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细石器(microlith)是一种特殊的技术工艺所产生的石制品,原则上以间接打法所剥离的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用细石叶加工的石器为代表,它们一般是为了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而专门制作的石刃。严格地讲,细石器一词,应以上述细石核和细石叶有关的石制品为限。但习惯上往往把同它们共存的用石片(非石叶)制作的小型石器,如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铁等石制品,以及大型的砍砸器也都包括在内。甚至某些不见细石核和细石叶的遗存,也被统称为“细石器”或“细石器文化”,这是十分不恰当的。细石器的语源来自西欧,在英、法、德等语言中基本相同。国内一度用过“么石器”的名称，今天通用的细石器,则是来自日语的译名。
从更新世末叶以来,欧、亚和北非等旧大陆的广大地区,随着旧石器小型化的发展趋势,奠定细石器的产生基础,从而有一元说或多元说的不同理解。根据细石器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来看,基本可分为几何形细石器和细石叶细石器两大类:几何形细石器主要分布于欧洲、北非、西亚和澳洲一带。其特点是,利用从圆体石核剥离的窄长石叶,截断加工成规整的三角形、半月形、梯形和菱形的石刃,作为装备复合工具的备件,几何形细石器大抵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而盛行中石器时代,直到新石器时代或者更晚;细石叶细石器则主要分布在亚洲东北部和美洲西北部,它的特点是,从扁体或圆体的细石核上剥离窄长的细石叶,多用在复合工具之上,故石刃上遗留有加工或使用的痕迹,同样是起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某些地区甚至延续到金属器的出现。尽管上述两类细石器的时代基本相当,但从制作工艺、器形特征和地理分布上来看,明显地属于两个不同的工艺传统。过去的研究往往把它们混淆在一起,或认为后者是前者的亚群,我们倾向于两者属于不同的传统,应该分别对待。本文的讨论,暂以细石叶工艺传统为限,可简称其为细石器传统。
过去把凡有细石器的遗存,统称之为“细石器文化”,并认为它是北方草原、荒漠地区的一种游牧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农业文化截然不同,只是在两者的接触地带才有所谓混合性质的文化遗存。随着考古工作的大规模展开,已充分证明所谓“细石器文化”实际上包括许多不同性质的考古学文化。它的分布也不局限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在黄河流域以及远到青藏高原都发现过较早的细石器,甚至四川、云南和广东一带也有若干发现。同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大地湾、仰韶、马家窑、齐家、龙山文化以及青铜时代的商代遗址中仍有细石器的残余。此外,国外的广大地区如蒙古、西伯利亚、朝鲜、日本、阿拉斯加、加拿大和印度等地,也都有细石器的分布,虽然技术工艺相当一致,但文化面貌和流行的时间却不尽相同。尽管细石器的技术工艺有着广泛的交流和影响,它们应属于许多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决不是“细石器文化”所能全部概括的。因此我们建议暂时搁置“细石器文化”一词,必要时可用“细石器工艺传统”或简称“细石器传统”来代替,意味着这些遗存可能分别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范畴。
我国细石器的发现和研究,贯穿着本世纪已有百年的历程,代表着我国史前考古学史的一个重要的侧面。今以新中国的建立为分界,从前后的两个阶段,试图论述细石器在中国的主要发现,以及认识不断深人的过程,以为今后的继续工作提供参考。
二
细石器的确认,与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田野实践中开始接触到细石器遗存,由于多系地面采集,故迟迟未能深人。19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一些外国人也以探险或考古调查的名义,在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活动,本世纪初叶的考古活动主要为他们所垄断,随着中国学者的崛起,也创造出许多重要的业绩,关于细石器的发现和研究尤其如此。早在我国边疆活动的瑞典人斯文·赫定(Sveen Hedin)和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分别于1900年和1907年,在新疆塔里木盆地采集到一批细石器,但没有能够确定其具体性质。日本人鸟居龙藏于1906一1908年在内蒙古东部的喀拉沁旗、赤峰、林西、扎责诺尔等地采集到一批细石器,并提出“蒙古式”石镞的名称,主张它们为铁岭以北的新石器代表遗存。不过原始资料发表得很少,难以窥见本来的面目。
20年代以来,细石器的发现开始增多,如瑞典人安特生(J.G.Adnersson)在辽宁锦西沙锅屯、青海西宁朱家寨都发现了少量的细石器。法国桑志华(E.Licent)在今河北和内蒙古一带采集到许多细石器标本,收藏于天津北疆博物馆。东省文物研究会也在内蒙古海拉尔附近发现8个地点和采集到一批细石器吐。以上多系初步报道,缺少进一步的分析。以沙锅屯为例,便混入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
中国学者最早接触细石器并进行发掘的,当以梁思永为代表。1930年他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昂昂溪遗址进行发掘,首次明确了细石器的地层及其共存关系。随后又到内蒙古林西、赤峰等地调查,也采集到一批细石器。这两次工作,都将么石器(细石器)和非么石器区别对待,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从1927-1935年,进行多学科考察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对细石器的采集也作了大量的工作,像中方的袁复礼、黄文弼和瑞方贝格曼(F.Begrman),在内蒙古、宁夏、甘肃和新疆等西北地区发现数十处史前遗址,在所采集的大批遗物中以细石器最为突出。瑞方已将新疆和内蒙古的考古报告分别出版。中方的采集资料,因受抗日战争的影响,部分标本在外运途中下落不明。残余部分受袁复礼的委托,已部分整理发表。黄文弼在新疆的采集品也另行发表。杨踵健等在新疆哈密七角井子发现船底形石核,与亚洲东部及北美相一致,为细石器的分布和共性提供重要的线索。
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大肆进人东北和内蒙古一带活动,有些人便乘机在广泛的地域范围内进行考古掠夺,同细石器有关的遗存大多系地面采集,其主要的可以所提出的“蒙古细石器文化”和赤峰红山后遗址的发掘为代表。
40年代的田野工作不多,裴文中报道甘肃、青海的细石器发现熟并致力于综合分析,如提出“细石器文化”的名称,还主张中国的“细石器文化”,似由西伯利亚与欧洲相联结,至于末期在长城附近与仰韶文化相接触,形成混合文化。于是把“细石器文化”分为扎赉、龙江、林西和赤峰四期,其中扎赉期为中石器时代,余者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阶段,并且认为它是由北而南的发展与限于当时的资料,不免在认识上有所局限,但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考古学的飞跃发展,细石器的发现和研究也就更加深人。首先,突破了细石器分布的地理局限,从过去的北方草原,扩展到华北、华南和西南,几乎在全国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有所发现;其次,延长了细石器的使用年限,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中石器、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晚的阶段;最后,基本否定细石器作为同一个考古学文化,而用细石器传统来代替,表明这种技术工艺存在于不同的时代,并为复杂的考古学文化所共有。以下可分为三个地区来概括介绍。
(一)华北地区
细石器在华北的首次发现,当以陕西朝邑、大荔的沙苑为代表,这是1955年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区考古普查的主要成果之一。这里在沙丘地带的15处地点中,采集标本500余件,其中有细石核和细石叶等,但不见陶片共存,被断代为中石器至新石器的时代初期,并命名为沙苑文化。七八十年代以来的数次复查,除采集标本基本相同外,还从地层剖面上证实,出细石器的灰褐土层便叠压在更新世堆积之上,也是一项有力的年代证据。以此为嚆矢,细石器在华北的发现愈来愈多,有些遗存也就援例被列入中石器时代。
六十年代开始把华北细石器的出现,提前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以河南安阳小南海和山西朔县峙峪为代表。前者为洞穴遗址,出土遗物以石制品为主,包括红烧土、炭粒和烧焦的化石等。脊椎动物化石共18种,4种属于绝灭动物,证实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同时上、下部的碳十四数据,分别为公元前9050±500年和22150±500年,也与动物群的地质年代基本吻合。不过石制品以小型的石片石器为主,也有类似细石器的遗存,如柱状、尖锥形、楔形等多面体石核,都同细石核相近似;窄长细小石叶也与细石叶相接近,但片身较厚,横断面往往呈三角形,当时用纯熟的直接打法制成,同间接打法的细石叶略有差别。后者处于峙峪河的二级台地上,为典型的河流堆积。在文化层中包括石器、灰烬和动物化石等,顶部覆有数米厚的黄土。脊椎动物化石共10种,4种属于绝灭动物,其地质年代为更新世晚期。碳十四年代仅一例,为公元前26995±1370年。也与动物化石的地质年代大体接近。石制品同样以小型为主,其中的扇形石核、两端石核、多面体石核和窄长石片等均具有细石器的特点,却不像后来那样规整。以上两处旧石器晚期遗址中,都具有细石器的雏型和比较原始的痕迹,可能表明这时已开辟细石器的先声,为细石器传统的起源找到有力的线索。
作为细石器传统的早期遗存,在华北一带有着广泛的分布,据不完全统计,在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和山东(包括苏北)五省,所发现的细石器遗存多达三十余处。尽管有些地质年代和碳十四数据还不十分清楚,不过它们普遍具有细石核和细石叶,绝大多数都不见磨制石器或陶器一类的晚期遗物,目前一般把它们作为旧石器晚期的末叶或中石器来对待,大体是接近事实的。个别遗址里也出现较原始的陶片,象征着细石器传统起源于华北地区,并且经历漫长的发展过程。具体的遗存分布如下。
河北境内有阳原虎头梁、油坊、籍箕滩、昌黎亭泗涧、滦县东灰坑、玉田孟家泉、黄骅城关镇。山西境内有沁水下川、蒲县薛关、吉县柿子滩、榆次大发、榆社赵王村、孟家庄、襄汾丁村、陵川塔水河、高平羊头山、大同小站。陕西境内有朝邑、大荔沙苑。河南境内有许昌灵井、舞阳大岗。山东境内有临沂凤凰岭代湖台、金雀山、沂水宅科、郯城黑龙潭、望海楼、马陵山、莒南𡺂山、苏北的东海大贤庄和马陵山爪墩也可包括在内。
以上的遗存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以及沿海地带。它们的共同特征都具有典型的细石核(扁体和圆体的石核共存,特别是多具有船底形石核)以及细石叶等,一般不见磨制石器和陶片一类晚期遗存。从发掘上来看,少数地点有少量动物化石,而经过碳十四测定的数据也多在距今万年以上,因此这批遗存被断代为旧石器晚期末叶或中石器时代,应该是大体可信的。最近在河北阳原于家沟和北京怀柔转年,都发现有较原始的陶片共存,或许意味着已进人新石器时代早期,这表明起源于华北地区的细石器传统,经过的发展过程。不过到了新石器时代华北地区的细石器传统突然衰落下去,如较早的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以及后来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甚至商代遗址中仍然出现个别的细石叶,可能标志着细石器传统的残余。这种变化,可能与农业经济的兴起,有着更密切的联系。
(二)北方草原地区
从东北、内蒙古到新疆一带的广阔高原,除东北部分地区外,大抵属于草原、荒漠地带,为细石器传统的重要集中地区之一。由于地域广阔,文化性质复杂,又缺乏足够的发掘和分析,在认识上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遗存的性质上,基本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以细石器为主,扁体和圆体的细石核共存,尤以船底形石核为其典型代表,细石叶也较普遍,但罕见磨制石器或陶器,从东到西有着广泛的一致性,缺乏定居聚落,可能时代较早或与以采集、狩猎和畜牧为其主要经济活动有关。由于缺乏地层证据,在断代上还有一定的困难。现以两处有地层关系的遗址为例:一处为黑龙江齐齐哈尔昂昂溪遗址,地层内的细石器不甚典型,具有雏型的特点,动物化石有少量为绝灭动物,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9850士150年,当属于旧石器晚期或稍晚。。另一处为内蒙古东部的海拉尔松山遗址,细石器典型丰富,主要出土于表土下面的红褐土层内,以下厚达数米的更新世砂层内不含任何遗物,因此将细石器列人中石器时代。此外,内蒙古中南部的呼和浩特大窑、察右中旗大义发泉和贺兰山西麓巴彦浩特，多被视作旧石器或新石器时代的无陶细石器遗存。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和田附近的细石器遗存也具有类似的特点。
另一类遗存主要分布在北方草原的南部边沿，仍保持一定数量的细石器，但磨制石器普遍出现，陶器的类型富于变化。它们以农业经济为主，有着稳固的定居聚落。形成许多不同范畴的考古学文化。例如内蒙古东部及辽宁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新乐下层文化、黑龙江的新开流文化等，甚至冀东和北京一带的上宅文化也都具有相似的情况，它们有着不同的分布范围和继承关系，但细石核以较精致的圆体为主，罕见扁体的楔形或船底形；细石叶的加工也比较细致，在细石器传统中属于发达的典型代表。至于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仅有细石核个别残余，表明这时的细石器传统已经衰落。中南部黄河沿岸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则富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龙山文化的浓厚因素,陶器的特征尤为突出,不过细石器远比中原地区丰富,十足地显露出地区特点。它们分别被命名为白泥窑文化、庙子沟文化和阿善文化等,象征着细石器传统在这一带的延续发展。宁夏、甘肃、青海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中也屡有细石器的存在。新疆地区不少地点的细石器可能与陶器共存,如疏附乌帕尔、柯平县西南、吐鲁番柴俄堡、阿斯塔那、木垒县木垒河、四道沟等,可能属于新石器晚期的遗存,但文化性质不详。
(三)华南和西南地区
长江以南的华南和西南地区,也有细石器的分布,但远不及北方草原和华北地区那样广泛,有些遗存也不属于细石器传统,尤以青藏高原与北方草原之间的细石器联系显得更为密切。
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四川、云南一带,不少地点具有较早的细石器遗存,如青海贵南拉乙亥、达玉台、格尔木小柴达木湖,西藏聂拉木、黑河、申扎双湖、多格则、仲巴县城北,云南元谋大那乌和四川攀枝花等。个别遗址出少量动物化石,有的不见更新世的种属(如拉乙亥)。绝大部分出自地面采集,都没有磨制石器或陶片,一般断代为旧石器、中石器或新石器时代早期,不排斥它们包括不同时期的可能性。较晚的遗存则见于西藏拉萨曲贡、昌都卡若,四川广元中子铺、邓家坪、边堆山,大都有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出;卡若还出现定居聚落,碳十四年代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表明川、藏一带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仍有细石器在延续。甚至四川炉霍卡莎的石棺墓中仍有细石器的存在,表明直到青铜时代,这里还有所残余。其他如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广西柳州白莲洞、大龙潭、琶宁顶狮山,湖南石门皂市田、澄县丁家岗。等遗址出土的小型打制石器,有时也直接称之为细石器,但缺乏典型的因素,从而不能同细石器传统混为一谈。
华南一带的细石器比较罕见,仅广东南海西樵山出土的大量打制石器中,也杂有细石核、细石叶同磨制石器、陶片等共存,表明这里的新石器文化中仍保持细石器传统。至于南澳象山、丰顺汤屋山、番禺钟村飘峰山等地发现的小型石器。都与细石器传统无关。此外,同样的发现也见于福建漳州的许多地点和台湾台东的长滨文化。两者均以砸击法为主:前者的原料以隧石为主,多面体石核为数最多,加工痕迹较明显,不见典型的楔形石器;后者的原料则以石英为主,加工痕迹一般不明显,但有楔形石器的存在。从技术工艺上具有一定的共性,但都缺乏细石器的因素,可能代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另一种遗存,尚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四
综上所述,我国细石器的发现和研究,经历百年的不断深人进程,象征着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史的一个侧面。为了着眼于未来,对其进行历史的回顾,还是有必要的。
细石器是一种特殊技术工艺的石制品,主要采用间接打法从细石核上剥离细石叶,并用细石叶精致加工成不同形状的石刃,以装备骨、木等复合工具。因此,细石器传统只能以上述的石制品为限。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石器小型化的趋势。所谓“周口店第一地点一峙峪系”或“船头状刮削器一雕刻器传统”,毕竟不能代表“北京人文化与细石器文化的联系环节”,甚至称其为“小石器传统”,这些都无法反映细石器传统属于一种新兴的技术工艺。至于细石叶细石器和几何形细石器,在源流和分布上有着一定的差别,当属于两个不同的工艺传统。
关于细石器的起源,过去有欧洲说、西伯利亚说和蒙古说等等,这就把细石器的兴起溯源于亚洲北部,甚至更遥远的欧洲地区。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深入,上述假说自然趋于解体,新提出的华北说也就日益引人关注。因为华北一带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已逐渐向小型化发展,特别是萨拉乌苏河、峙峪和小南海遗址的若干石器,已具备细石器的雏型,相当于旧石器晚期末叶或稍后的一段时间内,细石器的分布愈加广泛,当然它的起源应该是以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地区为中心,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我国的北方草原以及蒙古、西伯利亚、朝鲜、日本和北美洲一带都出现典型的细石器传统;我国华南一带也有所分布,甚至还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到达印度境内,它的产生仍与华北地区有着较密切的联系:由于细石器传统代表一种先进的技术工艺,故易于广泛流传并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所融合吸收。至于有人主张:“我国西南地区有可能存在着一支独立发展起来的区域性细石器工艺传统”。实际上,它仍属于以细石叶为特征的细石器传统,而不能作为一个独立发展的区域性传统来对待。
细石器出现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具有过渡阶段的形态,因而往往把细石器作为中石器的标志实质上,细石器的本身具有较长的发展过程,从诞生到衰落,跨越了不同的时代,必须考虑到它的出土状态和共存关系,因此,不能把细石器作为中石器的同义语目前关于中石器时代的具体标志,多以地质年代的全新世为准,即出现于距今10000年前的冰期终了以后;限于采集狩猎经济,而农业和畜牧的生产经济还没有开始;石器技术工艺和复合工具进一步发展,但不见磨制石器和陶器的存在。不过中石器时代的下限和进人新石器时代的时间,却随着地理环境和文化发展而颇不平衡,以北欧的中石器为例,下限可晚到公元前2600年@,至少上述的界定表明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过渡意义。
关于中石器的概念,历来有着不同的理解卿:有的主张单独划分出来,以作为新石器时代的摇篮期性有的则从经济形态上着眼,认为它同旧石器时代相当,可作为续旧石器时代(epi—palaeolithic)或原新石器时代(Proto—Neolithic)来处理,甚至还有前陶时代(Pre—ceramic Neolithic Age)的提法,都倾向于废弃中石器的概念。不过从人类生产工具和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上,中石器毕竞是代表着一个过渡的阶段。以欧洲的中石器为例,可分为精制石器和粗制石器两种文化群:前者以地中海周边地区为代表,而后者则以北欧的贝丘遗址为中心,两者都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但文化面貌上的差异却相当显著,同时延续和消失的时间也颇不一致亚洲和美洲的细石器传统,基本上也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随着农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终于加速细石器的消失。以我国为例,陶器的产生和新石器时代的出现,很可能是在细石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至少像河北阳原于家沟、北京怀柔转年等细石器遗址中所伴存原始陶片,便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迹象。当然除细石器传统以外,也会有相当于中石器的其他遗存,这些都有待于今后的继续探索。
（原文刊载于《考古》200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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