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出版了《大哲学家》一书的第一卷。按照作者的计划，打算用三卷的篇幅完成这部巨著，但我们看到的只有第一卷，其它两卷并未出版。然而，作者在第一卷的“导论”里，发表了关于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构想，这样，至少让我们了解了雅氏的整体思路。
在第一卷里，出现了两名中国大思想家孔子和老子。孔子所排的位置还很高，处于“思想范式的创建者”的第三名，实际上也是整个大哲学家排名的第三名。在孔子之前，是苏格拉底和释迦牟尼，在他之后是耶稣，只有这四个人是“思想范式的创建者”。老子被认定为“原创性形而上学家”，排在这一卷的倒数第二名。在计划出版的第二卷中，没有一名中国思想家。在计划出版的第三卷中，列入名单的中国思想家有庄子、墨子、孟子。也就是说，在雅氏的心目中，有资格进入他的大哲学家名单的中国人只有五人。而且，这五人全部是先秦人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雅氏的判断也不无道理，中国历史上，思想的开放、活跃、爆发、创造期，仅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所以雅氏选了孔孟、老庄，再加上一个墨翟。然而，雅氏毕竟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更对中国思想史缺乏了解，所知很是表面化，因而明显带有偏见。首先，他忽略了，春秋战国时代真正的显学是法家，不仅涌现出一些颇有影响力的法家思想家，而且，这些法家思想家也在推动中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管子、李悝、商鞅、韩非、李斯。其次，雅氏也忽略了，佛教虽然创始于印度，但广宣流布却在中国。佛法自东汉年间传入中国后，很快就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高僧。这些高僧中，杰出的思想家甚多，成为思想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慧远、僧肇、玄奘、慧能。再次，雅氏还忽略了，自秦以降，尤其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尽管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思想专制，使中国思想失去了创造性，也还是有一些思想家发挥了巨大的枢纽作用，这也是不能忽略的。如，荀子、韩非、董仲舒、周敦颐、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
于是，我感到，在雅氏的《大哲学家》中，至少应该出现以上列举的思想家。显然，这只能是一个中国普通读者的想象。既然是想象，那就干脆想象到底，索性谈谈中国的十大思想家，就教于方家。
在我的心目中，中国古代十大思想家是：孔子、老子、慧能、商鞅、孟子、庄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黄宗羲。也就是说，我在雅氏所选的基础上减去一人，增加了六人。虽然说从历史看，墨子的墨学曾经是和儒学并列的显学，但战国之后就渐渐式微了，毕竟影响力有限，故而这里略过。不过，这个十大思想家的排列顺序可能会引起争议，好在仅是一家之言，也是抛砖引玉之言，就没什么可顾忌的了。
孔子排在首位，这是没有任何争议的。他不仅是儒家的第一位整理者、集大成者，还是个创造者。是他，让儒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流行于世，影响千古。没有孔子这个奠基作用，就没有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根基。孔子一生删诗书、定礼乐、写春秋，五十学易并传说作易大传，倾力教育学生，留下《论语》传世。中国之所以历千古而屹立不倒，与被尊称为大成至圣先师的孔子密不可分，他成了中国的文化之魂。也有人认为，就形而上学来说，孔子的深度不如老子，这倒也是事实，但这一点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在于，只有孔子的思想体系才能把中国的上层、中层、下层各方面的人心凝聚到一起。可以说，孔夫子是不可替代的、不可复制的，他如果不排在首位，这首位就只能空缺了。
老子排在第二位也是名至实归。同西方相比，在中国古代的精神生活里，缺少两个元素，一个是形而上学，再一个是宗教意识。形而上学就是宇宙观、世界观。对这两大缺憾，老子用一部五千言的《道德经》就解决了。大道至简，《道德经》看上去不过五千言，其实在形而上学上胜过多少学者的五千万言，它不仅回答了宇宙和人类起源等根本性大问题，至今还闪烁着真理的光芒，而且还提供了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谋略学、军事学等学科的要义，个中的智慧令人至今拍案叫绝，叹为观止。今日，研究《道德经》的文字恐怕以亿数计，但不能不说，真正参透玄机者甚微。由此，证明了老子思想的力量。对道家强调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有的学者颇不以为然。但这只是道家的一面，实际上道家也有积极入世的一面，每当天下大乱，道家总有代表人物出面发挥特殊作用。另外，由道家衍生出了道教，老子还被推上教主的宝座，虽有消极的一面，总体上也对中国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慧能排在第三位有可能会引起很大争议。按照正统思想史的观点，慧能作为一名思想家没有问题。但是，把他列到仅次于孔子、老子的第三位，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的。而且，在一些佛学家那里，慧能甚至排不到佛学思想家的首位，比如有人更看重玄奘的唯识学。在这里，我不仅把慧能放到这个位置，而且认为这是他当之无愧的位置。这是为什么？主要理由是：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来，渐渐与儒家、道家融汇到一起，形成了长期影响中国的儒释道并举的格局，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政治、社会发挥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可以这么说，佛教的根在印度，树干却在中国，成了佛教的第二故乡。也可以说，佛教能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中国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选出一位最能代表中国佛教的人物来，与孔子、老子并列。从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看，大师级的人物不胜枚举，按照人物生活的年代主要有道安、慧远、僧肇、智顗、杜顺、玄奘、窥基、慧能、怀让、神会、永嘉、马祖道一、法藏、圆悟等。但是，这些人中，真正透彻解读了释迦牟尼思想真谛和大智慧，形成了独立思想体系的是慧能。他不仅完整地继承了佛法，有所发挥和创造，与佛陀所说义相吻合，而且成为禅宗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最终形成了影响极大的《六祖坛经》。众所周知，在佛教上，典籍分为经、律、论三种，但只有佛陀所说才可以称为经，任何其他人所说，只能是论。例如，印度的龙树是佛教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但他所造的《大智度论》，也只是论。而慧能的著作被公认为《六祖坛经》，这是不同寻常的。由此可见，慧能被认可的不仅是他继承了五祖弘忍大师的禅宗衣钵，成为禅宗最后一祖，更是他传经说法有了独立的体系得到公认。
商鞅排在第四位的争议会更大一些。但我认为，这是最符合历史真相的排列。春秋时期，在百家争鸣的大潮中，法家思想开始暂露头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齐国的管子。在他的法家思想的引领和治理下，齐国成为五霸的霸主。从这里，就看出了法家济世、法治、务实的一面。后来，李悝、吴起推行法家路线，也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然而，真正完整地将法家思想加以整理、发挥、集大成者，乃是商鞅。在他之后，韩非和李斯也成为法家路线的代表人物。但综合而论，还是商鞅的历史作用、贡献大得多，无可替代。最为关键的是，商鞅是在秦国将法家路线全面付诸实践的。在秦孝公的鼎力支持下，他将一个贫弱的国家改造成为战国七雄之首，为后来秦始皇扫六合，建立统一的大秦帝国奠定了制度、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坚实基础。可以做这样一个推论，正如毛泽东所言，“百代皆行秦政法”，没有商鞅便没有大秦帝国，没有大秦帝国，便没有今日之中华民族的版图，这是一个不可推翻的历史逻辑。商鞅不仅是一个大改革家，而且是一个大思想家。他的代表作《商君书》至今依然有某种借鉴作用。这部著作一共二十六章，核心思想就是废封建、立郡县，严刑峻法。大秦帝国灭亡之后，法家思想逐渐式微，边缘化。但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只要回到历史现场便可发现，从作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大决策的汉武帝刘彻起，多有帝王都是外儒内法。这么看来，商鞅无论如何都是有资格坐第四把交椅的。
孟子被称为亚圣，而且是和孔子并称的，叫做孔孟，一定意义上代表儒家。这虽然是从儒家角度观察的结果，但如果从大历史角度考察，孟子对历史的影响不容忽视。他的最大历史作用在于，正当战国时代儒学式微，被各国君主普遍轻视之时，他挺身而出加以捍卫，并大力弘扬。在这个过程中，他根据天下大势，对儒学做了新的整理，创造性地加以补充和发挥，成为儒家最合格的继承人。从《孟子》一书看，他的学说比起孔子还要深刻一些。比如，他难得地提出了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在两千多年前提出来，是十分可贵的，对后世影响很大。不过，由于孔子已经占据了不可动摇的第一位的位置，孟子作为传人只能屈尊排到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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