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前记：
今天4月24日，是贾先生逝世十周年祭日，特推送挚友陈思和2016年7月在河西学院所做的贾植芳讲堂的第一讲。
文章有所压缩，集中他叙述与恩师贾先生那种亲密无间的故事，他所受到贾先生的人格影响。在今天这个日子，我们一起缅怀贾先生与师母。
正如演讲集书名《写好一个“人”字》，在当今浮躁的时代，做一个正直、沉稳、说真话的人，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北京看云斋
河西学院刘仁义院长主持贾植芳讲堂第一讲。
刘仁义：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为纪念贾植芳先生100周年诞辰，由复旦大学中文系、图书馆及河西学院联合举办的“贾植芳与中国新文学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及贾植芳研究中心、贾植芳讲堂揭牌仪式，还有贾植芳先生雕像的揭幕仪式，今天在河西学院隆重举行，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今天是我们正式揭牌也是正式命名的贾植芳讲堂举行的第一讲。
我的恩师贾植芳先生
文｜陈思和
陈思和。
陈思和谈心中的贾先生。
尊敬的刘校长刚才做了非常热情的开场，今天我们是贾植芳讲堂的第一讲。匾上的字是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所写，黄永玉先生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这是李辉先生特地请他写的匾额，这是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
我想这个礼物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往后这个文章怎么做？我想还需要我、李辉还有包括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共同把这件事做好。
我们今天一大早就到图书馆看了贾植芳先生藏书陈列馆，与两年前不同，现在完全换了一个地方。尤其是把先生的书房中他用过的桌子、椅子、沙发、书架都陈列了出来，我感到非常亲切。我从今天早上到现在一直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让我想到很多很多。
1978年，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我和李辉都是77级，刘校长是78级，但是77级不是在1977年进校的，它是在1977年参加考试的。
因为中国已经有十几年没高考了，现在同学们一提到高考就恨得要死，我们那个时候是盼望着高考盼望了整整11年，终于国家说要恢复高考了。
那个时候，我们班最大年纪的是1946年生的，最小的一个大概是1960年生的。大家都挤在一个小考场，大家都在考同一张卷子，考完之后整整半年改不出考卷，因为实在太多了。
一直到1978年年初 ，77级学生才进校，整整拖延了半年。然后到了1978年再一次高考，这就是77级、78级同年入校的佳话，所以我和刘校长是同一年进大学的。
那时候我24岁，和在座的各位同学年龄差不多，或许比大家大一两岁，但李辉绝对不比大家大，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年纪进来的。现在我们都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了。
整整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经常在图书馆和中文系的资料室看书，那个时候我们读书很简单，就是去资料室找自己没读过的书读，一本一本通读过来，鲁迅读完读巴金，巴金读完读老舍。几乎都是这样一套套读的。
有一天我在读巴金的书的时候，发现边上李辉也在读，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了，当时我和李辉同一个班级但是接触并不是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在图书馆读巴金的书，就这样聊天，聊着聊着，我们就渐渐成了好朋友，于是有什么想法我们就交流，慢慢地我们就开始走上研究巴金的道路。
当时也算不上研究，就只是喜欢一起阅读，一起讨论，最后我们就开始学习写文章了，最后毕业的时候我们出版了一本书。
我和李辉的友谊就这样坚持了四年。后来我在上海，他在北京。我在教书，他是记者，我们走了两个领域。虽然还经常交流，但在一起合作做事情，大概只有三次。
在贾先生指导下，陈思和与李辉一起开始研究巴金。
第一次是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一起研究巴金。第二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们筹到了一笔出版基金，叫作凤凰出版基金。我们在一起策划了一套丛书叫作“火凤凰文库”，这套书在20世纪90年代影响也挺大的。第三次合作，那就是现在的贾植芳讲堂了。
一晃三十多年，我已经60多岁了，我们还能合作到一起，跑到河西学院，跑到中国的大西北一起来做这么件事儿。我们的希望就是让贾植芳先生的人格魅力及精神传统，在这一片丰饶的大地上生根开花，让这种精神能够开出精神之花，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缘分是非常长的。
以前有人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两个人能够一辈子合作，一辈子在一起做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好事。当然现在已经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了，还有河西学院这么多老师、这么多同学一起在做。
陈思和护送贾先生藏书至河西学院，感念恩师题词。
今天我们能够把贾植芳先生的精神移植到河西学院，是因为我和李辉曾经有了第一次合作，缘分就是因为有了贾先生，因为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好老师，才使我们后来走上了这样一条很阳光的路。
我和李辉也赶上了好的时代。三十多年来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走得很顺，这种顺，还是与我们的国家、我们这个社会的风风雨雨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我们一直坚持着我们自己的一些坚持，坚持着我们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沿着这样一个道路走下来，我觉得是当年贾先生给我们种的种子，现在开花结果了。
这里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刘校长刚才说的，我们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这是我现在对我所有的学生反复说的一句话。曾经有很多学生问：陈老师你为什么会达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境界？
1986年4月摄于复旦九宿舍寓所，左起：李欧梵（美籍华人学者）、贾植芳、高晓声。
我从来只有一句话，就是遇到了一个好老师。如果说我是因为自己聪明，是个天才，或者说我很能干，我很用功等，这个人人都能做到，但是，遇到一个好老师是需要缘分的。没有缘分你可能就是一辈子在黑暗隧道里摸索，可能会摸索得很辛苦，但是就是没有缘分。
对我来说，我在读大学之前，是个图书馆管理员，所以我和图书馆挺有缘分。那个时候我是一个街道的图书管理员，那个时候也搞书评，也会搞编目等工作。如果说看书，我那时候也看，那个时代虽然没有什么书看，但图书馆的书是可以看的。
可是我自己很明白，在进大学以前，我所做的事都是像瞎子摸象，只是喜欢，只是东看西看，有时还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其实都是错的。但是进了复旦大学，一切都改变了。所以我也非常感恩于复旦大学，正因为进了复旦大学，我们才有机会遇到我们的贾老师。
1954年5月，在山西家乡的父母亲赴京探望儿女，与胞兄及胞妹合影。前排左：母亲，身旁为贾凯林；父亲，身旁为贾燕林。后排左起：賈晓林，抱着贾钟林，李星华，贾宜端，贾森林，贾芝。
我出生于1954年，第二年，我的父亲就到西安去工作了，也是支援大西北才去的，他一直工作到六十多岁，刚刚退休准备回上海了，却突发脑溢血，死在西安。所以对我来说，在我的成长道路上几乎是缺少父亲的，我没有一个父亲在身边指点，我妈妈对我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们在座的青年朋友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一个少年人，如果在十三四岁以前没有父亲陪伴，也许问题不大。母亲给你吃，给你穿，嘘寒问暖，把你保护好就够了。
我的少年时代不需要每晚做功课，我妈妈也不管我，很自由自在。但是到十三四岁以后，可能一个男孩子突然长大，就会对社会感到非常迷茫，碰到很多问题，包括自己那个青春的躁动，包括走上社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各种各样的困惑。
陈思和听贾先生聊天。
那个时候你会从理性上自觉地想要一个父亲的角色在旁边指导你，那个时候父亲的功能就出来了。一般情况下父亲不会婆婆妈妈地问你饭吃饱了没有，衣服穿暖了没有，这是妈妈做的事情。可是到这个时候，人需要解惑，有很多的问题需要人指导，父亲作为一个男子汉在你面前就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当时就觉得，我在考复旦大学之前，我的生活一直磕磕碰碰，我的成长其实是不健全的，因为父亲不在我身边。他偶尔探亲回来一次，住半个月就走了。对我来说，始终缺少一个阳刚的父亲在我身边指导我，当然我也会自然长大，也会处理很多事情，但是这个时候我的人生目标是不清楚的。
我在复旦遇到了贾先生，就感到是遇到了精神上的父亲。当然我不是说这个父亲就是教你怎么样做人的，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个榜样。在人生关键的时刻有一个老人那么智慧，充满了人生的经验，他一辈子坐过四次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都洞若观火。在这样一个时候，他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就是一个榜样，就是一面旗帜。
陈思和与贾先生。
我是因为有了贾植芳先生在我面前，在我身边，我才感受到人生有了一个目标，感受到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知识分子，我自己就会选择自己的道路。就是说有了这样一个前提，才有了我的今天，也就是我以后的自觉的社会实践。
人文教育和我们一般所说的知识教育是不一样的。知识教育是数理化、英语、历史、地理，它一般通过老师讲授，你就会慢慢地掌握。如果没有老师教，你不会是天生的数学家，天生就懂几国外文，这一般是不会的。
但人文教育不一样，人文是你本身，你作为一个人本来就有，与生俱来的，但当你处于蒙昧状态时你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人并不能够很自觉地理解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一种人文教育，人文教育通过某种特殊的榜样来感染，把你做人的自觉、做人的自豪感发掘出来，焕发出来，让你自觉意识到我是一个人，应该怎么做一个好人。
一般来说，知识教育需要有老师具体指导，课堂里的老师可以教你，但是人文教育不是靠课堂里的那个老师教你的，你怎么做个好人啊？列出个一二三四，学会了就变好人啦？这不大可能。
人文教育更需要在人生道路上有一个路标，有一个榜样，有一个精神上的父亲，他在你的身边，让你能感受到、自觉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应该走怎么样的道路。
如果同学们在人生道路上能够碰到这样一个精神的父亲，我觉得这就是刘校长刚才说的幸运和幸福。我承认我和李辉都是幸运的、幸福的，因为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榜样，不应该说是找到了，是命运把它放在那里给我们展示出来的，这样一种榜样。
贾植芳 任敏夫妇与学生，前排左起：任敏、贾植芳，后排左起：李辉、范伯群、曾华鹏、陈思和（八十年代）。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贾植芳先生的时候，上午在看贾植芳藏书陈列馆的时候，我这种感情上的激动就好像看到了我们的父亲。
贾植芳先生是一个很复杂的形象，你不能用某一个方面去规范他。比如说，贾植芳先生写过小说，他有一部小说集《贾植芳小说选》，大概二十多万字，贾先生的小说写得非常好，非常有特点，同学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捐的书里面都应该有。但是贾先生的小说量太少，就只有这一本，因为他1955年就被抓起来了，所以很长时间他没有再写小说。
但贾植芳先生又是翻译家，他翻译过马列著作，翻译过恩格斯的一本著作，也翻译过很多研究俄国文学的学术著作，但是贾植芳先生最最有名的翻译，就是一本《契诃夫手记》，这本书有许多版本。
如果在座的哪一个同学想做作家，那是一定要看的。这个手记是契诃夫随时有一些创作灵感，他就随时写下来，是这么一个书，这本书也是非常经典的。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个重要作家是怎样来进行创作的。
贾植芳先生也是个理论家，他创建了复旦大学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学科，写过很多有价值、有见解的文章，因为这个时间都是我做他的助手，一直在他的身边，所以我特别熟悉。
《贾植芳文集》。
但是任何一个东西，你都不能去限制他，你不能说贾先生仅仅是一个写小说的，也不能说他仅仅是一个写散文的，也不能说他仅仅是搞翻译的，每一类型他都不是，比如说傅雷先生，他主要是搞翻译的，而且主要翻译的是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他的译作在二十卷的《傅雷全集》中就占了十六卷。
比如作家巴金，他一辈子主要就写小说，但是他也有翻译，也有散文，但你不会说他是个翻译家、散文家，只会说他是个小说家，他主要的成就就是写了那么多的小说。
但贾植芳先生不属于这样子，他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我觉得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他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这个词今天也不是很时尚。但是我觉得贾植芳先生是非常自觉地在履行一个知识分子要走的道路，这是我在先生身边，感受特别深切的。
他曾经有好几次说过，他的伯父非常有钱，是一个买办，但是他伯父好像只有女儿没有儿子。那个时代是比较保守的，有家资都是传给儿子，不传给女儿的，所以他伯父对先生说：“你不要在外面闹来闹去，你就到我办的那些公司啊，店啊，继承我的财产，我将来这些东西就交给你。”
贾先生就跟他伯父说：“伯父啊！你出了那么多钱培养我去读书，不就是要让我做一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吗？如果你叫我去做生意，你也就不要叫我去读书了，随便到店里去学学生意就可以了，你何必要花那么多钱呢？你花那么多钱让我读了书，那我就不要来继承你的这些财产了，我就要好好去过我自己要过的日子。”
如果是旁人来看，很多事情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出国留学，先生到日本去留学，快要拿到学位了，中日战争一爆发，他就放弃学位回来抗战了。这对于我们的青年人来说，出国无非是要个文凭，要拿到文凭，可是先生不要，就走了。
再说了，社会上很多人外出打工，受苦受累，无非是为了赚钱，可是他不用很劳苦，他家里就有很多钱，他也不要，他宁可去打仗，到战争前线去。
那时正是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先生在一个部队做日语翻译。那段历史，他讲起来很精彩的，他说那时候经常背上挂一块猪肉，腰里插一个酒壶，行军走得筋疲力尽，就拿一把小刀割一块猪肉吃，渴了就喝两口酒，继续走，有时候走着就睡着了，眼闭着，脚还在走。
有一次闭着眼睛走着，突然听到是日本人在说话，因为他懂日语嘛，他懂这些，睁开眼睛一看，原来走到敌人的队伍里去了，他就赶快退出去了，他就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当中生活的。
我看有一本书叫《贾植芳致胡风书札》，我们那个藏书陈列馆里有。有一封信他是写给胡风先生的，那时候他就在前线，他跟胡风说，他认为最美的姿势就是一个人拿一把枪，倒在旷野里，倒在战场上。
他说人生最美的就是牺牲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他说他就喜欢这样一种人生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不怕死呀。他偏偏就是追求这种境界。我的导师是这么样一个人。
贾植芳先生一生都在奉献，都是他自己奉献出去，为大家做事。但是一旦他要为自己索取时，这就非常为难。你们可以看他的日记，日记里记了一件事，那时贾先生已经七十多岁了，他要退休了。
他退休前，梅志——胡风的太太就给他写信，说他现在定的教授级别是最低的。因为他1955年被抓进去了，国家到1956年才开始给教授定级，所以他没有参加定级，等到他平反以后，他拿到的是教授当中最低的等次。
那么，他要退休了，梅志就给他写信，大概意思是说他应该跟学校讲清楚再退休，就是应该要给他恢复到几级教授，可以拿到高的工资。梅志还说：“你长期参加革命工作，我可以给你做证明，去申请离休，你应该拿到离休待遇。”
但是贾先生却感到为难了，他觉得为自己的待遇去找领导，有点开不了口。他还写了很长一封信给梅志解释，意思是说：他终于去找领导说了，但这其实不是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情。
但是他又反复想，他到底要不要去跟领导开口？他又想想他们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和苦难，现在如果拿了一个低工资退休，会不会人家误认为他们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还是有错误。
所以他当时就是这样想的。他说他去跟领导谈了，就是要他们对他的问题给个说法，他算个什么样的人。他说如果不是这样，他实在不想开口。当然他向学校提出来以后，学校当局后来就给了他一个比较高的待遇。
其实学校对贾先生是非常重视的，但是你们想想，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谁为自己争好处不是理直气壮的？可是贾植芳先生连这么一个正当的要求都感到为难，还给梅志写这么长的一封信去解释这件事。所以我当时读了这封信，真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天下怎么会有这样一个老实的人？
贾先生的思维非常活跃，判断事情、做事情都非常有预见性，可是当他要出面为自己的事开口时他就开不了口。我觉得先生的书是需要非常仔细地去看的，只有这样你才会慢慢地觉得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我说你不能以一个单纯的小说家，或者翻译家，或者一个理论家去衡量贾先生，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知识分子。
贾先生对我们的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而且这个榜样不是他故意给我们树立的，他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当你在他身边的时候，你就不能不受到感染，包括他对他的妻子——我的师母任敏。
贾先生与师母(1)。
贾先生与师母(2)。
贾先生不仅是一个好老师、好学者，还是一个好丈夫。我的师母任敏也非常不容易，他们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认识、恋爱的，那个时候师母一直跟着先生在逃难，师母就说过一句话，她说她这人苦吃得起，就是气受不起，所以生活在一起，吃苦不怕，只要不受气就行。
先生记住了这句话，一辈子没有给她气受。但问题是这苦也受得太大，师母也因为先生的原因受过牵连，坐过牢，在青海劳改。后来被释放出来，问她要到哪里去，她当时想回上海肯定回不去，她自己的家她也不想去，她就说到贾植芳的家里去，也就是到她婆家去。
大家可以想想，贾先生这个时候在劳改，有人动员她赶快离婚，赶快跟这个“灾难”划清界限，她非但不说划清界限，而且主动说要到自己的婆家去。当时先生的父母家里非常困难，非常贫困。师母就这样在婆家照顾老人，给她的公公婆婆送终。
1986年我陪先生到山西开会，先生顺便回老家看看，他到师母以前住的地方，人家指给先生一看，像猪圈一样的地方。这就是当年任敏师母住的地方，贾先生当场就哭了，他朝着师母住的那个像猪圈一样的地方，不停地鞠躬。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们这对夫妇是铁杆夫妇。
1994年贾植芳先生、任敏师母在家中。
1996年5月11日贾植芳先生和夫人任敏 于复旦校门口。
到后来，1997年，师母突然脑溢血中风了，住在医院里，昏迷了一个多月，天天号叫，就是人什么都不知道，天天惨叫，整个走廊的人都听得到。医生都说病人不行了，家属要赶快准备后事。
有一天我就去找先生了，我把这个情况跟先生说了，因为先生一开始还是很自信，一直觉得任敏会好的。我觉得这样不对，万一师母倒下了，恐怕先生受不了。我就去给他做工作去了。我说先生啊，看样子师母有问题啊。
他就回答我说：“我知道，人总是会走那样一条路的，但是我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我没有信心，大家都松下来了。”所以我后来就想，先生其实是很明白的，他看上去好像有点老顽童一样，其实他心里非常明了，后来他就跟我一起到医院里去了。
那天先生去医院的时候，师母也在那里叫，旁边医生就说了，说她很可怕，说熬不过这两天了。先生走过去抓住师母的手说：“任敏呀！任敏呀！别人把我们打倒，我们没办法，我们可不能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他就这么跟师母说的。我就站在边上。奇怪的是先生说完这话以后，我看见师母眼泪就哗哗哗哗地流下来。后来师母就渐渐平静下来了，后来就渐渐、渐渐地好起来了。
最后我跟先生商量，先生想把她带回家，又说医院里容易交叉感染什么的，后来就把她送回家了。送回去先生就用了保姆，那时候桂芙来了，就是桂芙和一个保姆两个人照顾师母，一个房间给她腾出来，先生每天进去，问四句话：体温怎么样？血压怎么样？心脏怎么样？脉搏怎么样？四大体征问完摸一摸，觉得她体温正常，好，他放心了。
然后就自己规定好，每天要给师母吃一个猕猴桃、一个香蕉，还有什么，我记不清了，反正是四种水果，他亲眼看着，叫保姆弄，弄完给喂，就这样。你想这样一个根本没有知觉的，像植物人一样，大小便失禁的人，就这么躺在床上。
陈思和在师母任敏的追悼会上。
先生每天会跑到那里去，跟她说话：“任敏呀，今天谁来过了？”“任敏呀，谁来信了？”就这样，师母明明是植物人，他就这样每天陪着师母，整整五年，了不起，了不起呀！我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叫《感天动地夫妻情》。
师母住院的时候，他每天要花去好多钱，他有时候拿到一笔稿费，他看都不看，就把钱交给我，让我去医院里付钱。当时先生经济上很困难，他也不开口，也不向人家借。这段时间他出书出得最多，他的日记书信集，都是这个时候弄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先生已经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他就是用自己的肩膀来担当这样一个家庭，来担当他太太的医药费。他就是不向组织去伸手、向学校要补助。所以，贾先生的教育，不是那种老师坐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记笔记那种。他那样一种行为，那样一种大爱，那样一种精神，你不会忘记的。
你就会觉得，天地间就有这么一个榜样在那，而且他也不是为了树榜样，他是真心实意要救师母，要把师母救好。他就是这么支撑、支撑，整整支撑了五年。这是我亲身体会过的。
贾植芳先生去世后，陈思和拟挽联总结先生一生：从胡风追鲁迅，横眉冷对热肠扶颠，聚傲骨良心悲智侠胆为一腔正气；由社会进书房，大写做人中道敷文，融研究创作翻译育人开八面来风。
李辉：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了，对吧？你们都快放假了。刚才我们谈到贾先生和师母这种惊天动地的爱情，或者婚姻，或者家庭，确实是非常感人的。
我给大家做一个自己的推广，我有一个微信公众号叫“六根”，“六根不净”的“六根”。明天我要推出我写的贾先生与师母的那种爱情，我起了个名叫《苦难爱情也能结出幸福的果实》，然后，后面推出一个关于贾先生的，站在历史的高度的一个写作。
确实贾先生对于我们来讲不仅仅是老师，他更多的是一种我们精神上的榜样。他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终生难忘，无论是喝酒，还是吃花生米。那时候他经常说：“第二天要涨价了，你赶紧去买几斤二锅头。”这种感觉是终生难忘的。
这是一种大学教育，或者是中国的传统教育，以至过去那种最初的民间私塾教育，或者后来这种社会教育都是很好的一种教育方式。是靠聊天，是靠除教科书之外的那种交流。
当然，现在我们想这个也挺难，也不大可能了。越是不可能，我们越留恋，越是不可能，我们越想象那种浪漫的情怀。
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有这个机会我们一块儿聊贾先生，聊我们自己对于复旦母校的情感和对贾先生的情感，其实也挺开心的。所以，还是回到刘院长所说，我们俩是幸运的，我们俩是幸福的，谢谢大家。
刘仁义：
贾先生是说不完的，要继续贾先生的故事必须永远和陈思和先生、李辉先生一起，那就会学到更多东西。我想，实际上，我们和陈思和先生，和李辉先生，都接触了很长时间。今天晚上来听这个报告，我能看到大家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我们在一起分享着幸福，也分享着幸运，我也和大家一样。
我想问一个问题，大家认为今天晚上陈思和先生和李辉先生做的是不是学术报告？
（学生：不是！）
是不是学术报告？
（学生：不是！）
学术报告，是学术报告。什么是学术？这里不是在讲生活琐事，这里面有高深的学术，是学术报告。学术做到这个境界，那才叫学术。我是学数学的，我可以讲个你认不得的东西，你觉得这是学术吗？那实际上是技术，我们叫算术。所以，今天晚上的报告是最高端的学术报告，不要以为学术就是听不懂。这是我想要说的一个事。
第二个，一开始我也讲到，我还是想要说几句的，我也很感慨。我也希望我们的老师、学生在这一点和我一样。今天晚上，我本来写了个东西，我写这个题目以为是我发明的，结果一查有这个题目。我写的东西叫“见贤思齐，奋发有为”，副标题叫“我与复旦的交往中所受的教育”。
我和复旦的交往当中是有很多美丽故事的。贾先生是一个知识分子，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我们至少要见贤思齐，奋发有为。所以，这个榜样，前面我讲了好多。
三十多年以后，不说其他的事，你们同班的同学能坐到一块儿去干一件事情吗？会的，但是能达到这样一个默契吗？我一直讲学生是老师的影子，影子，这就是传承。我们为什么要做贾植芳的文章？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离我们最近的真，离我们最近的善，离我们最近的美。
世界上关于真善美的文章可以写很多，故事也可以讲很多，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贾植芳、陈思和、李辉。贾植芳离我们远不远？不远。他就是陈思和、李辉的老师。鲁迅和胡风离我们远不远？不远，因为他们就是和贾植芳先生一块儿的学者。我们再往前走一下，那么河西学院就这么传承下来了。
今天晚上要结束的时候，陈老师准备的诗想给大家读一读，但是我还是有话要说，因为我太激动。我看到莫言站在诺贝尔领奖台的时候，正是在讲故事。我们当过学生，当过老师，我们一说传授知识，就是正儿八经的，就像数学的语言就是定义、定理、性质、判断。
我之前听了陈思和先生的报告《人学与文学——从贾植芳先生的人生与著作谈起》，他就是在讲故事。我发现，学问原来也可以讲得这么润物无声，讲得跟我们这么亲近，就讲了一系列的故事。
那次以后，李辉先生就来作了个报告，叫《一个人和一个时代——巴金对八十年代文化老人群体的影响》。我今天给陈思和先生汇报了，展示了好多的照片，其中有他们俩和贾先生的照片。那个报告我们看到李辉先生有多厉害，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多名人大家，就是他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圈，就是他的交际圈。
所以我就发现知识、学问、课、报告原来可以这么做，我就感觉到非常羡慕。所以我就讲了，我们在和复旦的交往当中，我们在和陈思和、李辉先生的交往当中，我们发现了复旦博大精深的文化、学者的这种精神，我们终于有缘让贾植芳先生的藏书到这个地方。
我现在希望，听报告的人从今天做起，你们下去以后搜索一下贾植芳，然后由对贾先生基本的了解出发，再倒推一下，然后再回想陈思和和李辉这堂讲座。
我们以贾先生为榜样，学习怎么做人，怎么做学问，怎么做朋友，怎么做夫妻，怎么做老师。像这么下去，那就做成了。我想我就说这么些，时间也不早了，我们在贾植芳研究中心的名义下，我们和陈先生、和李先生这种交往会不断继续，我们会继续贾植芳研究，我们会做下去，讲下去，好吗？今天晚上的这个报告我们就到此结束。请陈先生念一下诗吧，我们欢迎。
河西学院党委书记黎志强与陈思和一起主持贾植芳先生雕塑落成仪式。
陈思和：
今天早上要举行贾植芳先生的雕像的揭牌仪式，我心里很激动。我今天早上四点多就睡不着了，为什么睡不着？因为我做了一个梦，梦里边出现的贾先生的雕像照片其实我之前看到过。
我梦里看到照片的感觉和今天拉开盖布看到的雕像感觉还是不一样，我好像梦见今天早上我就坐在这个雕像的下面，我在喝酒，我自己在喝酒，然后好像在敬先生喝酒。
醒过来之后我知道刘校长今天肯定要让我发言的，醒过来我就写了一首诗。今天早上太激动了，所以念也念不好，所以诗的名字也没取，后来《人民日报》的记者也要在人民网上发，所以我就随便取了个名字叫《对着先生的雕像》。我是这样写的：
我赞美雕塑家的眼睛
能够在平面的相片中
透视出立体的灵魂
我更赞美雕塑家的手
把一个高贵的生命
复活在西部的早晨
我看您毛发耸立
头颅微微扬起
我看您双眼圆睁
凝视着未来
又一个故事发生
您的右手伸向前方
仿佛在等待
新的命运交响曲的
敲门声
啊
先生您不要惊讶
这里是一片新的家园
您不会感到陌生
您的身后
是您的藏书您的遗物
依然弥散着您的一贯精神
您的前面
每一天都是新鲜活泼的
青年学生
先生您曾经多次说
要认识中国就要去西北
那里浩浩瀚瀚，晨晨昏昏
天地自然孕育民族的精魂
这里有祁连山脉不化积雪
这里有如火似荼丹霞奇景
这里有风吹草低牛羊成群
这里有您喜欢的面食和酒
还有您新结识的朋友
有情有义豪爽热烈的一片赤诚
今天我们来瞻仰您
行列里旧雨新知
有您的几代学生传人
今天我特意带来几位年轻人
您不认识他们
他们也没有见过您
但愿他们活泼的青春
连接起您的血脉传承
走出十字架的阴影
从此学会做一个
端端正正大写的人
（本文字稿是根据录音整理而成，有删节和改动，由贾植芳研究中心王明博老师整理）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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