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医学对医者素质的要求.
医务工作是崇高而神圣的职业。其职责重大，要求医药人员，必须具备相应的严格条件,否则不可以为医。故祖国医学对每个为医者之素质，有着严格的要求。
医师的工作对象是病人,病人期望着医生去解除其疾苦，恢复其健康。救死扶伤，是每个医者不可推御的职责。“医以天下生民为己已任。”明白了如《伤寒兼证析义》说:责任重大，才能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
古之为医，要求医者上知天文气运之变化，下达地理万物之性质，中明人事情欲之乘克。庸医之杀人，由学识浅薄所致。《温病条辨》指出:“医也者，顺天之时，测气之偏，适人之情，体物之理。名也，物也, 象也,数也，无所而后可以言医。”亦只有学识溯博的医家,才能象《[顾忪园医镜》指出的那祥“广征诸子,遍考百家，融会贯通，活泼治病”。特别是在科技知识迅猛发展的今天，作为一个中医人员，必须精通各种知识，方不容易致误。名医恽铁樵在二十年代就指出: “勤求古训, 结合新知。”出此可见，绪合近代科技知识，是时代的要求,是每个中医人员奋斗的方问,亦是祖国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
古人认为,每个医者,应有精湛的医学知识和技能。做做到这点，首先要树立献身中医事业的坚定志向。如李时珍在随父学医时，就立下香言:“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终于花了30年的时间，历尽艰辛，写出了世界有名的《本草纲目》。近代医学家唐容川指出:须先有大愿力，而后才能有大建树。志向不坚，'见异思迁,浅尝则止，终难精其所学。而业医必须精技，《医学集成》说： “医之为道,非精不能明其理，非博不能至其约。”《医门祛律》亦强谓“不精则杀人”。故学医者，当先立定献身祖国医学之宏愿大志,失志追求，然后可以为济世良医.
庸医之杀人，既因审证不详，又因缺乏主见，致使药味妄投所致。孙思邈说：“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日病宜途救，要须临事不惑，惟当审谛覃思.......”临床见症，多是千变万化，很不一致。对于那些虚实寒热错杂的症情，那些似是而非的症情(如阴盛格用，阳盛格阴，真寒假热，真热假寒的证情)，
若医者胸无灼见，常可导致误诊误治。只有临事不感的医者，才能作到正确地诊断稍治疗。一个医师要做好这点，是件难度很大的事。
《医宗已任编》说： “任医非难也，而难于临事不惑，确有主持而不致朱紫混滑者之为更难也。倘不知此，而偏听浮议....危急之际,奚堪妄之误投。”古人的这些告戒，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医生的工作对象是病人,如果不谨慎，稍有疏忽，就会给病人造成痛苦，甚则杀人，
《斥医断》说;：“一匙药剂,杀无辜而折多寿,莫斯可畏,以生杀为重任，提之慎之。”
在临证中，常是表里易蒙，寒热易混，虚实易淆，阴阳易蔽,必须洞察精微,谨慎从事，方不致误。在学习方面，因古人之书，或议症而无方,或存方而略症，或阐脉而遗药，或论药而置脉，神明变化，每纷见杂出于残编剩简中,若医者不善读书，不得其要领，亦会致误。
再则古人对实际经验亦很重视，古人有“三折肱,知为良医”，“医不三世，服其药”等教诲，
所以主朝弼说：“言尝之久,而后可信也。人命非细事,言医者类致谍如此。”有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才会谨慎从事, 而不致冒昧施治。正如沈金鲞说: “在读书用法者，非审乎至精至当，则冒昧从事, 被其害者更多。”有了理论箱实践知识,在临病之际，仓卒之间，才不致对病阅方，遍试诸药，而是谨慎从事，万无一失。什么事都要兰思而行,遇事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且遇事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不要人云亦云，同时还应做到“老医之话，不可苟闻，俗医之方,不可苟记。”
祖国医学要求每个医者治病不能固执戒见，应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者，即丹溪谓之“圆机活法”。又如程曦说: “凡学医者,必须夭机活泼，毫无胶固之人而后可。”因为无病者,人之常也；有病者,人之变也。故人在气交之中,常而变，变而又变,变化无穷。况且,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着，人的病症亦是千变万化的,故要求医者既知其常，又要能达变。因为，病症有共性，亦有个性，如禀赋有厚薄，年岁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缓急，境地有优劣，风气有柔强,天时有寒热，昼夜有轻重，气色有好坏, 声音有高低,受病有新久，运气有太过不及，知常知变，方可能明。《慈幼筏》指出: “近世学医，非庸即妄。庸者卑陋自窒，守一师说，而不能通变; 妄者私心穿凿，而不能察于微物。”如是之医，将误人不浅。只有通常达变之医者, 才能明性命吉凶之数，处虚实之分,定逆顺之理，依疾量其药,贯微达幽,.对病者予以正确的治疗。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能灵活治病。所以，《回眷录》强调:
“故为医无水、无学、无识不可也; 为医而恃才、恃学、恃识亦不可也。”作为一个好的医者,不但要知常达变，而且还应知变察原，找出导致变化的原因，这样才不致贻误病机，甚至造成死亡。《医门法律》指出：“如脾虚而气短不能以续，变而为喘促，尚用降气定喘之药; 如脾虚卫气不行，变而为浮肿,尚用耗气利水之药; 如脾虛郁滞,变而作寒热，尚谓外感，用发散之药，虚而愈虚,直令气尽身亡,全不悔祸.....所以，知变而察原，对于防止贻误的发生有着一定的意义。
古人认为,医之术莫不以合法为本，取变为用。苟反于祛，则安者危; 不知变，则存者亡。以上这些古人的教诲,对于医者防止贻误，有一定指导意义。
从上述可见，古人对医者素质的要求是很严格的，甚至还提出某些素质不良之人不可以学医。如清代夏禹铸《幼科铁镜》提出有十: 三种人不可以学医。即残忍之人、驰鹜之人、悬下之人、鲁莽之人、犹豫之人、固执之人、轻浮之人、宿怨之人、自是之人，慳吝之人、急遴之人，迨缓之人、贪婪之人、皆不可学医，可见，古时对医生的案质要求是很严格的。
——钟昔意《中医误诊误治析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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