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的豪爽、北京人的健谈、上海人的精明、四川人的勤劳、陕西人的憨厚、广东人的开放，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遵义域内各地也是特征明显：如，仁怀人善于经商，赤水人精于饮食，桐梓人长于从政，余庆人淳朴厚道，正安人文采风流…… 地域、环境、历史等诸多因素造就了各地独特的饮食、语言、山水风物、民俗文化，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也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性格特征。无论走到哪里去向何方，这些都是一生抹不去的痕迹,都是一生挥之不去的乡愁。
语堂说，“吃是一种文化，它反映的是一个地域性格”。“吃在遵义，玩在贵阳”，贵州民间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可见黔北餐饮文化在贵州的地位。遵义人最爱吃的蛋包洋芋
遵义南临贵阳，西接四川，北靠重庆，是大西南通江达海的黄金通道。从历史上看，在清朝之前数百年间，遵义称播州，属巴蜀之地，到清雍正五年(1726年)才改隶贵州，置遵义府，是贵州省重要的粮食产地和财政来源之一。因历史与地理上的“亲缘”关系，遵义吸取川渝地区的精华，加上后来历史因素的影响，文化习俗、饮食风格皆具有自己的地域特色。 黔北菜：糟辣鱼
黔菜大师古德明也评价到：“黔北菜最大的特点就是融合。”而这最大的融合发生在抗战时期，那时，作为抗战大后方，大量达官贵人、商贾以及浙江大学移居迁入至遵义。一时间，小上海、大江苏、老四川、广东味等各地的名店名厨汇集，促使餐饮食品交汇，烹饪技艺交流，促进了黔北餐饮的不断升华。
豆花面别具风味的黔北菜，兼容川湘、南北风味，经年累月，逐渐形成了咸鲜、香辣、微麻等独特的黔北风格，深受大众欢迎。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黔北饮食的融合还体现在少数民族菜品的影响上。其中，作为贵州土地上的土著居民——仡佬族的饮食是不得不提的。地处遵义市境东北部的务川、道真两县，相依相傍坐落在大娄山腹地，是全国唯一的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也是仡佬族的发源地，宴席“三幺台”是这里仡佬待客的饮食代表。“幺台”是地域土语，为“结束”或“完成”的意思。“三幺台”，意思是一次宴席，要经过茶席、酒席、饭席才结束。只要有客人到访，仡佬人家就要打开堂屋大门迎接。宾主到齐后，背靠香龛，面对大门为上席，左为客人席，右为主人席，下为晚辈席，座次与辈分有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依次入座。辈分相同，以年长者坐上位。制作油茶
让刘婧记忆深刻的是茶席里的油茶，多为土茶，如苦丁茶、老鹰茶，以腊猪油煎炒制，加水煮沸, 再配以佐料成为油茶汤。轻轻呷一口，油茶汤咸香适中，腊味飘香，一路饱受颠簸之苦的客人们，在吃下这碗盛满热情的油茶后，稳住了情绪也增长了力气。仡佬人家的热情用心，为“三幺台”注入了浓浓的人情味。刘婧说：“品尝完仡佬族的‘三幺台’，胃已被填得满满，心更是暖意浓浓！家乡的饮食，有了情感这味食物最好的佐料，才让人回味无穷，走到哪里都让人惦记！”和刘婧记忆里的味道一样，乡音也是容易触动异乡人的敏感“神经”，古诗亦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赤水丙安老人
因为工作原因，李燕离开家乡赤水，来到遵义工作，六七年的时间过去，她说话时的赤水口音被遵义口音同化了不少，但每天和远在赤水的女儿视频聊天时，她又自动转成了赤水话：“ci(一声，表‘吃’)饭没得？”是她和女儿的开场白。
赤水美食
李燕说：“赤水和务川等地的方言，在遵义地区的方言中，属于口音较重的，平时说的时候常常被其他地方的朋友调侃、模仿，自己会刻意的改变一下。但和女儿和妈妈交流的时候，就一定要说赤水话，只有这样，才能暂时忽略掉我们之间的距离，好像我就在她们身边！”
赤水话之所以常常被人模仿和调侃，是由于赤水方言独特的发音方式，抑扬顿挫的语调和用语习惯。
清代大规模的“湖广填川”移民运动，使大量生活在两湖地区、岭南地区、闽南地区的人们离开原籍地来到四川，进入赤水河流域。各省移民蜂拥而至，成为这里主要居民，使这里的方言和西南官话挂着钩，却和客家话牵牵连连，其吐字又和广西桂柳地区差不多，形成了贵州方言中最“四不像”的方言。尽管在外地人听来，这种具有很强辨识能力的语言有些“土”，但事实上赤水方言至今还保存着一些古语习惯，仍为一些年过花甲的老人使用，既接地气又有内涵，如“相因”古语为便宜，赤水人至今仍使用着“今天买的菜很相因”、“那里卖的东西很相因”等语。赤水方言是赤水地区文化和历史传承较好的部分，也是让后来的赤水人能够记得住乡音，留得住乡愁的关键所在。因为“有扼三省（市）之咽喉之势”，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在古代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遵义成为了川湘黔商贸物流中心，历史上是远近闻名的旱码头。清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省巡抚黄廷桂将川盐入黔的水道分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凡入黔之盐，均由自流井和五通桥盐场运往长江各口岸的入口处，再沿这些河道运往贵州各地。四岸之中，只有永岸的运输路线未经过现在遵义所辖的地域。仁岸从四川省合江县城入口，经赤水河直抵茅台，再循陆路运至鸭溪、金沙、贵阳、安顺等地。綦岸自四川省江津县所属之江口起运，溯綦江上运至贵州省桐梓县属的松坎起岸，再陆运到遵义、正安等地。涪岸起自四川省之涪陵县城，循乌江上运至贵州省的沿河、思南等县，再陆运至其邻近地区。习水土城
盐运水陆交通干线形成后，经营盐业的商号便纷纷成立。这些盐号又在各岸的集镇、码头设立总店、公号、趸售站、转运站等组织，负责食盐的运销业务。如綦岸在遵义设总店，桐梓、松坎、板桥等地设分店、趸售站、转运站。这些店、站，再将盐趸售给小商小贩，供给城镇农村人民，形成一个以运销食盐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同时，又沿着这一网络的运输路线，将黔北盛产的矿产和土特产品，诸如煤、铁、粮食、蚕丝、茶叶、药材、竹木等，运入长江，输至全国各地，引来了大批的外地客商，繁荣了黔北经济。国酒茅台制作流水线
而这其中，酒业的兴起，成为黔北商业崛起中最闪亮的一颗星，至今香飘世界……也许时任贵州总督的张广泗自己也没有想到，300年前，原本只是为减少川盐入黔的陆运里程和经济成本而递上的一本开凿赤水河道的奏折，却在茅台河谷造就了另一段商业传奇，成就了茅台“第一酒镇”的美名。“蜀盐去贵州，秦商聚茅台”，由于水陆畅通，舟楫往来，运盐马帮和舟楫络绎不绝，茅台镇成为了黔北重要交通口岸。在茅台歇脚的盐商无丝竹管弦之乐，又无斗鸡走马之趣，勤劳聪明的茅台人发现了商机，将自家酿造的白酒卖给这些客商。随着盐运的不断发展，客商们对酒的需求与日俱增，兴起了许多“烧房”。茅台酒也随盐一道被马帮贩运往外地，并逐渐名声大振，渐渐声望胜过了盐业。据《遵义府志》记载：“茅台酒，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清光绪年间，“茅春、茅台烧春、回沙茅台”已远销诸省，其独特工艺也大体定型。“家唯储酒卖，船只载盐多”成为那一时期茅台繁忙景象的历史写照。除茅台酒外，黔北地区出产的董酒、习酒、鸭溪窖酒、湄潭窖酒等名优白酒，其最初创制的目的，也是为了供盐商和盐运工人饮用的。 “川盐入黔”打破了黔北闭塞状况，加快了该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带动了沿岸交通运输业、酿酒业、采矿业等的发展，推动了黔北城镇化进程，形成了闻名于世的“黔北四大名镇” ——一打鼓、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除打鼓在今金沙县内外，其余三个都在遵义境内，可见当时遵义地区的商贸繁荣。
如今，当年繁荣兴盛的盐运码头早已成为茅台过去的记忆，但酒却成为了世代茅台人流淌的血液，成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田地种植的高粱和玉米是为了酿酒，酒窖里藏着酒，饭桌上离不了酒。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的茅台人一直思考着怎样在茫茫商海杀出一条卖酒之道来？他们承袭了千百年来形成的酿酒传统和经商意识，经过世代的经营、总结、积累，将茅台酒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生产工艺包装成为自己手中的营销王牌，将小镇特产茅台酒推向了世界，将茅台镇打造成为了中国酱香白酒的主产区，占据贵州白酒产业半壁江山。说起贵州，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是一个偏远落后的地方，古时候更是曾被人贬称“鬼州”。“远离中原，偏于一隅，莽莽高原，万山雄峙，千流奔泻，飞鸟不通，瘴气弥漫，蛮荒贫瘠”，这些词用来形容贵州都不为过，因此历史上贵州也长期被视为贬黜放逐之所。在世人的想象中，这穷乡僻壤，非人所居之域，怎么可能有灿烂的文化成果？其实不然，贵州人会骄傲地告诉你，“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沙滩文化”就是清代后期出现在黔北山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站在黎庶昌故居“钦使第”，轻叩厚重的木门，仿佛那琅琅的读书声穿越时光在耳畔响起……黎氏原为四川广安望族，明万历间，黎朝邦举家迁至贵州龙里，值平播，于万历29年（1601年）迁来沙滩。黎氏非常重视教育，在禹门寺建振宗堂，供家族子弟及附近童子上学，沙滩读书向上的风气逐渐形成。郑珍之父郑文清之所以举家从鸭溪迁居沙滩，就是看重了这里良好的社会风气。后来独山莫与俦到遵义任府学教授19年，将所有的心血都用在了培养贵州人才上，激励着学子为改变贵州落后面貌而奋斗。经过他的长期教导，门下弟子郑珍及其第五子莫友芝逐渐脱颖而出，使汉学在贵州结出了硕果。莫与俦逝后其子莫友芝也迁居沙滩。郑氏与莫氏后人，皆入黎氏家塾——振宗堂就读，孕育出了郑、莫、黎家族相近文化素养，成为三家通婚的必要条件。通过通婚，三家关系密切，利益与共，建构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形成了刻苦学习、坚持办学、包容开放、勇于革新、遗惠后人的优良家风，为不堕家声，后辈子孙皆努力践行，使之成为了沙滩文化的精髓，营造了沙滩良好的人文环境，将一家之风演变成影响全国文坛的思想思潮。水秀山青，地灵人杰的沙滩，也因此引得历代骚人墨客吟咏不绝。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先生游历沙滩，在凭吊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时，看见村民们以耕读为本，耕而自给自足，学而不求为官，只为增知识、修品行以固根本。他被这淳朴乡风深深感染，索性以这里的青山碧水、耕读人家为画配上诗，出版了《子午山纪游册》。绥阳郑场人杨实田执教沙滩六十载，培养了著名诗人、外交家黎庶昌等在贵州乃至西南地区都有影响的一大批名人，让遵义县的“沙滩文化”与绥阳县的“诗乡文化”产生互补。 解放以后,火热的生活激发了绥阳人的创作激情,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又异常活跃起来。当代的诗乡文化，诗人群体涌现、诗歌创作形势远远胜过前朝，诗人多、诗歌作品发表多、出版诗歌著作多成为贵州独特的文化景观。除诗歌外，小说创作也开始在遵义正安县兴起。上世纪五十年代，文志强、赵进争等人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七十年代，石邦定、初义信、赵剑平、王美泉、陈义忠、简祖涛、青林森等人，构成了正安小说作家的第一个方阵。进入新世纪，正安小说创作视野更为开阔，表现领域有所拓展，展现出独特的创作个性，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被外界誉为“正安文学”现象。2009年，正安获得文化部命名的“中国民间文化艺术(小说)之乡”。正安县人民政府与遵义市文联携手设立了“尹珍文学奖”，以此激励文学创作，同时正安被命名为“中国作家西部历史文化创作采风基地”，抒写着文艺大发展大繁荣的新篇章……“一分乡土一分情”，也许遵义比不上很多大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发展前景，但在遵义这片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这里的饮食、乡音、山水风物、民俗民风等特色地域文化，已经深入遵义人的骨髓，成为遵义人身上的魂，影响着遵义人行为性格的养成。 遵义给了我们生活的历练，文化的熏陶，便有了“说不清哪里好，但就是谁也代替不了”的“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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