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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知安行与学知利行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20章)


  《中庸》20章篇幅长,两次以“子曰”起头引用孔子之言,但不好准确判断此章所引孔子之言的截止位置,以至于分辨不清哪些句子是引用孔子的原话,哪些是子思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至于“知斯三者”以下是否孔子之言,不好判断。既然行文中插入“子曰”,至少可以断定之前一句(“或生而知之”以下)不是孔子之言。

  朱子认为“子曰”二字为衍文,前后都是直接引用孔子原话。但考虑到《论语》中有“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以及“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再对照研读“子曰”前一句,似乎可以看到子思引申发挥的痕迹。另外,《论语》中只记录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此为子思托孔子之言而随机阐发精义,也是有可能的。

  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又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从中可以体会出仁、知之高下,仁者必知,知者未必仁。“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孔子分别用动词“安”与“利”,也意味着仁与知之间境界有别。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此章描述的就是仁者安仁的境界,现在左右逢源、随遇而安的意思已经发生变化了。“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无内外人我之别。仁者安仁,就是孟子所谓“居天下之广居”。但可以分一个终始而说仁,从始位上说,如孟子所谓“取之左右逢其原”;从终位上说,如《中庸》首章曰“发而皆中节”,孟子曰“动容周旋中礼者,盛德之至也”。

  “利”则有往来出入,如《系辞》曰:“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利”在《大学》八条目体现为一开一合两个环节,格物致知为向外开,诚意正心则向内合。即使是万物一体之仁,也不能虚说,虽说无内外人我的界限,但还是有开合出入的,只是开合出入能够达到尽精微。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出入无时,“无时”体现出尽精微,以至于几乎看不到有出入;莫知其乡,内外通透,体现出仁道之致广大。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一般来说,“知”低于“仁”。但《中庸》与《系辞》所谓性德之知与天德之知,“知”即是“仁”,即是“道”。如《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系辞》曰:“乾知大始,乾以易知”;“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承认有生而知之,只是生知的涵义不是一个人一出生就全知全能,“生”通“性”,所谓生而知之,即性而知之,《系辞》所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知”属于性德之知,即是“仁”。孔子曰“仁者安仁”,子思则以“性”解“仁”,并从“知”与“行”两个角度而分说生而知之与安而行之。

  孔子曰“知者利仁”,子思分一个知、行而说学而知之、利而行之。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故”通“知”,孟子也由“知”而说性与仁。其次,孔子曰“困而学之”,遇困而学,但不一定能“知”。子思分述为学的几个等级,最终要实现贯通为一,都落在“知之”上,所以说“困而知之”,并以“勉强而行之”与之搭配。至于孔子说“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尽管叙述的是一种普遍的客观情况,但对于子思阐明义理无用,就给舍弃了。

  孔子为“学”区分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等几个层次,子思却说:“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既然说“及其知之,一也”,学问之道的三个层次最后获得统一,那么,所谓“知之”只能取三者中最高德性的生知,而不可能是学知与困知。同理,“及其成功,一也”,所谓成功,也不能虚说,或另有他义,只能是安而行之。

  子思分别从知、行两个角度来解“仁者安仁”,所谓生而知之与安而行之,其实是分别一个终始而说“性”。“始”为终则有始,“终”为原始反终,终始不贰,则知行合一。阳明先生首倡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与行不是从外面合二为一,而是从“知行的本体”上说知行本来不贰。

  从始位上说性,由体起用,性即生(性)而知之。“知”为“性”之端,从自性中发出,但又须臾不离自性,没有一点外在性,左右逢起原,当下就合于自性,就是生知,所谓“自诚明,谓之性”。子思曰:“及其知之,一也”。“之”为虚词,不是作“知”的宾语,且此“知”即“性”。

  如果“知”从自性中发出,还需要通过“反”才能合于自性,有了一开一合两个环节,则为学知,所谓“自明诚,谓之教”。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针对常人放溺其心而不自觉,以“求其放心”来界定“学”,故只说一个自反,向外开的环节已经包含在其中了。《大学》之格物致知为向外开,诚意正心为向内合,一往一复为“学”。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既然万物皆备于我,一自反,格物致知即涵摄在其中。反身而诚,此“诚”合意诚心正。

  学知对于常人来说已经高不可攀,更不用说生知了。每个人都有“知”,但均属于穿凿的自私用智,所谓“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此穿凿小知虽也由性体起用,可以感知事物,做出分析判断,却徇物忘己,不知自家本性。唯有“知”合于心体,才是生知之知。

  与生而知之相配的是安而行之,既然“知”为生知,那么“行”则是安于仁而行。安者,心安理得,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动容周旋中礼。只有“行”合乎仁道,才可称其为安而行之,故安行即是率性之道。《中庸》20章曰:“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

  “及其成功,一也”,成功即功成,如“王者功成作乐”。成者,集大成,原始反终,始条理而终条理。既然“成功”即安而行之,由此可见儒家所谓率性而行,不同于道家所追求的个体的逍遥自适。在儒家,率性落在“道”上,乃化民易俗、开物成务的人类事业,《系辞》所谓“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

  孟子与公孙丑论如何养浩然之气,曰:“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行自慊于心,“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为安而行之。颜子好学,“不迁怒,不贰过”,此是学而知之,也是利而行之。《系辞》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所谓“不远之复,以修身也”,是从去恶这个角度说利行。《中庸》8章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这是从为善这个角度说利行。

  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阳明先生说常人之行“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子思既然分别从知、行的角度来分说仁与性,并区分了三个等级,其实也可以从知行合一的角度来看“三行”。安而行之为率性而行,表现为知行合一。利而行之则为知行并进、交养互发,行中有知,知中有行,如颜子能够做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勉强而行之,虽然既不能知,也不能行,但知耻而后勇,努力去学问思辨行。如《中庸》20章曰:“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子思在“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之后,分述三知三行,朱子曰:“以其等而言,则生知安行者,知也;学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朱子的注解有误,应该说生知安行是“仁”,学知利行是“知”,困知勉行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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