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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门三代艺事谈---访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叶



导读

京剧是流派的艺术,没有诸多纷呈的流派,就没有京剧的繁荣和发展。流派需要继承,没有使流派弘扬光大的继承者,也没有流派的影响和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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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昭关 杨宝森 - 借东风 老生唱段



“四大须生”之一的杨宝森,一生坎坷颇多,也没有过大红大紫的黄金时代,且英年早逝,可谓命运不幸。然而,作为杨派艺术的创立者,他的艺术人生和流派又是非常之大幸的,因为时过5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后学众多,影响甚广,已有生行“七分天下”之说。   


谈及杨派艺术的继承和影响,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叶蓬和中国京剧院演员于魁智师生二人功不可没。叶蓬1944年由父亲叶盛兰引荐,拜杨宝森为师,后潜心研究杨派艺术,从1978年以来长期任教,甘为人梯,成绩斐然。于魁智1978年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从那时直到现在,都得到叶蓬的悉心传授,加上自己锐意进取,颇有佳绩,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成为当今京剧舞台上不可多得的杨派传人。

  

这些年,他们都在为杨派艺术奔波忙碌。1994年12月,为纪念杨宝森85岁诞辰,叶蓬、于魁智联袂推出杨派名剧专场—《扬家将》、《失空斩》、《伍子胥》。今年以来,于魁智又录制自己的“唱腔专辑系列”,首推就是杨派艺术的代表作—“杨、失、伍”这三出戏的全部唱段,叶蓬出任艺术顾问。两人一碰心气儿,不谋而和,以此作为杨先生诞辰88周年的最好纪念。   


日前,我访问了叶蓬先生。     

      

别有天地的杨宝森

  



话题从已经结束的录音工作谈起。叶蓬说,于魁智的录音从计划到实施,困难很多,但他坚持了下来,并获得成功。难得的是,像这样系统地录制三出大戏的全部唱段,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的惯例都是录制某出戏的全剧、舞台实况或是主要唱段。杨宝森先生就没有这种先例,他只有整出的选段和剧场实况。所以,于魁智这次的录音,对京剧界有着积极的意义和影响,同时通过录音,也把他扎扎实实继承杨派艺术的成果,在最好的年华保存下来,对自己的艺术生涯来说,无疑是上了一个新台阶。   


叶蓬强调,扎扎实实继承流派,对于京剧的发展极为重要,可以说,凡在事业上取得突出成就的艺术家,无不在继承前人的流派上下了功夫,同时也无不相沿承习流派艺术的源和流,杨宝森就是其中的一个。   


叶蓬说,京剧界最讲师承,能否让内外行承认你,主要看师承;而一个演员自身造诣的深浅,也在于师承。京剧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就是拜名师,路子正,遵循的是正宗范本,而且是一脉流传。杨宝森所创立的杨派艺术,就是集他40年的艺术实践,在继承谭(鑫培)派和余(叔岩)派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杨宝森自幼就喜欢老生行当,他的祖父杨朵仙原想让他继承自己的旦行,但他坚持己见,先学花脸,后学谭派、余派老生,15岁上走红,被誉为谭派后起之秀”、“酷似叔岩”。其时正是余叔岩鼎盛时期,杨先生不断看他的演出,苦心孤诣地研究和揣摩,到了如醉如痴的状态,梨园界和戏迷都公认他是杨派,其实他宗的是余派。他对余派有继承,有发展,有创新,但继承还是更多一些。应该说,真正能全面继承余派艺术的当数杨宝森了。刘曾复先生也说过,学余学得最好的就属杨宝森。实际上,杨宝森学余学到了家,又结合自己的特点,化出来了,这就创立了杨派。如果没在余派的基础上发展,那还是余派。叶蓬说,一直到去世,杨先生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就是杨派,而总是说,自己宗的是余派,我迷恋余派,宗余学余。   


“哪为什么不拜余叔岩呢?”我问。叶蓬说,这实在是个谜。杨宝忠先生倒是拜了,而杨宝森先生可红得比他堂兄早,十几岁上就有“小余叔岩”之称。我想,问题恐怕在于那个时代是“艺不轻传“,艺术家们有着一种难言之苦:饭碗的问题,生计的问题。过去教戏,条件好的不能教,而条件不好的也不能教。好的,将来有可能夺你的饭碗;不好的,反而砸了你的牌子。这是梨园界中一种奇怪的现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杨宝森感觉到,自己的发展前途只有建立在自身的努力上,通过自己的奋斗而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走的是一条非常坎坷的路,唯其坎坷,才与众不同,别有一番天地。   


论嗓音,杨先生没有高音,还略带沙哑,所以行腔不如余叔岩那样挺拔高亢,然而他的中音、低音有着非常宽广的音域且音色甜美,极富韵味。特别是杨先生的“螺旋音”堪称一绝。这是他的运动板腔体的核心内容,这种唱腔给人一种自如、清醇、不俗的美感。说实话,当时看杨派戏的观众虽不是满坑满谷,但都是素质不错的、懂戏的观众,而且一般不叫好,演员也不安排好,因为不愿意把精心勾画的意境破坏了。但是“好”却在观众的心里。因此台下常常开锅,还不是一般的锅,是“油锅”。   


叶蓬说,也曾有很多人问过我,杨先生在世时为什么没有火起来呢?我以为应该全面认识杨派的价值,表面的、粗浅的,认识不了他。杨派艺术的真谛在于它的超前性。有超前性的艺术就能够流传, 而且后学者不断。老年间,有高音儿就成,有嗓子就好,够不上调门儿没法子搭班。最早老先生们也是愣往上闯,这是当时的社会条件所致,剧场里没有音响。杨宝森一改往昔以激昂、高亢、响遏行云的声腔火爆、叫座的历史,代之以深沉、含蓄,以唱情、韵味取胜,调门儿也降下来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调门儿高低的问题,而是追求唱腔悦耳的美感,是对美学认识的功力。一切声腔都得好听,无论西洋的、美声的、通俗的,都得让人听得舒服才行,否则就是噪音,这是声腔艺术的基本规律。因为社会文化设施变革了,剧场效果重要了,演员的唱腔要悦耳,行腔必须好听。可以说,杨派的唱腔与时代的脉搏是同步的,与观众的欣赏心理是相通的。观众所以接受不是因为杨派易学,有捷径,而是因为有品位,有魅力,有学的价值。这就是杨派艺术的时代性,也是人们不无遗憾地说“杨宝森死后红”的原因所在。   


叶蓬又说,杨派艺术的形成还得力于琴师杨宝忠、鼓师杭子和两位先生,他们二位的合作己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台上常有遥相呼应的“出彩”和即兴的表演,这种“出彩”与即兴一旦得到观众的认可,新的艺术成果就出现了,像“耍板唱”、“俩走着”,像“离板离调”等。实际上这是艺术高度娴熟的表现,是神来之笔,是进入了自由王国。            

  

承上启下的叶蓬   





从杨宝森、叶蓬到于魁智,杨派艺术的血脉贯通了下来。   


叶蓬形容自己像一座桥梁,上接杨先生下连于魁智;同时也像一个接力棒,使杨派艺术后继有人。这也是家庭、父辈们的传统,从他祖父叶春善起,就办富连成科班,在京剧的历史上起了不可估量的承前启后的作用。   


1944年在北京南城的棉花五条甲3号,由父亲叶盛兰引荐,叶蓬叩头拜杨宝森为师。当时叶、杨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   

叶蓬说,棉花胡同的房子修缮时就听说杨先生正在找房子,外院儿已经修完,正修里院儿,父亲说,先让杨先生住进来吧,结果杨先生反比我们早半年搬了进去。等我们住进去时,杨先生反客为主,还与夫人拿着瓷器、字画给我们温居贺喜。

  

叶盛兰很喜欢老生,尤其喜欢谭鑫培、余叔岩,他对杨先生说,我儿子拜您为师吧,结果一锤定音。  

 

叶蓬艺名叶伯英,生于1939年,拜师时不满6岁。


拜师后叶蓬受到良好的影响和熏陶。杨宝森在家吊嗓子,叶蓬不出门就听了戏。杨宝森的习惯是,去剧场之前得先把嗓子吊透了,在家已经唱了两出。那时散戏很晚,正戏开的也晚,常常是晚上九点还没走呢,回来时已是夜里一、两点了。那会儿演《伍子胥》从“战樊城”、“长亭会”起,再接“文昭关”往下演。   


关于学戏,叶盛兰主张不能乱听,要遵循一个范本,就听杨先生的,在提高鉴赏力上下功夫。杨宝森陆续地给叶蓬说过《文昭关》、《武家坡》、《四郎探母》、《击鼓骂曹》(包括鼓套子)等。杨宝森说戏先从唱段开始,在唱段上下的功夫很大,这给叶蓬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1951年,经田汉介绍,史若虚等先生主考,叶蓬进入中国戏曲学校学习,田汉、安娥(田汉夫人)、史若虚为之改名—叶蓬,以小鹏(蓬)程万里之意。在校期间他从师安舒元、贯大元、雷喜福、宋继亭等,学得传统戏60余出,1959年毕业分配到鞍山京剧团担当主演。1978年戏曲教育百废待兴,文化部调他到中国戏曲学院任教至今。  


 叶蓬说,京剧的发展,教育和师资是先导。教师应该经过舞台实践,现在年轻的教师居多,学生毕业马上留校任教,能否胜任值得研究。旧的观念是,台上不灵了,当教师;场上唱不了了,找归宿。然而并非是个演员就能当教师,有的演员只能演不能教;有的即使教也是怎么趸的怎么卖。而问题恰恰是,教师传授给学生的还应有自己舞台实践的经验,这当中就有继承的多与少。   


叶蓬坦言,要提高师资的水平,离不开地位、待遇。演员为什么不愿意改行,实质是待遇、地位问题,教师的待遇、地位应该超过专业剧团。有人教,东西还得对,否则误人子弟。而且耽误的不是少数。这两年看了一些少儿演出,前后台都说好,在掌声里怎么看?谈不上规范。说到底还是教师和教学的问题。   


身为教授的叶蓬,谈及教育,有着说不完的话。

              

任重道远的于魁智




于魁智 李胜素 四郎探母


1994年新年伊始,于魁智被推为首届“中国京剧之星”,演出了《响马传》、《空城计》等剧目。在专家评议会上,他曾动情地说过“没有叶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叶蓬说,这是他的心里话,我是像盖楼那样,一块砖一块砖地把他砌了起来。同时他也非常努力,毫不夸张地说,在学校那儿年,他上课从来不走神儿。艺术的成就从来与勤奋密不可分。   


叶蓬谈到,于魁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戏曲学院恢复教学后的第一批学生。他入校时,尽管曾在沈阳京剧院学过几年戏,但基本学的是现代戏,没有用传统戏的剧目打基础。进校后第一出戏就是《文昭关》。这出戏学得很扎实。老先生说过“打好基础,一生受用”。于魁智几次参赛、获奖的剧目都是这出戏,他说过,唱《文昭关》心里有底,这底就是基础打得扎实。  


 谈到这里,叶蓬笑笑说,聊点题外的话,我看杨派的普及与于魁智的《文昭关》大有关系,全国一些专业、业余性的大赛,报名的段子都有《文昭关》,出现“文昭关大战”。   


和杨先生相比,于魁智的嗓音高亢,音域也宽,高音厚实,低音也托得住。以这种良好的嗓音条件学杨派,就不能机械地学,死模仿,而要学声腔,研究声腔,从自身特点出发,继承杨派艺术的风格、神韵。必须遵循杨派的法则,但艺术贵在自然,坚持自我,崇尚自然,才能成功。  

 

如《文昭关》里“大胆且向虎山行”一句,“大胆”两个字要唱嘎调,以表现伍子胥满腹冤恨、急于借兵报仇的情绪。而杨先生限于嗓音条件,不能唱嘎调,但以极富特点的表演也很好地展示了人物的性格。杨先生的突出特点是以声传情,以情动人,他一般不采用激昂上扬的手法,而这种手法却很适合于于魁智。根据自身的条件继承,也不是一成不变,但成功的、符合艺术规律的就坚持下去。  

 

实际上,杨宝森的《文昭关》就有几个版本。他年轻时吸收了汪(桂芬)派的东西,继承了汪派悲壮、凄凉的表演手法,但是继承不露痕迹,而是化到了自己的流派当中。如汪派唱“伍员马上怒气冲,逃出龙潭虎穴中”一句,几乎每个字都是挺拔、高昂,而杨先生的演唱,低回、婉转,更显得悲愤、凄凉。到了四、五十年代,还在不断修订,如“一轮明月照窗前,愁人心中似箭穿”一句,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有过三次改动,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叶蓬说,于魁智的成功一是来自勤奋,二是得力于良好的悟性,这两样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对京剧演员来说,特别是老生演员,难得的也是最珍贵的,就是时机。从京剧的规律来看,老生演员太年轻还不行,火候不够;而年龄大了,有了阅历,体力又不行了,有力不从心的感觉。从京剧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个老生的成熟时期是35至45岁之间。于魁智今年恰好36岁,正当成熟之时,而且又是应该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关键时刻,令人欣喜的是他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时机,而且不负众望。   


叶蓬教学的指导原则是,一个演员或是艺术家,他的艺术发展道路一定要按程序走,不能超越程序。继承传统要从自己舞台艺术的娴熟程度来,才能推陈出新。作为一个老生演员来说,于魁智的自身条件很好,尤其是声音极佳。但是他没有躺在声音好的条件上吃老本,而是不断进取,近年又在继承李少春先生的艺术上下功夫。振兴京剧,任重道远,需要更多像他这样的人才。


文章原载自《中国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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