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被称为“春城”，这是近现代的事情，在千年以前的南诏时代，昆明却有着另外一个奋进的名字-“拓东城”。拓东，就是向东拓展的意思，寓示着南诏人不断向东开拓进取的雄心壮志。
或许正因这层美好寓意之故，在今天的昆明市五华区，有一条路叫拓东路，在拓东路上，有一座体育馆叫拓东体育馆，而在拓东体育馆的旁边，赫然耸立着一座端庄又不失灵动的三层塔楼-状元楼。这个状元楼有什么前世今生呢？又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有什么关系呢？这背后有一段精彩的故事，且听我慢慢道来！
位于云南省红河州的石屏县，不只是一个盛产豆腐的地方，更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在清代有“文献名邦”之称，被誉为“山川东迤无双境，文学南滇第一州”，如今又是云南省唯一一个“历史文化街区”。
袁嘉谷字树五，号树圃，晚年号石屏居士。1872年七月的一天，袁嘉谷就出生在石屏县城。在那个没有计划生育的时代，袁家添了个男丁也算不上多大的事，但料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叫袁嘉谷的男孩，以后将改写云南（甚至是中国）的历史，扬名天下。
他不但打破了云南无状元的魔咒，成为云南历史上第一个“状元”；还在北京主持制定了“星期”的说法；还对云南4000年事实进行了梳理，写成了《云南大事记》；还通过对《马哈只碑》的考证，确定了昆阳（今晋宁）是郑和的故里，从而让更多的人熟悉了这个伟大的航海家（后期有专题来写郑和）；还一不小心从一个状元，变成了云南大学的教授，一生之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少年的袁嘉谷聪明好学，时常不经意间就流露出“学霸”气象。等到他20岁进省城参加各级科考时，因时常位居榜首，而被学友们尊称为“课（考试）王”。
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一直是莘莘学子们走上仕途的必经之路，但这似乎跟云南的读书人没有半毛钱关系。因为自元代开始，七百年以来，不知有多少云南子弟在层层考试的阶梯上奋力攀登，可是直至清末废除科举考试，仍没有一人登上科举制度的最高峰。状元的桂冠，似乎永远与云南的学子绝缘……
但，袁嘉谷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
就在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前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政府举行了一次经济特科考试。这与传统的科举考试不同，它是以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方策为主。
就在这场特殊的考试中，来自石屏，已过而立之年的袁嘉谷一鸣惊人，以富国图强的立论，精辟严谨的论证及兼具欧王遗风的飘逸书法，博得了阅卷大臣们的一致认可，最终荣登榜首。虽然当时皇帝已不再钦点状元，但这就是名符其实的状元。
好消息如同张了翅膀一样马上“飞”到云南，一时四方轰动。为了庆祝这一盛事，“钱王”王炽（关于他的故事，后期会专辑讲述）出资在拓东路修建了“聚奎楼”，云贵总督魏光焘也心情大好（因为袁嘉谷就是他推荐的考生），于是亲书“大魁天下”金字匾额并悬挂楼上，官民同庆，蔚为大观。
之后，老百姓都称此楼为“状元楼”。它不但见证了云南文化人最荣光的时刻，更见证了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历史。
袁嘉谷天下夺魁后，授职翰林院编修。第二年，又奉派到日本考察留学一年。归国后，他先任学部副提调、学部图书编译局局长等职务。在短短4年内，袁嘉谷延揽了翻译家严复、金石学家罗振玉、大学问家王国维等一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为我国大、中、小学校编译出版了大量新式的教材与参考书。这些教材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又兼收国外教材的众家之长，为新学堂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后来，编译图书局设立了一个新机构“编订名词馆”，专门负责统一规范教科书中的名词术语。当时国内刚实行七天一周制，西方国家叫做“礼拜”，而我国采用了以“日、月、火、水、木、金、土”等，叫做“七曜日”，依次为周日至周六的名称。袁嘉谷认为颇为不便，在他的主持下，将一周制定为“星期”。从此我国有了以星期为周记的名称。
在京城的6年里，袁嘉谷还先后兼任了国史馆协修、学部参议等其它一些职务，虽然尽职尽责，但也没能大红大紫；虽然生活清贫如洗，倒也自得其乐，不敢有他求。说实话，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能安安稳稳已实属不易，如果有幸荣归故里，当然更是很多人的平生夙愿了。
1909年，37岁的袁嘉谷调任浙江提学使。因他是历代浙江提学使中最年轻的一位，故而被当地人称为“小学台”。在浙江任职的短暂时间里，袁嘉谷曾为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鲁迅、许寿裳师生和校长夏震武调解矛盾、化解僵局。当时的浙江报刊称他“才识卓然、措置裕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宣告结束。次年，袁嘉谷便携家眷回到了故乡云南。他先后被聘为省参议、云南盐运使、省政府顾问等职，但袁嘉谷的志趣不在为官，他自甘寂寞，埋头著述，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之上。
20世纪30年代初，袁嘉谷应写成《云南大事记》一书，全书以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重大变迁为准，记载了云南清宣统辛亥年(1911年)以前共4000多年的史事。是我们现代人了解云南历史、激发爱国热情最好的工具之一。
当时，在滇池南岸的昆阳月山，发现了一块《马哈只碑》，经袁嘉谷鉴定是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竖立的墓碑。《明史》记载郑和是云南人，但不知道具体生在何地。经他考证后，世人才知道郑和的故乡在昆阳。后来，昆阳才有了一系列郑和的纪念场所。
1923年，唐继尧、王九龄等创办东陆大学，袁嘉谷被聘去任职，主要教授经学和史学。一开始，他不但免费授课，还把自己多年来节衣缩食积攒下的1000元捐出作办学经费，直到1931年东陆大学改为省立云南大学，他才开始领薪水。
任教14年，他培养了数百名学生，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使他在广大师生中享有着崇高的声望，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袁嘉谷半生漂泊半生隐，以“大魁天下”最富传奇色彩，但云南人民怀念他，主要还是因为他后半生把才华和智慧倾注于云南的历史文化事业，直到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可谓身先士卒、鞠躬尽瘁！
令人唏嘘的是，袁嘉谷半生显宦，名重海内，归滇后并无一椽之屋，辗转租住多年。后得友人相助，才于1919年在昆明翠湖北岸建盖了宅院（时年已48岁）。
这座宅子为一土木建筑结构二进式院落。在这里，袁嘉谷生活居住了18年，直至1937年去世，走完了他由书生到“状元”，官吏，再到学者教授的人生历程。终年66岁，葬于昙华寺境内。
民国以前的文化人，大多都诗书俱佳，袁嘉谷也不例外。他自幼开始作诗，一生诗作800余首，算得上是云南近代史上创作丰富的诗人。书法方面，袁嘉谷12岁便跟随三哥习字。初学欧阳询，后学王羲之，又兼学米芾、颜真卿、褚遂良，博采众长而自成一体。他的书法笔力坚韧、气势刚健，被称为“袁家书”。北京、江浙、云南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他的不少手迹。
1937年12月，病床上的袁嘉谷还牵挂着日侵下的祖国的安危，他含恨起草《责倭寇》一文，想借此声讨日寇的暴行。可惜这篇没有完成的文章成了他的绝笔。
值得庆幸的是，先哲虽去，人民却不会忘记。除了老家石屏的故居和昆明翠湖的旧居，在昆明昙华寺公园里，还特辟了袁嘉谷纪念园。当然，这些都只是形式上的东西，真正的“英雄”，是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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