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60年开始有幸在檀仁梅教授领导下从事行政、科研和教学工作20年，他既是我的领导，也是我的导师，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现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檀教授的事迹忆录如下，以怀念这位具有教育家风范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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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仁梅教授出生于永泰县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5岁时入私塾学习，后转入教会小学，在小学毕业典礼上用英语作“我愿意做一个教师”的演讲。1923年，免试升入福州格致中学，每学期考试都得第一名。中学毕业后因家穷未能升学，为了赚钱上大学，不得已与一同乡同学于1926年11月前往南洋求职。在新加坡做工时因患麻疹险些丧命，病愈后转到马来亚一树胶店当店员。一年后又到泰国一橡胶园当小店伙计，1928年夏回国。同年秋，被聘为永泰同仁中学代课教员，任教英语和数学两门课。
1930年2月，由于中学毕业成绩优异，免考升入福建协和大学高等师范专修科，二年后得到半工半读机会转入教育系本科学习。1934年2月毕业，获全校品学最优金质奖章一枚，并留校任注册课主任，从事教务管理工作。
1936年秋，获得美国奖学金得以赴美留学。先在卓鲁大学后转入本薛文尼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兼在孔鲁耳大学学习宗教学。1938年夏，取得本薛文尼亚大学教育科学硕士学位及孔鲁耳大学东方专修科文凭。接着继续攻读教育学科，撰写博士论文《中国近代中等教育史》。1940年7月，获得本薛文尼亚大学教育科哲学博士学位，翌月即整装归国。
1940年10月，回母校福建协和大学任教育系副教授。1943年升教授，并任教育系主任。1945年秋，改任福建省立师专教务处主任。1946年秋，赴上海任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中等教育干事，1947年兼任高等教育干事及总干事。1948年10月，转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8月福州解放后，仍任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院长，并兼教务长及教育系主任。1951年，协和大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合并为福州大学，任福州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及教育系主任。1953年，福州大学改名福建师范学院，任教育学教研组主任。1954年，由学校派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进修班跟苏联专家学习研究苏联教育学，撰写毕业论文《巴甫洛夫学说与教育》。1956年，任福建师范学院教务处处长兼附中校长，1959年又兼函授教育部主任。1962年，选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63年，返校后仍任教务处处长兼函授教育部主任。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严重冲击。1970年，被下放农村“安家落户”。1972年，随着福建师范大学的复办，被调回师大外语系任教。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与科学的春天到来了。檀仁梅教授回到教育系任教，并兼外国教育研究室主任。1980年，福建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檀教授任所长。他带领中青年研究人员积极探索中外教育科学的热点问题，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已是七十余岁的檀老，仍积极投身于国内外的学术活动。1979年，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会议，参与全国研究规划的制定。参加中国教育学会成立大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会议上，被选为研究会顾问。1980年，在福建省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此后，又被选为福建省教育学研究会理事长、福建省陶行知研究会顾问。1984年7月，应邀出席在泰国曼谷召开的国际师范教育协会第三十一届世界大会，在会上宣读的论文深得各国代表的赞扬。会后还参观了香港的多所大学，并与学者们举行了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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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仁梅教授一生近60年从事教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孜孜不倦地探索教育科学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是一位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专家。
早在1934年，檀教授就翻译《现代心理学派别》一书。1940年，用英文写作专著《中国近代中等教育史》。1943和1944年，分别撰著出版《福建中等教育的师资问题》和《农业职业教育的实际问题》两本书。1945年，与陈懿祝教授合编出版《汉英教育学心理学辞典》，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46年，编译出版《怎样读书》、《怎样待人》、《美国教育的改进》等三本著作。1948年，翻译《美国大学课程的改造》一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49年福州解放初期，檀仁梅教授一身兼三个职务，很少有专心从事科学研究的时间。只有在1954至1955年被派往华东师大进修时，才在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撰著了《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学说与教学》一书，于1956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此后十余年政治运动不断，科学研究处于普遍停顿状态。1972年福建师大复办，檀教授得以从农村回到学校任教。1973至1974年，与人合作翻译出版《新加坡》、《丘吉尔回忆录》两本书。1978年后，是檀教授科研著作多产的季节。其中与同行协作翻译出版的有《韦氏大辞典》、《教育的传统与变革》、《教育科学研究法》等著作；合作编译出版的有《英汉教育词汇》、《科技英语读本》；合作编撰出版的专著有《比较教育》、《福建师范教育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其中后两本著作被评为福建省第一、二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
檀仁梅教授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坚持理论来源于实践的观点，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然后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他发表的五十几篇学术论文中占有相当的份量。早在四十年代，他就到普通中学和职业学校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实际材料和统计数据的基础上，采用专著和论文的形式发表其研究成果。五十年代初，为了贯彻面向中学的原则，他花数月时间在附属中学调查总结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由此写出的论文在校科讨会上宣读，对促进学校的教学改革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八十年代初，我国多数高等学校都采用传统的学年制教学制度。檀教授为了改革教学制度，推广先进的学分制，到多所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三篇有关学分制的论文。其中《大学试行学分制的初步调查研究》发表在北京的《教育研究》上，《谈谈大学试行学分制问题》发表在《福建师大学报》上。为了研究师范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檀教授指派笔者带领调查组深入全省各高、中等师范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除发表三篇论文外，还与檀教授共同主编出版专著《福建师范教育史》。
檀仁梅教授从事科学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紧跟学科前沿，及时掌握科学最新成就，以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八十年代中、后期，檀教授作为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壮志不减当年，仍豪迈地提出“应以满腔热情和雄心壮志进行这些教育科学领域里的新探索”。他认真学习和研究教育新学科，诸如教育工程学、教育未来学、教学控制论等等，然后把他学习的心得和研究的成果写成论文，先后发表在《教育研究丛刊》、《福建论坛》、《福建师大学报》上。这些理论深奥和意境新颖的论文是：《教育科学的一些新探索》、《在教育学科研究中处理数据的新方向》、《试谈教育工程学问题》、《电子计算机在教育中的应用》、《从两本教育专著谈我国教育未来学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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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仁梅教授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十分重视教学工作。他在十几年的学校教学领导岗位上，经常要求“教授要上教学第一线”、“教授必须上基础课”。他以身作则，行政工作再忙也不脱离教学，几十年坚持上教育系的基础课《教育学》及其他系的公共教育课。改革开放后，随着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教育系增加了许多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新课程。为了帮助中青年教师上好新课，他往往自告奋勇先上第一轮课，然后逐渐放手让他们上，手把手地指导年轻教师提高教学水平。为了帮助中青年教师学习外语，他主动为他们开设《英语语法》和《专业英语》课，并组织他们翻译国际师范教育学术讨论会的优秀论文，认真校阅批改每篇译文，以提高他们的外语水平。对于中青年教师的学术论文及外校、外省寄来请教的论著，他都来者不拒，在百忙中挤出时间细心审阅，提出修改意见。正如笔者在《教育家的风范一一记檀仁梅先生辛勤耕耘的一生》文中所说的：“他就是这样甘当人梯，无私奉献，主动让中青年踏上他宽阔的肩膀，更快地登上科学的高峰。”
檀仁梅教授热心社会工作和社会活动，除担任多个学术组织的职务外，还担任民革师大主委、民革省委常委、民革中央委员、省政协常委，积极参加其中的各种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自已省吃俭用，生活异常俭朴，而把一生的积蓄捐献给少年宫和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
檀仁梅教授业余爱好广泛，尤其对体育和诗词情有独钟。他从大学学生时代开始，就跟名师学习太极拳、大刀、单剑、齐眉杖等武术。参加工作后，每天坚持练打太极拳和太极单、双剑。除体育锻炼外，他有空常吟诗作赋，诗词的数量较多并已结集的有《北京诗集》和《社教诗集》，可惜均未正式出版。
檀仁梅教授为人正派，光明磊落。他一贯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善于团结同志。能正确对待人生旅途中的挫折，不计名利得失，勇往直前。对人民教育事业无限忠诚，辛勤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曾多次被评为省、校的先进工作者，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一家三教授，个个表现突出，省教委和省工会授予他家“优秀教育世家”的光荣称号。檀仁梅教授热爱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侯都相信党，听党的话，跟着党走。他多次要求入党，也写了入党申请书，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来源:庄明水（教育学院1956级 曾任教育系副主任、教授）
编辑：陆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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