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天文星图发展到隋唐时期已基本趋于成熟,这时期的星图资料,无论文献还是实物,都比之前显得丰富许多。尽管早在公元前五世纪甚至其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绘制星图,但是像甘德，石申夫等人绘制的较为准确的星图却没有一张流传到今天。
东汉张衡所铸的铜质浑象在汉末战乱时早已遗落,仪器上的星官名称和星数也都未能保存下来,只在《灵宪》中记有当时识星的大概数目。然而,早期天文学文献由于有陈卓对三家星官的及时总结,幸而得以继续传承,陈卓本人也曾以他建立的283官1464颗恒星的星官体系为基础构制了星图,并附有占星家评注的说明。
这个体系很快便被南朝刘宋的太史令钱乐之所采纳,使他在元嘉年间铸造的一具铜质浑象上,放心地运用红、黑、白三种颜色标志区别三家天文学派的星,而且每种学派的星数都与陈卓所记的事实相符。隋文帝平灭陈国后,得到钱乐之传下来的浑象,于是命令当时的天文学家庾季才、周坟等人,在此基础上对北周、齐、梁陈各朝及其此前祖晅、孙僧化所藏官方和私家旧式星图的大小和准确性进行校订并依准三家星官的恒星位置绘制了一幅圆形星图。这幅星图绘有黄道、赤道、上规(恒显圈)、下规(恒隐圈)及银河,并附有二十八条经过二十八宿距星的经度线,可以说完全具备了星图的基本内容。古人在探素全天星辰的同时,对银河显然早已有所认识。
敦煌星图甲本（局部）
《诗・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毛《传》:'汉,天河也。'又《诗・大雅・云汉》:'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械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
这些早期文献有关银河的记载其实并不能反映古人对于银河认识的历史,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叶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宗教遗迹,其第三组象征天宇世界的遗存即有以众多的蚌壳摆放星辰象征银河的设计,恐怕是迄今所见最早有关银河的描绘。
而北魏墓星图更在星辰之间绘出波涛汹涌的天河，又是银河见诸星图的最早物证。事实上,古人通过长期的观测实践,至少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人们对于银河的走向与形状都已有了十分精确的描述。
《晋书・天文志上》称:
天汉起东方,经尾箕之间,谓之汉津。乃分为二道,其南经傅说、鱼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经龟,贯箕下,次络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夹匏瓜,络人星、杵、造父、腾蛇、王良、傅路、阁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络五车,经北河之南,入东井水位而东南行,络南河、阙丘、天狗、天纪、天稷,在七星南而没。
银河的这种起于龙尾而没于七星的天象,甚至导致了上古天文图被称为'河图的朴素认知。毋庸怀疑,我们所看到的显然是一种颇为悠久而且持续不断的天文制图传统。事实上,这个传统至少从西水坡出现的原始星图开始,就基本上沿着一条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式盖图的形式发展着,其绘制方法当然是把全天星象投影在一个圆形的平面上。但是,由于早期先民并不懂得投影原理,所以在一幅以赤极为中心的圆形星图上,赤道当然应该绘成正圆形,黄道由于不与赤道等距,所以应该绘成扁形,但古人却也画成了正圆。这个错误直到唐代才被僧一行所识破。当时他为研究月亮出入黄道的情形绘有三十六幅星图,在实际测绘中,他发现传统的黄道画法与实际情况颇有出入。然而这个意见在后代圆式星图的绘制中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盖图本身存在的这种投影上的缺陷,使星图上位于赤道以南的星官形状变形很大,本来越接近南天或南极的星,彼此的距离应该越近,但在星图上却反而越远。为弥补这个不足,古人开始采用以直角坐标投影的方法,将全天星官绘成幅长方形的横图。这种横式星图虽然至退出现在隋代,但是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古代先民显然早已对其绘制方法进行了探素。然而,早期横式星图在使赤道附近的星与实际情况较为接近的同时,却又不得不使北极附近的星相差很远。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将全天星官一分为二,将赤道附近的星绘在横图之上,而将北极附近的星绘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图之上,这种做法在古代星图的绘制史上显然是一种进步。
敦煌星图乙本
敦煌星图(甲本)是现存采用这种方法绘制的最早的星图中的一种,作者可能是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同时由于它的抄绘年代约在公元八世纪初叶,而且图上绘制的星数已达1350余颗,因此可以肯定,它是迄今所见世界上最古老且星数最多的星图。事实上,西方在1609年望远镜发明之前,始终没有出现超过1022颗星的星图。
甲本星图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八年之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将其与同时发现的各种文书卷子九千馀种一起携回了英国现藏伦敦国立图书馆。星图标题缺失,前有云气占,后有十二次星图,最后绘电神,题曰:'其解梦及电经一卷'。这种将电神与二十八宿星官共同安排的做法与西汉尹屯星象图将雷神与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同绘的做法如出一辙。其以十二次之玄楊(子)起始,正与占梦的传统相合。
甲本星图的画法是将赤道带附近的星官利用类似'麦卡托式'圆柱正形投影的方法绘出,而将紫微垣星官绘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圆形平面投影图上。赤道带星官的排列从十二月开始,依每月太阳的位置所在,分十二段绘制,中间加录说明文字。从这些文字的内容分析,星图标注的太阳每月的位置仍然沿用着战国时期《月令》的记述,而并非当时的实测结果。这种取材于早期材料绘制星图的做法在唐代以后似乎很流行,或许出于当时的某种需要,这些尽管仅在形式上属于重新绘制的星图作品,却把前人的某些观测成果保留了下来。
甲本星图中恒星的画法基本上继承了三国陈卓和南朝钱乐之的办法,将石申夫、甘德和巫成三家星官分别用不同的彩色和方式表示,其中属于甘氏学派的星官绘成黑点,石氏和巫成学派的星官采用圆圈标识并涂成黄色,与文献所记以朱黑、白三色区分三家星官的做法稍有不同。星图中十二次起讫度数与《汉书・律历志》所录一致,而说明文字则采自唐李淳风《乙巳占》卷三《分野》的内容。甲本星图的紫微宫星官则罗列于一个平面上,没有任何界限划定的范围,而另一幅敦煌星图(乙本)却较此有了一些改进。乙本星图也出自莫高窟藏经洞不久便散落于民间,1944年由中国学者向达在敦煌发现。
敦煌星图
此图与《占云气书》绘在一起,仅残存紫微宫部分。根据甲本星图推测,此图原来可能也和甲本一样,在紫微宫图之前还有几幅星图,绘有当时所观测过的主要星官。乙本星图中的紫微宫垣是用一个封闭的圆圈表示的,垣的前后都没有留出垣门,尽管原本属于阊阖门的西侧已经残戏破,但当门处却并未见有缺口。星图上在官垣之外绘有一个更大的同心圆,表示内规,即恒显圈,正割文昌、八谷，传舍等星,据此可以推测,星图所反映的实际观测地点应在北纬35度左右。
汉魏时期以极星庶子作为真天极的位置,这种现象在《步天歌》以后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因此,星图的绘制年代应在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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