矻矻典坟与“六条裤子”
罗琳先生访谈录
二
往期回顾
【学礼堂访谈录】矻矻典坟与“六条裤子”——罗琳先生访谈录（一）
本期内容
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参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下期预告
参与《四库禁毁书丛刊》
主编《四库未收书辑刊》
主编《四库提要著录丛书》
1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王锷：当您来的时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已经开始了？
罗先生：开始了，他们大概是1980年就开始了，我1982年才来，他们已经开始点校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很特别，它的前身是日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这是日本人用庚子赔款做的。美国把剩下的庚子赔款还给中国，修了什么协和医院呀，清华这些。日本人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时候也还给中国一些，但是他不是还你钱，他就在中国做些文化事业，他最终想编一个《续修四库全书》，因为从乾隆编了《四库全书》以后，这么几百年以来，中国文人一直想做续修。第一个，乾隆那时候由于交通的原因，还有各方面的原因，还有好多书没搜着，没看见。第二个，乾嘉学派以后又出了好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禁毁的没有收进去。但中国由于天灾人祸一直没做出来，日本人就想利用这个庚子赔款来做这个。那么做《续修四库全书》以前，一定要写个提要，所以它就利用这个庚子赔款来找中国学者写了很多提要，写了大概3万多篇提要，它的稿本都留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这里，叫《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1949年以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成立，接收过来留下来的稿本，还有一些根据稿本打印出来的铅字本。铅字的不全，但有很多副本，大概五十年代调拨给了科学院的一些所，那时这些所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70年代末从科学院独立出来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他们在点校这个东西，我正好加入了。后来出了一个点校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上下册。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经部 共2册 中华书局出版）
实际上，我去参加了一部分，还是我的前辈他们做得更多，到了1993年，交稿交了七八年，中华书局才给出版。我的前辈有三位先生，范瑞瑶（1923年4月—1985年10月）、郭永芳（1937年4月—1989年2月）、崔静海（1921年6月—1993年11月）就在等它，等死了，没见着书。当时天天催中华书局，中华书局认为他是老大，他都不理，很慢。所以这个书出了以后，我从此不跟中华书局打任何交道。虽然中华书局换了几届领导，也给我说现在已经跟那个时候不一样了。我没再跟中华书局打任何交道，出版任何东西，虽然他们很想跟我出东西，私底下我在中华书局有非常多的好朋友（我们有一个“猛之俱乐部”，打桥牌打得昏天黑地，还要会下围棋，所以都是“双枪”），我就是不原谅中华书局。
王锷：这是一个内心的……
罗先生：对，我绝不原谅他们。他们当时非常牛逼，他们就是那种认为自己店大，一直拖。我3个前辈去世了，没看见书，我绝不原谅他们。
王锷：那么这一套里边等于只有经部，后面就没有了？
罗先生：只有经部。实际上交给他们经部以后，我们一直没停，史部、子部都点完了，我们准备点集部了，一直到1997年。所以这个书，那个最好的一套点校打印稿没给他们。后来到了大概1995年的时候，由于社会上舆论太大了，这个书你只出了“经部”，其它怎么还不出来，怎么办。我说给中华书局，它还不知道再拖多少年。我干脆把它影印出来，所以我把稿本全部影印出版了37本。
王锷：就是放在齐鲁书社出版的。
罗先生：对。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稿本 共37册 齐鲁书社出版）
王锷：嗯，我记得这个书，当时我看的时候，在我们西北师大图书馆有一套绿颜色皮的。
罗先生：那是台湾出的。
王锷：好像也十好几册。我最早看的提要是看那个。后来经部“三礼”，我看的是这种。
罗先生：对，那一套是台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出的。那一部分是这个提要里边的一部分，就是不全。
王锷：齐鲁书社出版的这一套是最全的吗？经部有区别吗？
罗先生：最全的。有，因为经部是根据这个底稿来打印的，打印就在上面改了的。
王锷：这个只有圈，对吧。
罗先生：对，只有句读。
王锷：这部就是采取了新的标点吗？
罗先生：没有。也是只有句读了，有的没句读。
王锷：这部书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比较奇怪，是我不了解的。当时有些书的提要呀，它不是一个人写的，就是同一部书有两个人甚至三个人会写提要，为什么有这种情况？
罗先生：对，因为当时要分稿子的时候，谁写什么东西，不像现在有个计算机的管理。它大概说谁写谁写，然后很多人，他写提要是根据公藏图书馆，还有自己家藏的书，还有朋友的书，他见着什么就写什么，还有就是一些大学者没有习惯被约束，是粗放型管理。也没有现在这么规范，只不过发现了以后呢，不给钱就是了，然后他那个稿子，也是留在那儿。所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全部把它影印出来，也可以做个比较。
王锷：对，其实我恰恰觉得这非常好，有些提要水平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供我们研究是非常好的材料。但是为什么当时会出现这种情况？按理来说，我约了你，就不一定约他。
罗先生：是约了一个类，有人跨类写了，他自己有这个书，他高兴就写了，这种有的时候写个3、4篇，我经常发现这个东西。所以说，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东西。做这个提要做了这么多年，而且我读了他们很多的档案。实际上，我曾经准备写一本书，叫《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纂修考》。我有个朋友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就聊到我在干什么，他觉得很感兴趣。他说把《人民日报》海外版他负责的文艺版那一块给我30期，每期大概是两到三千字，写个连续的，写成“史话”类的，强调一定要有可读性。我同意了，定名为《〈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话》并且写了开头第一篇“引子”。大概是在1989年的4月份写的，给他看，他非常高兴，可是这个朋友突然失去联系了。很多年以后，我见到他，工作没了，老婆也改嫁，我心里面非常悲哀，没有了再写的激情。有一次，我去拜访傅振伦先生，因为民国时候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的70多个人里面还有4个健在，我都见过。第一个是罗继祖先生，第二个是傅振伦先生，第三个是萧璋先生，还有一个是搞太平天国的谢兴尧先生。傅振伦先生听到我有这么一个计划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纂修考》，鼓励我，我还没写，他就把《序》给我写出来了，亲笔给我写的序啊。像这些事情很蹉跎。
罗继祖先生墨宝
1995年拜访傅振伦先生
1994年傅振伦先生《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纂修考·序》手稿
1997年拜访萧璋先生
1997年拜访谢兴尧先生
王锷：这些都是史料啊。那最后写完了吗，这本书？
罗先生：没有，我从1994年开始，到今年年初吧，我没日没夜地工作，没有休息过，无论周末、节假日，每天晚上工作到深夜，像牲口一样地工作，没有停过。
王锷：主要在忙什么？
罗先生：忙的事情就是这几套书。曾经有个朋友问我，他说你死了以后，墓碑上你准备怎么写。我说：“这里躺了一个莫名其妙穿了四条裤子的家伙。”所谓“四条裤子”，最早是南京图书馆的宫爱东馆长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张玉范老师在一次南京开会时开我玩笑给我“穿”的。这么多年，我没日没夜地忙，像疯子一样，现在回头看过来，过程非常曲折艰辛。
王锷：累吗？
罗先生：累，累得像条狗。但是说实在的，从我内心深处来说，从我骨头里来说，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这个事情。别人都不理解，说你不喜欢，为什么还会这么做？当然我做了这些东西，我现在正着说反着说，人家都会认为你是在这个地方矫情，在这个地方装逼，当然我也不会企望因为我说了这些就逃脱了装逼的嫌疑！但是确实是这样的，我从内心深处一天也没有真正爱过它。说是使命感，太虚伪，我从来没有，应该是莫名其妙。只是机缘，参加了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顺便看了这么多“四库”的东西，太了解了，条件成熟了，我就来做，惯性，所以做了这么久，我也不会其它的什么。我没有理想过这件事，没有预谋、没有规划、没有展望，我不是一个正规的人，如果没有上大学，没有夭折，我基本上会是袍哥，或是嘉陵江上的舵爷，我现在还会四川江湖上最初级的“切口”。我的梦的原点是写诗写小说，但上大学第一次系主任的训话是：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这个梦都憋出孙子了，却还是梦。
王锷：当时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单位的任务呢，还是你们自己就想做这么一件事？
罗先生：那是单位的任务，是我的本职工作，是我赖以吃饭的由头。因为整理《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是一个重头项目，我的前辈郭永芳先生做这个主持的工作，我们就和他一块儿做这个工作。开始的几年复印了很多原稿，当时复印机刚传到内陆来，而且是从香港传过来的，牌子叫基士得耶。中国的工程师聘请的我们单位的沈裕康先生就跟我一个办公室，我们那个办公室是几个部门合在一起的办公室，沈老师非常聪明，聪明绝顶的一个人，现在中国维修复印机的都是他的徒子徒孙。所以我们图书馆最早有了复印机，我就用复印机来复印这些原稿。因为当我们把卡片抄了以后，发现有原稿，没有打印稿，我们就要把原稿给复印后插到打印稿里面去，不然打印稿出版以后就会有缺。所以我当时开复印机，我记得夏天很热，我几乎是光着膀子的，当时也没有空调。从抄卡片到排卡片，然后分类、进库查书、核对版本、点校，另外还要做图书馆的未编书，我们是古籍编目组，就是说我是一个从图书馆一步一步地从最基本的做出来的。图书馆的整个古籍分类编目的流程，我一步一步走下来，是从书库里面滚出来的。我坚持到现在每个星期还在书库里整理、鉴定“滚”这么两三天。
1989年4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话·引子》底稿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发排稿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发排稿
王锷：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
罗先生：是。《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说的每一种书，只要我们图书馆有的，我都会到库里面去看，所以说编这个书真是很辛苦，但是也把我培养出来了。我记得大概是1985年到1986年，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在编那个《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他缺乏很多资料。但是他从我留校在图书馆工作的大学同班同学胡延森那里打听知道我在科学院图书馆干这个，然后他到中华书局出差的时候，因为我们图书馆当时在中华书局斜对面的王府井大街北口，就来找我。他想看一些资料，然后我就给他看。后来太多他来不及看，我就带着资料，坐火车去山东大学，他们连夜把它复印好，我再带回来。所以说，从此我就算是王先生的私淑弟子，是忘年交。虽然跟王先生交流很多，但是我真正听懂他说的话没有几句，因为他的方言我几乎听不懂。除非从上一句说什么，猜他说的什么事情。但是他这么大的岁数还这么孜孜不倦写东西、编东西，令人佩服。我认识杜泽逊先生就是王先生到中华书局出差带他去，然后再带他来图书馆的。
王锷：1987年以后了吧？
罗先生：1987年以后了。我记得王先生给杜泽逊介绍我时说“他把《四库提要》看烂了好几本”。我确实翻烂了两三本，而且翻烂的是那种最好的字典纸的，全1册那种。天天翻，《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怎么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怎么写的，大序小序怎么回事，以后又翻烂了几本。《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面很多东西参差不齐，有的写得不好，有的写得好，虽然它有很多问题，但是到现在人来写这么样多的东西，说个真心话，还是不容易达到，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虽然它的体例也不统一，各方面有的写得很粗，有的写得还有很多错误，版本做得也不详细，经常通行本就完了。现在很多人在研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纂修的问题，有很多说法，他们经常提到一个人叫桥川时雄。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的时候，在“济南惨案”发生以后，中国人就抗议，中国人就退出了，退出以后呢，日本的汉学家也就走了，留了一个图书馆（图书资料室）还没有馆长，就叫日本人桥川时雄来署理这件事情，桥川时雄当时只是图书馆一个“中层干部”，署理在日本话就是代理，代理这个馆长，并且主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工作。桥川时雄早期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还只是一个表皮的人，但是他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不可回避的。那时我一天到晚看桥川时雄的东西，这个人一直在我脑袋里面转。后来我总结桥川时雄开始时是一个“浪人”，一个“文化浪人”（也许不准确），但他把这个事情基本上做完了，在当时的情况下，选择他来主持这件事是正确的，他本来就结识了很多中国学人，他的交往很多，随着提要的展开他的研究深入，已经是一个学者了。如果说35年来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四库”，那么我35年来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那时的日本，我上班看的所有东西都跟日本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有关。从纯学术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桥川时雄也尽心尽力了，力所能及做得也不错，主要是组织工作。我在准备发表的一篇关于桥川时雄的文章的后记写到：
本世纪初，桥川时雄先生之门生北陆大学外国语学部长樱田芳树君来敝馆在四通桥西北之临时古籍书库相见，言桥川先生夫人桥川淑对敝人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前言》（经部中华书局出版）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前言》（稿本 齐鲁书社出版）中没有对桥川时雄进行评价表示十分遗憾，希望有我评价之文字，我即写“桥川时雄对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多有贡献”予樱田君回复桥川夫人，并承诺一俟得闲定白纸黑字撰文评价桥川时雄。岁月蹉跎，延宕今日，此文即是开始。
其实我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前言》（稿本 齐鲁书社出版）中限于当时的情况本来对桥川时雄有一个简单的评价，出版时编辑大人给删了，还有一些引用的史料也删除了。当时正在做《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杜泽逊正好看见被删除的，也很气愤。
王锷：关于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历史这一段，其实学界公布的是不多的，大家都模模糊糊搞不清。
罗先生：我应该搞得清。
王锷：那您应该把他写成文字。
罗先生：我准备退休了就写它，总不能让傅振伦先生的序白写了。
王锷：因为历史我们有时候必须要正视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至于后面怎么样，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这个书的发端，有这样的一个来历。
罗先生：是。您说的这个对的，所以我一直都是非常非常矛盾。
王锷：就是如果说要写的话，怎么来处理这件事，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必须要正视这个历史。
罗先生：对！中国人这么多年弄不出来，窝囊透顶，日本人弄了，而且还是用中国的学者来弄的，唉！所以齐鲁书社影印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我在前言后署的时间是8月15日，日本投降日。
王锷：《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边的“三礼”部分，我是逐篇地看，有些不只看过一遍。最近因为弄“江苏文献”的事情，《周易》类提要也读了一部分。那个年代可能不觉得，但现在返回去看，这一批学者都是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的精英。
罗先生：对。
王锷：能把这批人组织到一起，来搞这样一个事情，也是不容易。如果搁在我们今天，就和当时这些学者名头一样的人，你现在谁有能力，把他集合到一起给你做个事。所以就这点来说，他不仅集合起来，做了，而且把它做成了，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贡献。尤其是同样一篇提要，他两个或者三个不同的学者来写，他意见完全相反，观点完全相反，但恰恰是相反这些观点，代表了他们各自的想法，我们现在把玩起来，我觉得很好玩，是吧？我觉得甚至这个提要里面，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好玩的地方多。但是，背后的情况不清楚，比方说要描述他，下不了这个笔，您最清楚，把这些历史事实描述出来，可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罗先生：对，对这件事的正面评价越来越多。但不要忘记，虽然《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从纯学术来说，是一件好事，但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考察，它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其实，在2013年9月，我应北大图书馆的邀请一行4人赴日本东京鉴定大仓文化财团准备卖给北大图书馆的汉籍后，我对日本人的信守诺言，讲究诚信，礼貌和善、工作严谨，注重细节等有了更深的了解，是十分敬佩的。
2参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76年参加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
王锷：您参与《续修四库全书》影印了吗？它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系吗？
罗先生：《续修四库全书》我没有参加。因为他们当时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矛盾的，我参加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就没参加这个。但是他们选经部书的时候，根据了这个《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我是知道的。要影印就要了解一个书的好坏，参考《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最好的捷径。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样书）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样书）
正文首页，四库提要前置
王锷：那么这个从您对“四库学”这几年的了解，您觉得《续修四库全书》那套书，整体的质量，选的底本情况怎么样？
罗先生：说个真心的话，《续修四库全书》做得不错。
王锷：表现在哪些方面？
罗先生：选的很多本子不错，从版本学角度说，他选得不错，书品也好，后期加工也好，基本圆了中国学人的梦。他们选目的时候，初目我也看过，当然选得有些重复啊，正式出版纠正了，这些都是一些枝节问题，但他们最后选的书，总体来说，是选的不错。但他们有个小问题，他们的第一种书《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廖名春释文，选得不对，廖名春是今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体例不对。
王锷：怎么有这种事情？
王锷：你们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选书是找各方面的专家来选？
罗先生：没有。
王锷：哦，也是你们自己选。
罗先生：我们自己选，我们主要是选版本。
参加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
罗琳先生的基础目录
参加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
罗琳先生的工作目录
王锷：就是听杜泽逊、刘蔷说，你们几个在那最后定这个书。
罗先生：对。说实在的，整个过程中至少没有人指导过我，记不得有什么给我的建议或者批评，整过编纂过程有条不紊。
参加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时
罗琳先生拟定的“著录原则”
刘蔷审核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拍摄登记卡
罗琳审核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拍摄登记卡
王锷：那么这两个书，您觉得他们各自的一些缺点在哪里？
罗先生：当时有个比喻，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有轨电车，《续修四库全书》是无轨电车。什么意思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存目”就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轨道，不能离开它，它说什么，就去找什么书，所以说比较难，那么找来的书对不对，本子好不好，要比对鉴定。但是《续修四库全书》由于没有轨道，就比较容易选目。
王锷：灵活一点。
罗先生：灵活一点。他没有一个死的轨道，我想拐弯，我就拐个弯。当时两个书矛盾很大，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个事情，当时我年轻气盛，也参加他们的争论，各说各有理，20多年过去了，各有千秋。而且他们那边的人好多都是我的前辈，比如崔建英先生，是我们单位的前辈，和我的老师郭永芳有矛盾，殃及到我，但他去世时我主动通知他的朋友并参与后事。参与《续修四库全书》的国家图书馆李致忠先生和北大图书馆沈乃文先生参加了追悼会，李致忠先生撰挽联“幼时贫寒辍学为徒从戎举义成正果 长大问学躬行儒道一生潜心搞古籍。”这两个书现在都影印出来了，化身千百，两个大好事。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时
罗琳先生的工作台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时
罗琳先生工作台墙上的告示
我参加编纂《四库存全书目丛书》是我的同事张建辉先生介绍去的，在1994年五一节刚过，“投名状”就是两册中华书局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当时成立了几个部门，一个是编目，一个是编纂，一个是拍摄等等。我是编目室的主任，杜泽逊是副主任，后来又成立一个总编室，杜泽逊就到总编室去当主任了。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最大问题就是书牌，是特别遗憾的一件事，他们把所有的书牌都给扔掉了，没有留下来。我当时极力反对，吵得脸红脖子粗，没用。我现在想起来，真是天大的遗憾，一本书，书牌子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标识，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当时他们说一个书一个牌子，几千种书就几千页，几千页是多少种书，得多花多少钱，所有的牌子都给扔掉。外行呀，耻辱呀！我记得很清楚，杜泽逊后来来了，他也反对，结果被狠狠地骂了一顿。因为我们都是搞版本的，认为书牌子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就悄悄地从废纸篓里把一些书牌子给捡起来了。我们觉得非常可惜，就收起来了。我现在还收了一些，待会儿给您看，就是当时他们扔掉的。我们当时约定以后要汇集这些书牌子出一本书，叫《三得斋牌记》。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丢弃的书牌子
在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时候，我们有几个臭味相投的好朋友，他们叫我们“四人帮”。一个是我，我在里边年纪最大，不怕事。另一个是张建辉，主管印刷、监印和帮我建数据库，15岁考取北京大学，是个天才，极其聪明，现在是《电子政务》杂志的主编和社长，也是我数据库的启蒙老师。还有一个是刘蔷，刘蔷当时刚到清华图书馆不久，非常聪慧，在拍摄室，现在把“天禄琳琅”做到了极致。还有就是杜泽逊，杜泽逊非常勤奋，记忆力好，笔头子快，加上王绍曾先生的提携，现在是山东大学中文系的顶梁柱。我们四个经常在一块，因为我们都是夜猫子加班，他们都走完了，晚上我们还在那儿通宵干。我们经常半夜做饭吃，杜泽逊切土豆丝，我来炒，刘蔷布置，张建辉翻墙出去买酒和菜。我们的下酒菜是老三样：炒土豆丝、拍黄瓜、花生米，有时加个豆腐丝。《三得斋牌记》没编成，各忙各的，成了记忆。
2002年杜泽逊来京，”四人帮“再聚首
王锷：这个从哪个角度来说，这没有道理，您说把这个扔掉？
罗先生：他们都给扔了。当时没有扫描，都是复印的。这是很少的一部分，还有好多，我不知道杜泽逊收了多少扔下的书牌子，所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一个书牌子都没有。
王锷：从文献传承来说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这恰恰也是鉴别版本非常重要的证据啊！
罗先生：非常重要的东西，居然不要，我都快疯了！怎么能干这个事情。
罗琳先生展示保留的书牌
王锷：真是的，这当时他们怎么想的吧？
罗先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工作都来源于从数据库产生的《工作目录底本》，从其派生出了《征访目录》《剔除重复目录》《暂未征访到书目录》《著录用工作目录》《总拍摄目录》《分馆书品查核拍摄目录》《版本目录》《稿件制作、审查流程目录》等。
王锷：您做过这么多目录，您对这些书名、卷数、作者、版本，都应该是烂熟于心。
罗先生：是的，实际是烂成一锅粥了，分不清哪个书的了，都似曾相识。
王锷：您等于是要过过多少遍。 将来要把这些东西梳理一下写成东西。
罗先生：没必要写，杜泽逊已经写了《四库存目标注》，我能供他参考和使用的都已经给了。
王锷：我们访谈的一些东西里边，您可以借着这个，您要把它梳理一下，没讲到的，再做补充。其实我想这种大型的工作，任何一个工作，做出来大家觉得好像也不难嘛，就把书影印一下，但其实背后有很多的艰辛。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时与任继愈先生
罗先生：很多艰辛。特别是鉴定版本，有时为版本著录时的一个字寻找依据可能要看文献一上午或一天。对版本的描述、鉴定、著录，往往只需要一个字我就晓得你吃几碗干饭。
王锷：改一个字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别看就这么几个字，过程太难了。
罗先生：这个过程，不像现在有电脑，能够看这个提要，我都把提要复印了贴在目录下，为了省时间，对提要是不是这个书，它说没说，这个提要里面说有个序，然后我看里边有没有这个序，内容是不是这个序的，然后是不是这个书。您看，这是我对这一种版本的注释“此为康熙三十九年之抄本，早于提要所言刻本一年，实为十四卷，多出提要十卷，抄刻有异而已。”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时
（左起）罗琳、张建辉与季羡林先生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时
与纪淑英先生（左）、刘乃和先生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时
与王绍曾先生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时
与杨明照先生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正式出版是先出的子部，然后顺序出的史部、经部、集部。因为子部访书目录容易做，我熟悉子部，子部书和科技史关系比较多，这是我提出来的一个加快速度的变通方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最开始做了一本样书，由于当时编委会里面明白复印机的人大概只有我，我跟当时叫北京图书馆的关系又很好，所以是我把样书的稿子拿到北京图书馆去缩放复印的。当时的复印机没有无极缩放，它只能是比例缩放，所以样书的天头地脚和左右不成比例。当时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对应提要放在每种书的前边，然后就影印出来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在打架，北大邓广铭先生写文章说“存目”的东西是《四库全书》的糟粕，不应该印，还有宿白先生。邓广铭说话是很权威的，然后这边就慌了，这怎么办？开会，样书每种书前面放了“四库提要”，由于是“存目”的提要，往往说此书不好，等于像个导读。我提议干脆搁在后边作为附录。他们这一点同意了我。所以样书提要在前，正式出版的时候搁到后边去了。
王锷：就是稍微做了一下变通。
罗先生：当时心里面虚呀。
王锷：现在回过头来，已经出版这么多年了，从您自己的角度来看，觉得有什么遗憾，或者学界的反映怎么来看这些事情？
罗先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最大遗憾当然是书的牌记没放上去。第二个就是当时时间催得太紧，版本有的用得不是最好。版本用得不是最好不是因为版本选得不好，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的图书馆当时不是很开放，你要这个本子他不给，或者是漫天要价。比如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说是孤本，我一查，还有另外馆藏，他们就说是稀见本，吵得一塌糊涂，稀见本就比孤本便宜点，但仍然高于其它底本费。编这个书由于没有经验，死板地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顺序编，如果中间有一部书没有来，他后面的书就没法编下去，就要等着这本书。所以要求时间节点，虽然版本选择了最好的，但没有来，或者不给，就只能退而求其次，这也是很大的遗憾。我这个人年轻时候火气也比较大，所以当我把集部做了一部分以后，我就离开了。但是我走之前把所有的目录都做好了。可选择的版本，第一版本，征访的目录，该补访哪个馆的，该拍哪个馆的，准备做的目录，基本格式，我全部都留给他们了，留下来了，我就不干了，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那个环境。四川人嘛，他们经常说我是袍哥，袍哥就是“给脑袋可以，给耳朵不行”。给耳朵是侮辱，你可以杀我，你不可以割我耳朵。我是忠于这件事，但是我不忠于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海内外的评价是不错的，是成功的，“始作俑者”，又赶上了好日子，卖光了。后来他们内部出了矛盾，闹得乌烟瘴气，还在法院起诉了，还拉我签字参加起诉，我当时就拒绝了。
王锷：很多事情对事不对人。
罗先生：对，你要叫我愚忠一个人，我是不干的。多年后首都图书馆的倪晓健馆长说，罗琳你牛，当时敢炒《存目》的就你一个人。我说不是我牛，我受不了这个气，就这样。所以我退出后，集部的后一部分和补编的书名、著者、版本鉴定及其著录是杜泽逊做的。关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过程等等，可以去看看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9月出版的《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我写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征访及其著录》,杜泽逊、张建辉、刘蔷也都有文章在上面。
《两岸四库学》论文集
——未完待续——
小编按：2017年12月20日，王老师于北京采访罗琳先生，访谈稿由王宁玲、张琪、李学辰、李佩、侯婕、刘晓咏、陶晓婷、董政、吕梁、王少帅、刘婧恩、孙术兰、蒋林佳整理，已经罗先生、王老师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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