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和据其改编的影视作品里，王重阳、丘处机、“全真七子”以及他们所在的全真教名字频频登场。而近来一部电影《止杀令》，又将丘处机西行见成吉思汗的这段历史搬上了银幕。王重阳、丘处机、“全真七子”、全真教(包括周伯通)并非虚构，但并非如上述文艺作品中描写的那样，以武林争斗为“日常生活”。
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派道教(简称全真教或全真道)，尽管比东汉时张道陵创立的天师道要晚出1000余年，却是道教史上可与天师道相比肩的影响最大的教派之一。
全真道创教人为陕西咸阳大魏村人王重阳(1112－1170)，入道后改名喆(又作嚞或寿)，自幼受的是儒家教育，养成了很深的儒学和文学修养，且“膂力倍人、晚习刀弓”，常“以粟贷贫人”。他早年曾两次应试，一次是在废齐刘豫时期应文试，但很快被免职；一次是在金熙宗年间应武举，得中甲科，然而只被任命为酒税小吏。郁郁不得志中，他认为“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而不动心，吾今已过之矣，尚且吞腥啄腐，纤紫怀金，不亦太愚之甚乎”，遂自称“王害风”，开始修道。在潜心修道的过程中，他也研究过佛学经典，曾自称“七年风害，悟彻《心经》无罣碍”。后来，王重阳来到终南县掘一墓穴，称为“活死人墓”，在墓上挂一方牌，上写“王公灵位”。他在墓上四角各种植海棠树一棵，人问其故，王重阳回答说:“吾将来使四海教风为一家耳。”穴居修道两年多后，王重阳结茅庵而居，继续修炼。
四年后，王重阳到达山东宁海州，开始在山东半岛沿海一带传教，创立了三教平等会等五个教团，并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丘处机、郝大通、马钰之妻孙不二七人为徒，史称“七真”。
为了与其他道教宗派加以区别，王重阳提出:“超离凡世，非身不死，而在心离凡世。”他注意借鉴吸收儒、释等各家之长，主张“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悟彻便令知出入，晓明应许觉宽洪”，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经》及《孝经》。此外，王重阳要求众弟子践行“苦己利人”的原则，要求信众“要修仁”、“常怀拯救之心”。告诫弟子要“勤认炎凉。与六亲和睦，朋友圆方；宗祖灵祠祭飨，频行孝、以序思量。逢佳节，欢欣访饮”，更规定“不得杀盗”。由于这些观点适应当时社会的王道政治和伦理规范，而教义又言简意赅，全真道很快为山东官民所接受。后人评论说，王重阳创建的全真道是“以黄、老之学为本”，“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的教团。
王重阳卒后，将全真道发扬光大的是号长春子的丘处机。丘处机(1148－1227)出身于登州栖霞的“名族”，“于道经无所不读，儒书梵典亦历历上口，又喜属文赋诗”。丘处机继续弘扬王重阳的思想，提出“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的主张，对于儒家的“仁”尤为推崇。1188年，丘处机奉金世宗诏，至燕京(今北京)主持“万春节”醮事。其间，对金世宗提出修身养生最重要的是寡欲，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保民。
此后，丘处机先后谢绝了金朝与南宋统治者的邀请。而金兴定三年(1219)，丘处机却欣然接受成吉思汗之邀，不远万里西行至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行营论道，借阐述自己对于中原地区儒、佛、道传统文化的理解，实践“现济世度人的抱负和发展全真道的目的”。
据记载，在会谈中，成吉思汗曾问丘处机长生的仙丹妙药，丘处机则回答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而卫生之道又要以“清心寡欲为要”。当成吉思汗又问“为治之方”时，丘处机回答说:“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问丘处机:“每言劝朕止杀，何也？”丘处机说:“民无常归，惟仁是归。”据记载，成吉思汗听后对丘处机十分尊崇，不呼其名，只称“神仙”，命令左右用汉文和维吾尔文记下谈话记录，并下诏免除丘处机门下道士的一切差役赋税。
1224年，丘处机还抵燕京后，住在大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遂利用成吉思汗旨令中有入丘处机门下即可受朝廷保护的条文广收门徒，拯救了两三万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苦大众。丘处机还主持修建了大批宫观，创造性地建立了全真道丛林制度。此外更命门下弟子重修毁于兵火的《大金玄都宝藏》，共完成7800余卷。这次编藏乃是全真道以一派之力进行的，在我国道教史上是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
丘处机将全真道发展成为当时最显赫的道教派别后，于1227年，以80岁高龄逝于燕京长春宫。几百年后，清高宗乾隆曾为丘处机题了一副对联: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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