。虽然努力和产出不成比例，但相关信息还是零零星星，陆陆续续地汇集起来了。

此件爵杯 “发色深沉的蓝釉”，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蓝釉描金匜（图6）、“大英博物馆”所藏的蓝釉白龙纹盘（图7）的梳理，很快便使关注向元末明初时期的景德镇汇集。

图6 故宫博物院 蓝釉描金匜

图7大英博物馆 蓝釉白龙纹盘

然后，查到一些馆藏瓷爵杯，挑选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瓷爵杯，作为型制对比的样本。

南京博物院所藏的两只洪武白釉爵杯（图8）

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永乐甜白釉爵杯（图9）

英国Victoria-Albert博物馆所藏的永乐白釉爵杯（图10）

大英博物馆所藏的嘉靖蓝釉白龙纹爵杯（图11）

英国Victoria-Albert博物馆所藏的乾隆青花爵杯（图12）

将以上各个时期瓷爵杯型制特征的代表器物，与图4，图5进行仔细对比观察。其中，以洪武白釉爵杯的型制最为接近，但较明显区别有，洪武白釉爵三足稍短、外撇不够并满施釉；腰部有“鋬”；凸棱更粗壮；高出口沿的两柱较细长。与其余瓷爵杯样本的型制对比，差异则更为明显、更多。以这些瓷爵杯进行型制对比，难以作出初步的年代判断，也不能排除臆造型仿品的可能性。

图8 南京博物院 两只洪武白釉爵杯（明故宫出土）

图9景德镇珠山出土的永乐甜白釉爵杯

图10 Victoria-Albert博物馆 永乐白釉爵杯

图11大英博物馆 嘉靖蓝釉白龙纹爵杯

图12 Victoria-Albert博物馆 乾隆青花爵杯

后在查阅《中国出土瓷器全集》时，陆续发现记载有三只元代瓷爵杯。

目前，在我国考古发现的瓷爵杯中，据《中国出土瓷器全集》，年代最早的为元代，仅三件景德镇制瓷爵杯，均为馆藏品，分别是：“1982年安徽歙县元代窖藏出土一件蓝釉爵杯及一件卵白釉爵杯”、“1987年浙江杭州鲜于枢墓出土一件蓝釉描金爵杯”。如图13，图14。

图13  安徽歙县元代窖藏出土蓝釉爵杯及卵白釉瓷爵杯

据《中国出土瓷器全集》等相关资料的描述及图片，可见此三件瓷爵杯具有非常共同的型制上的时代特征：

图14杭州出土元代蓝釉描金爵杯

仿青铜爵样式，上部呈舟型口，一端弧圆，另一端略尖，口沿中部内侧贴塑一对短柱，半球形柱帽高出口沿，釜底圆腹，器身外腹下部有一周凸棱线，三足呈三棱形，上宽下窄并明显外撇，腹侧面无“鋬”。除器外底及三足内侧的上半部露胎外，其余均施蓝（卵白）釉。蓝釉器物的釉层厚润而分布不均匀，呈现深沉、凝重的正蓝色。

这三件瓷爵杯无疑都是为数极少的几件最早瓷爵杯之一，也是元代新创烧成熟的高温蓝釉和卵白釉品种的代表作品，具有极其珍贵的文物价值。其中，蓝釉爵杯作为元代瓷器精品，因其具有品级高、保存完整、存世极为稀少等特点，被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确认为一级文物。

对于本文这件蓝釉瓷爵杯的鉴定，这三件瓷爵杯年代非常明确，代表了元代景德镇蓝（卵白）釉瓷爵杯的烧造水平，可以作为同类器物断代的标准器。

将以上代表元代爵杯型制特征器物与图4，图5进行仔细对比观察，非常明显，能够达到基本吻合的程度，只是在尺寸上稍有正常的差异，从而可依据型制对比将作为本文主角的这件蓝釉瓷爵杯，初步定位指向“元代景德镇烧制的蓝釉瓷爵杯”。

然而，釉面失光、是否新仿、是否老仿这些问题还悬而未决，并且卖方只提供上面的两张照片。

收藏的机会稍纵即逝，在购入风险位于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的状态下，决定购藏。二十多天后才收到越洋快递。期待忐忑地打开包装，第一眼就看器底，有了更肯定的确认。

图15蓝釉爵杯底部照片

图16露胎部分细节照片

图15、图16为底部照片和露胎部分细节照片。可见器外底及三足内侧的上半部露胎，胎表面老化特征自然。细看器身内外成型相关痕迹，判断器身很可能是经过模制后捏塑成型的，三足在施釉前粘接。器壁由底至口沿，厚度逐渐减小，口沿处壁厚为2至3毫米。整器造型规整、线条流畅，手感轻巧。

器外底部等局部，仍然保留有轻微火石红痕迹，烧造时垫具应是置于杯底。底部及足内侧上部露胎部分，有刮削痕迹，推测是在施釉后刮削掉多余釉层，烧造时避免釉层与垫具粘连，三足则悬空。这种“杯底垫烧”方式也是元代爵杯三足修长，可以大幅度外撇的原因。洪武及以后的爵杯，烧造时垫具位于足底，三足承重，所以足外撇幅度小或（和）长度短。

如图17，杭州博物馆所藏元代蓝釉描金爵杯的“杯底垫烧”方式；图18南京博物院所藏洪武白釉爵杯的“足底垫烧”方式。

图17

图18

就查阅到的馆藏爵杯资料，景德镇烧造爵杯的“足底垫烧”方式自洪武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成为惯例。这种烧造工艺上的区别，应当可以作为判断爵杯年代是否到元代的重要因素。

图19为遗址出土元代蓝釉爵杯和白釉爵杯标本资料。其反映的型制、工艺上的局部特征都与三件馆藏元代爵杯，以及本文爵杯相一致。蓝釉在强光下呈正蓝色，釉色深浅不匀，腰部凸棱线上方等处略有集釉现象。并且可见其采用的也是“杯底垫烧”方式。

图19

图20为爵杯内部情况。可见内底釉面微有桔皮纹、釉光柔润，仍然保持良好。细看釉中可见数个“黑疵点”，这是元代采用“高铁低锰”的“苏麻离青”钴料为蓝色呈色材料的重要特征。

图20爵杯内部釉面及“黑疵点”等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 陶瓷卷》（P391）中论述道：“元代蓝釉和明代宣德和嘉靖蓝釉中含钴量接近，都在0.5%上下。但元代蓝釉中铁高锰低，这与元青花瓷所用色料特征相同，用高铁低锰钴矿作为色料。”这个特征在多件重要馆藏元蓝釉（白花）瓷器的釉面上都可以观察到。例如，图21，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品“蓝釉白龙纹梅瓶”釉面的“黑疵点”。

图21

图22

另外，爵杯内底釉面还有一些分散的小白点，这一现象在河北博物院所藏的“蓝釉描金小碗”的碗内釉面上也可以观查到（图21）。估计这一现象与施釉工艺，以及钴料在釉层内的融合相关。在深沉的蓝色釉层背景下，非常细微的烧造瑕疵都难以遁形。

爵杯的整体釉层施釉效果不是特别均匀，也见有局部聚釉、缩釉现象。所有釉面在光照充足时都呈现深沉的正蓝色，釉层所含钴料浓度较高。

器内由底至口沿，釉面的釉光呈连续逐渐减弱状态。爵杯外部，釉层表面则普遍失光。然而，器外底与器足交界处，局部釉光也保持良好。

结合以上情况分析推测，此爵杯极可能为蒙古地区沙坑（或，河道沙坑）出土（水）器。

由于风力（流水）带动泥沙摩擦（冲刷）暴露的爵杯表面，历经漫长岁月，了无痕迹地逐渐磨蚀损伤釉层，使得大部分釉面失光，而内底釉面，以及泥沙不易接触到的少量角落，釉面的釉光则得以保存完好。在爵杯内，越接近杯底，泥沙越不易移动，对釉面的磨蚀程度也逐渐减弱，因而最终形成釉光“由底部向外，由完好到失光”的连续渐变分布状态。至于失光釉面呈现繁密的浅色微细点，即是釉层表面被磨蚀后，釉中气泡破碎后的自然表现。

就考古发现的元代爵杯标准器的各项特征，参考其它馆藏元代蓝釉瓷器的胎质、施釉及釉色特征，综合来看，此爵杯具有与标准器基本一致的器型、同样的制作工艺特征、自然老化的瓷胎符合元代景德镇瓷器特点、深沉正蓝的釉色、釉层着色钴料具有“苏麻离青”特征，施釉及分布不匀、自然的制作和烧造瑕疵，以及由长期埋藏于沙坑环境造成的釉面失光现象等，可以判断此爵杯确为“元代景德镇窑蓝釉爵杯”。

元代蓝釉瓷爵杯的相关资料

瓷爵杯是代替青铜爵的祭器，品级贵重，所以应该也是官方督造的器物。在《辽金元祭天礼》论述道，在祭天时“……金元袭唐宋之制”并在关于“元代祭天仪制”的段落，有 “皇帝出次，升坛，至正位前跪，三上香，于茅苴执爵三祭酒，……祭奠礼毕，将祝币爵酒馔物及牲体等皆置于燎坛焚之。”的描述。既说明了“爵”的使用方式，也揭示了其在祭祀结束时可能要被付之一炬的命运。

宋代朝廷设有官窑烧造祭器，元代同样如此，在景德镇设有“浮梁瓷局”掌管烧造瓷器。《元史·百官志》中，“将作院·浮梁瓷局”条记载“浮梁瓷局，秩正九品。至元十五年立。掌烧造磁器。”

在吕成龙著《中国古代颜色釉瓷器·高温钴蓝釉》中（P27），论述到：“此种蓝釉爵杯当为元代官方所用祭器”。

高古时期，祭器品级贵重，但制作时并不必纹饰富丽，而往往讲究素工。《礼记?礼器》的记载可证“……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父党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此以素为贵也。”。南宋官窑的祭器制作，就是以素面无纹为常制。

蓝釉爵杯素色无纹饰，以型制为首要，并且蓝色深沉庄重，合乎礼制要求。由按照华夏传统，祭天的祭坛一般为圆形，称为“圜丘”。祭天时，以“苍（青色）璧礼天”，在古代，蓝色属于青色范畴，并且元代国教（藏传佛教）也偏好蓝色，因而蓝釉瓷爵杯在祭祀中自然成为重要的祭器之一。

由于蓝釉瓷器的祭器特性，蓝釉也被古人被称为“祭蓝”釉。明代的《明会典·工部·器用》有记录“嘉靖九年定四郊各陵祭器：圜丘青色、方丘黄色、日坛赤色、月坛白色，行江西饶州府如式烧解。”其中对于圜丘祭器用青色的规定，与传统礼制相符，也为许多馆藏的官窑蓝釉瓷器所证明，是延续了前朝的制度，也显示了官方对烧造蓝釉祭器的掌管。

图23

祭器釉色实例如图23，英国Victoria-Albert博物馆所藏瓷质祭器。

国内外，目前已被世界陶瓷学界证实的各类元青花器物不到四百件，其中使用进口“苏麻离青”钴料的“至正型”元青花器物更少，同样使用进口“苏麻离青”钴料的元代蓝釉器物的存世量更是非常稀少。

依据能够查询到的国内外资料，存世的元代蓝釉瓷器，从器型上看主要有瓶、碗、盘、匜、杯、爵杯等。附表试将国内外明确到代的元代蓝釉（白花、描金）瓷器作了统计，整器共计17件，知名的残器2件。

名称	器型	收藏方（出土地）	来源
蓝釉白龙纹盘	盘	北京 故宫博物院	清宫旧藏
蓝釉白龙纹盘	盘	日本 出光美术馆	不祥
蓝釉白龙纹盘	盘	日本 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不祥
蓝釉白龙纹盘	盘	英国 伦敦 大维德基金会	不祥
蓝釉描金匜	匜	北京 故宫博物院	窖藏出土
蓝釉白花芦雁纹匜	匜	英国 伦敦 Victoria-Albert博物馆	不祥
蓝釉描金小碗	碗	河北博物院	窖藏出土
蓝釉描金盘	盘	河北博物院	窖藏出土
蓝釉白龙梅瓶	梅瓶	江苏 扬州博物馆	传世
蓝釉白龙梅瓶	梅瓶	法国 巴黎 吉美博物馆	不祥
蓝釉白龙梅瓶（残）	梅瓶	北京 颐和园	清宫旧藏
蓝釉白龙罐（残）	罐	江苏 镇江	出土
蓝釉描金爵杯	爵杯	浙江 杭州博物馆	窖藏出土
蓝釉爵杯	爵杯	安徽 歙县博物馆	窖藏出土
蓝釉單把盃	杯	台北 故宫博物院	不祥
蓝釉盘	盘	台北 故宫博物院	不祥
蓝釉白花麒麟凤凰纹花口盘	盘	土耳其 伊斯坦布尔托普卡比宫	传世
蓝釉白龙纹菱花口大盘	盘	伊朗 国家博物馆 伊斯兰馆	传世
蓝釉白花大盘	盘	伊朗 巴士顿博物馆	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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