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俞国林就来到了中华书局做古籍整理方面的编辑工作。16年里，他主持并直接参与编辑的《全元诗》《孙诒让全集》《皮锡瑞全集》等，已经成为中华书局古籍整理的基础品种。其中，《全元诗》是我国元代诗歌文献的总集，收入近五千位元代诗人流传至今的诗篇。
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 俞国林：
《全元诗》整理过程是很漫长的，他是在1983年开始就整理书籍资料。那么咱们知道，元代时间不长，但是整理者通过二、三十年，他一共收集了将近他说是五千一百多个人的诗作，将近十几万册。那是很厉害的，整个唐代留下来的诗也就四、五百首。那稿子其实交来之后，对我们整理编辑来说，这个压力也很大。
面对《全元诗》这样一项大型文献整理出版工程，编辑者的主要压力在于，它的底本、校本数量过万，参与整理者众多，导致用字、标点方面存在较多差错，格式、体例不尽统一。针对这些问题，俞国林及其编辑团队先是对底本进行全面梳理和核对，同时制订《〈全元诗〉编校流程及相应规范》，召开编校组会议，统一标准与要求，确定每一册的流程。
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 俞国林：
我们首先达成一致，不是前后矛盾。比如说同一个书，这里面收集到几十个人元代人的诗集，但是作者可能前面的用这个刻本，后面的用另外一个刻本，这就不合适了。那我们跟作者提出来，你的文献依据一定要合适。第二个用的字不规范，整理者有的时候为了保留刻本的特点，他把一些没必要的俗体字、异体字、别体字保留在一起了。还有一个就是全书的体例，因为它是有作者做的小传，小传之后有引用底本，有正文，有校记，撰写方式也不是特别规范。（我们）跟整理者在这方面讨论的比较多，有的时候跟他“吵架”，电话里有时候一打一两个小时，那“吵”得很生猛的。
数字化浪潮给古籍整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过去，整理者和编校人员为了查阅古籍，需要多次上图书馆借阅善本；如今，国内多家图书馆向社会免费发布古籍数字资源，人们只需通过互联网，就能看到珍贵古籍的影像资料。一些文字处理软件，能够自动比对文本异同，也大大提高了整理效率。不过，工作方式的变化给也古籍整理质量或多或少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有的整理者依赖互联网来搜索文献出处，而这往往带来问题。
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 俞国林：
且不说电脑上的、网上的那个资料文献是不是完全准确，再者电脑上面有些文献，我们说一些语词的文献，它未必是最原始的。你对一个词语要进行注释的话，你要说这个语词最早在什么地方出现的，曾经是在《汉书》里，还是在《后汉书》里，还是在唐代的诗文集？我碰上过一个（整理者），他注释苏辙的一个语词，居然用了苏轼的一句诗。他们是兄弟俩，我一看说这不对。后来一检索，果然是在《汉书》里就有这个（语词）了。
自古到今，中国的典籍经历了写本、刻本、近现代印刷本等不同时期，现在已经进入电子本时代。无论形式如何，古籍整理的基本要求从未改变，古籍编辑精益求精、尽职尽责的精神也一以贯之。一部编校精当、质量上乘、与日俱新的古籍，离不开编校人员深厚的知识底蕴和精湛的专业技能，更离不开他们“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坚守与情怀。
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 俞国林：
其实看古籍整理稿子是比较枯燥的，因为有的时候你读不懂，读不懂就要查。有的时候一天看不了几页书稿，真看不了几页。一个书稿你第一遍看的时候你可能还有点兴趣，因为你会学到新的知识，你会看到新的内容。但是让你在编辑整理过程中（检查）标点、格式、句号对不对，文字准确不准确，前后统一不统一，这个过程让你看两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无聊了。所以要有坐得住的，那么对这个行业还要有一个情怀。如果没有一点对这个行业的爱好和情怀的话，怎么说你也待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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