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歊五月气如蒸，
病骨长驱暗自惊。
父老扶携增涕泗，
邦君慰送若平生。
惭云识路休遗老，
妄冀回天只恃诚。
十万刍粮忆民命，
已拼度外置吾身。
——明·张鸿磐
这是首明代的离别赠诗，作者为了嘉定黎民百姓的命运，置生死于度外，将远赴京城为民请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呢？
这就是嘉定历史上著名的折漕事件。折漕简单地解释就是：农民用大米交田赋（相当于农业税），折换成用银两（钱）交。听上去似乎简单，可在明代这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过程跌宕起伏，困扰嘉定四五百年，甚至让嘉定濒临废县的险境。
明代的田赋，嘉定的尴尬
明代的田赋主要实行实物税，以米麦为单位计量，被称为“本色”，其他物品如银、钞、布、绢等称为“折色”——由本应缴纳的米折算而来。明代弘治万历年间，所征物品达四五十种。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万历初年张居正实行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化繁为简，把大部分赋役都折成银两征收，推动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化。
自南宋以来，苏州地区就是重要的稻米产区，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说法。在元末农民起义中，苏州属于张士诚的地盘，和朱元璋的军队作战激烈。
明朝建立后，对苏州一带征收的田赋尤为苛重，如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嘉定亩均征收赋粮29.43升，比全国平均8.3升高2.55倍，比苏州府平均28.5升高3.26%。为保证京城和军队的食粮，按朝廷规定：几个主产稻米、便于水运的省份必须缴纳稻米作为田赋。当时用船运输称漕运，漕运的粮食就叫漕粮，把漕粮改成银两缴纳，就叫做折漕（改折）。
明代嘉定江河逐渐淤塞，耕田适宜旱作，官府鼓励植棉织布，嘉定逐渐由种水稻为主转向种植棉花为主。明中叶，秋熟植棉面积占耕地的十分之九，嘉定和常熟同为吴地首要的棉作区和棉纺织区。但按规定，属于苏州府的嘉定县必须缴纳稻米作为田赋，可嘉定当时并不产粮，甚至农民口粮也要到外地去买。
这种脱离实际的政策给嘉定人带来沉重的压力：嘉定人要卖布换银钱，再买外地的米缴纳田赋，加上中间商的盘剥、卫所漕军（运输漕粮的军队）的克扣，纳漕粮一石要实际支付2－2.5石的代价，嘉定县甚至要通过挪用公款、向商民借款来完成征粮任务，以致县境田地荒芜，百姓沦为流民，甚至有人建议废除嘉定县，北边划归太仓，西边划归昆山（当时议者谓嘉定不堪置县，宜割北境隶之太仓，西境隶之昆山）。嘉定县走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唯有实行折漕才能挽救危局。
在明代，为确保京城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对漕粮永折的审批相当严格。万历年间，全国常年征收的400万石漕粮中，湖广（3.7万石）、山东（7万石）、河南（7万石）三省永折总额不到18万石，到明末全国也不足36万石，其中嘉定是明朝唯一享受永折的县，享有永折额10万石，弹丸一县的嘉定是怎么做到的呢？
改折之路，一波三折
明代的朝廷是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其中最重要的纽带是同乡和师生关系。如在明末的党争中，浙党、齐党、楚党用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浙江、山东、湖北在京同乡会。明代官员以乡情为纽带，同时也关注家乡的黎民百姓。明中期，嘉定科举鼎盛，在朝中做官的人很多。在折漕危局中，嘉定在朝官员和仁人志士、地方官员一起，赴汤蹈火，为民请命。
嘉定折漕最早可追溯到周忱巡抚江南时，周忱看到嘉定赋役沉重，就给嘉定派了19万匹阔白布，每匹布充米一石，减轻缴纳漕粮的压力。
明万历之前，许多任嘉定知县都因为沉重的赋役压力而离任。万历年间，高荐任嘉定知县（1580－1583），与百姓顾国、瞿仁商议改折，可惜没有进行就离任了。
高荐的继任者朱廷益刚到任，嘉定就发生了严重的飓风灾害，加上瘟疫，百姓流离失所，漕粮缴纳任务严峻。朝廷将万历十一年（1583）的漕粮全部改折，但来年还会面临缴纳漕粮的窘境。在危急关头，一位大人物出现了，他就是时任礼部尚书的嘉定人徐学谟。他牵挂着家乡百姓的命运，为此写信给朱廷益，出谋划策。在朱廷益支持下，瞿仁等人撰写《吁部请折状》，送至府道抚按，在得到巡抚郭思极、巡按邢侗会题后呈送北京户部。户部官员认可将嘉定岁粮全折一年，不许拖欠，嘉定以后可继续申请全折一年。朱廷益向户部上报材料显示：嘉定有适宜种水稻的田地1311顷，能种棉花、豆类的田地10372顷，能种水稻的田地仅占10%。
徐学谟清楚，办好嘉定折漕离不开首辅张居正的支持。徐学谟拜谒了张居正，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徐学谟先是解释了嘉定的困境，请求将稻米折银缴纳。然后说：“曾见到荆州盛产稻米而必须缴纳银两为田赋，百姓深受其苦；荆州百姓苦于无银，嘉定百姓苦于无米，两方都深受其害……希望能让嘉定兑米换取荆州折银，两县互换各取其便。”徐学谟曾在湖北做过官（湖广按察使等职），了解湖北地情，而张居正就是湖北荆州人。
徐学谟知道，要打动政治强人张居正，唯有用乡情。果然张居正对此颇感兴趣，又担心两地互换后拖欠怎么办？徐学谟解释：“两县都得到方便，怎么会因为拖欠失去便利，可三年题请一次，如拖欠就恢复原状”。考虑到当时库量充足，张居正同意了徐学谟的建议。万历十二年（1584），圣旨传下，嘉定应运漕粮106671石，按议定价六至七钱全部改折成白银，若按时缴纳，可每年再题请。嘉定争取到常年漕粮改折的权利。
万历十四年（1586），熊密出任嘉定知县，请巡抚王元敬、巡按邓练会题，乞求嘉定县漕粮再准改折三年。户部尚书宋纁复议准许再改折三年，如有拖欠，即行停止改折。徐学谟每三年申请一次的设计成为现实。
万历十五、十六年，嘉定连遭水旱灾害，仍勉强完成当年折漕任务。
万历十七年（1589），嘉定遭遇夏旱和瘟疫，难以完成折漕任务。秋季传出仍按本色征粮的传闻，嘉定百姓非常惊慌，后被证实为谣言。这一年按灾年旧例进行轻折缓征。
万历十八年（1590），熊密再申请继续折漕，却因上年未按时缴纳，遭到拒绝。在熊密据理力争下，巡抚周继、巡按李尧民会题，尚书石星复议同意。此后嘉定连续折漕十年，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荒地开垦出新田，残垣断壁建起新房，但恢复征粮仿佛就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让嘉定人惴惴不安。
熊密的继任知县王福征上任后，拜会了时任兵部职方郎中的嘉定人殷都，殷告诉王福征，户科给事中李先芳、尚宝司少卿须之彦、柳州知府陈舜道都愿意为家乡效力。
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王福征支持下，瞿仁等人联名呈抚按《永折民疏》，推举徐行、须瀹赴京，跪在宫门外上诉，恳请将嘉定县10万余石漕粮进行永折。通政司原拟不予受理，后经掾吏黄世能（黄淳耀祖父）和徐行、须瀹再三解释，通政司才送户部。在李先芳（首辅王锡爵的授业门生、内阁学士许国的考中门生，深受器重）的援助下，户部发文核实嘉定没有拖欠税银。户部覆奏，嘉定终于获得漕粮永折的权利。
万历二十七年（1599），永折仅三年，户部要限制请求改折的地方，但言词不清，又让嘉定人心惶惶。时任嘉定知县的韩浚因腿病在休养，无人向上反映。在朝中任职的殷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给韩浚写信，代替韩浚拟稿申请巡抚、巡按。抚按两台分别为申时行、王锡爵（两任首辅，均为苏州府人）的门生，殷都请两相给抚按两台写信，两台同意具题。同时，县民卢诚携带书信，到驻淮安的漕运总督处，请求暂止兑单。嘉定之后仍得永折。
至天启四年（1624），随着北方战事发展，军需日渐紧张。明熹宗询问廷臣怎么解决。当时朝中已无人清楚当年折漕的事，就归咎到漕粮改折。户部于是有意暂停折漕一年。嘉定上年夏季大雨成灾，米价大涨，百姓以豆饼、麦皮、糠核为食。除夕日又传来复漕的议论，无疑雪上加霜，嘉定百姓惊慌失措。
已退职回乡的尚宝司少卿须之彦顾不上过年，和都事金兆登商议，召集庠生宣嘉士等人，向苏州府推官张承诏呈文。张承诏和须之彦等人一起觐见苏州知府寇慎和苏松巡按御史徐吉。寇慎和嘉定人、柳州知府陈舜道是好友，答应了请愿者的要求，并一同拜谒徐吉，徐吉同意向朝廷上疏。
当时派兑漕单已至淮安，一旦送到嘉定，就难以挽回。时任漕运总督的松江人朱国盛是须之彦的姻亲，在危急时刻，须之彦写信给朱国盛，让他暂缓漕单，让漕船暂停南下等待命令。赢得宝贵的缓冲期后，全县绅民公推须大任、张炯、朱烨三人带着书信赴京。
当时朝中魏忠贤把持朝政，朝中官员大多附和，不敢表态。嘉定人、刑科右给事中陆文献向首辅陈述嘉定折漕的本末利害，在全国范围内可以银米互相挪用（挹此注彼之故），不会影响漕粮总额，并拿出当年的疏牍文件来证明。可仓场总督（主管粮仓的户部官员）因军饷不支，反对嘉定折漕，于是陆文献引用了前朝的事例，说北方的军士喜欢吃黍、麦，大米往往卖掉换银钱，每石米不过卖三四钱，嘉定可每石折银七钱给他们，军士们肯定会高兴。仓场总督把这个想法告诉军士，军士们果然欢呼雀跃，愿早实行。嘉定在京官员如太仆寺少卿归子顾、兵部员外郎孙元化、吏科给事中侯震旸、吏部司务沈绍僖等也相继动用各自人脉，上下打点疏通。户部漕郎胡士容曾任嘉定知县，也从中帮忙，他熟悉嘉定情况，奏疏写得史实清楚。几经周折，嘉定得以照旧永折。
崇祯年间，三饷（明末在正常税赋外增加的辽饷、剿饷和练饷）之征更加急迫。崇祯十年（1637），嘉定每石稻米折银由六七钱增至九钱，一下子增加折银2.12万两，当时南直隶省（今江苏、安徽、上海）只有嘉定县有如此沉重的赋税压力。
崇祯十四年（1641），户部又商议要将折漕州县复征本色，每石再加米四升。嘉定按照“永折半征”的标准，要交漕粮5万多石。嘉定多年折漕，贮粮仓库、运船、水道都已荒废，运输、造船、疏浚共需耗费白银9.5万多两。嘉定绅民仍试图申请按旧例折漕，但时间已来不及了，地方官员不得不多方撮借，极力劝输，嘉定百姓勒紧裤腰带，采取豆麦搭兑、酌用麦抵等办法才勉强完成。
崇祯十五年（1642），生员张鸿磬、侯元汸、申荃芳等唯恐嘉定继续遭受漕兑之苦，公推张鸿磬主撰《请照旧永折疏》。当时北方战乱，张鸿磬不顾危险，于七月到北京跪于宫门前上诉，新任广东督粮道副使侯峒曾等人上下疏通。九月，圣旨下达，要求嘉定必须交够之前规定的数额。应天巡抚黄希宪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每石米折银一两，通过海路运到天津，在当地买米，如有欠迟以违误军需从严惩处，勉强维持嘉定永折的局面。
命运多舛，终酿冤案
清朝建立以后，嘉定人并没有摆脱无休无止的折漕难题。
顺治年间，嘉定人又要多交“行月”二银，简单来说就是：漕粮北运，要官兵守卫，要水手开船，这些人也要生活，要给他们粮食和银钱。按道理说，这些银两应该摊到所有缴纳漕粮的县，因为嘉定并不需要北运漕粮。但恰恰相反，这些费用却只摊到嘉定等五个折漕州县，其中仅嘉定县康熙十三、十四年（1874、1875）共加派10.77万两白银。加上胥吏和漕军趁机盘剥克扣，沉重的压力让嘉定百姓困苦不堪（追呼敲扑，巷泣村啼）。嘉定人倪国柱、陆秀德破产后，到北京各衙门奔走，无奈当时朝中嘉定官员已星光黯淡，几经努力，只取得减半的优惠，此后嘉定每年要增加漕银2.6万多两。
顺治十八年（1661）嘉定遭遇严重的旱灾，知县潘师质力求缓征，勉强度过困难。康熙元年（1662），追缴更加严格，倪国柱因为延误漕运，被杖责而死。潘师质也因此遭到弹劾，不堪凌辱而自尽于秦淮河，投河时手臂上系了一封遗书，遗书中阐明增加漕运只会使百姓更加贫困，情愿以死来引起朝廷对粮政的重视。
康熙年间，嘉定又遇到一件尴尬事：永折银到底属于漕粮还是地丁银？（从征缴形式上看属于地丁银，从源头上看属于漕粮）结果朝廷在蠲免地丁银时，嘉定不得减；在蠲免漕粮时，还是不得减，陷入两头不讨好的窘境。康熙二十七年（1688），在知县闻在上的支持下，绅士汪良秉等人赴京为民请命，此时朝中只有孙致弥、赵俞两名新科进士。孙致弥等人采取摊派的办法筹银万两，在京城中打通关系。（嘉定明代每次申请折漕也都是靠这种集资的方法疏通关系）当年十一月，得到漕粮蠲免的好消息——嘉定的永折银在恩蠲之年可照地丁银实行蠲免。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康熙皇帝南巡，一些人由于摊派不均而心怀不满，拿着收据去告御状，酿成轰动一时的大案，共牵扯300余人，上至户部尚书，下至生员（秀才）。其中户部尚书麻尔图被革职，知县闻在上被判斩首，孙致弥被判监斩候，赵俞等20余人被革除功名。后来涉案之人得到赦免，孙致弥后官至侍读学士，参与编纂《佩文韵府》，列名纂修官首位。赵俞后任山东定陶知县，发展水利，修建学校，颇有作为，名入定陶名宦祠。
直到清末，嘉定人还受困于折漕的后续影响。
在嘉定折漕旧事中，地方官员的敢于担当、游子的赤诚爱乡都让人唏嘘不已。嘉定人修建折漕报功祠，为他们树碑立传——热爱嘉定的人，嘉定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撰文：吴庆，编辑：秦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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