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爱尚美术》“画理”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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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郁勃之气，无可发泄，一寄于诗画，故有时如豁然长啸，有时若戚然长鸣，无不以笔墨之中寓之”
——邵松年《古缘萃录》
石涛《笋竹图》 51.9cm×32.4cm
正如邵松年对石涛的评论所言，石涛的书画中蕴藏着他郁勃的一生。石涛原名朱若极，明靖江王赞仪的十世孙。他还有诸多别号，如：大涤子、清湘遗人、清湘陈人、靖江后人等，而“苦瓜和尚”与“瞎尊者”可能是他最令人费解的别号了。苦瓜者，皮青，瓤朱红，寓意身在满清，心记朱明；瞎尊者，失明也，寓意为失去明朝。历史上吃苦瓜最有名的人物，当首推明末清初的画家石涛。他不仅餐餐不离苦瓜，甚至还把苦瓜供奉案头。石涛对苦瓜的这种感情，与他的经历、心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他画中那种奇险兼秀润的独特风格，以及笔墨中包含的那种淡淡的苦涩味，都极似苦瓜的韵致。
明末清初，清人入关、战火四起。弘光覆灭后，唐王在福建建立政权，石涛之父朱享嘉以为唐王论辈不应称帝，于是在广西自立称“监国”。不料祸起萧墙、同室操戈，福王与朱亨嘉之间展开了血战，结果朱亨嘉战败，全家被俘。幸运的是，年仅三岁的朱若极被一仆臣救走，侥幸逃至武昌，次年被迫落发为僧，开始了石涛颠沛流离的一生。
石涛所处的中国画坛，正深受董其昌绘画理论的影响。董其昌根据中国山水的地域性、人文性而长期形成的风格差异，将山水画与禅宗之六祖南迁以成的“南顿”“北渐”相类，提倡南派为正宗，褒南贬北。董其昌当时的社会地位颇高，其过多提倡“师古人”的言论无形之中左右着中国山水画坛。
董其昌之后，以“四王”为首的“模古”之风一时席扫大江南北，与“四僧”在画坛中碰撞出又一艺术新景。清初“四王”继承了董其昌的衣钵，致力于“摹古”，注重笔墨，极力追求前人己经达到的水平。但也呈现出诸多弊端，完全照搬前人的笔墨，严重缺乏生命力。与此相反，强调表达自我与追求创新的另一派——“四僧”，大都是明朝遗民画家，以石涛、八大山人、髡残和弘仁为代表。他们以自己的艺术语言反抗新政权，怀念己经逝去的明王朝。他们的绘画更侧重于抒发强烈个性、表达真实情感；不限于古法，艺术形象高度提炼加工，推崇“尚意”，在似与不似之间传达强烈的个性；诗文、书法在画面上随性发挥，生动、丰富了作品意境，洋溢着强烈的生命力。
石涛与朱耷在“四僧”中地位显著，对后世的影响也较为深刻。二者虽然都有着同样的贵胄遗民的身份和郁勃之气，但是画面中却呈现了别样人生。如果形容石涛与朱耷的画面带给观者的不同感受，那么石涛是欢欣的，朱耷是冷峻的；石涛的画面里充满着希望，朱耷的“白眼”是无望的戏谑；石涛的画面欣欣向荣充满着盎然生机，朱耷则以泼洒的焦墨去诠释什么是荒诞无常……
“ 苦瓜和尚” 石涛冲破摹古的藩篱，针对当时山水画坛铺天盖地的“追”“摹”“仿”“拟”等风气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作品潇洒、新颖、丰富，表现出强烈的笔法个性和丰沛的生命力。
朱耷《柳条八哥图》 123.5cm×47cm
一、“一画之论”——《苦瓜和尚画语录》
《苦瓜和尚画语录》（下文简称《画语录》）, 是中国美学史上一部重要的绘画美学著作。《画语录》不同于历史上大量存在的对绘画美学问题的片断性论述，也并非从技法方面对绘画的整理与传承，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建立了一个绘画美学的体系。这个美学体系是在继承中国绘画美学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涉及到绘画艺术创造的主体、现象客体、绘画作品等多方面的问题，石涛把这多方面的问题纳入《苦瓜和尚画语录》的论述中，使它们达到和谐的统一。
《画语录》总共十八章，其首章《一画章》是全书的总纲，其余十七章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作画的手法。其“一画论”思想对中国清代以及现当代的中国山水画甚至是整个中国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画”之论是石涛《画语录》的精髓，“一画”二字虽极其简约，但寓意极其深厚。“一画论”美学思想表现出一种探寻世界本源的意识，强调表现“自我”的精神和崇尚自然的美学观念。首先，石涛为中国的绘画艺术设置了一个虚幻的终极根源——“一画”，这个虚幻的终极根源可以使天地间万事万物显现出各自的形态和特点，通过各种艺术活动与形式都可以探索、追寻“一画”的境界。其次，在“一画论”美学思想中，石涛也非常强调通过绘画艺术形式表达自我，并认为这是探索、认识“一画论”的重要途径。最后，其强调崇尚自然的美学观念，推崇自然性灵，崇尚自然生活、自然精神之美。“一画论”美学思想中蕴含的这些美学观念共同构成了其整体美学价值。
石涛的“一画”与禅宗的“空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画”与禅宗“一字不加画”的“空无”状态一样，都不是具体的、客观存在的物象，而是一个石涛赋予意象的概念。同时，石涛将这个意象的概念视为包括绘画艺术在内宇宙万物的根基和活动法则。
叶本祥： 《中国文人画意境与创作者心境探略》，《深圳大学学报》，第17卷第4期。
责任编辑：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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