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却是始终向长江流域倾斜的：当秦始皇混一华夏之时如今的江南地区还是山越民族聚居之地。整个秦汉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极为缓慢的，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对江南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也就是从这时起奠定了日后江南地区的发展基础。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的士族百姓纷纷南迁，经过东晋、南朝的开发建设之后到隋朝统一南北时中国南方的人口和经济水平已基本接近于北方。唐代的安史之乱进一步导致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就是在这时中国经济的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到了宋代南方经济就表现得更为强势了。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中实际上有两种农作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中国的经济重心位于北方黄河流域时主要是靠小麦种植为生，而江南地区的主要种植作物则是水稻。如果我们以安史之乱为界将中国历史一分为二，那么前半部分可以总结为小麦文明时代，而后半部分可以总结为水稻文明时代。当然这绝不是说安史之乱以前中国人就不种水稻、安史之乱以后就不种小麦，只是说这两种作物在国家经济体系中的主次角色以安史之乱为界悄然发生了转移。
其实中国的水稻种植文明起源很早：至少在河姆渡时期就已发展成熟，不过水稻在国家经济体系中扮演主要角色是伴随着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实现的。水稻在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作物的同时也开始向外辐射传播，以致于目前国外学界在评价古代中国在东亚文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时认为有三件事物最为重要：政治上的宗藩朝贡体系、文化上的汉字文化圈以及农业上的水稻种植文明。中国的水稻种植文明影响到了周边很多国家：不仅通过陆路传播到与我国山水毗邻的越南、缅甸等中南半岛国家，也通过海路辐射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南洋群岛等地。中国尽管是亚洲水稻种植文明的开山鼻祖，不过在水稻成为中国经济体系的主角乃至向域外辐射的过程中却不能不提一种中国从海外引入的稻种——这就是“占城稻”。占城稻顾名思义就是来自占城地区的稻种。那么这个占城国究竟在哪儿呢？中国为什么要从占城引入稻种呢？
占城是位于如今越南中南部地区的一个古国。在古代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占城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因此成为中国与印度、阿拉伯等地商品交换的中转站。尸利皮奈（今越南归仁）曾是占城的重要商港，也是外国商船会聚之处。公元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随着阿拉伯商人的到来使伊斯兰教得以传入占城。到了9世纪许多阿拉伯人在占城定居。当时占城南部的宾瞳龙已存在一个穆斯林商人的聚居区，因此中国的《新五代史》和《宋史》记载占城的“风俗衣服与大食相类”。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占城是郑和首先访问的国家。《明史》记载：郑和第一次出航为永乐三年六月十五（公元1405年7月11日），船队从太仓刘家港（今浏河入长江处）启航，出长江口驶入东海，向南至福建长乐港停泊，然后由五虎门（今闽江口）扬帆穿越台湾海峡进入南海，经过十来个昼夜的航行后抵达占城国的新州港（今越南中部城市归仁）。这里就是郑和出航的第一中转站，此后郑和历次航行都无一例外先在占城停留。占城发展成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欧洲海上交通的重要中继站。事实上占城与中国的联系早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已存在：宋朝时就有很多中国商人前往占城贸易，占城甚至为鼓励华人前来贸易而给予税收优惠政策。
占城的农业受地理条件限制并不发达，但占城的稻米却非常有特色。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大约在唐末宋初占城稻就已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被引入福建种植，到宋真宗年间这种作物引起了皇帝的重视：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盖旱稻也。内出种法，命转运使揭榜示民。后又种于玉宸殿”。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具有重农传统，但由一国之君亲自引进推广一个具体品种还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占城稻的引入是中国水稻种植历史乃至整个亚洲水稻种植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皇帝的亲自推广下占城稻由最初种植的福建推广到江淮、两浙地区，再逐渐传播到北方、岭南、湖南等地，而在向各地传播的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新品种，最后逐渐融入整个中国水稻品种系统中。中国原有的粳稻“非膏腴之田不可种”，而占城稻“不问肥瘠皆可种”。适应性强的占城稻的引入大大提高了粮食可耕作面积和产量，使南方许多丘陵、山坡得以被开发为良田。“地多丘陵”的江西在占城稻引入前一向被视为农业欠发达地区，然而在引入占城稻后却摇身一变成为粮仓。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就使农民手中的余粮得以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代的商品经济发展。
占城稻只是海上丝绸之路改变人们饮食生活的一个缩影。从13世纪起一种调料在东西之间的海洋贸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就是胡椒。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写道：杭州每天消费的胡椒达四十四担之多（每担为二百三十磅）。在元代中国最大的贸易港泉州胡椒的输入量令马可·波罗感叹：‘如果有一艘要出售给基督教诸国而装载胡椒的船只进入亚历山大港，那么将有相当于百倍的船只来到泉州”。尽管马可·波罗此言是感叹而非写实性描述，不过从中也能看出当时泉州港的繁荣程度。在唐宋时期胡椒是专供皇家的奢侈品，然而到了明代已成为寻常百姓家中的日常调味用品，这应该与郑和下西洋有相当的关系。郑和下西洋后胡椒大量涌入，以致于明朝政府不得不以胡椒作为官员的俸禄工资以解决胡椒过剩问题。这样做一方面缓解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使胡椒开始流入更广泛的人群中，因为官员要吃饭就必须把发给自己的胡椒拿出去卖钱变现。这样一来胡椒的价格大幅下降：洪武年间胡椒的价格为每百斤值银20两，到了宣德年间降为每百斤值银5两。可以说胡椒在郑和下西洋后的中国引领了一场“舌尖上的革命”：胡椒再不是皇帝独享的奢侈品，一时间民间开始广泛流传起关于胡椒的各种食谱。不要以为对胡椒感兴趣的只有中国人，事实上价格昂贵的胡椒是促使葡萄牙人开辟新航路的重要动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是胡椒扮演了地理大发现的催化剂这一角色。
美洲新航路开辟后美洲-马尼拉-中国悄然形成一个巨大的贸易网络，从而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明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开发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时中国与西班牙的殖民帝国形成了这样一种贸易关系：丝绸、瓷器等特产流入菲律宾和美洲，而白银则流向中国，以致于明朝一度被称为白银帝国。与白银一同流入中国的还有来自美洲新大陆的各类作物。1593年闽商陈振龙将从美洲传到吕宋岛的甘薯带回福州引种。除了甘薯之外玉米、马铃薯、花生、向日葵、辣椒、南瓜、番茄、木薯、可可、菠萝等近30种作物都是在明弘治十二年（1499）至清末之间传入我国的。原产于秘鲁的辣椒在明末经海上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后迅速风靡起来，以致于如今有接近一半的中国人几乎再难离开这种作物。有谁能想象川湘菜系离开辣椒会是怎样的呢？可以说辣椒在中国引领了一场蔬菜界的革命。玉米、番薯、马铃薯都是耐旱、耐贫瘠的高产作物，于是这些作物就在一般的粮食作物难以生存的贫瘠土壤上大量种植。这些高产作物和当初的水稻一样以中国为核心逐渐向周边的朝鲜、日本等国扩散开来，最终改变了整个东亚世界的面貌。1765年朝鲜从中国引入甘薯时特意作诗道：“万历番薯始入闽，如今天下少饥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中国人口从明末的1亿左右稳步增加到1850年的4.3亿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这些来自于美洲的高产作物。
原产美洲的甘薯改变了中国、朝鲜、日本等亚洲国家的面貌，而中国的茶叶同样深刻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茶叶的外传始于唐代，不过那时从中国引入茶叶的是朝鲜、日本等邻近地区，至于欧洲人开始引入茶叶则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事了。大约在1606年第一批中国茶叶被运到荷兰。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荷兰是欧洲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和经销商，垄断欧洲茶叶贸易达80年之久。从18世纪开始英国随着海上霸权的确立开始试图在世界茶叶贸易中扮演支配性角色。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茶叶贸易，以致于当时英国人戏言：“茶叶收入几乎是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甚至成为东印度公司存在的唯一理由”。茶叶进口税成为英国财政收入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达到330万英镑，占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因此茶叶被称为“绿色黄金”，犹如今天石油被称为“黑色黄金”。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为倾销茶叶酿成波士顿倾茶事件，这成为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导火索。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造就了世界最大的茶叶专卖制度，也是茶叶宣传最早的原动力。东印度公司促使英国人放弃咖啡而变为嗜好饮茶。1650年饮茶风气开始传到英国，而真正使这种风气在英国确立起来的是英王查理二世的妻子凯瑟琳王后。凯瑟琳出嫁前是葡萄牙的公主，当时葡萄牙人早就通过澳门从中国引入茶叶，所以葡萄牙的饮茶之风比英国形成更早。凯瑟琳嫁到英国宫廷时随身携带的陪嫁物品中就有中国红茶和中国茶具。王后的饮茶嗜好很快引起贵族们的争相效仿，此后饮茶之风逐渐席卷英伦大地。西方饮茶习俗的形成导致他们对中国茶的依赖，也使他们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不得不背负沉重的逆差。后来英国人不惜丧心病狂到用鸦片作为扭转贸易逆差的手段，所以我们所说的鸦片战争在英国一般被称为茶叶战争。鸦片战争期间闭目塞听的清政府甚至一度以为嗜吃牛羊肉的洋人如果没从中国进口的茶叶辅食就会因消化不良而死。且不论这种说法后来被证明是完全没根据的，况且英国人对中国茶叶的依赖程度早就开始逐渐下降了。1839年2月12日英国阿萨姆茶叶公司成立了，他们的标志就是1颗茶树和1头大象。英国人罗伯特·福琼为学习种茶技术雇佣中国人为向导，还将自己的头发剃掉，从而化装成中国人深入到中国官府禁止外国人进入的地区。他在多个产茶区运用各种手段获取茶树种子和栽培技术，将茶树种子经上海转运印度。1851年2月他通过海路运走2000株茶树小苗、1.7万粒茶树发芽种子，同时还带了8名中国制茶专家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如今印度和斯里兰卡的红茶产业就肇始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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