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官员在任时，字因人贵，其“墨宝”洛阳纸贵;一旦贪赃枉法、身陷囵圄，字因人废，“墨宝”甚至变为废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字因人贵与字因人废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为何字因人贵、字因人废呢?北宋欧阳修认为古人都可以写字，但只有贤者之书才能传承久远，其他人的书法都被历史淘汰了，原因在于“爱其书者兼取其为人”。苏轼在老师欧阳修的基础上提出了字因人贵的思想：“古之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北宋沈作喆认为要远离奸佞人之书，因为“佞人书迹”容易对人造成染污：“佞人书迹，入眼便有睢盱侧媚之态，惟恐其污人，不可近。”可见书法中可以反映出人格修养、道德情操，书法过硬的前提是人格修养过硬。如果某官员贪赃枉法，通过书法敛取钱财，那么他的书法水平再高也不会得到社会认可，更谈不上传承有序，何况这些落马官员的书法艺术水准并不高。 领导干部喜欢书法，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他的艺术水准很一般且将题词作为变相造钱的工具，那就不但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底线，而且违背了中央八项规定的第七条规定：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不让领导题词，是为了减少雅贿的机会，营造清正廉洁的政治生态。 清正廉洁的形象，历史上不乏其人，唐代颜真卿是典型的代表。自北宋欧阳修以来的文人士大夫推崇颜真卿的根本原因在于其“人书合一”，即书品与人品融为一体。颜真卿“书如其人”表现在：“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颜真卿“人如其书”表现在：“颜公忠义之节，皎若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颜真卿的政治形象、忠义气节以及书法艺术融为一体，其书如其为人，受到历代书家、文人士大夫等阶层的大力推崇。颜真卿是盛唐时代精神的体现，更是士大夫的励志榜样。 然而北宋奸臣蔡京，身败名裂，其书法也受到连累，字因人废，最终遭到后人唾弃。“苏黄米蔡”本来是按年龄进行排序，特指北宋四位杰出的书法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京，但是由于蔡京“人品奸恶”，其历史地位无法与“苏、黄、米”相称。后世将“苏黄米蔡”之蔡京换为德高望重、忠国兴邦的蔡襄。元代书家郑杓在《衍极》中说，遇到蔡京书法都要“掩鼻而过”。南宋岳珂同时警醒世人，以文艺自居者，不得不重视自身名节，否则其文艺无法得到世人的认可，更谈不上传承有序。清代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认为“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文人士大夫虽身怀绝技，但如果人品恶劣，蒙羞于世，则不得不引以为鉴。 清代傅山曾说：“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字因人贵与字因人废的审美观千百年来已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中根深蒂固。如果一个人因为违反党纪国法锒铛入狱，那么说明他的人格修养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人的书法可能流传于后世，那么其人与其书要经得起历史考验。落马官员的人品与书法连几十年的考验都经受不起，何谈久远?他们的书法最终和蔡京、秦桧等人的下场一样，遭到后人唾弃。明代项穆说：“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正书法所以正人心也;正人心所以闲圣道也。”
【来源：《学习时报》；作者：张利国，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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