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则（原创）
这是 读嘉 的第 182篇文章
本篇8769字，大约阅读时间为21分钟
引子、陶渊明“桃花源”有历史原型吗？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所作的《桃花源记》可能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古代汉语文学作品之一，作者身逢东亚大陆多个族群政权对峙的乱世，在《桃花源记》中却借探索桃林的武陵渔人之口，描述了一个仿佛不受外界动荡影响、安宁平和的世外桃源：
（渔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渔人离开桃花源后，将此事报告给武陵太守。武陵太守和南阳士人刘子骥在得知此事之后，都意图寻访此地，却徒劳无功。自此以后，“桃花源”、“桃源”于是成为古代汉语传统里“与世隔绝的美好世界”的代名词；以桃花源为地名之处，遍及重庆、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重庆、台湾；那么，桃花源是否真实存在过？如果存在过的话，这个人间仙境又在何处呢？
陈寅恪先生在1936年的《清华大学学报》上发表了《<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提出了一系列颇为有趣的解读：
第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既是“寓意之文”，又是“纪实之文”，在寄托作者理想的幻想和夸张之外，存在一定现实成分。
第二，西晋末期，戎狄、盗贼并起，中原百姓纷纷流亡，而不能或不愿远离本土者，则往往聚集宗族乡党，在山林建造民间防卫性建筑——坞堡，并以此为根据聚险自守，躲避战乱掠夺。显然，坞堡需要在既有险阻、又有水源，并且可以耕种之处选址，这和“桃花源”的地理特征相符。如西晋末年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县）人庾衮就曾先后在禹山与“九州之绝险”大头山和他的宗族聚众互保，并在山谷耕作。他们“加强险要之地的守御、关闭进出的小道，修建坞堡、建造屏障，评定功绩、丈量土地、平均分配工作任务、互通有无”，使得坞堡内部“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并且拥有一定的自卫能力，多次吓阻了外敌的侵犯。①
陈寅恪认为，这种对外聚险而守，内部守望相助的坞堡及坞堡生活就是桃花源和桃源民众生活的原型。
第三，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也就是晋宋之交，未来的宋武帝刘裕曾在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北伐，占领长安灭后秦（姚秦）。在这个过程中，刘裕和他的军队曾经来到坞堡众多的洛水流域，并且派参军戴延之探索洛水的源头，然而戴延之此行“不得其源”，至坞堡“檀山坞”而返，而很巧的是，这洛水领域，恰恰有不少“桃原”或者“桃林”一类的地名。
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义熙中，刘公（刘裕）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源也。……《述征记》曰：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西征赋》曰：咸徵名于桃原者也。《晋太康地记》曰：桃林在阌乡南谷中。
陶渊明曾任刘裕的镇军参军，与随从刘裕北伐西征的将领属吏们如羊松龄、檀道济等人相互馈赠，过从甚密，有充分途径了解到刘裕北伐时的经历，因此，陈寅恪下判断说，“《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刘裕遣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坞而返事，与《桃花源记》中武陵太守遣人寻桃花源终不得达者，约略相似。”
陈寅恪的“洛水坞堡说”并非唯一较具说服力的桃花源原型假说。二十年后，另一位著名的中古史研究者唐长孺作《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认为武陵蛮族为了逃避帝国征役和赋税而逃入深山老林，是桃花源传说真正的来源，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影响力。然而无论陈寅恪、唐长孺二人的观点孰是孰非，在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豪强士族在乱世中聚众自守，在残酷的战乱中维持了相对的和平和安宁，仍然是确凿无疑的事实。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他们的成就，以及达成这些成就的原因。
一、乱世坞堡：“五胡乱华”时代的汉族小共同体
类似晚期的罗马帝国，西晋大量引入外族奴隶和雇佣兵，而内部统治阶层腐化堕落、德性败坏，因此在北方各游牧民族的打击下迅速崩溃，传统史书往往称之为“五胡乱华”（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参见《华夏帝国的第一次衰亡》）。这五胡中的领袖，不少就是过去汉人的奴隶、人质，被先前的魏晋统治者所奴役和鄙视，如汉赵开国君主刘渊本为南匈奴屠各族贵族（屠各族是一支北方游牧部族，后来从属于南匈奴），在曹魏咸熙年间被送去洛阳作政治人质（“任子”）；出身羯胡的后赵开国君主石勒在年轻时为北方汉人耕作，甚至曾和其他胡人一道，被并州刺史司马腾卖为奴隶，多次受到困辱，因此他们对北方汉人自然存在不少的敌意，在推翻西晋在华北和中原的统治后，实施了一系列的报复政策，导致北方汉人的大量南徙和死亡。
而在这个过程中，豪强士族建设的坞堡，起到了北方汉人抱团自卫的重要作用。一些史料说明了这种坞堡兴起的原因和繁盛的情况，如《晋书·苏峻传》记载：
苏峻字子高，长广掖县人（今山东莱州）。他的父亲苏模是安乐公国的国相（蜀汉皇帝刘禅降魏后被封为安乐公）。苏峻少年时是书生，有才学，十八岁时举孝廉。永嘉之乱，百姓流亡，到处屯聚，苏峻聚集起数千家，在本县筑造堡垒。当时豪杰到处屯聚，而苏峻的堡垒最强。他派遣遣长史徐玮宣檄其他各屯，示以王化，又收葬附近的尸首，远近诸屯感动于他的恩义，公推苏峻为领袖。他们在海边青山中以渔猎为生。②
苏峻后来成为东晋权臣。东汉御史大夫郗虑玄孙、后来的东晋重臣郗鉴是另一个较为有名的坞主。《晋中兴书》记载，“中原丧乱”，郗鉴的乡人于是公推郗鉴为盟主，和千余家避难于鲁国峄山，地势险要；《地理志》记载，永嘉年间，太尉郗鉴带领家乡民众逃到此地，“胡贼”攻击此地，不能得手。③
简而言之，这种坞堡兴起于永嘉之乱造成的百姓流亡，而在华北地区一度达到“到处都有屯聚存在”的繁盛程度。所谓的“坞”，《说文解字》中的本义是一种小型的城墙或者城市，在当时则是一种相对“城”而言体小人少、经济自给自足的防御性军事屏障，在史料中往往和“堡”、“垒”、“营”、“壁”通用，陈寅恪将之和西方的城堡（castle）相类比。西晋末年动乱，四川民众往往弃城逃亡，一度导致“城邑皆空”，但山间坞堡却颇为兴盛，这是因为大的城市不易守而小的坞堡容易守御④，从共同体的角度看，则说明更为牢固的小共同体更容易经受灾难的试炼。
仅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条记载的洛水所经之坞，就有檀山坞、金门坞、一合坞、云中坞、合水坞、零星坞、百谷坞、袁公坞、盘古坞、范坞、杨志坞等等。
坞堡小共同体的凝聚力从何而来？我们可以从坞堡的组织形式上看出。我们容易注意到的是，庾衮、郗鉴这些人聚集民众、修建坞堡的时候，最初往往是以宗族、同乡的途径吸引到第一批人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两晋南北朝遗留下来的坞堡名称：侯坞（以侯姓为名）、赵氏坞（以赵姓为名）、柏谷坞（以当地山谷为名）、铜壁（以当地河流铜川为名）、柴壁（以柴姓为名）、成贰壁（成贰是一个人的名字）、乞活堡（乞活军的坞堡，后详）、裴氏堡（以裴姓为名）、彭沛谷堡（人名）、吴深垒（人名）、苏康垒（人名）、徐嵩垒（人名）⑤……可以看到，除了部分坞名源于坞堡的地理位置（如柏谷坞和前面介绍的檀山坞）之外，有相当一部分的坞名直接来源于某个宗族姓氏或者族长的名字。
部分史料给予了更直接的证明。《资治通鉴》中记录了名为“裴氏堡”的坞堡，胡三省注解这个名词时说，永嘉之乱时，裴氏整个宗族在此据险筑堡以自守，后人根据他们遗留的坞堡在这里设置守卫，于是就以“裴氏”为坞堡名——这就是以宗族为单位建设坞堡的证据。
在某一宗族核心的基础上，各坞堡又通过推举的方式，选举出德行为众人所钦佩敬服的人物来充到坞主或者坞堡的领袖。但坞主的地位并不是生而有之的，他们往往需要承担赈济和保护坞民的责任。如郗鉴之所以被乡人公推为坞主，是因为他过去在乡间素有恩义，在处处都有饥荒的年代，由于郗鉴家境贫困，受过他的恩惠的人们集资资助他，但是郗鉴又把所得的分给了同族和家乡的穷苦人，许多人因此存活下来。郗鉴于是在当地享有了“仁德”的高度赞誉，得到了人们的归附。
于时所在饥荒，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相与资赡。（郗）鉴复分所得，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咸相谓曰：“今天子播越，中原无伯，当归依仁德，可以后亡。”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晋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三十七》）
郗鉴并非唯一的例子。苏峻被山东诸坞堡推为盟主，是因为他收葬各坞堡民众亲属的尸体；庾衮在战乱时被公推为坞主，是因为他素以孝义著称，抚恤本族的孤儿寡妇，在饥年争相恐后抢夺麦子的时候，总是让自己的儿子们最后收割，并且组织乡民入山采摘橡果充饥，因此在推举坞主时乡民都拥护他，称“今日之主，非君而谁！”《晋书》列传第三十三是晋末著名北方坞主的人物群像（如李矩、邵续、魏浚等人），而史书对他们的描述也都强调他们善于抚恤民众，表现的就是这些人对维持内部共同体互助关系的重视。
坞堡小共同体内部的团结互助是它们在乱世生存的不二法门。庾衮和他的宗族乡亲们在建设禹山坞堡时就订立了“戮力一心，同恤危难”的盟约，发誓遵守不渝，其具体条款大致有这么几条：不要欺凌你的邻居，不要砍伐他人种植的树木作物，不要谋划不够道德的事，不要做出不够义气的行为，这可以算是东亚历史上较早的乡约了，而其主要精神，正是促进共同体成员间的互信互助，尽可能地减少坞堡内部的纷争。⑥
把小共同体内部关系放在第一位，也就意味着共同体外部的事务是次要的。建筑坞堡本质上是为了自保，聚险而守、隔绝外界本身就是对共同体边界的一种划定方式。因此坞主和坞民们首先考虑的是保护本坞，而不是忠君、护国、爱与和平等种种非常高大上的问题。在战乱年代，许多坞堡不得不以劫掠为生。如坞主郭默对外率领坞民劫掠商船，对内却“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并且惩罚违反坞堡内部规则、私吞了公共财物的妻兄陆嘉，以示自己的公正无私，虽然其行为未必值得效仿，但也说明了共同体内外有别的道理。
很多人把南北朝局势简化为胡汉两个种族共同体之争，这是代入了现代民族主义情结的结果。所谓的“胡”，内部就有众多不同族群，相互间纷争不断，而作为“汉”或者“晋”的国族共同体，其实也不具备广泛普遍的互助互信关系，常常互相背叛、攻击和出卖，所以北方各坞堡以自守为主，虽然愿意接受东晋和南朝朝廷的册封，并为祖逖这样比较仁爱友好的汉人将领提供一些帮助，但也时常和胡人政权合作。刘宋早期的一些奏章表明，当时的北方汉人普遍首鼠两端，如果南朝军队到来，则“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如果南朝军队败退，则转而聚众劫掠败军；他们的乡土共同体要比国族共同体牢固得多，除非迫于战祸、遭到劫掠，不然一般是不愿南迁的⑦。比较明智的东晋将领祖逖认可了他们的中立立场，反而得到了坞民的爱戴和支持⑧。
南朝宋泰始年间，大臣刘勔上书云：臣窃寻元嘉以来，伧荒远人多干国议。负儋归国，皆劝讨虏……从来信纳，皆贻后悔。界上之人惟视强弱，王师至境，必壶浆候涂，裁见退军，便抄截蜂起。（《宋书·卷八十六》）
二、乞活军和北府军：坞堡民众的战斗力从哪里来？
虽然北方汉人的坞堡势力对东晋、南朝政权是相对独立的存在，不那么“忠君爱国”，也缺乏“民族归属感”，但是他们客观上却对东晋、南朝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因为它们并不是徒有一腔热血、高喊口号的愚忠之士，它们是真正能在乱世中生存下来的力量，是具有战斗力的。这些坞主、坞民们既然以自己的小共同体利益为优先，不愿意完全效忠南朝，自然也就不会牺牲小共同体的利益、完全效忠北朝。
坞主李矩多次伏击羯族政权后赵、匈奴政权汉赵的军队，斩获甚众；坞主郭默曾经因为缺乏粮食而投降汉赵皇帝刘曜，但很快又反戈一击；祖逖打交道的那些坞主们曾经和胡族政权交往甚密，并且送过人质，但他们又向祖逖密报胡人动向，帮助祖逖打了不少胜仗。
用周一良的话来说：这些豪强势力的最终目的其实是“保存本身军事势力”，并不是为了尽忠于晋室，但东晋初年也确实是靠这些坞堡“蔽障江淮，阻遏胡羯”，使得司马氏统治者能够从容喘息，奠定偏安的基础。
在北方坞堡团体中，有一支颇为特别的存在，即所谓的“乞活军”。许多人认为，我们熟悉的民间文学中的“丐帮”，就是以“乞活军”为原型的。
乞活军是一支特殊的流民军队，源于并州地区（大致是今天的山西）。西晋末年，并州发生多次严重饥荒，因此并州汉人有许多选择了抱团南下，在冀州邺城等粮食较为充足之处就食。所谓“乞活”（乞求生存），大概即以此得名。但“乞活军”并不等于乞丐部队，也不是李自成、张献忠式的暴乱游民，只是在饥荒和战乱条件下不得不率众迁徙。
所以他们的行动模式和其他豪强士族武装类似，早期以并州大姓田氏和旧将为首领，聚众修筑坞堡（即前文所引乞活堡）自守，且耕且战，保持鲜明的宗族和乡土性质。当时也有类似后世李自成、张献忠式的军队，其领袖是以奴隶身份自称将军的汲桑。史书记载汲桑残暴好杀，在各地释放囚犯充当战斗力。而并州大姓率领的乞活军正是这支军队的死敌，他们最终把汲桑击败，当时士族和民众为此欢呼雀跃，作歌赞颂。后来的乞活军首领陈午、陈川也都是当时有名的大坞主（“保壁大帅”、“蓬陂坞主”），甚至曾经邀请兖州高平郡望族士人郗鉴做他们的领袖。⑨
南朝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并州歌》：“雄儿田兰为报仇，中夜斩首谢并州。”释为“谓晋并州大姓田兰﹑薄盛斩汲桑之所作”。田兰与同族田甄等人皆是早期乞活军领袖。
后人以乞活军为原型，想象出了穷得讨饭然而仍然无比爱国的丐帮形象。但是，历史上的乞活军和其他豪强势力一样，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对于晋人政权和胡族政权都不完全顺服。永嘉二年（308年），西晋东海王司马越召集田甄部队，田甄不听调遣，遭晋人讨伐。永嘉五年（311年）七月，石勒攻击陈午乞活军。陈午手下司马、并州上党人李头劝告石勒退兵，先是说了一番“您天生神武，当平定四海，四海民众都仰望您”的场面话，又表示乞活军并没有争夺天下的野心：“这世上自有和您争夺天下的势力，您不去早点解决他们，却回过来攻击我们流民。我们都是并州的乡党，日后总会奉你为主，何必苦苦相逼呢？”⑩——石勒先前就是并州上党郡的胡人，所以乞活军称他为“乡党”，这体现了乞活军的乡土传统。然而，不过两年之后（建兴元年，313年），陈午和乞活军又再据城反叛石勒。
在乞活军的后裔中，还产生了一个在当代汉语网络中非常有名的人物，这就是冉闵（约320年- 352年）。他摧毁了羯人的后赵政权，建立冉魏政权，并在境内颁布了著名的“杀胡令”，即赵人斩一胡人首级送到凤阳门，文官进位三等，武官拜牙门将。按照《晋书》的记载，当时一日之间，胡人被斩首数万，死者最终达到二十余万，长着高鼻子、多胡须，长相类似胡人的人往往也被滥杀⑪。
冉闵因此被部分当代网民认作是为五胡乱华复仇的汉族民族英雄。但这很可能是一种误读。冉闵本身和胡人渊源甚深，其父冉良是石勒之侄、后赵的第三位皇帝石虎的养子，冉闵本人被石虎当做孙子那样抚养。这其实说明乞活军和胡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这么糟糕，否则石勒、石虎再蠢，又何必养虎为患？
冉闵之所以杀胡，是因为他在后赵掌权后遭到了羯胡贵族的大举反击，于是认为胡人不能为他所用。残酷的杀胡令更多体现的是冉闵本人极为冲动、暴烈的性格，而不是胡汉种族仇恨。事后汉民就对这种做法感到后悔了。在发布杀胡令的同年十一月，冉闵就把自己的儿子封为大单于，以一千名投降的胡人为其部下，实际上是意图和胡族和解。此时冉魏光禄大夫韦謏没有跟上皇上的节奏，又按照杀胡令时代的逻辑请求诛杀驱逐投降的胡人，结果一族都被冉闵杀死。
Typically，武悼天王冉闵很快又对自己冲动的决定后悔了，于是追赠被他杀掉的韦謏为大司徒：（冉）闵悔之，诛法饶父子，支解之，赠韦謏大司徒（《晋书》）。
冉闵的粗暴统治最终被复仇的胡族颠覆了。他并不是一个仁爱的皇帝，甚至也不能说是一个明智的皇帝。但冉闵和他的父亲确实以善战著称，不输于胡人，继承了并州乞活军的传统。乞活军时而率众流徙，时而建筑坞堡自卫的战斗模式，是乱世的一种自保策略。坞主在外部战争压力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尽力保全坞堡，而在压力较大，无法防御下去的时候，就转而成为带领坞民迁徙的领袖，即所谓的“行主”，他们如果南下，往往成为东晋武力的重要来源。如坞主苏峻在遭到晋朝方面的青州刺史曹嶷的武力威胁之后，率领部下数百户人家泛海南渡，来到建康朝廷，即被封为鹰扬将军，后来更招抚流民，“锐卒万人，器械甚精”，一度被东晋付以长江以北的军事重任。
另一支由北方流人组成的军队更为著名：东晋北府兵。人们一般认为北府兵是由谢玄创立，但如果我们推源追始，就会发现谢玄只是给这支军队取了“北府兵”的名字，这支军队的底子却是峄山坞坞主郗鉴一族打下的：郗鉴在峄山坞三年间已经纠集了三万余人，后来在石勒的侵逼下不得不率领坞民辗转南下，先为东晋朝廷镇守合肥，平定王敦之乱，后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建城，继续招纳北方来的流民，此时京口就有了出产精兵的名声⑪，这里的精兵，一部分是郗鉴带来的峄山坞武装，一部分则是他招抚和迁徙来的流民部队。因此，郗氏一族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牢牢把持着京口的兵权，为当时的东晋掌权者所忌惮。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中归纳的京口掌权者列表，“郗氏以外的人都难于在京口扎根，而郗氏家族人物不管名义如何，总是在京口拥有实权”。
东晋人又称京口为北府，谢玄继承郗氏一族的军事遗产，他在京口组建的部队被称为“北府兵”，在东晋-刘宋历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田余庆先生对这种地位和作用有过非常简明的概括：
郗氏京口势力虽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建康政局中继续起着关键作用。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关系淝水之战胜败的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东方农民起义军；刘裕据京口，继续镇压农民起义军，又平定桓玄之乱，最后竟以京口方镇转移晋祚。刘裕深知京口对建康的重要性，他得势以后，对京口采取了严密的控制措施，而且以子弟居其任，不授异姓。⑫
世家名士谢玄凭借北方流民组成的北府兵，打赢了以少胜多的淝水之战；次等士族刘裕凭借北方流民组成的北府兵，完成了东亚大陆历史上少见的较为成功的北伐——这是不是意味着北方流民天生就善于战斗呢？如果参考南宋和南明使用的北方流民军队糟糕的战绩（参考《南明篇》），我们的回答恐怕并不乐观。
比较可信的解释应该是：相比宋明时代南下的散沙游民，东晋的北方流民是以坞堡或者宗族形式“成建制”地南下的，他们内部具备更强的互信、更为团结，并且在长期的地方自卫中锻炼出了一定的军事素养，因此他们相比南宋和南明使用的北方流民军队更具战斗力，也更不容易溃散和投降。
刘裕灭南燕示意图
北府兵在很多方面具备坞堡共同体的特色：比起忠于皇帝和朝廷，他们更忠于自己的军事领袖（坞主/主帅），具备很强的私兵特性；他们有非常明显的地域和宗族团体特征，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在京口举兵讨伐东晋权臣桓玄时，其主要的二十七个同谋者就可以严格地按照地域/宗族归并为几个小团体：兖州任城魏氏（魏咏之、魏欣之、魏顺之，兄弟关系），兖州高平檀氏（檀凭之、檀韶、檀祗、檀道济，皆为一族人），徐州彭城刘氏（刘毅、刘道怜、刘藩，皆刘裕族人）；青州平昌孟氏（孟昶、孟怀玉，族兄弟）。
历史学家周一良在评价北方乞活军时，称他们虽然历经流离转徙，却始终保持其作为并州地方军事团体的纯粹性，其部众团结组织之坚固完整，与一般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大为不同，这是让乞活军和一般的流民部队相异，具备强大生命力的地方。与此类似，我们也可以说，北府兵的战斗力和生命力，也源于其团结组织之坚固完整，源于其地方性和宗族性。而乞活军和北府兵的团结组织，是在坞堡时代奠定的。
三、豪族共同体：中古东亚社会的根基
我们今天介绍了晋末宋初的几个著名历史概念：《桃花源记》、“坞堡”、“北府兵”、“乞活军”。这几个名词分别意指文人笔下安定美好的理想世界、北方乱世自卫的防御性建筑、汉人团结强大的武装武装，它们看似风牛马不相及，其背后却有一条线索隐隐贯穿着：这就是中古世界豪强士族们建设起来的共同体，是他们创造了“世外桃源”的原型（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是他们建造了坚固的坞堡，是他们组织和建立了北府兵和乞活军的基础力量。
这种共同体是中古华夏的中坚力量，在永嘉之乱以来的长期战祸中保护了西晋民众和他们的传统。在这里，士族豪强和普通平民在儒家道德伦理和互助互信的人际纽带中结合了起来，并非“阶级斗争史观”所描述那样水火不容。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理论曾经有非常到位的概括：
众所周知，在六朝正史的列传中有一大半是贵族各家的传记。其中所描述的贵族日常生活中，有一种共同的类型：即贵族阶级中有一种实力家，他们对宗族、乡党实施赈济，面对寇难则成为自卫的中心；他们或调停内部纠纷，或指导农业生产，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从而在接受这种指导的宗族、乡党中建立起了崇高的声望。这种地方社会活动的实际形态，被作为一种类型记载了下来。这里，虽说存在着身份的上下阶层关系，在天灾、战乱日益经常化的苦难时代，民众确实是在贵族的指导下，图团结，求生存的……
这是一种既存在着贵族与民众相隔离的阶级关系，又建立了共存体制的共同体社会……六朝政治权力的基础说到底是编户，是包括贵族、民众在内的大小土地所有者。这些大大小小的土地所有者，以有实力的贵族之家为中心团结起来，就形成了六朝的共同体。即便如此，那些大土地的经营对这种共同体社会仍有着很大作用。贵族实施赈恤，是对大土地经营所蓄积粮食的发放；地域自卫时，大土地经营之劳动者的奴客，是作为主家的直属武装而起作用的。如此，贵族的私产为了社会服务而被提供，被公共化，为共同体社会的维持作出了贡献。对于这种行为，当时常使用的“轻财重义”一词，是赞美其将私转化为公的评语。⑬
谷川道雄（たにがわ みちお、1925年- 2013年），日本东洋史研究者
而两晋民众之所以能够围绕豪强士族组织起来，是因为东汉遗留的世家大族聚族而居的传统还没有被破坏，他们的宗族并不是现在这样的原子化的小家庭，而是可以达到数百人甚至千余人的大家族，也只有这种规模的庞大家族，才有可能普遍地成为数千户人家守望相助的坞堡的核心。东汉很大程度就是豪强地主在王莽之乱的废墟上建立的政权，因此最早的坞堡出现在王莽末年，而较为完备的坞堡组织出现在汉末，这并不是巧合。我们熟悉的三国名将，如李典、许褚，都是当时有名的豪强和坞主，他们以宗族为核心，可以聚集起上千户家庭；曹操北征乌丸的成功，则借助了徐无山坞主田畴的帮助。
田畴在东汉末年为报君主刘虞之仇，与宗族乡党隐居徐无山，在山中深险平旷之地耕作自守，聚众数千家，外敌不敢侵犯，这和桃源故事颇有类似之处。而《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正是田畴的“迷弟”，曾为后者写诗赞颂：“闻有田子泰，节义为士雄。斯人久已死，乡里习其风。”可知当时士族聚众自治传统之深厚，陈寅恪先生了解和尊敬这种传统，因此能在近两千年之后，成为桃花源原型的探索者。
我们的史书会记录《桃花源记》的美好，曹操北征乌丸、刘裕和“北府兵”的战绩，但对于田畴、郗鉴和他们的基层共同体的力量，却未必会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如果我们细加探究，则会发现无论是美妙的文学理想还是“辉煌”的帝王功业，都建立在民间社会的坚实基础之上。
注 释
① 《晋书》卷八十八，列传第五十八，庾衮传：张泓等肆掠于阳翟，衮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于是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蕃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及贼至，衮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满而勿发。贼挑战，晏然不动，且辞焉。贼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及石勒攻林虑，父老谋曰：“此有大头山，九州之绝险也。上有古人遗迹，可共保之。”惠帝迁于长安，州郡交命，察孝廉，举秀才、清白异行，皆不降志，世遂号之为异行。元康末，颍川太守召为功曹，衮乃相与登于大头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木实，饵石蕊，同保安之，有终焉之志。
② 《晋书》卷一百，列传第七十，苏峻传：苏峻，字子高，长广掖人也。父模，安乐相。峻少为书生，有才学，仕郡主簿。年十八，举孝廉。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玮宣檄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 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遂射猎于海边青山中。
③ 《艺文类聚》卷九二引《晋中兴书》：中原丧乱，乡人遂共推郗鉴为主，与千余家避难于鲁国峄山，山有重险。《太平御览》卷四二引地理志云：嶧山在鄒县北……永嘉中，太尉郗鉴将乡曲逃此山，胡贼攻守，不能得。
④ 见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八篇。
⑤ 这些坞堡名引自程应镠. 四世纪初至五世纪末中国北方坞壁略论[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9(1):118-129.
⑥ 《晋书》卷八十八，列传第五十八，庾衮传：是时百姓安宁，未知战守之事，衮曰：“孔子云：‘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乃集诸如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衮默然有间，乃言曰：“古人急病让夷，不敢逃难，然人之立主，贵从其命也。”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
⑦ 如元嘉十九年（魏太武太平真君三年）何承天上安边论曰：今遗黎习乱，志在偷安。非皆耻为左衽，远慕冠冕。徒以残害剥辱，视息无寄，故襁负归国，先后相寻。……今青兖旧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万家，此寇之资也。今悉河内徙，青州民移东莱平昌北海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今新被抄掠，余惧未息，若晓示安危，居以乐土，宜其歌抃就路，视迁如归。
⑧ 《晋书》卷六十二，列传第三十二，祖逖传：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听两属，时遣游军伪抄之，明其未附。诸坞主感戴，胡中有异谋，辄密以闻。前后克获，亦由此也。
⑨ 《晋书》五九《东海王越传》：〔永嘉二年（308）〕移屯濮阳，又迁于荥阳。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监军刘望讨甄。初东赢公腾之镇邺也，携并州将田甄、甄弟兰、任祉、祁济、李浑〔当作恽〕薄盛等，部众万余人至邺。遣就谷冀州，号为乞活；《晋书》六七《郗鉴传》称洛都陷后“寇难锋起，鉴遂陷于陈午贼中”。又云：“午以鉴有名于世，将逼为主，鉴逃而获免。午寻溃散，鉴得归乡里”。
⑩ 《晋书》卷一百四，载记第四，石勒载记：勒时与陈午相攻于蓬关……勒引师攻陈午于肥泽，午司马上党李头说勒曰：'公天生神武，当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属明公，望济于涂炭。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返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勒心然之，诘朝引退。
⑪ 刘义庆《世说新语·捷悟》：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恶其居兵权。刘孝标注引《南徐州记》：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日：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
⑫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之“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四。
⑬ 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文版自序。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