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素有着天府之国的美称，也留着李白的那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随着科技的进步，铁路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百姓渐渐理解了铁路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对于民，则交通便易，对于军队，则能实现迅速的战略机动。
二十世纪初，由四川赴日留学生倡议，经过四川总督锡良的奏请，光绪三十年，也就是1904年正式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第二年便改为工商合办，到了1907年则又改为商办公司，公司的股份采用田商加赋，即在原有的赋税的基础上，再加一部分“铁路税”，作为筹款的方式，这使得不仅一些士绅拥有股权，更使得一些农民也拥有了铁路的股权。
而此时的清末早已是动荡不安，各地的革命党人不时发动革命，虽然此时暂时尚未成功，但也以使清政府陷入了财政泥潭，为了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清政府于1911年五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收回的“川汉”、“粤汉”两条铁路作为抵押，向四国银行团代取六百万英镑的贷款。
消息传到了四川，四川铁路公司立即开会商讨，随机发表演说，指责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乃务国之虚名，坐引狼入室之实祸，还恳请时任四川总督王人文待奏肯乞暂还铁路国有，将公司原有的股票，全部变换现金退还，而此时的清政府根本国库空虚，不顾四川人民的感情发出电报“原有的已用之款和未用之款一律换发为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
6月17日，有立宪派绅商发起的由成都岳府铁路公司召开了“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正式成立了保路会，号召全川人民拼死破约保路，推举立宪派人士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全川各地纷纷响应，成立了保路分会即协会，会员人数一至突破了十万。8月5日，在成都召开了川汉铁路股东特别大会，斗争愈演愈烈。8月24日，成都首先开始罢市罢课，声势波及全川。
革命党人同时也注意到了此次的抗议，同盟会员朱国琛编印了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在川汉铁路公司照历举行特别股东大会时，擅发给入场的会议代表。《川人自保商榷书》中虽然没有一字提到“暴动革命”，但其阻止便是推动四川省独立，迫使清政府放弃原有的贷款计划，也为了给革命制造舆论。
新任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认定，《川人自保商榷书》是同盟会企图发动起义的证据，于是便用计谋诱捕了连同正负会长在内的保路会骨干，这一行为瞬间激发了保路会成员的愤怒，数万名群众赶到总督衙门请愿，赵尔丰，这位历经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的五代老臣，当即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请愿群众三十多人，造成了“成都惨案”。
“成都惨案”的发生，使得保路会原本的和平抗争彻底破裂，当天，保路会员在木片上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投入锦江，传警各地，成都府周边的数十个州县，组织起农民为主的同志军，在同盟会员和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等人的带领下，围攻成都府。
清政府紧急任命端方作为川粤铁路大臣，率领武昌的一部分新军紧急赶往四川救火，这使得武昌城内的守备瞬间降到最低，新军内部的革命党人才能趁机发起了革命，这便是同盟会在中国燃起的第一把火—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之后的短短两个月，湖南、广东等十五个省先后宣布独立，清政府迫不得已邀袁世凯出山，却也只是在饮鸩止渴，果不其然，袁世凯最终亲手将清皇室赶紧历史的垃圾堆。与其说晚清的所作所为是在往自己脖子上套上绳索，那他们自己任命的袁世凯，就是最后拉紧绳子的人。
如果说武昌起义是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第一次胜利，那么保路运动所燃起的，正是一条长长地引线，从四川到湖北，最后在武昌发出惊天的巨响，振彻了所有不甘压迫的人的心。
作者：君静；历史百家争鸣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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