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海贝思”台风在日本登陆，NHK最新消息称，台风海贝思目前已经造成66人死亡，19人失踪，数百人受伤。
这次灾难再次验证，生活在日本，就意味着要面对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台风、地震和海啸。
仅在东京，每年的有感地震就有40次。对于这样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而言，最近的大灾难可能就在短短8年前。而且那场灾难实在过于可怕，日本人对它的记忆也充满了痛苦，光是说出那场灾难都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因此日本人都语焉不详地把那场灾难称作“那一天”（あの日）。
那一天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特大地震，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的第四大地震，引发福岛核泄漏。而这场被称作“中国家门口的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所造成的伤痛，至今还无法消弭。
在日本东北部的大川小学，这种伤痛尤为深刻——这场灾难中共有1.8万遇难者，只有75个孩子在有老师的看护下仍然不幸遇难，其中竟有74个孩子都来自这所学校。
3月11日这天是大川小学六年级女生万野的生日，下午放学后，全班人为她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生日歌刚唱到一半，地面开始剧烈晃动。
老师在教学楼里跑上跑下，没过多久，孩子都戴上安全帽，井然有序地在空阔的操场上排好了队。
此刻，待在家中的妈妈们也都经历了这场震动。虽然心中惦念着还没回来的孩子，但常识告诉他们，孩子待在学校要比在家里安全。
还有不少妈妈说，孩子此刻只是被困在了学校，说不准正在体育馆里办睡衣派对呢。
第二天一早，孩子还是没回来。但家长听说会有直升机前去营救，便迅速分好工：男人清理出让直升机降落的空地，女人则准备饭团和便当。
但从早上等到晚上，直升机都没有来。
一种异样的不安开始出现在家长心中。
灾后第三天，也就是3月13日，在这种不安的驱使下，今野仁美一早便出发去学校。这段路平时只需要走20分钟，这次却花了一个多小时。
刚走到学校附近的大桥，仁美就看到了学校，它被树干、房梁、船、床、自行车、棚屋、冰箱、轿车包裹着，周边建筑几乎都被海啸夷为平地，只有校舍岿然不动。
“那就是地狱，”仁美说，“一切都消失了。就好像掉下了一颗原子弹。”
淤泥、垃圾、残骸、荒原，一个个已经没有人形的躯体一丝不挂，散乱地躺在破败不堪的平原上。这幅景象与日本浮世绘中所画的地狱并无二异。
3月11日那天原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周五，整个学校都沉浸在周末即将来临的轻松与欢乐之中。孩子在教室里一边听老师临周末前的训话，一边跟邻桌小声商量着周末去哪儿玩。
但学校在顷刻间变成地狱，打破了原本的平静，孩子这些稀疏平常的日常，似乎全都变成了不可多得的奇迹。而那个在地震发生之时过生日的孩子，她的生命也就永远停留在了生日那一天。
人们小心翼翼地踏进这片地狱，把横七竖八的树干和木桩一一拖开，撬开被冲毁的车门。一旦发现尸体，他们就抬去桥对面的交通岛，女人则在那里摆好尸体，再用从河里提上来的浑水冲洗。
每个人都一边流泪，一边干活。
学校一共有108个学生。海啸发生时有78个孩子在学校，其中74个孩子不幸遇难。
“我们都相信他们第二天就能回来，所有人都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安全，因为他们在学校。”
在学校就相当于安全代名词的日本，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震动了整个日本社会。一位客居日本20多年的英国记者理查德·劳埃德·帕里在得知这个看似荒谬不已的惨剧之后，立马起身赶往大川，走访每一个幸存者，逐步拼凑出事情的真相。
海啸吞没了大川小学，成年人也未能幸免，11个老师中有10个遇难——唯一幸存的老师远藤纯二自然成了事件的焦点。常人看来，远藤是位相当成功的老师，老是带孩子做趣味小实验，非常受欢迎。
而且，他在之前任职的学校专门负责防灾，曾因发现防灾手册中的避难高度不足以抵抗海啸，及时加以纠正，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学校本是完美的庇护所，经验丰富的远藤更是让学校万无一失。
但事实是，孩子都遇难了。
学校的钟停在了海啸袭来的那一刻
远藤支支吾吾地说，当时自己正忙于安抚学生，并没有参与关于逃生的讨论，等自己忙活完，才知道其他老师已经决定去河岸的交通岛。
老师是不知道海啸会来吗？
当然不是。
当时，校长柏叶照幸不在学校，副校长肩负起了全校师生的安危。就在师生都在操场上待命时，他正通过收音机一遍又一遍地收听海啸警报。
其间，有两个男孩提议爬到山上去，不然“地面会裂开，把我们都给吞进去”。但老师不准他们说话，他们只好老实地回到班级队伍中。
操场上的所有人都等着副校长做出决定，就在操场等了40多分钟之后，他做出了与那两个男孩完全相反的决定：去河岸边的交通岛避难。
就是副校长这个决定，把孩子一把推入了海啸这头巨兽的血盆大口。
如果这场悲剧的原因完全是因为一位老师的错误决策，那悲剧就成了闹剧，一个人的乌龙导致80多人被海啸吞没。
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副校长为什么没有领着孩子往后山疏散，而是迎着海啸袭来的方向走去？
在日本，每个学校，不论大小，不论公立私立，都有一本厚厚的应急手册，规定着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自然包括了自然灾难来临时的避难措施。
大川小学也有一本，上面细致规定了一旦发生地震或海啸等灾难，要去哪里集合避难，上面写着：
“发生海啸的二次疏散地点：学校附近的平地或公园。”
但稍微观察一下四周就会知道，那是乡下，没有公园，有的只是空地。
而且，大川小学本来就靠河，如果继续待在学校附近的平地，那根本不足以抵抗逐步攀升的海水，唯一正确的逃生方法，就是上山。
大川小学靠河，背靠一座两百多米的山
但是，学校事前并没有做出任何调查或更详尽的考虑，只是简单地套用通用的模板：海啸来了，就去附近的平地，哪怕那里将被海啸吞没。
常识告诉我们，水来了就要往高处跑。当时，也有学生站出来，发出最后的呐喊：
我们应该爬到山上去，老师。
如果我们待在这儿，地面可能会裂开，把我们吞进去。
如果我们待在这儿，可能会死掉！
但老师让他闭嘴：如果海啸没来，孩子反倒在爬山过程中受了伤，该怎么办？
最后老师还是决定遵守手册上的规定，放弃“危险”的山路，选择“安全”的河岸。
你可能会说如果一开始就加一条真正适合大川的避难措施，那老师遵从手册的行动，就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但其背后的问题则更加复杂。
经过长达6年的采访和调查，帕里写下《巨浪下的小学》一书，说明大川小学绝不是一个特例，而恰恰是暴露黑洞的蚁穴。
众所周知，日本拥有堪称完美的防灾系统，抗震系数极高的教学楼、及时的预警、频繁的演习，以及细致完善的手册。多亏了这完美的系统，日本在这次大地震中只有75个孩子在有老师的看护下身亡。
在系统运行正常时，日本人只需要按部就班就能获救，但在规则明显存在异样的情况下，还是选择按部就班——这才是问题所在。
正是这种对规则和系统的迷信，让老师们带着孩子走向 “学校附近的平地或公园”，走向河岸的交通岛，走向巨浪，走向死亡。
对于家长而言，谋杀孩子的，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怪物。
做出错误决定的副校长已经不在人世，家长能够发泄怒气的对象只有校长。
校长当天刚好不在学校，这当然不是他的错。但让家长气愤的是，他在灾后第六天才出现，到了现场也没有帮忙救援，而是直奔学校的保险柜。
“你知道每个班失踪孩子的人数吗，校长？不看那张纸。你不知道，不是吗？你必须要看着你那张纸。我们的孩子——他们只是一张纸吗？他们任何一个的脸你都不记得，是不是？”
但校长只会说，“我道歉，为我的反应迟钝，以及其他失误表示深深的歉意。”
遇难孩子的家长手持海报上街，
海报上写着“明明乖乖照老师说的话做了”
即使事情真相已经曝光，校方也仍然不愿承担错误，甚至隐藏重要线索，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鞠躬，重读冷冰冰的官腔声明。
官员都不在乎百姓的性命吗？
不完全是。事实上，他们作为个人，个个都不辞辛劳，尽责敬业，如果没有他们，这场灾难造成的损失只会更大。
但一旦有人要问责他们所在的组织或集体时，这些英勇的个人就开始缩成一团，躲到例行公事和官腔的保护伞之下。
个人，可以下跪认错，但集体的失败，绝对不能承认。
所以，为了保护组织的声誉免受损害，官员选择了沉默。
就像福岛核泄漏刚发生之后，东京电力公司决定隐瞒情况，当年批准建核电站的政府也自欺欺人，直到七年后才首次公开承认确实有人因核辐射而死亡。
面对这种打不还手、骂不还嘴、但死不认错的官员，家长无奈选择上诉。
想必很多人都会以为，全体家长会团结在一起，组成控诉团，要求道歉和赔偿。但事实是，只有四五个家庭愿意上法庭讨说法，而且他们在收集证据的同时，还要忍受其他村民的指责。
在日本社会，尤其是乡村，大家普遍认为，闹上法庭是一件丢脸的事，说明你不识大体，硬要做出头鸟，破坏了和谐气氛，会被定义为“缺乏常识的人”。
而这些常识，就像大川小学那本手册上的条条框框；而这些要控诉学校的家长，就像那天提议爬山的男孩，被要求保持安静，不要再说话。
在这个表面上精致整齐的社会，实则隐现着某种看不见的力量，这种力量时刻准备着消灭不同的声音，或者是消灭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是谁杀死了74个孩子？
是海啸，它们夺去孩子的肉身，有些人的尸体至今还没找到。
是副校长和老师，他们不顾常识，做出错误的决定。
是错误的应急手册和完美的避难系统，它们禁锢了人们的头脑。
是永远不愿反思和改错的社会——它表面上和谐完美，实际上掩盖了多少问题？又杀死了多少追求真相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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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和自由该如何去权衡？
[英]理查德·劳埃德·帕里 著
尹楠 译
一旦发生不幸，有些社会的第一反应就是掩盖真相，对于这样的社会而言，《巨浪下的小学》是发人深省的一堂课。今年你再也不会读到比这本书更好的非虚构故事。
6年追踪调查3·11地震：海啸并不是问题所在，日本本身就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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