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是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建设的基础单元和基本载体。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下建设农村社区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理论意义
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启动新农村建设，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规划“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2017年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正式启动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制度政策”。
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内容。从五年规划、国家级区域规划和连续多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等中央政府文献来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倾斜或支持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政策，但关于这些政策如何才能真正地落实到解决“三农”问题，仍有许多重要课题有待研究和探索。显然，新农村建设和振兴乡村的主体和效益受体首先都是农民，那么如何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和振兴乡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需要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
农村社区作为农村居民的社会活动共同体，是建设新农村和振兴乡村的载体单元和基本机制，也可以说是基础性的制度设计。但关于这种制度和机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如何做到“精明”化，使农村社区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乃至城乡一体化的载体平台，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深入分析研究。本书从理论上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并试图从理论上对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框架性的指导。
(二)现实意义
研究农村社区建设对于优化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优化农村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农村社区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实现社会管理的平台和基础。从行政管理和政令贯彻角度来看，我国权力体系的最下层是与农村经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的基层政府。伴随中央农村体制改革的推进(如取消农业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农村社会治理制度等)，基层政府已从原来的全能型、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的有限责任政府转变。
这种转变意味着过去那种仅凭政府单兵突进和自身力量来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农村社会的管理适应新形势需要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而农村社区建设可以在扩大农村生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对象和范围的基础上，扩大农民参与农村治理的范围，调动农民参与农村治理的积极性、创造力和发挥农民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激发农民的经济社会建设动力，使得农村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更加有序，实现治理、建设的良性循环。
可见，研究城乡一体化进程下的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如何扩大农民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现代农村经济，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生活质量，让农村居民共享改革成果，创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农村社会共同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我国的现实国情下，农村社区是农村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农村城镇化中农村社区建设的问题与对策进行研究，向农民传播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等现代理念，并以其为指导来提升农民素质，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完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加快推动农村新型城镇化步伐。通过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为推进农民市民化提供政策支撑。
就户籍人口而言，我国农村人口高于城镇人口，一方面，大量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需要市民化，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的大量人口也将在新型城镇化下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意味着要让农民在深化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享有与城镇人口同等的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社区建设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3.推进农村地区基层民主建设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把“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生活共同体”作为我国城乡社区建设的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具体化，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明确提出“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完善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规范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选举办法，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农村社区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平台，农村社区的建设和运转关系到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建设的实现。因此，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有助于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条件下农村社区工作的有序推进，有助于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民主建设的有序推进。
国内外文献述评国内外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都有很丰硕的成果，对农村社区建设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对于我国新时期更好地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国外关于农村社区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农村社区概念理论、社区治理模式与问题、社区建设与发展实践研究等方面，同时，国外学者也对中国农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一)关于农村社区的相关概念理论国外有关社区的概念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学者对社会底层居民贫困生活和移民问题的研究。“社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87)出版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滕尼斯提出了“gemeinschaft”(共同体，即社区)的概念，首次将社区与社会(gensellschaft)进行了区分，认为社区是以共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同质人口组成的紧密生活团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生活共同体，注重人际间休戚与共的关系(Ferdin and Tönnies，1887)，其外延范围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
19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查理斯·罗密斯(Charles Loomis)将滕尼斯的gemeinschaft译成community，意为“共同体”“团体”“联合”“社区”等。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研究的发展，社区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丰富，并因一国制度、地域习俗文化和学科视角差异而不同，社区内涵与外延呈多元化趋势。
尽管如此，国外学者大体认可社区应具备社会互动、地理结构和共同关系等三种基本特征因素。伯纳德与桑德斯(Bernardand Sanders，1968)从地理结构角度用三个维度定义社区:社区是居住在特定地域的人口，是有地理界限并具有整合功能的社会系统，是具有地方自治特征的行动单元。从社会互动角度，格林(Green，1954)将社区定义为居民生活中互相关联和依赖的网络;波斯顿(Poston，1953)认为社区居民具有各种共同兴趣33和互助设施以及人际间的相知。从社区形成角度，罗吉斯等(1988)认为社区最初可能源于防御外敌的需要，源于人类对归属、地位和依从的需要，并通过建立社区来满足需要。
斯特鲁普(Stroup，1952)从行动功能角度提出社区居民政治自治与共同致力于集体生活的满足，布伦纳(Brunner，1955)也认为社区生活的动力在于发现共同利益及需要，并自行寻找解决办法。大家一般认为社区的概念是由德国学者滕尼斯(1887)提出，但农村社区的研究则发轫于美国。1915年威斯康星大学卡尔平(Calpin)教授发表了题为《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的农村社区研究报告，其被认为是美国也是全世界对农村社区进行研究的开端，他把农村社区看成是农产品交易的纽带，是由一个交易中心与周围散居的农户组成的，社区的范围就是交易中心的影响范围。
西姆士(Simms)认为农村社区由众多毗邻的农家构成，它们具有相似的行为活动、相似的价值观念与信仰、相似的生产生活知识和欲望，强调社区的相同成分。桑德森(Sanderson)认为农村社区是一个存在各种组织制度、其居民具有交感关系的活动中心。之后，伴随1935年《农村社会学》杂志的创刊和1937年美国农村社会学学会的成立，农村社区研究也随之蓬勃发展。
自193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社区研究一直是美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内容涵盖农村组织、社会心理、人口及社区变迁等多个方面。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至1970年代后，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工业文明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得农业发展走向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和组织化，导致农村社区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国外学者对社区的定义来看，其内涵丰富多样，这主要由不同学者、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以及不同地域受不同习俗、文化等特征影响所致。
国外研究对农村社区界定的多元化表明，农村社区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征，其发展演变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地区的农村社区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这些模式又是随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而变化的。尽管如此，农村社区有其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社区内存在社会交互、有一定地域边界和存在共同关系等方面，这些共性特征对于如何建设好农村社区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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