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土匪大汉奸王英一生的罪恶活动

本文作者韩祥符的话：
笔者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曾给王英做了十年之久的军需，也是他的一个帮凶。这份材料是本着我自己的回忆及访问和王英有历史关系的伪官员们提供的一些情况写成的。
    一九三六年王英在张家口和日寇勾结时，我坚决反对，终因意见不合，与王英不辞而别。“七七事变”后，我参加了国民党反动派抗日阵营。日寇投降后，我曾和他在归绥公教医院(即今呼市医院前身，原为天主教主办，原址在今内蒙古测绘局处)见过一次面。对王英当汉奸时期的材料，系听所谓“大汉义军”参谋长寇子严、旅长杨守程说的。对伪绥西联军经过，系听该部伪军法处长李心泉、警备大队长张子杰和跟随王英三十多年的老护兵张六元说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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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王同春

   王英的父亲名叫王同春，别号俊川，奶名进财子，外号“瞎进财”(因为他是一只眼睛)，一般称呼“老财主”，原籍为河北省邢台县东石门村人。他在家乡一贯不务正业，行凶打架，二十一岁时，被群众逐出，流亡到五原，先给大恶霸地主薛成四揽长工，不久就当了大把头。后来竟把薛成四杀死，霸占了薛成四的土地、财产、牲畜，并大肆开荒，由此同蒙族上层人物发生过不少的流血纠纷。一九一一年，王同春在后套开辟了干渠八道，支渠百余，把整个后套荒地变为水田。东西五百里，南北一百五十里的一片肥沃土地，总面积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属于王同春私有。从此恶势更大，地方官吏、土匪无不仰其鼻息。据不完全统计，王同春每年仅收租子杂粮就达五千到六千石，连同自种土地每年收粮将近二万石左右，牛羊骡马遍地，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和财产等，私养家兵百余名，枪马齐全。在后套不论公私纠纷，王同春说了算，简直成了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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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春开发后套

   一九二六年，冯玉祥聘请王同春为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总参议。北洋政府还聘请王同春为水利顾问。王同春同绥远省都统如潘榘盈、蔡成勋、马福祥和“独立队”的首脑卢占魁都是把兄弟。利用这些关系，屡年向他们买枪购弹，乘机扩充武装，并分售给其他地主、土匪，长期武装霸占河套地区。
   王同春有两个老婆，共生了五男二女。大、二、四儿和大女儿，都是中年死亡，王英排行第三，王喆(别号乐愚)排行第五，二女儿王友琴，人称“二老财”。王同春于一九二六年冬，七十二岁时病死在五原县。王英在五原县新旧城中间，为其父修建祠堂一座，塑立泥像，愚弄佃户，当神供奉，竟相沿二十多年之久。
   王英别号杰臣，奶名增罗子，一般称呼“三财主”，外号“三没底据”。他十八九岁时，其父托五原县天主教堂外国神甫，把他和他的四弟保送到北京汇文中学读书。王英弟兄俩在北京，名义上是学生，实际上则是在妓院鬼混，同时也结识了不少流氓、地痞，经常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全年上不了三个月课，因此，连个简单信件也不会写。后来弟兄倆染了严重的梅毒，王英经医治好了，其弟竟因此失明自杀。
   王英有三个老婆，大老婆姓贾，包头人；二老婆姓赵，满籍人，生男孩一个，名叫王绍祖。三老婆杨柳青人，是包头有名妓女，名叫张筱红，又叫张秀贞。她先后将大、二老婆气死，还打死丫头王桂花(在临河)，又把丫头王桂女卖给天津日租界妓院为娼。后来买了个年仅十岁的贫苦家庭女孩子，名叫小翠，给他们当奴隶，经常被毒打虐待。

                   (二)

   一九二〇年，王英仗着父子们霸占后套的特权地位，养着家兵百余名，后套的土匪头子们，绝大部分也和王英有关系。那时候绥远都统正是马福祥，因和王同春是把兄弟，便任王英为五原县保卫团团总。王英当了团总，在后套招兵买马，不久组成三百余人，共编为三个队，由袁占鳌、李三河、杨守程分任队长，枪马齐全，所需人马薪饷、给养、衣服等项，按照地亩摊派，统由地方负担。
   一九二二年秋，萨县保卫团团总侯宪章被马福祥杀害，王英的五原团总职务也被免去，但是马福祥为了拉拢王同春，又委王英为绥远省都统署参议，留住归绥，不许回五原。王英秘派任三海前往陕北石湾镇，对陕北土皇帝井岳秀的骑兵第二营连长王安仁、段友庵等进行煽动。王、段等和王英是同乡，又是哥老会同辈，该营大部官兵是绥远人，也是哥老会的成员，只有营长是西安人，井岳秀委派的。王、段等人，听信任三海的话，将营长击毙，全营跟着任三海窜来包头河西为匪，暗地和王英联系。是年七月间，绥远哥老会龙头杨万桢(外号小乌鸦)和王英共同策动，纠合土匪刘三红等股四百余人，和王安仁等合伙约六百余名，突将包头县城包围。当时驻军系马福样部董伯声团，还有绥远警备队玉禄，据城坚守，双方激战两昼夜。马福祥唯恐失掉包头，派王英偷偷和杨万桢、刘、王、段等匪首见面，商议和谈。马福样意见：只要杨万桢离开部队，可任绥远省都统署参议，部队改为绥远省骑兵第二营。杨万桢害怕走侯宪章的下场，提出请外国教师从中担保。马福祥邀请萨县二十四顷地、麦达召、固阳哈教堂神甫三人从中作保，杨才答应。并介绍王英为营长，刘三红、王安仁任副营长，段、任和何华清分任连长，开往包头西中滩一带。包头之围，才告解除。王英当营长后，对这几股土匪确实难以掌握，尤其是王安仁更难应付。他为了分化王安仁，将他二姐的女儿张拉鱼嫁给了王安仁部最有实力的段友庵的弟弟段维三，他利用这种裙带关系，逐渐和段家弟兄亲密起来。不久，王英唆使段维三把王安仁打死，全营兵力统由王、段两家掌握。但是陕北土皇帝井岳秀，又秘密派人来包头向段用重金煽惑，并许段为团长。那年冬季，段突然带了三百多名骑兵，脱离了王英，又回到井岳秀师编为骑兵团。刘三红等人知道了王英这种毒辣手段，害怕对他们不利，也率了六、七十人当了土匪。这时骑二营仅留二百余人，但番号还未被撤销。王英对段家弟兄怀恨在心，终于在一九三二年秘密唆使他的特务营长史文华，带领百余人投奔了段友庵，第二年旧历年三十日晚上，段氏弟兄同全团连长以上的官佐在团部聚赌，史文华突然将段友庵击毙，又将段维三打死，段氏全团都由史文华率领，投降军阀高桂滋部。仅有段友庵叔父段宝山排长，因在外地驻防，未被解除武装，开回榆林。
   一九二四年，直奉军阀混战，盘踞包头的马鸿逵，奉令率领宁夏骑、步兵各一团和王英骑兵第二营，由包头开往热河赤峰县，防止张作霖西扰察绥。到达不久，直奉停战，马鸿逵开回绥远，王英的骑二营开往北京，归郑金声整训。因该营官兵绝大部分沾染鸦片嗜好，土匪成性，不守军纪，当即被郑金声用武力收缴了枪枝，全部官兵，给资遣散，将王英介绍给新任绥远都统李鸣钟。李初到绥远，对地方情况，不甚了解，委王英为省府参议。该年冬季，惯匪苏雨生、赵有禄由陕北窜来绥远，通过王英，李鸣钟将苏，赵收编为绥远省保安骑兵第四团，委张万庆为团长，王英为副团长，苏雨生、赵有禄等分任连长，分驻在包头黄河南东大社一带训练。不久苏、赵又哗变，在绥远、察哈尔、陕北、宁夏一带流窜为匪。
   苏雨生、赵有禄为匪后，王英仍回绥远省府任参议。一九二五年，冯玉祥西北军缺乏骑兵，拟在绥远扩充，准备西进宁夏，甘肃等地，李鸣钟就派王英去五原、临河收买马匹二千余匹。同年冬，冯军方振武率领部队驻守五原、临河两县，深知王英父子在后套势力大，号召力也强，组织骑兵更容易，当委王英为五原、临河保安骑兵团长，维持地方治安。不久，王英就召集起骑兵三百余名，由方振武补给大小枪百余枝，分驻五原、临河，一时小股零星土匪也被收编，由李三河、袁占鳌、杨守程、杜子玉等人分任连长。年底王英团已发展到五百余名，枪马齐全。方振武利用地方关系，让他尽量扩充，适应西进需要。王英乘机把些流氓、地痞、哥老会大小头目等坏分子，都吸收进来，成分复杂，纪律太坏，方振武也不加管束，放任自流。这时候王英名为四个连，实际有八百多人，从此野心就更大了!
   一九二五年秋，西北边防会办张树声到达五原后，利用王英父子的权威，委王英为“包宁护路司令”，同时就李鸣钟杀害哥老会龙头杨万桢事件，向王同春道歉，希望得到哥老会的谅解。同时张树声为了巩固地方治安，也进一步和哥老会表示接近，又让王英搜罗哥老会人员，组织起“绥远省革命协会”，由王英任会长。王英遂代替了杨万桢龙头宝座，把哥老会大小头子，委为团营、连、排长。不久组织起枪马齐全的二千余人，编成五个旅、十个团。金宝山为第一旅旅长，李三河为第二旅旅长，杨守程为第三旅旅长，袁占鳌为第四旅旅长，王喆为第五旅旅长。李凤山、杨五在、张忠元、杜子玉、刘治祥、杜银罗、李崇山、金双喜、广林、卢茂林等十人分任团长。另有手枪队一队，队长李姓。护路司令部参谋长是南靖臣，副官处长是陈兰亭，军需处长是王露亭，还有军械，军法、军医、参谋等八处。司令部驻包头西前街(现在的东河区胜利路包头印刷厂)，其他各旅、团分驻五原、临河、安北、包头、前旗各地。此时，绥远大小股匪皆被王英收编。哥老会组成的所谓“绥远革命协会”的全权事务，统由他的二姐王友琴掌管，卢耀峰、郄孝周等人协助。这是王英的极盛时期!

                (三)

   一九二六年冬，冯玉祥到包头后，关于西退宁夏、甘肃等省行军问题，最大的困难是哥老会武装匪徒沿途截夺枪枝，无法控制。因此，他向王英、王友琴、卢耀峰等人提出，愿参加哥老会。十月间，在包头大文明巷王英家，按照哥老会的规矩，吸收新贵人(初入会称号)冯督办入会。由卢耀峰给予冯玉祥“威字辈心意”(称呼大哥)。这个“心意”，就是哥老会里上八部最低的地位。冯以督办身份参加，比一般入会，较为隆重，冯给了四千元他自印的西北银行票子。从此以后，冯玉祥算与哥老会称为一家人，一时公开截夺枪枝行为，即较少些。王英等匪徒，认为截夺冯军零散官兵的枪枝，比上大青山拣石头还容易，但因既系一家人，公开抢夺不好看，就变了个方式，把哥老会武装匪徒，说成不是哥老会组织里的人，在王英秘密指挥下，继续截夺。冯军撤退完毕后，王英收缴了大小枪枝二千多件，迫击炮、轻重机枪、子弹、手掷弹及其他军用物资甚多。这就是冯玉祥参加哥老会的结果。
   王英表面上装腔作势，说什么“服从冯督办，愿意跟上到大西北开荒，永远当冯督办的部下”等一大堆鬼话，但内心里早已害怕冯玉祥军纪严明。自知他这群土匪不能遵守。同时听到国民二军弓富魁部，方振武一部和其他杂牌军队，因纪律不好，在西山嘴被冯军全部缴械，还杀掉几个抗拒的团营长，所以王英更害怕。他又编造说，哥老会一致要求给杨万桢报仇，乘机扩充实力。这伙土匪式军队，百分之九十五是绥远人，都不愿意离开家乡。王英因为有这些远近因素，也确难把这群土匪带到西北，因而产生了脱离冯玉祥投靠张作霖的念头。
   一九二六年旧历腊月间，也是冯玉祥全军最后离开包头的时候，王英就隐藏在乌拉山，唆使他的各部抢夺冯军枪械，并派他的参谋长南靖臣为代表，潜往集宁向张作霖前线指挥官万福麟接洽投诚，万即给王英以东北第三十一军军长名义，让他追击冯军。王英打起三十一军的旗帜，继续和冯战斗，待冯军全部离开包头后，王英首先进入包头城，欢迎张作霖先头部队马占山、刘震东等，馈送贵重礼品，又拜为把兄弟。马占山、刘震东对王英投降愿意改编等情况，添枝加叶向张作霖报告。这时，王英部占领五原、临河等县，就地驻守，军队番号虽然改变，但原来“包宁护路司令部”所属五旅、十团的旅团长仍然照旧未动，王英的东北三十一军军部住在包头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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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英

   一九二七年冬。王英向绥远奉系都统汲金纯、住包头旅长马占山、刘震东提出请求，到北平叩见张大元帅。张作霖令刘震东陪同王英到平，还令平绥沿路驻军表示欢迎。汲金纯为了给王英打气，还准备专车一列。王英为了买好张作霖和其他高级官员，特在包头购买大烟、地毯、红花，鹿茸，麝香及各种细皮衣等礼物，价值达一万五千余元，十月间，王英把各项礼物备齐后，特将七十多人的手枪队，作为卫队。这些士兵在归王英前，都曾受过严格军事训练，行动敏捷，每人带手枪，马枪、大刀各一支。火车进站后，立即跳下车来，散开在车的左右，面向外，右手拿刀，两眼巡视各方动静，看起来真像有纪律的军队。王英乘机向奉系吹说，他的部队，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此外，还有参谋、副官、军需、参议和勤杂人员百余名。专车由包直抵北平，沿途受到张作霖军队欢迎。车抵西直门时，早有所谓大元帅府派来汽车二十多辆，有“大帅”、“少帅”等人的代表，率领着军乐队，列队欢迎。第二日，王英亲往张学良少帅府和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军政大员处，在刘震东陪同下，分别拜见，同时把配好的礼物，分别送去，最后到大元帅府(怀仁堂)承启处挂上号，请示接见日期。第四天早晨，张作霖在怀仁堂接见他。他向张作霖作了口头假汇报说：“我完全拥护大元帅进关，我在绥西把冯玉祥赤军打得落花流水，缴了步枪千余枝，子弹、军用品甚多，现集中包头，作为我向大元帅献礼。现在绥西无一个赤军，大元师如西进宁夏，我愿作先锋。我亲手给我父亲割下顶好的大烟二千两，送给大元帅试用。”张作霖说：“好小子!你还是个孝子。敢来见我，真是个汉子。你差什么东西，找小六子(指张学良)给你补充。你回去后，好好整理部队，我告诉汲金纯帮助你。冯玉祥那些破枪我不要，都给你吧!先给你一万元见面礼，以后有困难，可以找我。”王英赶紧又趴倒叩了一个头，还说：“谢谢大元帅恩情。”第五天，前往东城旧海军部(现人民大学)东北陆军第三、四方面军团部拜见少帅张学良。王英虽不再穿长袍马褂，也用不着再行四头八拜的礼，但仍奴颜婢膝胁肩谄笑。张学良给了他军饷四万元，棉军衣二千套，军毯二千条，子弹五万发，八二迫击炮四门，还有医药、手套等物。王英前后住了二十多天，虽然送礼请客总共花了一万八千元，实际上净赚了二万多元现大洋，还得了棉衣、枪、炮等物。他兴高采烈地满载而归。行至磴口车站，前面桥梁突然起火，不能通过，当即通知他住包头骑兵袁占鳌旅，赶来磴口保护(距包头三十里)，并另调步兵二个连由团长李凤山乘坐火车赶来，待袁、李到达后，王英才下了车，还怕附近埋有地雷，让骑兵过去，步兵掩护上，行到了桥西，登上来的列车，左右由骑兵飞奔跟车开回包头。对于桥梁起火，传说不一，有人说是冯玉祥留下的旧部干的，还有人说是满泰干的。最后也没查出确实的原因。但王英从此便和满泰有了意见。
   王英回到包头不久，就是旧历腊月初，接到张作霖命令，立即要他向河曲、偏关等地进攻阎锡山军。王英由五原、临河各旅中抽调强壮人马一千五百多名，编为六个团，并委旅长杨守程为前敌指挥官，带领着团长李凤山，张忠元、杜子玉、杜银罗、刘致祥、杨五在，直机炮连长华世昌、特务连长史文华、秘书长白映星、参谋长南靖臣，参议金世源、军需韩祥符等人由包头出发。行至萨县东二十四顷地天主教堂堡子时，原定进驻堡子宿营，但是外国神甫(皆称二德神甫)闭门拒不许入。这时的王英，向教徒张大元等人说：“二十四顷地，是中国的土地，不是卖给外国人的，也没有租给他们，我是中国军队，他为什么不让进去呢?真是欺负中国人太甚！你告诉二德神甫吧，我不进去了，我马上命令部队攻城。我看看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张大元返回教堂，二德神甫立即召集全教堂武装登城坚守，准备还击。这个时候，包头城防司令满泰正在萨县城里，赶忙来二十四顷地西一个小村，和王英见了面，又通过满泰从中斡旋，二德神甫只让王英带少数人员进堡，其他旅团还是拒绝。王英说：“我不进去了，让炮弹去住吧!”就照着教堂钟楼打了四炮。二德神甫挨了四炮后，马上又着张大元等七、八人来见王英，说什么传话人没说清楚，这是说合，请王军长、满司令进城来，神甫在门口欢迎等语。满泰乘着下台机会，就拉着王英的手说：“杰臣!咱们到堡子里去吧，见见二德神甫互相解释解释，也就完了。”但是玉英坚不进去，弄得七、八个教徒互相观看，满泰也无法张口，三方面都静默起来。王英只管抽他的大烟，一声不响，事情弄僵了。杨守程、李凤山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不好解决，就向王英说：“报告军长，天气快黑了，我们还要赶路呢!”王英说：“好吧!让部队前进吧。”王英东去，满泰西行，七、八个教徒返回二十四顷地。二德神甫第二天匆匆忙忙跑到归绥，向绥远都统汲金纯提出抗议，要求惩办王英。汲金纯为了眼前一时安静，表面上完全答应，实际上根本未究。
   王英打完了二十四顷地后，继续东进，按照张作霖指示，攻击山西河曲等县。但要到达河曲，必须经过准格尔旗境，王英和准旗的独裁者大汉台吉那森达赖素有成见，他想乘着这个机会，要把那森达赖痛打一顿。那森达赖也抽调全旗兵力，集中在黄河北岸党三窑子一带布防，不许通过。双方对峙。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王英采取两面手法，一面给那森达赖写信，说明奉张大元帅命令攻取河曲，假道准旗，“秋毫无犯”，希望解决人马给养问题。一面急电张作霖，报告那森达赖奉阎锡山命令，阻止前进，请速指示。张作霖马上复电说：“攻取河曲，限期收到，那森达赖既敢阻止，应以敌人对待，立即进攻，全部消灭。”王英接电后，当天命令各团向那森达赖部队展开攻击，双方在党三窑子一带战斗两天三夜，互有伤亡。那森达赖不支，退过黄河大营盘，继续防范王部渡河。王英于腊月二十九日到达托县河口镇，渡过旧年，于初二日由蒲炭拐踏冰过河。行至大饭铺村时，突被那森达赖的伏兵袭击，战斗较烈，互有伤亡，约三小时，那森达赖部队向西撤退，王英向河曲十里长滩前进，往陕北府谷县麻地沟镇开去。麻地沟镇与河曲仅隔黄河，王英一面派南靖臣参谋长秘密前往河曲，和阎锡山部师长谭庆林接洽投降，一面又派金参议前往榆林，和土皇帝井岳秀联络，另将各团布置到准格尔旗和府谷县古城一带，防止那森达赖袭击。同时捏造假战况，向张作霖汇报。正在这个时期，那森达赖于正月二十二日突将驻古城王英部包围攻击。王英当时命令各团限三天将那森达赖军队全部消灭，并将杨家湾、沙圪堵、纳林等重要据点占领。他的官兵都知道杨家湾是那森达赖住所，拚着命展开攻击，如期占领。那森达赖放弃杨家湾时，放了一把火，向德盛西退走。王英的兵为了发财，冒着危险将火扑灭，昼夜乱挖乱掏，结果掏出元宝五百个，现洋一万余元，大烟三千余两和绸缎、皮衣等物。王英官兵因分赃还发生过开枪互拼。从此，那森达赖再没向王反攻，王英也没追击。王英因打垮那森达赖，又得到张作霖奖金五千元。
   王英驻在麻地沟，一面待南靖臣去河曲接洽投降的结果，一面每天捏造攻打河曲战果向张作霖汇报。南靖臣到达河曲后，向谭庆林转达王英的意见，谭向阎锡山反映后，阎委王英为山西骑兵第四师师长，同时给发了薪饷一万元，赏钱五千元，山炮二门，单服装二千套，关防、印信，还有医药、子弹等军用品，令他急返绥远，攻击汲金纯部。王英亲去河曲和谭庆林等人面商返绥攻击汲金纯的办法。在河曲住了三天，复返麻地沟。同时还向张作霖报告，说些“河曲已被我军占领，又被阎军反攻复失”等鬼话。二月初，王英率领全军返绥远，仍然打着张作霖的三十一军旗帜，复经准格尔旗东部，渡过黄河，开往托县、归绥边境散驻，采取观望态度，期待局势变化。同时，仍向张作霖、汲金纯等人报告，说什么“攻占河曲后，因一时布置不慎，又因弹药缺乏，伤亡过重，确无力支持，因而返回绥南，整军待命，并请添配炮兵，协助反攻。”王英这套鬼把戏，早被汲金纯识破，但汲故装不知，复电承应一切，并请他到归绥面商。王英接电后，认为不妙，赶急去电说是：“近来感冒甚重，不能前往，拟派参谋长南靖臣前往报告。”汲复电称：“既病不能亲来，已派医生前往诊治，并有大元帅代表高某赴前方慰问，顺便带去慰问费二千元，病如好转，相偕来绥。”王英便假装病状，把紫药水抹在脸部腿部，盖上被子睡在屋里，好像真有病一样。第二天那位代表和医生坐着汽车来了，王英派团长以上的官都去欢迎。王英见了这位代表后，痛哭流涕，口口声声说什么“我在河曲遭到阎锡山军袭击，官兵死伤惨重，几次要求增援，补发子弹，都无影子，后方又受到那森达赖攻击，使我首尾不能相顾，如此情况，不得不返回绥南。汲都统不但不补发子弹，反而听信奸人(指满泰)挑拨，制造谣言，真使我伤心。”说话时声泪俱下，同时他向那位代表要求：“请您转达汲都统，请他另派贤能来接我这个军长职务吧!让我休息几天。”王英这样一来，确实把这位代表哄得头晕眼花，真假难辨。王英乘机又送给代表现款五百元，大烟二百两，好马二匹，两个医官各送一百元，大烟一百两。请他们代诉“苦情”。这位代表得到了票子、大烟、好马，欢天喜地回归绥，两位医官要给他注射退热剂，王英害怕汲金纯害他，借口说打针有反应，就连消炎片他都不敢吃。医官们既已得到好处，管你真病假病，也就随同汽车返回归绥去了。代表走后，王英做贼心虚，既不敢去归绥见汲金纯，又不敢拿出阎锡山旗帜来，住着等待吧，又怕汲金纯攻击，走罢，该到哪里去?终日唉声叹气，愁眉苦脸，只拚命抽大烟。一天突然接到杨守程报告说：“汲金纯由归绥派出骑步炮各一团，步炮乘火车到达察素齐车站下车了，骑兵向我驻地前进。”其实汲金纯真怕王英攻归绥，故意耍这个花招。同时汲金纯在归绥还招集商会、农会地方士绅等多人，把王英投降阎锡山大致情况告诉了他们，说“我军奉张大元帅命令，立即率队剿除，你们都是地方人，请代转告王英要他马上来归绥见我，我保证他的安全，否则，他将悔之晚矣。”商农会的人，只好照汲的意思联名给王英写了一封信，但是暗地告诉王英千万不要来。同时汲金纯把包头城防司令满泰接往归绥，在事前捏造下一份张作霖的假电报，内容是：“王英叛乱，速剿除，令满泰为绥远护理都统。”汲金纯把都统大印交给满泰，汲本人隐藏在部队内，积极调动军队齐集车站，表面上声讨王英，车头向西，实际上待夜静后，车头东挂，溜之乎也。护理都统满泰，傻头傻脑，抱着大印，在都统府呆了二夜，第三天早晨，才知道汲金纯和所有奉系军政人员，已经逃跑一空。王英接到商农会来信和口头信，吓得连夜率队向包头逃走，二天二夜就跑了三百多里。王英到达了包头以西公庙子，部队分驻各村，原拟返回五原，突然留守包头人员送来一信，说汲金纯部昨晚全数撤走，王英急令各团赶占包头，同时也把山西骑兵第四师旗帜拿出来，进了包头。没有实力的护理都统满泰，在都统府呆了四、五天，附近地方军队如金宝山，郭春山等股，也闯进归绥，弄得满泰无法制止。最后王英也带着袁占鳌、杨守程两个旅乘火车赶来归绥。归绥新旧城大乱，街市上行人几乎绝迹，商店闭门，学校停课，土匪们乘机抢劫商民，王英、金宝山、郭春山等匪首，把汲金纯遗留下的粮食、服装、弹药，搬运一空。王英为护理都统职位，和满泰明争暗斗；他为了抢夺更多东西，派杨守程、袁占鳌两旅，向大同追击汲金纯，并向阎锡山报告。王、满正在你争我夺时，阎锡山给他们来电说：“已派商震为绥远都统，日内前往，希暂时共同维持地方治安。杨、袁两旅到达大同后，阎锡山的骑兵、步兵由商震、赵承绶率领，也开到了，令杨守程旅开往柴沟堡、天镇，袁占鳌旅开往集宁、丰镇。商震带着步兵赶来归绥，当了都统，满泰、王英又都回到包头。
   一九二八年，商震令王英部整编为一个旅、四个团，前旅长金宝山拨归满泰，杨守程旅拨归骑五师原屏藩，王喆、李三河两旅长免职，只留袁占鳌为骑兵第四师第五旅旅长、李凤山为十七团团长，张忠元为二十三团团长，杨五在为第八团团长，杨猴小(杨耀峰)、李崇山等十二人为连长，另有山炮、卫队各一连，除师部仍驻包头，其他各团分驻临河、陕坝，杨家河一带整训。阎锡山特派马宏林为王英的参谋长，又派三个中校团附，每团一个，明为帮助整训，实则暗中监视。一九二九年秋，阎锡山命令王英全旅集中包头东营盘整训，王英明知是集中起来遇机缴枪，但也没有办法，只好服从命令，把全旅集合包头。十一月间全部果然缴枪，调王英为山西骑兵副司令，排长以上军官调太原军官教导团学习，士兵一律给资遣散，马匹归已自用。这项命令到达后，王英召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多数不同意缴枪，尤其是二十三团三连连长杨猴小、卫队连长史文华最坚决。他们说：“宁愿当土匪，也不作缴枪人”。为此开了大小会议十几次，王英也不敢把真实动态向阎锡山反映，迟迟不能解决。最后三个团连长以上军官齐集袁占鳌旅部，进行研究，决定：如师长不愿意走，我们把他抬上，徒步由磴口、南海子过河，在昭君坟集合。这次会议，王英不知道。第二天，山西骑兵司令赵承绶奉阎锡山命令，由大同赶来包头，监视王英缴枪，同时也带来骑兵吕汝骥旅，分驻包头四郊，监视王英部队行动。这些情况王英、袁占鳌等人也都知道，赵承绶在丰业银行召集王英部连长以上军官开会，各团、连长惟恐发生意外变化，明、暗带着武装护兵前往参加，同时在东门外大营盘周围实行戒备，也准备随时开往河西当土匪。会议后，王英知道全部要拉走，特地跑在袁占鳌旅部，召集连长军官，反复讲解目前情况，他说：“不是我愿意缴枪，而是环境不允许，你们如果一定要拉走，就把我打死，省的阎锡山杀我，你们在外作乱，我不是被杀，就要蹲大狱，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朋友，非把我害的家破人亡，才算甘心吗？”说着话，他站起来说：“来!哪个先把我打死，我早就不想活了。”王英连声喊叫“谁先开枪？”这一下，大家都愣住了。还是袁占鳌站起来说：“师长；我们跟您多少年，不用说把您打死，我们也不能让您掉头或者坐大狱。你看绥远连年灾荒，每天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缴了枪这些人难道活活的都饿死吗?”说着放声大哭，其他团连长不约而同都哭了。王英也哭了，会场一片哭声，谁也不说一句话。突然二十三团三连连长杨猴小站起来：“师长不要哭，哭解决不了问题，今天不是让缴枪吗?我愿少缴，我是按单子上的枪数交，长余下的枪我还是带上当土匪呀，师长您去当副司令吧。”杨猴小马上回连部，把军队集合起来，把枪收了，送给王英后，连夜带了二十多名士兵通过马场，过了黄河。其他各团连，于第二日相继全部把枪弹送到王英司令部。袁占鳌等六十多名军官前往太原教导团学习。一九三〇年春，王英跟上赵承绶去河南打蒋介石。同年秋阎锡山失败后，王英偷跑到天津。杨猴小从此就在绥远、察哈尔、宁夏、陕北一带窜扰了六年，最后在陕北横山县落羊沟被打死。

                (四)

   一九三〇年春，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在河南、山东等地混战，在绥远包头各地的王靖国、赵承绶等部奉阎锡山命令调走，阎恐王英乘虚捣乱，特令他随赵承绶前往河南，名义上是赵的副司令。这时杨猴小、陈秉义、周鸿斌、史文华、康存良等股，在包头黄河南一带活动，通过王英的二姐“二老财”与王英经常有信件联系。王英随同赵承绶到河南后，感到苦闷，但也无可奈何。六月间，他的前团长张忠元由太原前往看他，王英秘密告诉张忠元两件事情：第一件，赶急回包头，告诉杨猴小、康存良，陈秉义等积极活动，尽量扩充，并让他二姐全力支持他们。第二件，先到天津找陈国英(国民党绥远省党部委员)，让他设法给蒋介石打电报，就说：“我准备在前线率部'反正’，请通知刘峙、顾祝同接应。”王英为了慎重，又加派前军需韩祥符共同前往。张、韩到天津后，在惠中饭店找见陈国英，将王英的意见说明，几天后得蒋复电，大意说：“王英反正，极表欢迎，并委为中央骑兵第三师师长，已通知前防，希和刘峙等联系。张、韩得讯后，张回包头找杨猴小和王友琴，韩去太原找在太原受训的王英前团长李凤山、旅长袁占鳌、杨守程等人，通知他们回绥远活动。嗣后韩又返河南开封，向王英复命。王英口头委杨猴小为第一旅旅长，让韩返包头，通知杨猴小。这时，杨猴小已被绥远省主席李培基收编为“绥远省保安骑兵团长”。杨猴小自认为了不起，一时得意洋洋。在太原受训的袁占鳌、李凤山、杜子玉、张忠元等先后返回包头，在黄河南一带活动起来。与此同时，陈国英也化装潜返归绥一带，煽动自卫队搞起反阎的活动。杨猴小部因受改编不久，仍驻包头二道河村，袁占鳌等股窜到归绥，和陈国英合并，企图占领归绥。李培基派郭凤山骑兵师前往剿除，这群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一经接火自行溃散。陈国英又逃回天津，袁占鳌等股又返黄河南达拉特旗一带骚扰。这时在河南的王英通过他二姐，不断和杨猴小、袁占鳌等人信使往来，同时他二姐代替他执行了师长职权，指挥这些土匪们的行动。九月间，冯玉祥、阎锡山被蒋介石打败后，赵承绶退到石家庄，王英向赵承绶请假回家(天津)。王英同韩祥符等五人，去了天津，从此才和阎系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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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二老财”王友卿（中间坐者）

   王英到天津后，回到法租界天德里住所，他的三姨太太张筱红告诉他说刘震东来找过他数次，并留下住址。王英就马上找到刘震东，把阎、冯军在河南败退情况，向刘介绍，刘又向张学良反映，张电召王英赴沈阳。王英当天晚上去沈阳，就见到张学良，把冯阎两军在河南败退情况，作了口头汇报。接着傅作义也由山东败退下来，刘茂恩也倒了阎、冯的戈，于是张学良通电主张和平，随着把东北军大批开进关来，占据了天津、北平、保定、张家口等省市。王英也返天津。张学良到北平后，王英又去见了一次，张让王速回绥远，扩展军队，但未给名义，仅给了二千元，作为路费，让他去张家口找察哈尔主席刘翼飞，帮助他回绥远。王英到张家口后，刘让察北保安司令张诚德(外号野猫张地方团队)派队掩护他回绥。张派兵一排，由张北县送至商都，因兵力单薄，再未前进。这时傅作义由山东退到绥远，当了绥远省主席，阎锡山逃至大连。王英这一系列活动，早被傅作义、赵承绶知道，即派骑兵两连在武川东山口地区进行封锁，防止王英西窜。王英自知力量单薄，重返察境，又着韩祥符秘密返回包头，让他二姐速通知杨猴小、袁占鳌、康存良、李凤山，史文华、张忠元、陈秉义等派队接他。“二老财”让他的儿子张子茂去河西通知袁占鳌等，速开商都“迎接老司令”，并让康存良、杨守程等继续留在土默川一带牵制赵承绶的骑兵，她亲自坐着轿车去二道沙河找杨猴小东开迎王。杨猴小名义上虽被收编，但总不放心，现在有“二老财”坐催又有王英召唤，遂于腊月间由二道沙河村突然东开，声称去接王英。赵承绶等人，也拿不出力量把这股土匪剿除干净，或者阻止住王英不能来绥，反而被杨猴小，袁占鳌两部将武川县占领，抢劫一空，还打死赵承绶部的一个团长陈某，缴了大小枪枝百余条。
   杨猴小、袁占鳌两股在集宁县北贲红滩、宋家村和王英会合。对重返绥远作了一系列布署和决定。第一，禁止抢劫老百姓财产，严格制止奸淫妇女和请财神(绑票)。第二，先占五原、临河两县，作为根据地。第三，把蒋介石第三师番号拿出来吓唬晋绥军。当即委杨猴小为第一旅旅长，陈秉义、王占元、吕德明、周鸿斌分任团长。袁占鳌为第二旅旅长，杜子玉、李凤山、康存良、张忠元分任团长。委史文华为特务营长兼执法队长，如有违犯军纪者，先斩后奏。并委南靖臣为参谋长，张诚斋为秘书长，韩祥符为军需处长，杨守程为稽查处长。对各项计划安排后，由集宁取道陶林、武川、归绥北山出口，经过萨县、包头、在西公旗(今乌拉特前旗)集合。杨猴小部在前，袁占鳌部在后，王英领着史文华在中，按照预定路线行动。王英率领着这伙所谓“中央骑兵第三师”，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终于在归绥北脑包村山口闯出。第二天早和傅作义某步兵团在白塔站打了一仗，当天晚上王英为了威胁归绥城内军政机关，有意识地派李凤山团率领百余人，到南茶房一带进行袭击，吓得那些胆小的军政机关人员，一晚上也不敢睡觉，更不敢开出军队来对抗，只有依靠墙头乱打了一阵。其实王英派出李凤山后，当即向西逃跑。第二日天亮后，对方才知道王英不是攻城，而是溜之乎也了。
   王英在土默川又和杨守程、杜子玉，康存良等股会合后，到了萨县大岱村，住在田端甫家，召集团长以上人员会议，根据新的情况，又作了新的布置。决定王英同杨猴小旅走河西，袁占鳌旅走黄河北，在西公旗宋家壕集合。到达宋家壕后，对占据五原、临河、安北又作了个计划。由于安北县无驻军，王英同杨猴小先占安北县(也叫大佘台)。王英命袁占鳌在占五原之先，在宋家壕住上几天，和包头的郭凤山师长联系，诡称袁与王英意见不合，袁愿归郭收编，并命袁在槐木村等郭凤山，把郭扣起来。
   王英在宋家壕把各项事情安排后，率领杨猴小旅由昆独仑召沟直奔安北县城。该县当时没有山西的军队，仅有些地方团队和警察，哪敢抗拒，只有开门迎接。当时县长郑世卿，警察局长张家骏，自卫团总郭之昌，还有十几位绅商界代表，齐集东门外垂手欢迎，王英拱手称谢，全城男女老幼，站立两旁，观看热闹。王英住在郭之昌家，杨猴小等分驻城内商号和老乡家，市面上卖衣服、手巾、鞋袜、马鞍等大小生意，一时也热闹起来。住了两天，约在腊月二十五日，又离开安北县，直奔南牛犋。
   袁占鳌在宋家壕接受了王英的锦囊妙计，把郭凤山骗到槐木村(距五原六十里)，郭还摆着上司架子，自认为袁真心投他，当时把在包头准备好的委袁为山西骑兵独立第一旅旅长，杨猴小为第二旅旅长的委任状交给袁，让袁暂住槐木，听候命令。郭凤山随即喊“开车！”准备要走。但没有一个勤务出来答话，郭气冲冲地跑出院来，大声喊叫“勤务兵!勤务兵!你们都死了!”他的勤务兵空手走出来，有声无力地说：“我们的枪早被人家收去，你还骂我们?”郭当下脸色苍白，一声不响，袁占鳌说：“报告师长!我奉王司令命令在这等候师长，请您马上到南牛犋和王司令见面，有什么话可向王司令去说，咱们走吧。”郭凤山被迫同袁占鳌坐着汽车直奔南牛犋，见了王英。王英大骂袁占鳌，向郭凤山说：“请大哥原谅，这是误会，我请您来，是和您商议我这些人怎么办?请您和赵司令、王师长把我的困难情况代为传报，只要能把这群人安置个地方，我本人干不干都没关系。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日，明天就是大年，本来想留大哥多住一天，咱们好好谈谈，但是怕五原军政人员说我对您有不好的行为，您今晚就回五原吧!我在南牛犋等大哥的回信。”郭凤山只有随口答应：“杰臣!我一定替你办，那么我就走吧。”王英将收缴郭的手枪完全拿出来，交给郭的卫士，把郭凤山送上汽车，郭向五原奔去。在郭凤山未走前，王英就派杨猴小事前到南牛犋北总路口上一个小村子，明为保护，实际上再吓他一次。郭凤山离开南牛犋时，正是深更半夜，好像出笼的鸟一样，惟恐中途再发生意外，正在心慌意乱情况下，突然前面鸣枪两声，阻住去路，大声喊叫：“什么人，赶快下车，见我们旅长!”这一吓，郭凤山魂不附体，只好乖乖地下了汽车，杨猴小跑上前来，还行个举手礼，对郭说：“报告师长，我是杨耀峰，奉我们王司令命令，在此保护师长的安全。北面就没我们的队伍了，请您放心走吧。您委的旅长委任状我已交给王司令了。”郭凤山逃回五原后，赵承绶认为他和王英有勾结，不久就将郭的师长撤掉了。
   一九三一年，王英在南牛犋放走郭凤山后，过了春节，即研究如何占领临河县城和陕坝等重要城镇。决定派杨猴小先占陕坝、蛮会等镇，派袁占鳌旅包围临河县城，解决郭凤山师白葆芝团，王英本人进驻临河境内的世成西(陕坝东约六十华里)堡内。正月初二日，各旅即按照指定目标，进行攻击，杨猴小旅于初六日占据了陕坝等镇，复与袁占鳌旅合围临河县城。白葆芝团据城抵抗，双方战斗三昼夜，互有伤亡。临河县东关是个商业居民聚集之处，被袁旅首先占领。城内除军政机关学校外，商号居民甚少。白葆芝团请临河县县长白葆庄、商会会长刘福申、自卫团总李俊峰，出面调解，并提出三个条件：①袁、杨部立即停止攻城，退出东关南十里外。②白部三天内自动撤出临河县城，双方保证不再冲突。③以公路线为分界线，袁、杨两部在公路南十里外，白葆芝团由公路北十里外向五原撤退，公路中间由李俊峰率领自卫团队，往来巡逻，监视双方。白葆庄等三人亲往世成西和王英见面，王当日命令袁占鳌、杨猴小遵照条件即日执行。白葆芝于一九三一年旧历正月初十日离开临河，退往五原。袁占鳌旅进驻城内，杨猴小旅复返陕坝。王英于十三日由世成西先到陕坝，十五日到临河，从此临河全县即被王英部占据一年零三个月。总计人吃马喂，各种费用，据不完全统计，约在三万多元。
   从此王英对蒋介石给的第三师番号，再未对外使用过，而蒋介石也没给过一文钱或其他物资。王英虽派其前参谋长杨蕴甫、赵灵趾去过南京几次，都没结果。但是花费怎么办呢?只好巧立名目，设立税卡，美其名曰“保护费”。每只货船收洋十元，粮船十二元至十五元，盐船十五元至二十元，年余来总共收约一万五千余元。那年秋天，又派袁占鳌率领李凤山团，公开向包办宁夏货物税局局长李少白在三盛公设立的税局和行商数十家，勒索了五千元，并把商人的货物抢劫一空，折合银洋两万元左右。同年春，王英又强迫农民播种大烟，每亩征十两至二十两，总计收回“板子烟”七千余两。另派杜子玉团开往安北县，向各乡农民讹诈回大烟一千五百两，总计那年勒索到王英手的烟土达一万两左右。其他如收租、丈烟、催烟等人从中的诈取，不可数计。王英还派袁占鳌到磴口，把福兴公司的红盐抢到临河、五原一千五百石，向各乡村换了麦子三千石，运往包头销售。对这种土匪行为，受害者敢怒而不敢言。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又委王英为“义勇军司令”。王英立即通电抗日，好像真有“爱国心”。他这一举动，骗诱了不少青年，加入他的队伍。但是王英只说不做，仍旧盘踞临河。冬季，他见宁夏兵力不多，又借口东开“抗日”，请支援大皮衣二千件，当时宁夏主席马鸿宾，确实兵力不多，也害怕闹翻了脸宁夏被攻，向各皮行征用二千件，派骆驼送到临河，如数交给王英。此时他既有大烟抽，又有足够的银元挥霍，那里还想移动，更根本没有抗日的思想，只好应付各方环境，得过且过。   不过那年确有冯玉祥的秘密代表，到过临河，说是冯让王到兰州，和雷中田(雷系甘肃省保安司令)合并。青海主席马步芳，也派旅长马禄和雅某(人称雅王爷)，请他到青海。绥远主席傅作义，不喜欢他久驻临河，曾来电让他派人到归绥接洽。王英为了应付傅作义，当派李凤山、韩祥符，并邀请五原商会会长唐盘书三人，前往归绥联系。当时傅作义归张学良节制，只好向张请示，对王英部竟作如何安排。张派胡毓坤等人来到归绥，三方面共同研究。为了确实了解王英的真实态度，胡派随他来的王参议，傅派省府任重参议，在王英代表李凤山陪同下，前往临河见王英。王英表面上坚决要求“东开抗日”，实际上还是想去兰州和雷中田会合。最好再在临河呆几年，坐待中日问题变化。胡毓坤对王英东开抗日，表示同意，即向张学良请示。正在胡等待复电时，阎锡山突然由大连乘日本飞机到大同，转往太原。张学良看到局势有变，当将胡毓坤召回北平。同时也对傅作义来电说：“阎既返太原，晋绥军政当由阎主持，关于王英部问题，希另行研究。”因此，商谈问题，暂告中断。表面上虽然互相联系，实质上各自准备。
   傅因阎返太原，派袁庆曾先去报告，继而亲去请调，把问题搁置下来。傅返归绥，邀王英亲来面商，并说已令沿途保护。王英召集团长以上人员，齐集临河商议，王英提出意见三点：①我去归绥凶多吉少，我如死了，部队怎么办?②如果我们东开抗日，谁也不给命令，那就是自由行动，沿途必定受到晋绥军阻击，该如何应付?③根据目前形势，临河是不能再住下去，如果西去找雷中田，或找青海马步芳，又有什么好处?与会人员，一致不同意王英去归绥，主张东开抗日，或当土匪也可。尤其是杨猴小表示得最坚决，他说宁死在日本鬼子手下，也不能让傅杀死。袁占鳌不同意杨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都不抗日，谁让你们抗日?我认为先到兰州或者青海培养力量。现在他们不抗日，将来也有抗日的一天。”杨猴小说：“他们不抗日，他们是害怕死，我不怕死，我非去不可。谁不去抗日，谁不是中国人。况且我们是'抗日义勇军’，抗日是名正言顺的，我们马上就开。”会议进行到最后，仍定不下来。会后，王英和杨、袁单独商议，但仍各自坚持己见，终不能一致。接着继续开会，王英当将东开抗日和西去兰州或去青海的利害关系，作了分析，他一面说，一面哭。他说：“为了大家的出路，我还是到归绥见傅作义，就是把我杀了，他也得担负起不让我抗日而把我杀掉的罪名。如果自由行动，却不妥当。”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话，王英马上给傅作义打了个电报，大意说：“我决定前往，当面商议。并令史文华营长迅速准备，相偕同往。王英于三月十日由临河动身，行至五原新公中村，即与驻五原赵承绶骑兵旅长张子心去信。大意说：“奉傅主席电召赴绥，商议我军问题，希代备汽车一辆。”张回信说：“五原没汽车，你骑马去吧，也不必进五原城来。”王英接信后，反复思考，认为傅作义邀他到绥，又说已饬沿途保护，张旅长却既不给准备汽车，也不让进城，究竟其中有什么把戏，自难理解。最后史文华说：“张旅长不让你进城，这不是告诉你不要去归绥吗?你还考虑什么呢?赶快返临河吧。”史文华一席话，提醒了王英，第二天又匆匆返回临河，并一面急电傅作义，说是中途感冒，暂不能赴绥，病愈即去；一面又召集团长以上人员，继续开会，首先和杨猴小、袁占鳌两个人商议，结果杨、袁仍然各自坚持原意。最后决定：让袁占鳌带一百人，跟马步芳代表马禄去青海，其余各团都东开抗日。决定后，命令各部积极准备。傅作义接到王英因病不能来绥电报，知其中有变，电告阎锡山、阎即令傅剿除。不几天，王靖国步兵、赵承绶骑兵，分别向五原方向出动，王英在此情况下，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全部自动离开临河。王英、杨猴小东去，袁占鳌西行。王英、杨猴小绕道乌加河北，通过五原、安北、固阳、武川、陶林、集宁六县到达察哈尔商都境的郭家庄和张学良骑兵团长熊飞联系，说明东开抗日，并且想到北平见张学良。熊飞当天晚上坐着汽车，陪同王英到了张家口，先见察哈尔主席刘翼飞。刘对王英抗日意图，甚表欢迎，但说须请示张学良才能决定。当天晚上，刘即去北平，见到张学良，还没有说话，张学良就把阎锡山一份要将王英解送太原的电报交给刘看，弄得刘有嘴不能说。张当即指示刘翼飞：把王英表面上押起来，实际上给予优待，王英的部队可再回绥远。如果子弹困难，可秘密帮助些。人家谁也不抗日，我们能抗吗?刘返张家口，遵照张的指示办理，先将王英由招待所移住上堡一个老乡院，另派察哈尔公安处队长黄某伴守。并给了杨猴小子弹万余发，助其重返绥远。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前，刘翼飞又把王英转移到北平西城烟筒胡同二号一个小院，名为便于保护、实系继续监视，如此半年多。

                (五)

   一九三三年夏，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时，王英已经自由了。他又想乘机活动，前往张家口接洽。但是冯玉祥回忆起一九二六年西退宁夏时，王英不但不跟上西走，反而投降了张作霖，还沿路捣乱，对王英不满。后经吉鸿昌将军从中解释，冯任命王英为察北游击司令。王活动了半年，虽然仅有数十人跟他，但抗日信心甚大，在吉鸿昌将军直接领导下，还参加过收复多伦的战斗。冯玉祥被蒋介石逼上泰山后，抗日同盟军所有部队，在吉鸿昌、方振武领导下，继续坚持抗日，王英人马虽不多，也算跟上抗日了。吉鸿昌等部行抵喜峰口一带，前有蒋介石和张学良军队阻击，后有日寇追赶，战斗进行了两昼夜，终因伤亡过重，弹尽援绝，确不能继续支持，才停止了抗日。吉鸿昌跑回天津，王英随着也去了天津。从此王英住在天津，经常和些反动的政客军人往来，都是你吹我捧，自称“三齐王”。
   当年冬天，王英在生活上感到不够宽裕，被他的三姨太太张筱红逼迫，跑到兰州，弄了个甘肃省政府的参议，月薪一百元。又向熟识的商店赊购了大烟二千两，运往张家口，因行情不好，销路不畅，加上他带来的大烟百分之二十有假，如果出卖，还得赔钱。后来经过会制造料面的归绥人亢宜斋建议，让王英制造料面，烟土才有了销路。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又给了王英个参议，月薪二百元。王英就利用这些关系，在张家口秘密制造料面。而料面又非运往天津不能销售，因当时稽查正紧，如果买通军、宪、警人员，花费甚大，利润当少，当即由亢宜斋介绍两个日本浪人，一个叫山夏，一个叫大山，担任运送，规定每袋运费十五元，另各给买头等卧铺票一张。王英从此由小到大，由穷变富，一时车马盈门，宾客满座，张自忠等虽有耳闻，也不追查。张家口烟土商店绝大部分是绥远人，如晋业祥(经理翟耀庭)这个土店，在包头、归绥、张家口、北平、天津、太原等地都有分店。王英和翟家弟兄认识，而翟家也为了扩大烟土销售，全力支援王英制造毒品所需大烟，先取货后给钱。无本尽利，制造毒品一年多。由于通过山夏、大山介绍又和平绥铁路日本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绥远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认识，这就给王英后来当汉奸开辟了门路。
   张自忠为了学习古典文学，特聘请前绥远教育厅长李泰芬到张家口讲学，同王英居住一院。张自忠经常来听讲，对王英和傅作义间的误会，愿作调解，王英也同意，同时提出两个条件：(1)取消通缉令，恢复包头、五原、临河土地、财产，并释放旧部；(2)给适当名义和生活费用，居住自由。张给傅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李泰芬去归绥洽办。傅对恢复财产和名义，生活费用等一口承应，对居住自由问题，说是当不了阎锡山的家。终因双方意见不一，没有结果。因此王英对阎、傅更表不满。王对张自忠、李泰芬说：“我犯了什么罪?连个居住自由都没有，这真是要逼我上梁山。”这句上梁山的话，意味着当汉奸，这也是王英当汉奸的一个借口。
   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和日寇订立了臭名远扬的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后，日寇在华北各地设立特务机关，公开进行特务活动，在各地寻找汉奸，充作爪牙。最典型的如冀东殷汝耕，察北李守信，蒙旗德穆楚克栋鲁普等败类，还企图把绥东也特殊化，这就选中了王英。王英在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芬和绥远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共同策动下，把张家口制造毒品的买卖关了门，随同盛岛角芬和羽山喜郎到了天津，和日寇驻天津司令梅津见了面，被委为“大汉义军司令官”，决定让王英在察北积极招收土匪，人马越多越好，不限数目，根据发展情况，补发枪枝，并制定第一步先占百灵庙，然后再占绥东五县，和整个绥远省全境等一系列侵略计划。王英奴颜婢膝，全部接受，返回张家口，首先和杨守诚、韩祥符叙述在天津接受梅津提出的组织伪军、占据绥东等事，韩坚决反对，誓不参加。不久韩即领着妻子，秘返绥远，向傅作义把王英接受日寇侵占绥东等罪恶活动详为汇报。此时驻包头王靖国师田树梅旅长，对王英勾结日寇，企图扰乱绥东活动，也有所闻，想找几个和王英有私人关系的人前往劝说，不要和日寇勾结，并许诺将他在包头、五原、临河被没收的土地、财产等一律退还，给予适当名义和生活费用等条件。通过前玉禄部团长荣松亭的介绍，前玉禄部队长耿子云、李秀峰(又名秃卜)、松友三等三人为说客，前往张家口，进行劝说。但是这几位说客，不但没有把王英说服，反而被王英利用，充当了汉奸。王英就把耿子云委为“百灵庙保安大队长”，松友三、李秀峰各任中队长，并给了一部分枪枝、服装等。不久耿子云被日本枪杀。
   这时王英的所谓“大汉义军”初步组织起来，把当时的一群汉奸，如孙殿英旧部金宪章，落伍军人安华亭、王子修，察北土匪石玉山、曹辅臣和绥远土匪杨守程、常志义等，在察北一带招集起的骑、步兵约三千余名，共编为五个旅。金宪章、安华亭、王子修、石玉山、杨守程，分任旅长，曹辅臣、常志义等分任团长，寇子严任参谋长，陈子珍任副官长。王英捏造一套所谓“待机反正”的鬼话，秘密派他的伪参谋长寇子严，由百灵庙绕道张家口，到归绥和傅作义联系。寇和傅系保定军校同学，寇来归绥时，傅军已将百灵庙收复，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寇子严此行无结果，后来就投奔了邓宝珊。金宪章、安华亭、王子修、石玉山四个伪旅已纷纷反正。惟甘心继续充当汉奸的王英，死不悔改，率领着杨守程、常志义和日寇顾问山夏等逃回张北县，他又灰溜溜地跑回天津，向他干爸爸日本鬼子哭诉，说什么受了金宪章等四人的骗了。日寇还想将来再利用他，暂时未加处分。对退往张家口的杨守程、常志义部，日寇认为行动可疑，勒令全部缴枪，除杨、常二匪只身逃往天津寻王英外，其他大部分伪官兵被编入李守信部，继续当汉奸。
   王英自绥东惨败后，居住天津，虽然和日寇继续勾结，梦想东山再起，重犯绥远，但是光杆司令，日寇怎能信任，只有闭门造车，自吹自打，如此约一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隐居天津的王英，又张牙舞爪，有所活动，在日寇平绥铁路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芬和绥远特务机关长羽山喜郎等唆使下，从日寇那里弄得个“绥西自治委员会委员长”名义。日寇让他返回绥远，招收败类，组织武装，协助日寇维持“地方治安”。王英、杨守程、常志义于一九三八年冬来到包头；大肆宣传日寇“亲华”毒素，收罗败类，企图死灰复燃。当时虽有些坏分子参加，但都是赤手空拳，最后还是他二姐“二老财”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决定还是找现有力量的旧部，如驻黄河南岸的二十二军高双成部伊东游击支队长陈秉义，邬青云(即邬四儿)、王永清，段宝山，绥远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二路副指挥官韩祥符，团长贾克振、冯子明等人为活动对象。陈秉义、邬青云、段宝山部，由他二姐话动。韩祥符、贾克振、冯子明、王永清，由杨守程活动。那年冬天，王英的二姐王友琴着他的儿子张子茂亲往陈秉义、邬青云驻地河西新城、树林召等地联系，陈、邬原是杨猴小旧部，和王英的私人关系较深，当时接洽妥当，愿意投靠王英。杨守程携带礼品和王英的口信，到了黄河南岸张家营村和韩祥符、王永清等联系，韩、王等人坚决反对当汉奸，并向杨守程建议，让王英早日反正，投入抗日阵营。但是无耻的汉奸杨守程说：“老司令这次叫你们过去，是为了保存你们的力量和生命，管他汉奸不汉奸，将来有了力量，归谁也有办法。看你们现在的武器破，子弹少，穿吃都没有，样样都不行，真让日本人消灭，未免有些可惜。现在正是个机会，不然的话……”这一片恬不知耻的汉奸理论，当被韩祥符等人严词拒绝，立即把他驱出河东。陈秉义，邬青云两部被诱动摇，终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间叛变投王，陈、邬叛变，常志义也拼凑起二三百人，分驻在包头西麻池、乱水泉、前口，北山湾一带。日寇看见王英有了兵，就给了他一个“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经李守信介绍)委于振瀛，李殿林分任副总司令，杨守程任参谋长，鞠建周任参谋处长，张子杰任警卫大队长，刘汉章任特务团长，曲步霄、吉纯仁先后任驻包头办事处长，刘庆云、任参天、杜文三人任翻译。第一师师长陈秉义，副师长赵天飞，参谋长金成云。第一团团长陈宝山，第二团团长贺仁杰，每个团四个连，全系骑兵，共有八百余名，百分之七十五有各种步枪手枪；第二师师长邬青云，副师长高理亭，参谋长许安邦。第三团团长张永胜，第四团团长杨占山，全是骑兵，有七百人，约百分之七十有各种步枪手枪，第三师师长常志义，副师长兼参谋长柴万善。第五团团长贾世元，第六团团长李红升(常志义不久病死，由李红升任师长)。全部骑兵，有七百多人。约百分之七十五有各种步枪手枪。伪绥西自治联军总计有骑、步、炮兵二千七百余名，各种枪支二千余支，迫击炮六门，轻重机枪三十余挺，还有汽车、电台等。
   日寇为了加强控制王英，特组织了个绥西联军顾问部，派儿玉尧、臼杵长胜、大场茂马、筱崎宝昌等四人为顾问，这几个日寇，常驻包头，虽不住在伪绥西联军总部，但是伪军调动，上报文件、填发护照等往来文件，统被日本顾问掌握，不论在任何文件上，先由顾问总部同意后，然后盖上顾问部章，才算有效。
   一九三九年冬，傅作义军由后套出发，曾一度袭击盘踞包头的日寇，并占据包头城一天一夜。日寇为了报复，特由平绥、同蒲两铁路沿线抽调大批日军并纠集李守信伪蒙古第八、九两师和王英的伪绥西联军，及日寇的小岛部队、宪兵队二万多人，在黑田师团长及水川中将率领下，配备汽车五百多辆，于同年腊月二十五日，由包头、固阳分三路向后套进犯。第一路由包头、磴口、南海子过河，先将沿河一带抗日军队进行所谓扫荡，傅军略事抵抗，即向东胜退去，日寇沿河直犯临河。第二路由包头西中滩(乌拉特前旗)直犯五原。第三路经大佘太，绕狼山，出乌不浪沟，直犯陕坝。每路配备汽车百余辆，骑匪数百名，飞机二、三架，不断进行侦察活动。约在腊月底，日寇如入无人之境，在临河会合，大半个后套日寇伪军唾手而得，傅作义退往黄河南杭锦旗境，日寇追到三盛公，再未西犯。约在阴历次年正月半，日寇除将王英伪绥西联军和李守信伪八、九两师和一部日寇宪兵留守五原外，其他各日伪军全部复返包头。
   留驻五原的有日本五原特务机关长桑园中佐和部队负责人水川中将、大桥上校、浅沼次郎等人，计日兵二百多名，都住在平市官钱局(也叫省银行)三个院子。王英伪总司令部驻在日盛盐店，伪绥西联军陈秉义、邬青云、常志义三个师分驻五原西邬家地，新公中、南牛犋、同义隆一带，李守信伪八、九两师分驻五原新旧两城和四郊，该两部由李守信伪参谋长乌古廷率领，乌本人住五原旧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日傅作义乘着各渠道解冻时间，既不能船运，又不能涉水的有利条件，向五原反攻，同时把五原通往包头大桥多数破坏，傅作义亲自指挥向五原外围各伪军展开攻击。另外部分傅军也早混入城内，因而一经接触，在一个晚上，陈秉义等溃退五原城东，傅部乘胜跟踪追击，各伪军混乱，互打起来。日寇对陈、邬溃退情况，产生了怀疑，不许他们进入五原，陈、邬各自向东北方向逃去。五原新旧两城交通已被截断，傅部将新城层层包围，集中火力攻击日寇聚集点平市官钱局，和王英住所日盛盐店，双方战斗颇烈，伤亡也重。住五原旧城伪蒙古第八、九师，误认为王英和傅作义有联系，不管特务机关长桑原和川水、大桥、浅沼等人，就仓皇向五原东南方退去。这时正在夜间，联系中断，各自逃生。桑原率领着日寇二百多名，战斗两天两夜，死伤已达半数。弹药也消耗将尽，虽顽强抵抗，作最后挣扎，也自知只有死路一条。鸡鸣时，王英看见确实不能支持下去，只好瞒过日寇偷走。王英生长在五原，路途熟悉，就由日盛盐店北墙挖开一个小洞，悄悄地爬出去，沿着义和渠东坝头，向北徒步，翻墙越院，逃出包围圈，天亮后才逃到离五原北约二十里陈家圪旦村。相随王英逃出者，仅有他的外甥张子茂、警卫大队长张子杰等五人。伪参谋长杨守程为了掩护王英在义和渠东坝头被击毙。这时包围圈更缩小，日寇死伤更多，桑原、大桥，先后被傅军击毙，仅留下浅沼次郎等五十多人，和王英伪军主要幕僚李根车等一并被俘，五原即告光复。
   王英逃到陈家圪旦村，陈秉义带领着骑兵数十人也到，王英放声大哭，骑上马随着陈秉义没命地向西山嘴逃奔。行至桥头时，又被傅作义部旅长安华亭阻住去路。伪蒙古第八、九师因不识水性，企图涉水渡过乌梁素海逃命，但因冰薄踏塌，绝大部分人马，均被淹死。残余匪徒，由伪参谋长乌古廷领着也逃来西山嘴。乌匪见到王英后，大哭说：“如果过不了桥，我们都要死在后套，王司令请您赶快想办法吧。”王英说：“守桥安旅长是我的旧部，我已经给他去了信，请他思念前情，放我们过去，我看问题不大，你不必着急。”安华亭原来在“大汉义军”充当旅长，在绥北反正投傅，他认为参加抗日和当汉奸没有什么区别，现在应该留点后路，万一抗日失败，还可以再投日本，所以他把守桥部队立即撤离，让王英、乌古廷等大小汉奸两千余名过了西山嘴唯一的去路(全后套各个渠水，完全通过西山嘴桥退到黄河里，在当时解冰时候，除由这座桥通过外，再无别路)。王英过桥后，安华亭还掩耳盗铃，马上把桥自动炸毁。傅作义知道安华亭有意放走王英，不久就将安撤职。
   王英等闯过桥后，当天日寇由包头派来汽车，把王英、乌古廷二人接回包头，陈秉义、邬青云、常志义等伪军，退往安北南昌一带整理。约半年，王英伪绥西联军全部开往西公旗。
   王英自五原惨败后，全部盘踞在西公旗，至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前，再未移动。在他们盘踞时期，强迫农民种大烟，霸占农民水地，包揽民间诉讼走私贩毒，设立税卡，制造料面，欺压人民，无所不为。据不完全统计，最少每年强种大烟一万三千亩到一万五千亩，按照土地质量分三等，上等地每亩征收大烟硬板子十三两，中等十两，下等八两。估计每年征收大烟十三万两或十二万两，在五年内总共收过硬板大烟四十五万两到五十万两。每年在烟苗成长后，王英指派专人分往各乡村，详细大量登记种烟户的姓名、亩数、水、旱地等级，待收割大烟时，又派专人，挨门逐户按照第一次丈量底册，重新复丈。复丈时，烟户们给复丈人员送上钱、招待好，可能按照原丈量数算，如送的少或招待稍差些，即给增加。这群恶狼在出动前，各种烟村就杀猪、宰羊、磨白面、做豆腐、漏粉条、熬大烟、买纸烟、买烧酒，调厨师、派差役等准备招待。这群恶狼每到一村，最少二、三天，一切费用，按烟亩摊派，一般每亩摊派伪蒙疆票五元，少也得四元。公开行贿送人情在外。否则，烟板子再好再硬，也说里边水分大，质量不好，甚至还说里边掺假，就要七、八折扣除。再加上他们加一的大戥子，来回折扣，应交烟板五十两，最少也得交七十两，才能取消所谓官税。如果一次交不清，再来个第二次催征，就把所收割的大烟全数交清，也不够所谓“官税欠数”。种烟农民们今年吃了亏，明年还得按今年的亩数，如坚决不种，也要按照种烟征收大烟，或者说你违抗政令，即受惩罚。如此敲诈勒索，强迫搔扰的罪行，长达五年之久。
   王英每年把大批烟土集中后，首先让他的料面厂厂长王美，进行挑选和化验，把准备作料面的，另存一处，然后召集各伪师、团、处长和有关经手人员，开一次分配大烟会议。先决定由总数内送给日本顾问每人五百两，翻译每人一百两，再按伪蒙疆规定，每年卖给烟土组合八千两至一万两。除此以外，按照军级分配：如伪师长、副总司令、伪参谋长每人二百两，伪处长、团长每人一百五十两，伪班长每人二十两，士兵每人十两。除分配外，每年剩余最低还有二万五千两到三万两，作为制造料面原料，每天能出料面一百五十两到一百八十两。待积到一定数量后，王英亲自带上，乘坐日本飞机，直送天津、北平销售，年年如此。五年来，王英在北平、天津用这种款项就置买了中西式房院七、八处，其中有一处在北平宣武门外头发胡同甲一号，为最好。听说这个院花了黄金一百条，内有花园、走廊、过亭、大小客厅、暖气等一应俱全。所有陈设都是高贵物品，如玻璃砖桌凳一套，就花了黄金十条(每条重十两)。茶几一套，又是黄金一条。另外还以此种款项，为他的三姨太太张筱红雇佣丫头二个，老妈一个，厨师一个，看大门人一个，武装勤务二个，开汽车的一个，供他一人使用。
   王英在前旗盘踞五年，还在白金宝圪旦村设立税卡一所，派秦邦玺为卡长，征收往来货物税，起名为“保护费”。每百斤征收三元。据统计，五年来总共征收税款竟达伪蒙疆票一亿元。一九四三年，被傅作义部袭击一次，秦邦玺被俘，还有几个汉奸被打死之后，他又派个刘某仍在该村设卡征税，继续勒索往来客商。
   一九三九年，邬青云投入伪绥西联军，充当了师长，因在五原受到残酷失败，和经常遭到日本顾问儿玉尧等谩骂和鄙视，也遭到王英的歧视，因此他经常对伙友高理亭流露不满。而高听了邬的怨言，故意劝他再反正，企图取而代之，自己爬上师长地位。高理亭从此就和傅作义的第十八战区第二处军统特务史弘有了联系。史经常派特务傅秉谦潜往邬部策动“反正”。一九三九年冬天，黄河结冰后，高理亭、傅秉谦看出邬青云反正意图尚不坚决，他们一面向邬青云说：“日本顾问儿玉尧等对你平常散布不满意王司令的话很注意，近几天我们又听到总司令部要召集你我同团长以上的人到公庙(王英伪总部处)开会，名义上是冬防会议，实际上想把我们一齐杀掉，你要即作准备。我们不去，我劝你也不要去。”一面又秘密向王英、儿玉尧写一封报告说：“最近邬青云和傅作义互有往来信件，计划反正，请速准备，作好防止办法。”王英、儿玉尧认为高理亭是他们的心腹，一面加紧防范，一面借开会名义要把邬青云诱到公庙杀害，并秘许高理亭当师长。不久，王英果然召集邬青云等到公庙开紧急会议。邬青云接到通知后，当然不敢前往，高理亭乘机煽惑说：“如果不去，赶急做好准备工作，以免临时失措，受到损失，同时写个报告，就说你病了，不能前去开会，我们赶快和傅作义联系。”邬即表示同意。王英、儿玉尧接到邬青云报告后，马上派了汽车十数辆向邬青云防地杨占山伪团部开来，侦察情况，邬青云认为日本来包围他，即令杨占山开枪阻止，日寇也认为邬青云反正行动已成事实，即开炮还击。王英、日本人、邬青云混打了一阵，他们都认为高理亭是自己的心腹人。邬青云就在这样情况下逃过了黄河，算是反正了。
   邬青云反正不久，傅作义的第十八战区保安团团长王万抚，又名王拴子，由五原叛变，投降了伪绥西联军王英。王英为了填补空缺，不管王万抚人马多少，就把邬青云伪第二师名义给了王万抚，住在邬青云原所住的乡村，另派许安邦为王万抚师伪参谋长。王万抚只带四百余人，编为四个连，当了汉奸，就让原连长袁根宝、陈望高充当团长，又收罗些败类扩充到七百余人。约半年后，袁根宝也投归傅作义，当上原来王万抚的所谓保安团团长。接着陈望高因受不了日寇的气，认为“傅作义抗日，王英当汉奸，邬青云、袁根宝反正，都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干脆当土匪，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抗日当汉奸还要自由。”遂领了二百多人当了土匪。这时候王万抚的所谓师，仅留下二、三百人，但是第三师的牌子仍然挂着。直至日寇投降。这个祸害绥西五年之久的大汉奸集团，才被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收编为骑兵第一集团军，王英又当上了傅作义的所谓“国军”的集团军总司令。

                 (六)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傅作义派孙兰峰进占包头，路经西公旗公庙时，将伪绥西自治联军王英部改编为第十二战区骑兵第一集团军，任命王英为总司令，陈秉义、王万抚、李红升(这时候常志义已死)分任师长，其他各团长还是伪绥西联军那一伙。孙兰峰、王英等先后进入包头，不几天孙兰峰又将汉奸何连顺旅也拨归王英指挥，并令积极东开，抢占地盘。傅作义到归绥，命令王英在包头集中，抢占集宁、丰镇，大同等地。王英到大同后，派王万抚师张永胜团，向已经解放的聚乐堡一带进犯，当被人民解放军迎头痛击，张部官兵几被全歼，残余狼狈回窜大同。这时丰镇、集宁等处也已解放，王英和马占山就被困在大同。傅作义再让王英反攻丰镇、集宁，让马占山部为后援。王英奉命后，由大同折返丰镇城南四成洼村，令陈秉义、何连顺等匪部向丰镇进犯。人民解放军为了诱歼这群匪军，对他们略加回击，即大部分转移丰镇外围有利地形，一部分转入地道。陈、何两匪军进入丰镇后，自认为“胜利”，一时得意忘形，奸淫妇女，抢劫民财，无所不为。不想人民解放军突然四面八方展开猛攻，陈、何匪部立即慌成一团，东奔西跑，企图逃出。正在混乱中，转入地道的人民解放军也出来了，陈、何匪军受到内外夹攻，溃不成军。当时匪团长贺仁杰以下连排长和士兵被打死打伤共计二百余名，被俘者百余名。陈、何匪首率领残匪拼命逃出包围，回窜四成洼村，向王英哭诉失败原因，丰镇又告解放。马占山的援军行至孤山，已被人民解放军阻击，听到陈、何两部败退消息，夹着尾巴又逃回大同。王英困居四成洼已被包围，眼看全歼，急得抓耳挠腮，想不出办法。此时陈秉义、何连顺、王万抚等，先后逃来，各诉受到解放军痛击，谁也不敢再提“反攻”二字。王英听完后，吓得魂不附体，一声不响，只是痛哭流涕，说什么“我现在真没主意了，傅作义他不来打头阵。让我先送命，事到如今，只有一死罢了。”陈秉义主张闯回归绥，王英说；“闯归绥倒是可以，但四、五百里路，到处都有解放军，怎么能回去呢?还是回大同比较近些。”陈秉义、何连顺、王万抚异口同声说：“天底下是空的，解放军再多也站不成长城，当了半辈子土匪，还怕打仗吗?”遂决定回绥远。王英无可奈何，只好跟上走。这伙匪徒如丧家之犬，没命的向归绥逃窜，但是沿途又受到人民解放军堵击、尾追，溃不成军。所谓三师一旅之众，待到达旗下营后，损失已达半数。王英喘了口气，赶忙爬上火车逃回归绥，住入公教医院。陈秉义等暂驻旗下营一带。王英见人就说：“我在军队上干了四十多年，大小战争不知见过多少次，从来没看见解放军这种战术和勇敢敏捷，步兵比骑兵还跑的快，几天以来，打得我不用说抽大烟啦！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唉!这一次几乎要了老命，我是不干了。再干就要送老命。”王英真吓得病了三个多月。在公教医院时，有时在睡梦中还是说：“快些跑！快些跑!”王英的病好转后，所谓第一集团军又改编为十二战区骑兵十四纵队，王英任纵队长，陈秉义任副纵队长。陈宝山、李红升、王万抚等分任团长，全部仅有一千余名。王英认为傅作义想把他挤掉，乘机请长假。初期，傅佯不同意，后来准许他休假三月，回天津看家。王英即乘美国飞机，飞往天津，一去不返。这个汉奸匪徒摊子，才让陈秉义接收。一九四九年三月，该十四纵队又改编为骑兵十一旅，陈秉义任旅长，白风藻任副旅长，李兴久任参谋长，贾世元等分任团长，全部开往固阳县。一九四九年绥远和平解放。才把这个祸害绥远、宁夏，陕北，察哈尔、晋北等地三十多年的坏根子，彻底拔除。
   一九四六年秋，王英回到北平，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经常和些特务头子如史弘等，勾结在一起，不久又取得了蒋介石北平行营高参头衔。他又在平津两地活动，企图和人民为敌到底。待傅作义在北平组成所谓华北总司令部后，王英又向蒋介石写了一封所谓“反共救国军”建议书。此书正合蒋介石口胃，蒋即委王英为平绥路“剿共军总司令”。王英在特务策动下，继续和些反动到底、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勾结进行破坏北平和平解放等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北平解放后，王英仍然暗地活动，经人民政府数次劝告，终不悔改，因此于一九五〇年被捕，虽经政府耐心启发和帮助，王英丝毫没有认罪的表现，结果于一九五一年一月间，在北京天桥被我人民政府镇压。
   这个祸害绥远四十多年的恶霸地主，土匪头子、大汉奸王英真是死有余辜!

(一九六五年元月)

转自《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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