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散，即是把中药材制为粗末，加水煮服。目前，把它的源源本本漫谈一下，还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煮散的事实，来源较早，如《伤寒杂病论》里的麻杏苡甘汤，即是煮散。不过，在古代的剂型里来说，是属于个别的。
“煮散”二字，成为一个专用词，似在唐代，据统计，在《外台秘要》里，正式标明煮散的，约有二十余方，至于实际是应用煮散方法，仍然称为“汤”的，并未列在其内。
在宋代，由国家正式颁行的标准配方手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煮散的方子就显著的多起来了，据统计，该书共载788个处方，其中煮散的方子，就占237个（包括不同类型的煮散），可见，在当时“煮散”已成为剂型的主流之一。
北宋时，沈存中（注一）在他所著的《梦溪笔谈》里，谈到了“煮散”列为“药议”的第五则，并且在他所著的《良方》里，也收录了这一条，原文说：“汤、丸、散各有所宜，古方用汤最多，用丸、散者殊少”，下面又谈了一段汤、丸、散使用的区别，反衬出“煮散”与吞散的使用方法有所不同。接着又说：“近世用汤者少，应汤者全用煮散”，“煮散，多者，一啜，不过三五钱极矣”。
沈氏所说，是反映了当时实际情况的，是符合事实的。
为什么要推行煮散，提倡煮散，是有它的历史意义和当时的现实意义的。主要一点，是在节约用药，同时，并不减低药效。换句话说，也就是充分的利用药材，不使其有不必要的浪费。
其次，像惠民和剂局这样的机构，是以出售标准的成药为主，而且有时还到战区和灾区去散发药品（注二），所以在丸、散、膏等剂型以外，再加上固定配成的粗末，来做煮散，用以代替汤液。煮散在这一方面的优点是：
容积小（比起药材来容积要小得多），易携带（不像丸、膏等不能受压），易保存（不像蜜丸和膏滋容易发霉变质），制药的操作过程少（粗碾一下即行），煎煮起来又快又方便（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甚至开水泡泡闷闷也行），节约药材（约为一剂汤药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量）。
基于以上的一些特点，所以在《和剂局方》里，煮散方的比重，就显著的增加，而且几乎成为主流，难怪沈存中说成是“近世用汤者少，应汤者全用煮散”了。
在当时，节约用药，为什么要抓得那么紧，这可在与沈氏大致同时的庞安时所著《伤寒总病论》里反映出来。
在《伤寒总病论》卷六里，有一则“辨论”，又有一封“辨伤寒论书”，都谈到了“煮散”。而且在附件“修治药法”的后面，有庞氏门人布衣魏炳的一段话，主要也是谈“煮散”，庞氏对汤药改煮散的原因，说得比较清楚，在辨论里说：“唐自安史之乱，藩镇跋扈，至于五代，天下兵戈，道路艰难，四方草石，鲜有交通，故医家省约，以汤为煮散”。在书信里，叙述原因，大致如前，不过后面的两句说得更明确些：“故医家少用汤液，多行煮散”。庞氏但言唐代，避说宋代，实则，在北宋，我国北方境内更迭割据，北方和西北的交通运输常受阻碍，有些药材甚至要物物交换，所以，货源就不充，必得要设法节约。
煮散既能节约用药，解决部分的实际困难，在宋、金、元时代医药学家的研究和提倡之下，一时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几乎成为主要剂型。
试看，在《和剂局方》里，有些重要方剂，都采用了煮散的方法，如人参败毒散、凉膈散、八正散、导赤散等，以上是把药材制成粗末，水煎去渣服的，一般一次药量在二至三钱。
还有碾为细末，煎后连渣服用的，如藿香正气散、平胃散等，毎次量也是二钱。
还有些方剂，尽管是用“汤”“饮”为名，其实际操作方法，仍属煮散，如升麻葛根汤、六和汤、苏子降气汤、二陈汤、四七汤、甘露饮、清凉饮子等，一次用量二钱，量多的，也不过四钱。
到了明、清两代，煮散的剂型，又逐渐地减少了。如果用庞安时的论点，反过来衡量一下，或许是国内的情况有了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药源较充，所以饮片就占了上风。饮片的外形美观，不易抓错，是其优点，那么煮散就不再被医家大力提倡。
不过，在切制过程中须经浸泡，药中含量已受损失，所以，在《兰台轨范》、《温病条辨》等书中，仍有不少方剂是采用煮散方法的，如《温病条辨》的第一张名方——银翘散，即是煮散。
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后，我的故乡扬州，药肆里大多备有银翘散、加减普济消毒散（注三）、肃鼻散（注四）等，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常用药，对于上感、咽炎、扁桃体炎、耳下腺炎、鼻炎、鼻窦炎等病的防治，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病轻的往往自购服用，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个人注意，用普通一剂汤药（每剂大致不过二两多）的三分之一重，碾为粗末，作煮散，去渣后，其稠黏度，要比一整剂汤药浓得多。
我曾注意观察过，用煤火煎汤，火急易沸，煎出来往往是清汤，再看看其中的药材，薏苡仁、芡实的中心，还是干的，莲肉还未变软，草决明和黑豆，仅仅外皮泡湿，绝大部分还未开裂（整的草决明浸泡到一定的时候，有像明胶一样的东西吐出来包在外围），
有的茯苓，加工切成方块，如骰子般，煎后外皮仅有一分左右的浸湿，中心仍是干的。又曾有人尝尝煎后的黄芪和大枣，仍然是甜的。
煮散，由于药物单位面积小，煎煮时与水的接触面积增大，所以药物的有效成分比较容易溶出，虽然用药量较少，但可以提高药物的利用率，取得与饮片汤剂相同的效果。
有些有关研究单位和临床单位，做了许多实际研究的工作，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如：
1.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选了不同的处方，对饮片的汤剂和粗末煎药两种方法，作了部分有效含量的测定，进行比较。经他们测定对比的处方有两个。
一个是大黄黄连泻心汤，主要测定复方中大黄所煎出的蒽醌含量；二是四逆汤，测定复方中附子所含乌头碱的含量、他们把饮片汤剂用原方剂量、粗末的处方与汤剂完全相同，可是按照原方减去三分之二的分量。
浸泡时间，煎煮时间，加温，容器，完全相同（注五）。得出的结果，是“粗末减少了用药量，而煎出汤来的质量并没有显著的降低，应用粗末汤剂（煮散）除了减少浪费和节约药材外，与普通汤剂的差别是不大的”。
2.同上单位，又深入仔细地做了实验研究，采取泻心汤、四逆汤、四物汤、芩芍汤、归脾汤等几个方子，做了科学研究（注六），得出的结论是所含成分的煎出量，都有提高，
“显示粗末1/3用量提高倍数高于全量，可能由于用量减少，相对来说剂量增大之故，但无论用粗末全量或1/3量，都说明可以节约药材。初步看来，用量宜取饮片处方量的1/3一1/2”。
3.也有的研究单位，做了粗末煎服和细末冲服的研究，认为可以提高药效与使用率（注七）。
4.也有的地方，把单味甘草的饮片和粗末，作了水煎液的比较测定，结果，表明粗末煎出液的物理常数和甘草酸，煎出量均大于饮片（注八）
5.也有的地方做了“药料体积大小的煎出率效果比较”可资参考（注九）。
有关的材料还很多，仅举以上五个例子，已足够说明问题。说明沈存中所笔谈的，庞安时与《和剂局方》所实际使用的煮散法，大致是不减药效的，而且是能节约一些药材的。
我们今天的社会制度、生产条件、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健康水平，都已和他们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
过去，广大的群众生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药材不但用于治疗疾病，而且也用于预防疾病，所以，需要量不知比从前要大出多少倍，况且，有些药，原来自然产量就不多，因而，节约使用和合理使用仍有必要。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厉行节约”，又教导我们“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绝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煮散，是可以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节约部分药材的，值得温习，值得研究。
1965年，曾参与医疗队，到北京郊区某县某公社，有关这一方面，做过一点工作。恰巧我们蹲点的，是一个公社卫生院，院里有简单的中药房，药源虽不充，品种还可以，并有一套传统的制药工具。
初去的时候，依照辨证论治的办法开方。但用量仅用三分之一，亲手抓药，把药分成几组：一组是要碾的，又亲手碾成适当大小的粗末；一组是不易碾末的，如天冬、熟地之类，就用刀切；一组是刀切也不行的，如竹茹、丝瓜络、大腹皮之类，就用剪刀剪；还有一组是碾了即成细粉，反不适用，如花蕊石、紫石英、牡蛎之类，就改用铜杵器打碎（以上是举些例子，并非同见于一方）。
分组处理完毕，再把它归并到一道，分为数份，嘱病家每次用一份，每份煮二次，滤过服。价格廉，效果不差，颇受病家欢迎。
后来经过普査，结合当时当地的发病情况和生活习惯，从特殊里得到一般，摸到一些共性，为了免得临时慌张，忙中易错，就和同队的人以及当地的医家，一道研究，
根据古方，根据大家的经验，再根据当时的需要，确定了几个方子，也就是所谓协定处方，配好装好，必要时，再根据辨证论治，加上一二味，选择病势发展比较规律的，病情比较稳定而不复杂的患者使用。
这样，取药又快，用起来又方便，效果并不差。由于剂型虽改，内容虽已相应的减少，可是理论基础未变，效果不受影响，站得住脚，同时又把道理讲得清，在不长的时间里，在当地也就转移了“以大方、贵药为好”的风气。病人越来越感兴趣，有的竟专门来索取大夫亲手做的粗散。
当然，一件事的推行，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虽然这是部分的改革，也还听到邻近的非本公社的个别号称知医的人传出一些流言蜚语。（注十）
当时，我们的做法是灵活机动的，并不是用了煮散，就摒弃了一切，也不是用了协定处方，又弃一切，原则是什么合适用什么。如果需要单独处方用饮片的或单独处方用粗散的还是照办，这样一来，就有三种形式：
一是饮片的特制汤剂，二是定制的粉末煮散，三是协定处方的煮散，主要根据病情，决非削足适履。煮散也好，协定处方也好，仍然是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加以使用，并没有脱离了理法方药的轨道，仍属传统的用法，不要对立起来看。
提倡煮散，不等于完全代替饮片煎成的汤药，它们各有优点，要因地制宜，因病制宜，因人制宜。《伤寒总病论》里不是也明确提出过，某些处方不宜煮散吗。沈存中不是也曾说过“用之全在良工，难可以定论拘也”吗。
有的地方，推行煮散，把一味一味的药预制成粗散，临时称用，这也是一种便利的办法，不过，必将要署名标签，万勿搞错，如果含糊不清，那就误事了，所以，必须认真核对，要加以重视，把“核实”看成是煮散工作中重要的一环，特在这里详说一下。
煮散还有一个优点即是具有消毒作用，因为丸剂和吞散大都是未经加温，往往混有虫卵等等在内。
现在，再引两段（注五）论文里的话，以作结束。
“煮散用药量较汤剂为少，而应用方法和剂型性质与汤剂一样，所以在临证应用上可以取得与汤剂基本一致的效果，仍可充分发挥汤剂处方、辨证论治、随症加减的特色”。
“应用粗末煎药，符合中医理论和传统用药习惯，同时有一定的科学根据。”
本文承刘寿山同志加以校阅，附此志谢。
（注一）沈存中（1031～1095年），名括，是北宋时期，从政而又懂得医学知名人士。著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其最末一卷为《药议》，又在《补笔》里，加记了有关的几则。又著有《良方》及《灵苑方》，后者已失传，前者尚有混合本行世。
（注二）详见《宋会要辑稿》，有关资料甚多，时间包括熙宁、元丰、绍圣、崇宁、宣和、绍兴、隆兴、乾道、淳熙等，事件包括散放夏药、瘴药，以及水灾、兵灾、贫病等。条文不备引。
（注三）即《温病条辨》治温毒之加减普济消毒散，其中不用柴胡等药，而加入金银花。
（注四）即根据虞抟《医学正传》以丝瓜藤根，焙碾为末，治鼻病甚效。
（注五）原文见《中医杂志》1961年第4期，题为“中药汤剂粉末煎药的初步介绍“，其中的详细做法不备引。
（注六）原文见《中医杂志》1962年第5期，题为“中药汤剂粗末煎药的实验研究”，著者蒙光容、陈玫、林育华，内容不详引。
（注七）原文见《广东中医》1960年11号，题为“继承祖国医学剂型经验，实验粗末煎服和细末冲服方法提高药效使用率的经验介绍”。单位：广东省中医药研究所。
（注八）原文见《江西医药》1965年5卷2期，题为“甘草饮片与粗末煎出有效成分比较”，著者刘中煜。
（注九）原文见《哈尔滨中医》1964年7卷5期。著者史久良、沈映欢、佟婉君。
（注十）如说饮片好，粗散靠不住，说不花三五块钱就不能治好病，说不会用人参、鹿茸、羚羊、犀角的医家不算高明，说不开二三十味药就不成良方。总的说来，都是在宣传大方，宣传贵重药。还听过一句话，叫做“药灌满肠”，一定要把药熬成几大碗，喝得病人一时腹胀如鼓，也算地道，等等。
本文摘自“陕西新医药”，作者耿鉴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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