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2月28日是沈从文先生的诞辰日（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特发表诗人非墨的纪念文章以是纪念，从文章里大家可以了解这位一直自诩为“乡下人”的大作家的生活、写作、爱情等等各个方面的人生轨迹。
永远的边城
文/非墨
沈从文是一座城，边城；永远伫立在那里，不倒。
我一直想不自量力写篇有关沈从文的文章，却又总在犹豫。一是担心能力有限，怕写不好；二是研究沈从文的专家和专著论文太多，怕不能道他人之未道，拾人牙慧，炒现饭，写不出新意；三是想说想写的东西不少，怕下笔万言，却无关痛痒，不得要领，写不到重点。
我最早接触沈从文文章，是在初中语文老师的书架上读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的《沈从文小说选》，厚厚的一本，标价才1.60元。当时我在湘西怀化读高中，淡淡地读去，也不觉得沈从文文章有多好。因为故事情节远没有《三国演义》《水浒》《福尔摩斯探案》和金庸武侠小说热闹，因而并不怎么吸引我。但后来终因要就近到怀化周边的芷江、洪江、辰溪、沅陵、浦市、凤滩、王村、凤凰、麻阳、溆浦等地游荡和玩耍，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爱好，读了不少沈从文的书，渐渐读进去，迷上了沈从文。曾购过两套岳麓书社出版的《沈从文别集》（20卷）、一套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文集》（12卷），其中两套分别送人，自留一套别集。后来，进而凡与沈从文有关的，似乎要多看一眼，多留意一些。便又陆续购阅了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凌宇的《沈从文正传》、李扬的《沈从文的最后40年》、黄永玉的《比我老的老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金安平的《合肥四姊妹》、张允和的《最后的闺秀》、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人.鬼.兽》、《林徽因文集》《凤凰文史资料——怀念沈从文专辑》，以及汪曾祺写的有关沈从文的文章和《丁玲文选》。有些认真读完，有些也只是随便翻翻。前些时又在网上购得北岳文艺出版社32卷本精装版的《沈从文全集》，作为镇宅之宝，准备等将来孩子长大，孩子若也喜欢，作为她的“嫁妆”。
我从不经意地开始读沈从文的书，进而关心其人，了解他的生平、事迹和故事，爱屋及乌，开始关注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从而彻底升级为“沈迷”。因为是铁杆“粉丝”，有时不免“走火入魔”，如到北京、上海、昆明、青岛、武汉、苏州等地出差或游玩，不禁想着沈从文也曾来过这里，似乎要循其足迹和心灵轨迹，感受和打捞沈从文已飘逝在时间流水中的心境和感受……总有些莫名其妙的联想和无关紧要的想入非非。
沈从文的自信和自谦
沈从文不光对外，对自己夫人张兆和及家人，都一直坚称自己是“乡下人”。1986年，沈从文去逝前两年，他在《自我评述》中仍然说“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到城里，一直坚称自己是“乡下人”，一方面可能是自谦，另一方面可能是自嘲，也可能还有戏谑的成分。而对于沈从文来说，可能更多的是自信，骨子里“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嘲讽那些养尊处优的“城里人”，不愿意站到“城里人”阵列里去。夏志清曾评说：“为表示他与其他作家的不同，沈从文很喜欢强调自己的农村背景（以别于在大都市受教育出身的作家）”“他既自称‘乡下人’，自有一番深意。这固然是要非难那班在思想上贪时髦，一下子就为新兴的主义理想冲昏了头脑，把自己的传统忘记得一干二净的作家。”我以为，沈从文自称“乡下人”，另一个目的可能是在内心深处有意将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边缘化”，以“边缘化”来拒绝“媚俗”，找寻和创建一种“永恒”。沈从文认为，“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携友同游湘西凤凰，拜谒沈从文墓，见那块犹如《红楼梦》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石头上刻着“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墓志铭，着实让我大吃一惊。愕然于墓地间，久久徘徊，不肯离去。一是困惑，不明就理；二是深感其人“狂妄”，竟然以这样的两句话做墓志铭。这不光是需要一些胆量，而且是需要格外的自信。后来，我翻阅了很多书籍，寻找出处，才发现这句话源于沈从文的遗作《抽象的抒情》。《抽象的抒情》应该作于1961年，文章写得很好，有些观点在当时可能显得过余“敏感”而不合时宜，或因其他种种原因，一直到沈从文去逝后才公开发表。
据一些专家分析，钱钟书曾在《猫》《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两篇文章中影射过沈从文。其中中篇小说《猫》中的曹世昌，钱钟书是这样写的，“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象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他该写本自传，一股脑收进去。可是他只东鳞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从文自传》写于1931年，沈从文时年仅29岁，对于一个希望靠稿酬和版税养活自己，不到三十岁就写自传，并能把自传卖出去，有人买有人读，非有点自信不可。两相比较，我以为钱钟书更学者，沈从文更文学。
另一篇是《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钱钟书借魔鬼的嘴，自说自话，其中有关“乡下人”的论述肯定是指向沈从文的。“乡下人”可能是沈从文当时面对城里人和文化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常想，沈从文后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挑起“京派”“海派”之争，其本意“京派”可能是指其一向标榜的“乡下人”，追求生命的独立，摆脱人身依附，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性；而“海派”是指常以“城里人”自居，一向瞧不起“江北人”和“外乡人”的“上海人”做派。并不完全是鲁迅后来各打五十大板那样，说“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沈从文对加入门派和组织，一直心存很深的疑虑、戒备和警惕。也正因为不愿意依附任何流派，甘当蝙蝠，非禽非兽，左右不讨好。解放后，沈从文的作品在台湾、香港和大陆三地都同时被查禁或不允印刷出版，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沈从文在文章《习题》中写道“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他对一切事照例十分认真，似乎太认真了，这认真处某一时就不免成为‘傻头傻脑’。”对于“乡下人”这一概念，沈从文在他的很多文章里曾反复提及。如在《从文自传》里他写怀化镇时，说“这地方给我的印象，影响我的一生感情极其深切。”当时他是军队里的上士司书，在怀化亲眼看过杀过七百人，“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是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使我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做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犹豫孤僻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感情了。”我以为这段话是沈从文对“乡下人”一条很好的自注。
钱钟书对沈从文的影射，不过是借题发挥的善意幽默，其本人与沈从文并没有什么过节和恩怨。而郁达夫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对沈从文的评价，“我真佩服你的坚忍不拔的雄心。不过佩服虽可佩服，但是你的思想的简单愚直，也却是一样的可惊可异。”黄永玉在1988年写的《这些忧郁的碎屑——回忆沈从文表叔》中，说钱钟书有次对他谈起沈从文，说“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温文典雅。他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我总觉得钱钟书这个说法和郁达夫的评价相得亦彰，都非常准确，符合沈从文实际。钱钟书似乎也是有意要告诉身为沈从文侄子的黄永玉，是否另有深意，不得而知。
沈从文对其上世纪三十年代后的作品是充满自信的。1934年沈从文回湘西途中在给张兆和的书信里谈到：“我想印个选集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1942年沈从文在写给沈云麓的信中说到：“我总若预感到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于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我的读者，会从我作品中取得一点教育”。面对沈从文文章的新奇、诗意、哀愁和自说自话，我常想，沈从文的自信和自负究竟源于哪里。虽然现在阅读沈从文，感觉其作品似乎非常“乡土”，事实上处于上世纪“白话文运动”开展方兴未艾之时，沈从文的作品在当时是非常“先锋”和“前卫”的。
人活在世上，是很复杂的，并非说好就是一边倒地好，说坏便一无是处。人活在世上，往往毁誉参半，甚至盖棺也难有定论。对沈从文其人，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对其文章，同样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据说像鲁迅、郭沫若、孙犁就不怎么喜欢沈从文的文章。因另外的一些过节，郭沫若曾痛下“杀手”，说沈从文是“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是逼迫和导致沈从文自杀的诱因之一。孙犁曾说沈从文的文字“蹩脚”。范曾曾说沈从文那一套“过时”了。萧乾作为沈从文的学生，后来与沈从文也产生过很深的误会。曾为好友，解放后积怨很深的丁玲对沈从文的评价却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峰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绅士。”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说“沈从文是一个常处于动摇的人，又反对统治者（沈从文在青年时代的确也有过一些这样情绪），又希望自己也能够在上流社会有些地位……沈从文因为一贯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有些友谊，所以他始终有些羡慕绅士阶级，他已经不甘于一个清苦的作家的生活，也不大满足于一个作家的地位，他很想能当一位教授。”这些都说明沈从文个性还是很强的人，别想随便什么人都想把他当软柿子捏。与此同时，对沈从文也有特别推崇的，如夏志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着重讲了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张天翼。夏志清常感叹：“沈从文从不改造自己。”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评价沈从文说：“他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伟大，我越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对于夏志清、马悦然等人的推崇，也有很多人并不买账。
倒是沈从文自己比较清醒和自谦，在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选》“题记”里他写到：“我自知是个资质平凡的人，从事文学创作，一半近于偶然。一半是正当生命成熟时，和当时新的报刊反映的新思潮的接触中，激发了我一种追求独立自由的童心和幻想。”
沈从文的学习和运气
沈从文没有任何文凭，仅小学学历，却历任近代几所著名大学的老师，真是一个传奇。1929年8月，沈从文27岁，经徐志摩推荐，校长胡适破格聘任为中国公学的讲师。1930年9月，沈从文任武汉大学助教。1931年8月，沈从文任青岛大学讲师。1939年6月，沈从文被聘为国立西南联大副教授。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告解散，沈从文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直到1949年8月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有着长达20年左右的大学教学经历。
我常与朋友探讨，像沈从文这种仅高小毕业文化程度，因无学历根本无从考取大学的沈从文，几年后居然跑到大学讲坛，给大学生们授课，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奇迹。1923年8月沈从文离开湘西到达北京，可以说是最早的“北漂”。沈从文后来回忆，不无感慨地说“刚到北京，我连标点符号都不知道”，当时他想“考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学生，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而按汪曾祺的说法，沈从文讲的课相比较其他教授，并不能算精彩。而在当时的大学讲坛，像沈从文这种现象并非特例，如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甚至数学家华罗庚等都没什么大学学历和文凭，都被时任校长的胡适、蔡元培破格聘任。倒是“怪才”辜鸿铭精通9种语言，有13个博士学位，也在同所大学任过教。这可能与那个时代大学办学强调“教育独立”，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学术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不无关系。朋友常唏嘘，像那种情况和境遇，在当前越来越强调文凭和学历出身的中国，是不可复制和重现的。文凭和学历固然是一个人能力的某种证明，但过分强调文凭和学历，把文凭和学历作为衡量人能力的唯一标准往往有失偏颇，也可能是造成假学历和假文凭“滥觞”的源由。我常与朋友交流，文凭和学历也许只是给人提供初始步入社会的平台，但人生的路还很长，起步高并不能推导出成就一定就高的结论。所以大学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培训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培养一个人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并非大学一毕业，万事大吉，就掌握了人生的全部秘密、生活的全部知识和生存的全部能力。人生更为重要的是离开校园后的自我提高和继续学习。
按《从文自传》说法，沈从文两岁开始有明确的记忆，不能说不早慧。6岁入私塾，但对所学课程没有兴趣，开始狂热地逃学和说谎。沈从文逃学干什么，上山爬树，下河游泳，捉蟋蟀，捞鲫鱼，看木傀儡戏，看铁匠打铁，看屠户杀牛，看榨油，看修船，看鞭炮制作，琢磨织布机器，偷李子枇杷，采山果野莓，热衷于玩耍打架，河滩上数死人，甚至学会扔骰子赌博，学粗话野话。用沈从文的话说，“我读一本小书同时又读一本大书”“我上许多课仍然不放下那本大书”。在沈从文看来，书本是死的，人生的大书是活的。
在《在私塾》中，沈从文不无得意地回忆“我是在八岁上学以后，学会逃学起，一直到快从小学毕业，顶精于逃学，为那长辈所称为败家子的那种人，整天到山上去玩的。”在《从文自传》他还解释说：“我从不用心念书，但我从不在应当背诵时节无法对付……家中不了解我为什么不想上进，不好好地利用自己的聪明用功，我不了解家中为什么只要我读书，不让我玩。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点，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希奇。”看书识字，对于沈从文来说，不在话下。“总而言之，这样玩一次，就只一次，也似乎比读半年书还有益处。若把一本好书同这种好地方尽我拣选一种，直到如今我还觉得不必看这本弄虚作伪千篇一律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那本色香具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沈从文以为人生和社会才是“大书”，比书本那本“小书”更重要。对教育，沈从文在散文《泸溪.浦市.箱子岩》中颇有微词，“新的普通教育，造成一种无个性无特性带点世故与诈气的庸碌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一部分人自然还以为教育成功，因此为多数人所扶持。”但沈从文对自己次子沈虎雏没有上大学，而是去读中专，学机械，虽然充分尊重儿子的选择，却颇存保留意见。
用现在的眼光看14岁之前的沈从文，无疑是一个调皮捣蛋的乡村“小地痞”，家里人也担心他“堕入下流”。现在大城市里的家长群体陷入一误区，因为独生子女缘故，或者成龙成凤的某种期许，生怕自己孩子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让孩子参加这种培训那种启蒙，进行填鸭式的教育，拼命往孩子小小有脑瓜里灌输某些陈腐的概念和应试知识。“不要输在人生起跑线”其实是伪命题或陷阱，殊不知，人生其实是一场慢长的长跑，比马拉松还要长得多的长跑，不是百米冲刺，没见过长跑最后夺冠是起跑就跑在最前面的那几个人，而最后夺冠的往往不是开始就冲最前面的人。据说像爱因斯坦、爱迪生等小学成绩都并不好，好些功课都不及格，但并不妨碍他们最后成为让世人瞩目的伟人。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其祖父沈宏富是湘军中“镇筸军”将领，因跟随曾国藩的湘军，平定太平天国有功，任功行赏，曾任贵州提督。凤凰本地乡绅和“土豪”都与曾国藩的湘军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渊源，而且尚武，《从文自传》中说“本地的光荣原本是从过去无数男子的勇敢流血搏来的。谁都希望当兵，因为这是年轻人一条出路，也正是年轻人唯一的出路。”而沈从文的亲弟弟沈荃是一名真正的军人，黄埔军校四期的毕业生，应该与林彪同期，曾在抗日战场立下战功，官至国民党中将，终因非蒋介石亲信等缘故，被边缘化，得不到重用。蒋介石潜在目的之一，是要通过抗日和内战，把一些杂牌军消耗干净。沈荃虽系黄浦系，但其所在军队，是湘西军人组成的杂牌，并蒋嫡系的中央军。湘西人文景观，比较奇特是出军人和画家，这可能与这片土地上人的秉赋和人脉渊源有关，沈从文就曾想过去学画，而像沈从文这样特别出名的作家却不多。按最初的个人理想和家人规划，沈荃的人生经历，当将军或许是沈从文入预备兵的技术班习武和当兵的初衷。我奇怪的是，沈从文除了体质体格方面稍逊于其弟之外，他是如何从一个武人转变为一个文人的呢？
已14岁而无人管束的沈从文，因加入在家乡举办的一期技术班，学得军人的礼仪，死马当活马医，家人也乐得顺水推舟。第二年，沈从文家道中落，正式加入地方部队。《从文自传》他不无觉悟地写到：“我就生长在这样的一个小城里，将近十五岁时方离开。……但那地方我是熟习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直到1923年离开湘西北上北京，沈从文共在湘西游历生活5年。这些游历给沈从文今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永不枯竭的源泉和素材，他一直生活在对湘西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很多人盛赞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短篇小说集《骑兵军》。我读《骑兵军》，总体感受是巴别尔用诗意的文字和语言，不动声色地描述残酷的战争和残忍的屠戮行为，宣扬隐秘的人文关怀。其实沈从文在描述湘西民国时期的情况，异曲同工。如沈从文不露声色地冷静地叙述着砍头和杀人：“……认定他是土匪方面派来的探事奸细时，即刻就牵出营门，到那些乡下人往来最多桥头上，把头砍下来，在地面流一滩腥血。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了一件正经工作，有别的事情的，便散开做事去了”“白日里出到街市尽头处去玩时，常常还可以看见一幅动人的图画: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写把犯错的女人沉潭时，“船停了，大家一句话也不说就把那女的掀下水去。这其间自然不免有一番小小挣扎，把小船弄得摇摇晃晃，人一下水，随即也就平定了。……船上几个人，于是俨然完成了一件庄严重大工作。”像这类描写，在沈从文的文章里还有很多，写的人似乎不动声色，完全“客观”叙述，读的人却触目惊心，感到惊奇。
人是要点运气的，而沈从文的运气似乎特别好，好得有点像传奇。人生往往会遇到几个关乎命运转折的节点。1920年，沈从文所在张学济部队在鄂西遭伏击，全军覆没。沈从文因人小，和二十多个老弱病残官兵留守在沅陵，幸免于难。1921年，沈从文到芷江任屠宰税收员，不想自己的“靠山”，任警察所长的舅父得肺病死掉，自己在恋爱方面又干了点“蠢”事，芷江待不下去，只好只身跑到常德，并差点与表哥黄玉书一道参加贺龙的部队，阴差阳错没有去成。若加入贺龙的部队，我想，沈从文的人生轨迹也许又会是另一副模样。
1922年年初，沈从文到达保靖，想在陈渠珍部队谋一个护兵的职位，却一直没有结果，几个月来就在部队书记处里帮忙。每当书记处事情较多，忙不过来时，沈从文就去帮助他们抄写一些不重要的训令、告示之类的东西。一天，沈从文正伏案抄写一件信札，来了一个高级参谋，看沈从文的字写得好，行文款式一丝不苟。于是询问沈从文的姓名、籍贯，随后将其开报上去，当天就批准沈从文做四块钱一月的司书。沈从文的字好到什么程度？1921年，熊希龄为他一位殉职的年轻部属立碑，那碑文也是特请那年19岁的沈从文写的。1987年，怀化博物馆拿了一份这碑的拓片给大画家黄永玉，黄永玉拿给著名书法家黄苗子看，黄苗子的评价是：“这真不可思议；要说天才，这就是天才，这才叫天才！”从1922年冬天到1923年夏天，沈从文任陈渠珍的秘书，负责为其管理书籍、字画等，这为其后来转行搞文物研究埋下伏笔。
1923年8月，沈从文经过4天的深思熟虑，决定离开湘西，经陈渠珍同意，沈从文到军需处领了27块大洋，经19天长途旅行到达北京，从此进入了一生“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沈从文到北京之前的经历，与获诺贝尔文学奖莫言颇有几分可以类比的地方，如莫言小学五年级时就辍学，没怎么读书，只是到处借和偷看“闲书”，或“用耳朵阅读”。1976年莫言21岁当兵离开家乡。开始进行文学创作都是很功利地为了“吃饭”。后莫言围绕着家乡山东高密进行文学创作，创造出异于现实的“莫言的高密世界”。
在北京，因学历等原因，沈从文无从考取大学，却到北大旁听。1924年12月22日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从此走上文坛。这个“乡下人”靠发表文章和求助信，却意外逐步得到英美派胡适、徐志摩、陈源等人的注意，并得到这些人及郁达夫、林宰平、梁启超、杨振声等人的欣赏、扶持和帮助。至于为什么没有任何留学经历和大学学历的沈从文，能够跟这些教授作家建立友谊？夏志清并不认同丁玲的说法，他认为主要还是意气相投的原因。“他们对沈从文感兴趣的原因，不但因为他文笔流畅，最重要的还是他那种天生的保守性和对旧中国不移的信心……他们觉得，这种保守主义跟他们倡导的批评的自由主义一样，对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会发生拨乱反正的作用。”也就是说，沈从文借重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这些人的友谊和力量进行个人人生理想的实现，而新月社、现代评论派也利用沈从文实现其艺术追求和人格追求。
沈从文的文风很奇特。他的文章既不同于同时代北方文人所写文章，也不同于江浙文人的文风，更没有上海文人的半点习气，也区别于近现及当代湖南作家的文章。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话》里的表述，就是沈从文的文章“不隔”，而其他作家写的文章多多少少总显得有些“隔”或匠气。我总觉得这与沈从文没正规上过什么学，学院气少，直接师法自然和生活的缘故有关，其瑰丽、诗意和想像可以直追屈原的《离骚》和《楚辞》，是巫鬼文化的近现代表述。楚文化是巫鬼文化，是鸟文化，楚人是鸟人，虽同为中华文化，但与中原的龙文化还是存在着一定区别的。文字的重要，黄永玉晚年受沈从文的影响，有点猛然“醒悟”的感觉，开始写书，成绩斐然，是大画家中的大作家。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基本可以说是“实录”，沈从文没有按某种“需要”，刻意去营造和虚构“苦难”和“阶级对立”，他只是把他所见所闻所想用湘西方言“记录”下来。沈从文认为湘西日常用语本身就有天然的诗意美。所以黄永玉后来并没进行多少专门的写作培训，直接写下来，就是好文章。
沈从文最后一个关键转折点是，1949年，47岁，放弃写作，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沈从文并不抱怨，非常投入地从事文物研究。甚至于1958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当众宣布：“老舍同志工作很忙，准备请他多管一点全国文联工作，北京主席的工作，我们想请沈从文同志担任。”沈从文一听急了，立即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此事便就此搁浅。后来，文化大革命，老舍自杀于北京太平湖。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沈从文进行文物研究的最终成果，填补中国文物研究的一项空白，让世界为之震惊。每想世事的得失，我常唏嘘和感慨，想周作人一世英名，却因迷信算命先生“老而为吏”的谶语，晚年出任日伪官员，成为一汉奸。相比较，沈从文对人生的洞察似乎更为深刻、冷静和长远，但也可能是个人机缘和性格所致。
“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沈从文的好运气究竟源于何处，是我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一是沈从文性格纯厚，所谓“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二是靠沈从文秉性“愚直”，敢闯敢干，能“折腾”。虽然不能说沈从文善于“折腾”，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吉人天像，有时天助、地助、人助，往往逢凶化吉，得贵人相助，绝处逢生；三是沈从文写得一手好字，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特别是信写得好。中国人潜意识都相信“字如其人”“文如其人”。字和文是一个人的“门面”，没有电脑打印的时代，一笔好字和一手好文章，往往是好的“敲门砖”；四是沈从文人长得帅，丁玲就是听胡也频说沈从文“长得好看”，特意跑来看看，而认识沈从文的。孔子曾感叹：“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与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宠统因长得丑，差点得不到刘备的重用。长像和风度，对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五是沈从文刻苦好学，办事认真，勤勉努力。“尽人事，听天命”。时刻向身边的作家、学者学习，向生活学习。在湘西当秘书时，认真整理陈渠珍的私人收藏；到北京住酉西会馆，就近到前门琉璃厂学习，是他后来转而研究文物的基础；六是沈从文干事能够持之以恒，认定的事，非干出点成果不可。害怕浪费时间，拼命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执着地寻找生命的意义。“在任何情形下，从不因对于自己工作的停顿或更改而灰心丧气，对于人的愚行和偏执狂就感到绝望”“我其实是个能力极低的人，若说有点好处，那就是揪住什么东西就不轻易放过。”
沈从文的情感和爱情
沈从文不善言辞，湘西口音重，但情感丰富，写文章绝对是一流的高手，写信、写情书更是高手中的高手。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全集》，其中书信就有9卷之多。
（一）沈从文的初恋
沈从文的第一段情感经历是在1921年，时年19岁，是他在芷江任屠宰税收员的时候，当时他认为“事业开始有些头绪”。我很诧异，想不通屠宰税收员会有什么事业呢？但我想，当时的沈从文对其前段时期在地方杂牌军队里的那段生活，多少有些心灰意冷，才到芷江投奔舅父和七姨父。大概芷江的生活比较安定，母亲决定把凤凰最后的房产卖掉，家产仅剩约三千块钱。沈从文将母亲同姊妹接到芷江同住。这说明，沈从文家道中落，当时可能决定在芷江这个地方长住下去，娶妻生子，安生立命。
但没想到，时任芷江警察所长的舅父得肺病，突然意外死掉了，沈从文的七姨父熊捷三要求他在四个女孩当中尽快挑选一个做老婆。四个女孩，一个是熊捷三的女儿，两个为芷江著名大族龙家的女儿，还有一个是李姓的芷江名望人家的女儿，但都被沈从文拒绝了。
沈从文后来回忆说“我当时也还明白，四个女孩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强得多，全是在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可是上帝的意思与魔鬼的意思两者必居其一，我以为我爱另外那个白脸女孩子，且相信那白脸男孩子的谎话，以为那白脸女孩子也正爱我。”那个白脸女孩子是马泽淮的姐姐。人世间的婚姻、恋爱往往充满阴差阳错，充满戏剧性，当时的沈从文魂不守舍地爱上家境、教养、相貌全比不上那四个女孩的马家女子，并没日没夜为她作旧体情诗。把诗作成，马泽淮来时便让他捎去给他姐姐。“我以为我这些诗必成为不朽作品，他说过，他姐姐便最喜欢看我的诗。”
就在给沈从文传递诗笺期间，马泽淮开始向沈从文借钱。他似乎很讲信用，今天借钱，明天还钱；后天借走，大后天还回。在经过无数次借还之后，沈从文终于发现，家里卖房子得来，由自己经管的那笔钱，有一千块钱左右不对数。任凭沈从文算来算去，种种方法用尽，也算不出这笔钱究竟到哪里去了。这事的蹊跷处，沈从文直到晚年也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钱不对数，马泽淮也不再来找他了。沈从文这时终于明白自己吃了大亏，哑巴吃黄莲，那一千块钱连同自己的“爱情”，全进了乌有之乡。他心里十分害怕，每天做事都心不在焉，只想寻找出一种不失体面的解救办法，可是想来想去想不出。他感到在芷江再也无脸见人，最后决定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沈从文就这样离开了芷江，也终结了他人生第一段“爱情”。十几年后，沈从文在北京这样回忆这段往事：“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磨难，允许我那么把岁月带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作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县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还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这点打算不是现在的想象，当时那亲戚就说到了的。”事实上，我在湘西出生和长大，对湘西女子还是有点了解的，湘西女子敢做敢为、敢爱敢恨，多数倒像《从文自传》里的夭夭，并不爱唯唯诺诺、胆小怕事的白面书生。而凌宇对沈从文这段感情的断语是“它意味着沈从文命运中紧接而来的一场磨难。然而，它又正是一件幸事，它最终将沈从文从那份预约的庸俗生活发展里攫出，去承担较之一个乡村绅士远为重要的人生责任。”沈从文若是在芷江成功结婚，可能也就没有与张兆和后来的事了，中国将少了一名有着世界影响力的著名作家。
马家姐姐后来的命运也很传奇，《从文自传》里叙述到，在沈从文离开芷江不久，马家姐姐出发到外面读书时，在船上被土匪抢去作了押寨夫人。后来，那女人被一位黔军团长花重金赎去。团长不久又被枪毙。或因是看破了红尘的缘故，还是走投无路，这女人最后是进芷江洋教堂作了一名修女。对马家姐姐始终不能释怀，说明沈从文对这段初恋感情还是刻骨铭心的。
毕竟年轻，沈从文似乎因马家姐姐这次恋情，有点将世事和女人看淡，既无意读书，也无兴趣练字了。离家出走，准备远远地跑到北京去，结果跑到常德，被表哥黄玉书留下。这段经历，沈从文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有较为详细地记叙。当时，沈从文的七舅娘正在常德一所小学校里教书，表兄弟二人一道去看望她时，得她介绍，认识了在同一学校任教员的杨光蕙小姐。这位杨小姐也是凤凰县人。见面不久，黄玉书杨光蕙两人就相互钟情，心里燃起爱情之火。那所小学校离沈从文所住的小客栈有三里路远近。从此，黄玉书几乎每天都要拉沈从文作陪，到学校去见杨小姐。回到客栈，黄玉书便忙不迭地给沈从文作揖，要他代笔给杨小姐写信，信写好后，沈从文从头念给他听。黄玉书听他念完，一面翘起的大拇指，一面连声夸奖：“老弟，妙！妙！措辞得体，合适，有分寸，不卑不亢，真可以登报！”
接着，黄玉书叫来茶房，要他将信给杨小姐送去。茶房却借口有事走不开，婉言推辞了。无奈，只好再由沈从文代劳，替两人传书送柬。就这样，替黄玉书前后写了30多次信，跑了30多个来回。有几次，杨小姐还和沈从文谈起，这信写得如何如何好，看不出，黄玉书还真有点文才。沈从文听了，心里好笑却不敢笑，又不知如何作答，只得含含糊糊敷衍过去。
此事说明沈从文是真正的情书高手。最终造就黄玉书杨光蕙的婚姻，黄玉书杨光蕙的第一孩子就是后来成为大画家黄永玉。这种渊源和传奇，也成就了现世因果。而因为帮助表哥写情书追女朋友，沈从文表兄弟俩放弃了加入贺龙部队的机会。
（二）沈从文的婚姻
沈从文的第二段恋情经历是长达近四年马拉松式地追求张兆和。张兆和出身江南名门，家世显赫，曾祖父张树声是李鸿章淮军中的著名将领。这点上颇似张爱玲，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张爱玲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金安平的《合肥四姊妹》，讲述张家了不得的四才女。其中大姐张元和，嫁的是昆曲名伶顾传玠，门不当户不对，富家小姐下嫁戏子，在当时也是哄动一时的传奇；二姐张允和，嫁的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四姐张充和，据说是四姊妹中长得最漂亮也最有才华的一个，是诗人卞之琳一生苦恋的对象。1947年张充和通过沈从文，认识德裔美国籍犹太人，著名汉学家、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傅汉思，次年结婚。张充和结婚时已35岁，按现在的标准来看，是个“剩女”。比较奇怪的是，在沈从文家书中，沈从文一直让自己孩子称卞之琳为舅舅，说明嫁卞之琳，在沈从文看来，仍然是张充和不错的选择。但张充和最终没这样选择；张兆和是三姐。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时，张兆和是中国公学的学生，沈从文是学校的讲师，典型的师生恋。当时，张兆和因皮肤稍黑，活泼俏丽，外号“黑牡丹”。沈从文文章中的“三三”“黑凤”“主妇”多有张兆和的影子。四姊妹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昆曲。
因为张兆和人长得漂亮，身后有大批追求者。张兆和曾把追求者进行编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在当时众多追求者中，沈从文并无优势，小学没毕业，又没留过洋，也不是教授，性格又很木讷，用二姐张允和《最后的闺秀》中的话说，沈从文只能算是“癞蛤蟆第十三号”。但是，“癞蛤蟆”偏偏对“白天鹅”一见钟情，沈从文没有勇气当面表白，就开始写情书。张兆和收到沈老师的第一封情书，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张兆和没有回信，以为沉默是最好的拒绝。然而沈从文的来信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厚，让她不胜其烦。她在日记中写道：“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沈的代号）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得不到张兆和的回应，沈从文开始软硬兼施，寻死觅活了。1930年7月，张兆和在日记中记录有沈从文对她的室友说的一番话：“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很快，学校里谣言四起，这让声名清白的张兆和不堪重负，她决定找校长胡适理论，去“揭发”沈老师的不当行为。1930年7月的一个下午，略显腼腆的女学生张兆和出现在校长胡适的客厅。刚见面时，胡校长就夸沈从文是天才，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张兆和可不管，她与胡适的精典对说是“沈老师给我写这些可不好！”“有什么不好！我和你爸爸是安徽同乡，是不是让我跟你爸爸谈谈你们的事。”“不要讲！”“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我顽固地不爱他！”待得知了张兆和的态度后，胡适才“不再唠叨”了，只是“为沈叹了一气，说是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最后张兆和气冲冲地走了。胡适在随后写给沈从文的信中劝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从1929年到1933年，沈从文为张兆和写了整整将近四年的情书。好女怕咻夫，在沈从文马拉松式的爱情攻势下，张兆和还是动摇了。正如她后来的回忆，“我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乡下人’的看法逐渐改变了，真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1933年暑假，张兆和毕业后回到苏州，沈从文追随而来。为了给张兆和留下好印象，他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买了一套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作为见面礼。这份礼在当时是很重的。据张充和回忆，沈从文造访那天，张兆和到图书馆看书去了，沈从文以为她故意不见，站在门口进退无策。后来二姐张允和出来，便请他到家中坐，沈从文怎么也不肯，坚持回旅馆去了。张允和“从小见义勇为，更爱成人之美”，等三妹回家，便劝她去看沈从文。张兆和不去，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张兆和来到旅馆，一见到沈从文，就像小学生背书似的，把二姐的话一字不改地说完，就再也不说话了。
沈从文到张家做客很受欢迎。当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住在上海，沈从文没有见到，他回青岛后写信托张允和询问张父对婚事的态度：“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父很开明，主张儿女婚事由他们自主，张允和得到父亲的答复后，跑到邮局给沈从文发了一个字的电报：“允”。这既表示婚事得到允许，又代表了打电报之人的姓名。而张兆和怕沈从文看不懂，回来后放心不下，又悄悄去了趟邮局，重拍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有情人终成眷属，沈从文在北平中央公园终于与张兆和结婚。沈从文时年31岁，他与张兆和年龄相差8岁。我也是三十几岁才结婚，我与我夫人相差也将近9岁，结婚时间是9月8日，有些巧，这也可能是我成为沈从文“粉丝”另一个潜在原因吧。沈从文曾对张兆和表述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而张兆和后来在沈从文作品书写、整理、修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有段时间张兆和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并著有短篇小说集《湖畔》，但在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影响等方面却远不如沈从文。张兆和之于沈从文，很有点像杨绛之于钱钟书，富家女嫁了个有才的穷小子，多少有点“男才女貌”古典意味。
（三）沈从文婚外情
我读到金介甫写的《沈从文传》中，“我们能找到直接与沈从文婚外恋情的作品《水云：我怎样创造故事，故事怎样创作我》，是1942年写的一份辩解书。”这似乎是书页字缝里跳出的一句话，吓了我一跳。怎么可能，连沈从文也有婚外情。
据台湾学者分析，与沈从文发生婚外恋情的对象，是后来出过小说集子的女作家高韵秀，笔名高青子。后来身在台湾已高龄95岁的，同时代女诗人徐芳回忆说，高青子是福建人，高中毕业，喜好文艺，后来她的写作和沈从文的鼓励和极力引荐有极大的关系。据学者刘洪涛考证，很难推断确认沈、高两人接识的具体时间，大概应该在1933年8月以后，最迟不会晚于1935年8月。因为1933年8月是沈从文离开青岛，重新回到北京发展的时间，当年9月与张兆和结婚，而《边城》是沈从文婚后的作品，大概1933年底前已完成。刘洪涛认为《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又逃避的结果，这个说法也很让我吃惊。若按沈从文《水云》那篇文章对号入座，高青子应该是熊希龄的家庭教师，沈从文有事去熊希龄在香山的别墅，主人不在，迎客的是高青子，双方初次见面。一个月后，他们又一次相见，高青子身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沈从文发现高青子的装束其实有意模仿他小说的女主人公的装扮。当沈从文把这点秘密看破，而高青子亦察觉自己的秘密被看破时，双方形成某种心灵上的“默契”，并随后开始他们正式的交往。这是恋爱过程中让人怦然心动的一点“小聪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有人分析认为，高青子发表于1935年末的《国闻周报》的小说《紫》，与沈从文当时的处境是符合的。故事是通过八妹（可能是沈从文的妹妹沈岳萌——九妹）的视角，叙述主人公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在已有未婚妻珊（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张兆和，沈从文常称张兆和“三三”“三姐”）的情况下，又“偶然”遇到并爱上穿紫衣的美丽女子璇青(沈从文常用笔名“璇若”，“璇青”很容易联想为璇若+高青子)，主人公在珊和璇青两个女子之间徘徊。《水云》中曾提到帮这个“偶然”修改过文字，可能就是高青子的这篇《紫》，而《国闻周报》的副刊当时的主编就是沈从文。高青子后来《灰》《毕业与就业》《黄》的发表，都和沈从文有极大的关系。高青子后来出了本小说集叫《虹霓集》。
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将自己与高韵秀的婚外恋，经历和感受告诉了张兆和，在平静的家庭中掀起了令人不安的波澜，张兆和感到意外、震惊和不解，一气之下回了苏州娘家。敢于向妻袒露此事，可能还仅限于“精神出轨”。为此，沈从文找到了林徽因，沈从文在林徽因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不能想象这种对其他女子的好感，同他对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他并没有不忠的实质行为。林徽因表示:“你希望抓住自己的理性，也许找个聪明的人帮忙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并建议沈从文去找金岳霖谈谈。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建议，林徽因与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精神恋爱”，本就浪漫得说不清道不明。当时，徐志摩因飞机失事早已去世，而金岳霖一直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邻居，金岳霖是“过来人”，对处理这方面事情有切身的经验和感受。林徽因毕竟是女人，很多事可能还不好对沈从文直说和说透。
1937年8月12日，沈从文因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离开北平，南下武汉、长沙。当时张兆和刚产下次子虎雏，身体虚弱，并没有与沈从文同行。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张兆和大概于1938年底才带着两个儿子，辗转到达昆明，与沈从文团聚。为躲避日本的空袭炸弹，一家人住在呈贡乡下。沈从文每周往来于昆明和呈贡之间。据也是1938年到昆明，并住在昆明市玉龙堆四号的诗人徐芳回忆，她和张敬小姐住一间房，而高青子和熊瑜(熊希龄的侄女)住一间房，四人共享一间客厅。1939年6月27日，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第111次会议通过决议：“聘沈从文先生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月薪二百八十元，自下学年起聘。”而高青子因沈从文的推荐，任职于西南联大图书馆，从教职员名录中记载：“图书馆员高韵秀，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徐芳回忆说当时外界对沈从文、高青子两人的交往，流言颇多。
《水云》有这样一段话“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应当有那么一个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沈从文的《看虹录》和《摘星录》。这两篇小说很特别，沈从文很重视，经多次重新改写，才发表。小说插入大量抽象的抒情与议论，并进行多种文本的实验，既有隐喻的语言模式，又有转喻式的多种故事结构方式，再加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似乎作者刻意要把小说写得隐晦和难懂。这两篇小说风格完全不同于沈从文以往有关湘西的作品。而左翼批评家则交相指责沈从文这些作品写色情，后来郭沫若甚至因这些文章直接给他贴上“桃红色”作家的标签。有研究者认为，《看虹录》《摘星录》与高青子的《虹霓集》有着某种隐密的联系，反正我觉得两篇小说里的女主角长得白嫩，怎么看也没有张兆和的影子。《看虹录》结尾写得也耐人寻味：“我在写青凤，《聊斋》上那个青凤，要她在我笔下复活。”若黑凤是指张兆和，那么青凤是不是指高青子呢，沈从文是有意做某种类比吗？也就是在这时候，沈从文、高青子对这段情感进行了理性的了断。据说高青子后来跟一位工程师结婚了，随即飘隐，似乎消逝了一样。在《水云》中，沈从文不无深情地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学者刘洪涛在1997年时曾就高青子之事，访问过张兆和，张兆和是见过高青子的，并承认高青子长得很美。
我曾与朋友探讨，婚姻其实没有恋爱时期的浪漫和美好，可能更多是理性的容忍、责任和凑合。我不知道沈从文的这段婚外情，是否真的发展到“肉体出轨”。但沈从文思维根子上的保守性，我对此总保持怀疑。沈从文与丁玲是不同的，他没有丁玲的胆气和魄力，没有善于“自我经营”的能力，丁玲与胡也频、冯雪峰、冯达是有着实质性地同居的，陈明是丁玲是第四任男人，丁玲是众所周知的现代女性。当然，沈从文对张兆和也不无抱怨，他曾对张兆和说“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是爱我写信”。张兆和也许更愿意面对沈从文的情书，而非面对沈从文本人。1933年沈从文到苏州见张兆和及她的家人，本意是若再得不到张兆和认可，就将终结这段长达四年的感情。若没有结婚，沈从文会与高青子有结果吗？很难说。所以这段婚外情，多少给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婚姻生活留下阴影和裂纹。
难怪到1999年，张兆和编辑整理出版《从文家书》时，在后记里表述：“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对张兆和这段话，让人总产生别样的猜想或“误读”，其所指究竟是什么，其能指双是什么，也许只有张兆和本人能说得清。我常想，夫妻尚如此，何况一般的人事交往。真正懂得，或理解一个人实在太难。
▎作者简介：非墨，本名谭风华，湖南人，70后，毕业于中南大学土木系铁道工程专业，高级工程师，现居北京。A型血，处女座。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