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语文（五）【牛义铭】

闲话语文（五）

一些社会群体对语文的认识          

前面，我们已经回答了两个语文，在这儿，还是想画蛇添一下足，同大家说说一些社会群体对语文的认识，也许，这可以让你对语文有更深刻的理解。

（一）：社会大众对语文的认识。

对社会大众来说，他们第一次见到语文这个词，是在课本的封面上，所以形成的第一印象就是：语文是和学校有关的、是和学校里的一门课程有关的，此后，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他们又和一门叫语文的课程打了九年的交道，这等于是将他们的第一印象进行了巩固，于是，他们在说到语文的时候，说的就都是和学校里的那门课程有关的语文。

面对社会大众，如果问：“语文是什么？”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说：“语文就是写写字、写写作文”、“语文就是背背书、做做练习题”什么的。作为一个普通民众，他们不会从逻辑学的角度、用专业的语句定义“语文是什么”，在需要回答“语文是什么”时，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学校、是学校里的那门课程，他们只会用长时间形成的、关于学校里的那门课程的表象来回答问题。在他们的印象里、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语文就是学校里的一门课程，根本就不存在“语文是语言的意思”这回事，更不会意识到作为种概念（上位概念）的语文的存在。

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地方、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大众在面对“语文是什么？”时，潜意识里就只有一个语文——语文课程，虽然他们大多数人说不出这个概念。

（二）：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的认识。

1949年的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正是因为他们，我们现在才需要学习一门叫做语文的课程。所以，要解释语文课程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就必须把注意力回溯到语文课程的设立之初，回溯到1949年。

1949年，距离现在不算太远，但也不能说很近，当年的编委会决定设立一门叫做“语文”的课程时，是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是事情的亲历者，也无缘找到更多的相关资料，自然无从得知。然而，现在又需要知道当年的编委会是怎么考虑的，那就只能依据所知尽可能地进行合乎逻辑的推测了。如果不去考虑当年编委会是怎么想的，人肯定是轻松了，但要理清此后语文几十年间的风风雨雨，就很难了。而进行推测，就极有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差，所以，我们的目的不是找到终极答案，而是最大限度地靠近真相。如果推测中出现了失误，还请宽宥。

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决定用“语文”一词做一门课程的名称，这一决定肯定不是随意的，也肯定不会是随随便便的弄了个词来糊弄差事。用“语文”这个词，肯定有他们的理解和用意，那么，他们是怎么理解的？又有什么用意呢？

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研究使用的新教材问题时，听取了叶圣陶先生的建议，决定取消之前的国语、国文，统一命名为“语文”。

从情理上来说，叶圣陶先生在向编委会提出这个建议时，绝不会只简单的说要用“语文”这个词取代原来的国语、国文，相应的，他肯定得向大家解释“语文”这个词的意思、这门课程的教学目的、以及用语文取代原有的国语、国文的用意等问题，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说服众人，取得一致的意见，让“语文”成功上位。从事情的结果来看，叶圣陶先生成功说服了众人，那么，叶圣陶先生当时是怎么解释这些问题的呢？

这就又得从叶圣陶先生对“语文”这个词的一贯认识来进行推测了。

1942年1月，叶圣陶先生在《略谈学习国文》一文中说：“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1945年，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叶圣陶先生说：“请容我先指明那两个基本观念是什么。第一，国文是语文学科。在教学的时候，内容固然不容忽视，而方法方面尤其应当注意。……”。需要注意，1949年之前，还没有现在的语文课程，而叶圣陶先生1945年时就已经在说：“国文是语文学科”，这个“语文学科”中的“语文”指的是什么呢？从“学习国文就是学习本国的语言文字”这句话来看，叶圣陶先生当时说的“语文”极有可能就是指本国的语言文字呢？（“语言文字”其实是指“语言”，对此我们在后文有分析，这儿，姑且认为是“语言文字”。）

1963年叶圣陶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真学习语文》，文中说：“什么叫语文？平常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到纸面上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08  p138）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是语言的两种存在形式，叶圣陶先生把它们解释为语文，也就是说，语文是语言的意思。这样，叶圣陶先生对语文的理解就出现了两种情况：“语文”是“语言文字”或者“语言”，究竟哪一个是叶先生的本意呢？

叶圣陶在1964年2月1日的一封回信中又谈到：

“'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 ……此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08  p730）

“'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这就很明确了，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叶圣陶先生对“语文”一词的认识如果是一贯的，那么，他是反对将“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字”的，他所说的“语文”应当是语言的意思。最起码，1949年时，他是把“语文”理解为语言的。

同时，我们也可以基本肯定，1949年，叶圣陶先生向教科书编委会建议用“语文”取代国语、国文做课程名称时，也是把语文解释为语言的，而且，他的建议获得了编委会的集体认可。

后来，张志公先生说：“1949年6月，全国大陆已大部分解放，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研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各种教材问题。……按照叶圣陶先生的建议，不再用'国语’、'国文’两个名称，小学和中学一律称为'语文’。这就是这门功课叫做'语文’的来由，这个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包括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在口头上谓之语，在书面上谓之文，合起来称为'语文’。” （《张志公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1年1月   第61页）”这话也从侧面印证了我们的猜测。当时的编委会听取了叶圣陶先生的建议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语文就是语言的意思。

1963年，教育部在制定《语文教学大纲》时，把语文定义为“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工具。”应该是受到了1949年形成的共同意见的影响，他们可能是这么认识的：语文是语言的意思，而语言在生活中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以语文是工具。虽然这个逻辑有问题，但当时的人们可能就是这么理解的。把对错放下，我们把事情反过来看， 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中关于语文的定义，又可以反方向证明：1949年时，编委会是把语文共识为语言的。

那么，叶圣陶先生为什么要建议用语文做课程的名称呢？

张志公先生的一段话，可以解答我们的疑惑：“……过去的“国语”，给人一个印象，似乎只指口头语言，“国文”似乎只指书面语言，甚至只指文言文。把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截然分开，成为几乎全不相干的两回事，或者，教学里只管读文章、写文章，不管口头语言的训练，这都是封建社会长期留下来的极其严重的毛病，最不足取。用了'语文’这个名称，表明在这门功课里要向学生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纠正了上述那些弊病，很有好处。” （<<张志公文集>>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1.1  p60、61）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把这门课程定名为语文就是为了强调这门功课“要向学生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就是为了强调语言的重要性。进而我们也以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把语文解释为语言了。

至此，叶圣陶先生在1949年向编委会建议用“语文”一词做课程名称时，怎么解释语文一词、用这个词的理由是什么、怎么阐述课程的教学目的，基本上就搞清楚了，但是，当时的事情肯定不会像我们的猜测这么简单，我们只是推测，这推测可能也只是个事情的大概罢了，而且还不一定是真相。

解决了前面的问题，我们就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语文既然是学校里一门课程的名称，那么，语文就该解释为一门课程，怎么又解释成语言了呢？

1950年，一门课程的课本上印刷着“语文”二字分发到了学生手中，这可以看做是国家对编委会设定的认可和推广；语文被定为课程名称并最终落实，可以看做国家和编委会联合行动，“强制性”的给一门课程起了个名字叫“语文”。

给一门课程起个名字，这就像给一个人起个名字一样，太平常不过了，对被起名字的人来说，有名字或没名字、起这个名字或起那个名字，是不会改变什么的，他还是他，但对用作名字的那个词会不会产生影响，就不好说了。比如：前面说的铁锤，用作人名后，同原来的意思相比，是不一样的。在一般情况下，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没有人会计较这个铁锤是不是和前面的那个铁锤不一样了。但说巧不巧的，“语文”恰好就碰上了这种情况。当时的编委会和国家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做一件普通的事，不就是给课程起个名字吗？但出乎意料的事往往就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编委会、国家以及后来的学术界，全都被事情的平常忽悠了，他们都没意识到，编委会和国家一个极其平常的行为会改变了语文这个词的意思，使语文因此多出了一种解释——语文课程。

“无心插柳柳成荫”，说的就是这种事吧！

话说到这儿，事情似乎就明了了，教育部和语文专家们，一方面一心要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强调这门功课“要向学生进行全面的语言训练”，另一方面，又因为命名的行为太过平常了，没考虑到语文一词因命名会引发词义的变化，于是简单的认为：语文就只是语言的意思。

事情如果真像我们猜测的这样，语文风风雨雨几十年也就顺理成章了。

编委会本该解释的是作为课程讲的语文，但为了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又因为不经意的疏忽，解释的却是作为词语讲的语文（1887年诞生的语文）。而语文一词新增加的解释在产生的同时就又被疏忽掉了。

认识上可以产生疏忽，但，语文是一门课程的事实却是没办法疏忽掉的。只要这个事实存在，就会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是没办法被清除掉的。只不过，随着语文是一门课程的事实被疏忽，事实的影响也被“隐形”了。这一切导致人们对“语文”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而猜测又导致人们对“语文”吵吵嚷嚷了几十年。在事情没彻底弄清楚之前，在没有定论之前，人们对“语文”的争吵是不会终结的。

2011年，语文课程在新的《课程标准》里被定义为课程，人们对“语文”的争吵暂时停止了，但这并不标志着问题解决掉了，“语文是什么？”仍悬而未决，因此，《语文课程标准》在给语文课程下定义时，为避免“语文”这个词词义不明再引发新的混乱，只能说“语文课程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如果把这个定义的句子主干抽取出来的话，就是“语文课程是课程”，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句子主干怪怪的，总让人觉得有点不舒服呢？这还是“语文”不清楚惹的祸。

 （三）、1950年到现在语文研究者的认识

1950年，设立语文课程之后不久，对“语文”就产生了“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等不同的猜测，而且谁也不能说服谁，语文也因此纷纷攘攘了几十年。

1964年2月1日，叶圣陶先生在一封回信中写道：“'语文’一名，始用于1949年华北人民教科书编审委员会选用中小学课本之时，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亦见此学科'听’、'说’、'读’、'写’宜并重，诵习课本，练习作文，固为读写之事，而苟忽于听说，不注意训练，则读写之成效亦将减损……此后，有人释为'语言’、'文字’，有人释为'语言’、'文学’，皆非立此名之原意。第二种解释与原意近，唯'文’字之含意较文学为广，缘书面之'文’不尽属于文学也。课本中有文学作品，亦有非文学之各体文章，可以证之。”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0.08  p730）

很明显，叶圣陶先生作为语文课程的创始人之一，他否定了把“语文”理解为“语言文字”和“语言文学”的认识。但这两种说法在后来的讨论中，仍是个非常重要的焦点，这让人搞不明白，是给课程命名时建议者的说法重要呢，还是后来人的猜测重要？

同时，如果从两个语文的角度出发，“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等认识，表面上都是在争论“语文是什么？”但他们根本就没弄清楚，争论的是做词语讲的语文，还是作课程讲的语文，他们连自己争论的对象都没能说清楚，我们怎么能说他们谁说对了、谁说错了呢？目标不清楚的讨论，即使沸反盈天，也是毫无意义的。

2012年2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P90）对“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等认识的态度是这样的：“……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可能在它的基本功能之外衍生出新的功能，产生大量的附加值，语文课程在它学习与教学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专门性功能的基础上，也会产生出其它的重要功能。在这具有多功能的课程中，我们应该紧抓核心不偏离，争取综合效益不偏费。”这话什么意思呢？

“语文课程在它学习与教学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专门性功能的基础上，也会产生出其它的重要功能。”这话告诉我们，语文课程的专门性功能是“学习与教学运用祖国语言文字”，是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章”、“语言文化”等认识则只是衍生出来的“其它的重要功能”，是语文课程的功能表现出来的附加功能。

“在这具有多功能的课程中，我们应该紧抓核心不偏离，争取综合效益不偏费。”个人理解，这是在告诫诸多不同认识者：你们不要再以偏概全、盲人摸象了。

【作者简介】：牛义铭，临淇二中语文教师。幼好诗文，然生性驽钝、志虑不纯，致有仲永之伤、江郎之痛。念茕茕一生，亦唯文字相伴，闲暇涂抹，一娱生平，二不负忠情。姑妄之言，难成篇章，记诸笔端，献笑方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