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性心绞痛是临床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它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而致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心肌发生急剧的、暂时的缺血与缺氧所引起的临床综合征。在稳定性心绞痛的治疗中，β受体阻滞剂具有降低交感活性、减慢心率、改善心肌缺血等作用，其疗效已得到公认。国际治疗指南中均推荐β受体阻滞剂在无禁忌证时应用于稳定性心绞痛的治疗。
此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霍勇教授牵头开展了一项比较不同剂量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95 mg vs. 190 mg）对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心率控制影响的差异与二者耐受情况的研究。本期《门诊》特别邀请霍勇教授介绍该研究的相关内容，并分享研究对于改善临床稳定性心绞痛患者预后的启示。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亚洲心脏协会主席，世界华人医师协会副会长，世界华人心血管医师协会会长，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专家工作组组长。
《门诊》
2015年，您在《中华心血管病杂志》发表了《β受体阻滞剂在中国稳定性心绞痛患者中的使用及其影响因素》一文。请您根据该研究结果，分析我国稳定性心绞痛患者β受体阻滞剂使用的现状。
霍勇教授
实际上对于冠心病患者，包括稳定性心绞痛的患者在内，β受体阻滞剂在所有指南里皆为Ⅰ类推荐。但是其应用比例在世界各国均不满意，尤其在中国更低。在我国进行的一些注册研究大多在比较大的医院进行，药物应用的规范化程度相对较好，但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率也只有60％，即尚有三分之一还多的患者并没使用。探其原因，造成这种状况更多是因为医师对长期使用β受体阻滞剂存在一定的顾虑。而按照指南，无禁忌证患者都该使用。China PEACE研究、PURE研究通过长时间的随访发现，我国冠心病患者β受体阻滞剂的长期使用率更低。因此，从这些差距来看，在临床上如何遵循指南更广泛地使用β受体阻滞剂非常重要。
《门诊》
在临床诊断为稳定性心绞痛的中国患者中，β受体阻滞剂的使用尚不充分。相比于欧洲国家，中国心绞痛患者接受β受体阻滞剂治疗的比例较低（中国vs.欧洲：35.9％ vs. 75％）。请问，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哪些方法可改善此现状？
霍勇教授
总体来说，我认为应用β受体阻滞剂使用不足，一方面可能是对β受体阻滞剂认识不够。β受体阻滞剂并不仅仅是短期改善症状的药物，它更是一个改善预后的药物。β受体阻滞剂对冠心病患者的远期预后，是需要长期、足量使用才能看到的。另一方面可能是对β受体阻滞剂使用存在顾虑。这既包括有些信息负面夸大了β受体阻滞剂的禁忌范围，更重要的是医师未能准确、熟练掌握如何调整剂量，从而直接导致了在剂量上的应用不足。此外，也与患者本身的依从性和整个医疗管理的体系相关。不注意随访与定期管理或者监督患者药物使用情况，都是导致使用不足的原因。
《门诊》
您牵头开展的一项临床研究——“评价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治疗8周对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心率的作用”已取得了一系列结果。从整个研究看来，其结果对于慢性稳定性心绞痛患者使用β受体阻滞剂治疗有何启示？如何才能真正使稳定性心绞痛患者获益并改善预后？
霍勇教授
改善方法主要是通过培训教育，以及拿出我们中国的循证医学证据。然而无论是培训教育的方向，还是拿出中国本土的循证医学证据，都离不开核心的一点，即医师对于中国冠心病患者应用β受体阻滞剂所谓“高剂量”的过度担忧。在“评价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治疗8周对稳定性心绞痛患者心率的作用”这项临床研究中，我们先给入组患者β受体阻滞剂95 mg，即普通剂量，然后再给到190 mg。我们观察到，实际上从这些患者应用95 mg到190 mg的爬坡剂量情况下，几乎没有任何显著增加的不良反应，同时心率的控制会更好。因此，通过该研究可以看出中国人对β受体阻滞剂的耐受性良好，我们不应再过度强调中国人对β受体阻滞剂不耐受。产生这种顾虑可能与缺乏循证依据有关，因此我们需要开展更多的来自我们国家自己的相关研究，获取更多循证证据，来指导临床实践，减少这种顾虑，使广大医师在应用β受体阻滞剂时拥有更多安全感。此外，还确实需要加强对患者的随访工作,尤其是医疗质量的监督，可以随着医改、分级诊疗的实施，更好地使患者在监督医疗质量的情况下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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