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与楚、吴的关系
楚国原先亦是蜷居在汉水流域的一个小国，经过几代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的楚国国君的努力，几经开拓，自楚文王继位(公元前690年)后又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城北),这里不仅农业条件优越，尤其是交通便利，南临长江天险，北依直通中原的大道，上控巫、巴，下连吴、会，进退有路，使郢在风云际会的楚国历史上，成为长达四百年之久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楚自迁郢起，已具有了雄视汉东的实力。
自公元前684年起，《春秋》中第一次记楚事：“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楚的首次在中原露面，与徐的形象截然相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跻身史册的。预示着雄心勃勃的楚人，决不会就此善罢干休。楚国一面致力于内部的整治，一面腾出力量，先后灭掉了邓、申、息等国，并设县派员管辖，成为楚人北方的门户，也是楚人北进中原、东讨淮夷的前哨阵地。
徐与楚的关系，其主动权全操在楚人手掌。楚在中原争战中，召陵之役表明其北进兵锋受挫，齐的强大迫使楚把兵锋指向东方。楚自公元前655年灭弦，又于前648年灭黄，后二年又灭英，势力已扩展到河南南部和安徽北部，徐在此时，已正面与楚相接。值其时，齐桓公病死，齐争立为君，发生内乱，楚与徐未及交锋，由于楚一心北上争霸，方使徐有了一个喘息之机。楚的北进雄心，在晋楚交手的城濮之战中受挫。楚又把目光转向东方。楚穆王(公元前625年一公元前614年)、楚庄王(公元前613年一公元前591年)时期内，楚先后灭江(赢姓，今河南正阳县西南)、灭六(偃姓，今安徽六安县)、灭蓼(嬴姓，今河南固始县北)、灭宗(偃姓，今安徽庐江县西)等与徐有着或紧或疏联系的小国，北方的陈、郑、宋等一度归附于楚。
而此时的徐人在典籍中所载，《春秋》中记为文公七年(公元前620年):“冬，徐伐莒。公孙敖如莒莅盟”。《左传》说得详细：“冬，徐伐莒，莒人来请盟，穆伯如莒莅盟，且为仲逆(仲即襄仲，单言其字。为之迎莒女也),及鄢陵(今山东临沭县境),登城见之，美，自为娶之。伸请攻之，公将许之。叔仲惠伯谏曰：'臣闻之，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寇犹及人，乱自及也。今臣作乱而君不禁，以启寇仇，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孙敖反之，复为兄弟如初。从之。”就是说，徐原曾与莒联手谋杞，现又反目相向，北方诸国又为之排解，正在上演的是一出闹剧。此时的楚人在文公九年(公元前618年),毫不费力的“楚自东夷伐 陈”,在徐人的辖地内通行无阻。文公十二年(公元前615年):“群舒叛楚，楚人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楚伐舒蓼”。到了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楚为群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至此，徐在东南的屏 障已全为楚拆。而楚的一连串针对徐的势力的军事活动中，全不见徐的踪影。却见到“徐伐莒”的闹剧。由此可推测，徐既能伐莒，说明还是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而在战略上不能救群舒而阻楚锋，以至于“楚子 疆之”,使群舒旧居全为楚人所占，实乃是战略上的重大失策。
徐与楚的联系，公元前七世纪主要在今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部一带。待到楚灭舒蓼之际，徐的势力已完全退出江淮中部，偏守淮水下游一隅之地。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自公元前584年起，接受了中原大国晋的扶植，学习乘车、射御、战阵，并帮助晋人攻楚。楚在江淮的势力，逐渐受到吴的蚕食。原先受到楚的打击的徐国，现在又成了吴攻楚的路障。 《左传》成公七年(公元前584年)载：“楚子重、子反杀申 公巫臣之族，巫臣为晋使吴，教吴车战，吴始伐楚、 伐巢、伐徐。蛮夷属楚者，吴尽取之。”徐夹在吴楚争斗中求生存，其艰难之态可以推想。
《春秋》昭公四年(公元前538年)载：“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在这次盟会上，楚灵王擒拿了徐子(“楚人执徐子”)。理由是“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就是说，徐人为了缓和与吴的关系，徐王娶吴女为妻，方有“徐子吴出”之说。
南京博物院在1984年5月发掘的北山顶春秋墓中发现了多件有铭徐器，其墓主有的推论为吴王余昧墓,有的则认为是舒人之墓,亦有认为是徐人之墓。对徐器铭文的考释，周晓陆、张敏在《北山四器铭考》中认为编钟为吴王章羽所制，鼎是徐王章羽 为赂吴王余祭和吴王余昧之庶弟蹶由而作的。且不管有关争论，仅从徐器在吴境出现，并成组配套这一点去看，徐对吴的亲热已可窥一斑。若联系“楚人执徐子”后率与会诸侯浩浩荡荡杀向吴境，并攻陷了朱方，正是北山顶春秋墓中出有铭徐器的所在地，从考古发掘上得知，墓葬早期被盗，并有重新封土的情况看，似可认为，楚攻朱方，一是为了打击吴的气焰，再一个可能，或许是“执徐子”后亦打击徐人在吴境内的 集结也未可知。出于对徐的不满，或是对吴的仇恨，掘墓鞭尸也是可能的事。楚在朱方诛戳了投奔吴的齐庆封后遂撤军回师。吴为报朱方之仇，派军攻取了楚的棘(今河南永城县南)、栋、麻(今安徽砀山县东北)三邑。
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冬，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吴”。据《左传》 解释是“以报棘、栎、麻之役”。这时的徐，在《春秋》 中未称“子”,而是冠以“徐人”。其胁迫参战的窘态，由此或可窥见。前见“楚人执徐子”据《北山四器铭考》推测，似为金文中的“屯又”,其后二年，即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左传》载：“徐仪楚聘于楚，楚之执之，逃归。”这个“仪楚”,应为“屯又”之子，聘楚之时，尚未为王。很可能逃归回徐，遂立为国君。从《徐王义楚锦》等有铭徐器中可知，仪楚后来果然成了徐君。
楚在徐仪楚逃归后，“惧其叛”,遂派兵伐徐。吴 人救徐，楚立即命令“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这一次战役，由于吴以逸待劳，“吴人败其师于房钟”。从徐与吴、楚的关系看，徐在感情上倾向于吴，又惧怕楚的势力，所以有“聘于楚”之举。其结果是终与楚为仇。若以是年吴王派蹶由犒劳楚灵王攻吴之军这一事件来看，蹶由在楚灵王准备杀他祭鼓，而蹶由能言善辨，楚王最终放了他。可见蹶由有勇有谋，楚军回师，徐国之围顿解。徐人对蹶由感谢并赂其宝鼎，亦不是不可能的事。北山徐器铭文的隶定，亦证实了这一点。
由于徐与吴的修好，公元前530年，楚人又开始伐 徐。《左传》中载：“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颖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这说明楚对徐已不足虑，攻徐是为了“惧吴”。此使的楚灵王在州来狩猎，并在乾溪修建高台，袭用旧名为“章华台”。楚灵王一面在此玩赏景物，一面作围徐的后援，看其建台筑榭之举，意在一得，就是拿下徐国，拔掉吴在长江北岸的前哨阵地。徐的立足之地已岌岌可危。就在这时，楚国发生了宫廷政变，“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楚军仓皇撤走围徐之兵，被吴人在豫章之地打败，并俘获了楚军的五个领 兵的将领。对于徐国来讲，只不过多了一次苟延残喘的机会而已。
徐与吴的修好，不仅得罪了楚，亦使北方大国齐 为之不齿。昭公十六年(公元前524年)《左传》载有：“齐侯伐徐”。“二月丙申(十四日),齐师至于蒲隧(今江苏雎宁县西南),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赂以甲父之鼎。”齐伐徐的动机，从以上所载中并不清楚，若以吴的咄咄逼人的军事发展来推论，齐伐徐应是对吴的一个警告，齐还有力量兴师动众制裁敌手。齐的兵进蒲隧，若以徐都盱眙附近，其距离已不远了。齐的军事动作，亦使临近蒲隧的郯、莒等小国惊恐不安，遂与徐国君一起朝见齐人。所谓“盟于蒲隧”,不过是这些与盟的小国承诺对齐的负担和义务罢了。徐人在这次盟会中还赠齐以重器“甲父之鼎”。叔孙昭子感叹道：“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君之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无伯也夫!” 齐在伐徐中虽遭非议，却是“有成而还”。
由于徐与吴、齐的苟安，楚人忙于内争，徐在政 治舞台上又活跃了几年。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1年)《左传》载：“邾人、郫人、徐人会宋公。乙亥(五月十二日),同盟于虫。”按杜注解释，是为宋人伐邾事。徐因与宋有接境的原因，参予盟会，料想只是充当调和的角色。至其时，徐国的鼎盛期的“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韩非子亦叹息道：“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徐与吴的联姻与修好，只是为了保存自身的一种本能。而吴与徐的合作，可以视为策略上的需要。公元前544年，吴王余祭四年，吴宗室季札代表吴国，出使鲁、齐、郑、卫、晋等中原诸国。途经“梁宋吴楚之冲，齐鲁汴洛之道”的徐国，为徐视若上宾，宴饮席间，徐君对季札所佩的宝剑尤为欣赏。季札出使归吴，徐是其必经之路，见徐君已殁，季札脱剑赠嗣君，侍从急止说：“此吴国之宝，非所以赠也。”季札答道：“吾向者心许之矣。”嗣君曰：“先君无命，孤不敢受。”于是，季札以剑挂徐君墓而去。《史记·吴世家》中亦有记载：“季札之初使，北遇徐君，徐君好季札 剑，口弗敢言，……还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当时的徐人非常威动，歌曰：
延陵季子兮不忘故，
脱千金之宝兮挂丘墓。
从这些地方志书所载中，亦可认为，徐的嗣君，正是吴女所生，方有公元前538年的“楚人执徐子”之说。以季札过徐到中原诸国出访来看，他“至鲁，观周东，尽知乐所为”,并由此道出了周诸侯盛衰的道理。使齐，与齐相晏婴深谈；到郑又与改革家子产切磋交流。季札凭着“虚心好学，品德高尚”的名声，窥探了中原各国的虚实，亦了解到徐的全面情况，为吴利用徐的地势作跳板，缓冲楚的第一次冲击波，作了先期的准备。季札对徐的礼让，使徐愿为吴所驱使。公元前526年，季札受封于为吴楚争夺的州来，或可看成季札与近在咫尺的徐人有友好的关系，可以利用徐的力量保卫州来。从江苏町盱眙近年出土的《季札他》看，季札在这一带是很有势力的，其铜器制作精美，所铸文字有徐人风格，亦或暗示着吴与徐在诸多方面的融合。
然而，个人的友谊并不能代表国家的利益。吴对徐的利用，至六世纪末已近尾声。公元前515年，吴王命公子掩余，烛庸帅师伐楚。是年，吴公子光在国内发动宫廷政变，在前线作战的公子掩余逃亡到徐国，公子烛庸逃亡到钟吾(今江苏宿迁西南)。吴公子光即位后称吴王阖闾，他是一个决意败楚 争霸、心雄志壮的人。他命令徐人执掩余，钟吾人执烛庸。而徐与钟吾二国却放走了掩余与烛庸，二公子奔楚后皆封在舒地。吴王阖闾大怒，逐于公元前512 年攻克了舒地，杀了投降楚国的公子掩余与烛庸。就在这一年冬天，吴军活捉了钟吾国君，又对徐发动了进攻。《左传》载：“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已卯(二十三日),灭徐。徐子章禹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吴子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遂奔楚，楚沈尹戍率师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处之。”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到，徐的都城应为傍山而筑，吴人方能利用堤筑蓄山水攻城。徐王章禹断发携妻迎吴王，是说徐与吴本为姻亲，徐对吴的风俗深知，断发以迎吴王，是投其所好。吴王亦因此动了恻隐之心“唁而送之，使其迩臣从之”。徐的灭亡，应该说是吴王阖间即位后的一大杰作，吴从此往后，北上中原争霸，开邗沟，通江淮，就再也没有了障碍，并因此有了江北的后勤中转站，为日后的争霸创造了条件。这里顺便提及的是《博物志·异闻》载有：“偃王治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陈，今河南淮阳县；蔡，今河南上蔡县。“舟”与“周”同音，“舟行”当可看作“周行”。从这条资料中或可认为，徐在春秋之际亦已利用水网之便开沟通航，亦未可知。据杨升南《说“周行”、“周道”》考证，徐人通沟陈蔡的航线，正与周人经蔡至淮夷之地的进攻路线相吻合。亦可认为，吴越北上争霸 所用的邗沟，或是在徐人已有水道的基础上进而扩之，这种可能只能是试为测之，亦有待于新的资料的证实。
徐的灭国并非是徐的势力因此而烟消云散。徐在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的活动，亦应看作徐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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