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什么都不会，他们一生只做两件事：耕田种地和送我们读书。父母的一生，词典里找不出“享乐”两个字。所以，他们至今住的地方还是祖宗遗留下来的泥土房，家里一台黑白电视都没有。
父母是村里最勤奋的人，他们经常全村最早一对下地，最后一对回来。几亩薄地被他们榨干，正像他们被我们榨干一样。
父母都严重贫血。但为了我们，他们还在打血的主意。大学毕业，我一张南下的火车票都买不上。就在这时，父母托人给我捎来两百块钱。听捎钱的老乡讲，这钱真是父母的血汗钱。镇医院号召村民义务献血。年轻的都到广东打工去了，没有什么人献。父母捋起衣袖，伸出干瘦干瘦的手臂。那200元钱是镇上给他们献血后发的营养补助。
父母都有肾结石，我也有，不是遗传，可能与我们那儿的水质和农村喝水不烧有关。肾结石不是什么大病（对穷人而言），但发病时特别痛。我病了，赶快跑医院。父母发病了，都没有上医院，他们舍不得交输点滴的那点钱。对待病痛，他们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躺在床上，难能可贵地休息一天，不下地劳作。他们躺在床上硬撑着，用手顶着肾部，直到不再疼痛（我一直以为他们不是不痛了，而是因为痛得失去了知觉）。
实在太痛了，父亲呻唤几声；母亲紧紧地咬住床沿，借以减轻病痛。古老结实的木制板床边沿留下了一排排深深的牙齿印。这样几经折腾，母亲的牙床就松动了，牙齿开始脱落。五十多岁的母亲已经没有几颗牙齿了，瘪着嘴，就像一个老太婆。
父亲还得了疝气。他的小肠末端洞穿两边脂肪，漏进了膀胱里，借伤风感冒发作，又胀又痛，极不舒服。医生说，这病不能干重活，尤其不能挑重担。但这对作为农民的父亲来说，实在太难了。为让我们完成学业，父亲不得不走进镇医院。手术室里，主治医生给父亲开完左边的刀后，告诉他，右小腹膀胱之间的脂肪也很薄了，最好一起把手术做了。
但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心疼钱，想着我还钱读书，想着妹妹还要钱读书，便一口回绝了。父亲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做一边手术要600,做两边手术就要1200。但他没想到实际情况是两边一起做手术，只多了手术费180,医疗费，住院费都是做一边与做两边一样的钱。父亲走出手术室，把医生的建议和他的想法告诉我，我还笑他头脑简单。
出院时，医生再三嘱咐父亲不要干重活，尤其不要挑重担。父亲还真闲了三五天。可手术线一拆，他又下地干活，忙开了——他还放不下他念大学的儿女。让我们顺利毕业，他不得不卖命苦干。没过不久，父亲的疝气又犯了，这回是右边，病发原因是没遵医嘱，挑了重担。
村小学贴出告示，卖粪便，八毛钱一担，随便挑多重。父亲想买一担给蔬菜施肥，于是借来两个超级大马桶，装了满满一担。但没走出多远，父亲便感到小腹疼痛难忍，便放下担，捂着小腹，弯下腰来，蹲在路边，豆大的汗如雨滴一样流淌下来。当夜，父亲尿出来的小便就有了浓浓的血色。
因为没有钱，父亲的病就一直拖着，拖了一年，直到前不久，我给他汇了一笔小钱，强烈要求他进医院。父亲拗不过，只得走进镇医院，把手术做了。
父母的病是我心头一直放不下的心痛，我一直希望挣到钱给他们治病。现在终于参加工作了，每月发薪日，我都把工资分成三分，一份寄给在长沙读大学的妹妹；一份寄给乡下的父母，要他们买些药吃，暂缓一下病情，适当改善一下过于艰苦的生活；一份留给我自己——而留给我自己那份，往往是最少的。
补记：这篇文章写于20年前，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年。现在家里条件已经好多了，也砌了新房子。但随着年纪增大，父母的病在不断增多加重，值得庆幸的是，现在父母有病，他们就马上到医院看了，不用再考虑钱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