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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学《论语》15.11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

一起学《论语》15.11

卫灵公篇——颜渊问为邦

【原文】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白话】
颜渊向孔子请教治国之道。孔子说:“推行夏朝的历法,乘用商朝的车,戴上周朝的冕,音乐就用《韶》和《武》。废弃郑声之乐,远离奸佞之人。郑声淫靡,奸佞危险。”
 
【释词】
为邦:治国。为,也带有创制的意思,暗涵“制礼作乐”。《正义》:“为邦者,谓继周而王,以何道治邦也。”钱穆:“盖制作礼乐,革命兴新之义皆涵之,与普通问治国之方有辨,观下文孔子答可知。”
夏之时:就是夏朝的历法,即“夏正”,就是今天的阴历。唐文治:“夏以建寅之月为岁首,盖见万物之生,以为四时之始。禹奠九州,以农立国,夏时最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宜。”
朱子:“夏时,谓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为岁首也。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为岁首。而三代迭用之,夏以寅为人正,商以丑为地正,周以子为天正也。然时以作事,则岁月自当以人为纪。故孔子尝曰,‘吾得夏时焉’而说者以为谓夏小正之属。盖取其时之正与其令之善,而于此又以告颜子也。”
钱穆:“殷正以阴历十二月为正月,较夏历差一月。周正以阴历十一月为正月,较夏正差二月。今仿欧美用阳历,略在冬至后十日改岁,犹周正。阴历合于农时,今亦谓之农历。孔子重民事,故主行夏时。”
《正义》:“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是春主生物,为四时始。寅月为孟春,夏时用之,民既便于施工,故易得知之也。”
殷之辂:商代的车。辂,一种木制大车,质朴节俭。《左传》:“大辂、越席,昭其俭也。”
钱穆:“周制有五辂,玉、金、象、革、木,并多文饰,惟木路最质素。木路,殷路。古人日用器物,惟车最贵,孔子主乘殷辂,尚质也。”
朱子:“商辂,木辂也。辂者,大车之名。古者以木为车而已,至商而有辂之名,盖始异其制也。周人饰以金玉,则过侈而易败,不若商辂之朴素浑坚而等威已辨,为质而得其中也。”
周之冕:即周朝的冕,代指周朝的衣冠。冕,祭服所配的帽子。按:周之衣冠,含有礼乐文明的象征。
钱穆:“其制后高前下,有倪俯之形,因名冕。以分服者之等次。孔子主服周冕,即尚文之义。”
朱子:“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前后有旒。黄帝以来,盖已有之,而制度仪等,至周始备。然其为物小,而加于众体之上,故虽华而不为靡,虽费而不及奢。夫子取之,盖亦以为文而得其中也。”
《韶》《舞》:韶,舜之乐;舞,即“武”,武王之乐。唐文治:“不言时代,盖兼采虞《韶》与周《武》之乐也。”按:孔子论乐独称韶武,可见对这两种音乐的推崇,而夏商之音乐没有提到。《群经平议》《论语正义》《论语大义》《论语集释》等以为“‘舞’当读为‘武’”,今从之。
《集说》:“此夫子斟酌四代帝王之制而从之,以为百王不易之大法。”
放:废弃,摒除。
郑声:指郑国之乐,是一种“靡靡之音”。与《诗经》中的“郑诗”无关。《乐记》:“郑音,好滥淫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汉书·礼乐志》:“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内则致疾损寿,外则乱政伤民。”《乐记》:“灭平和之德。”《周官·大司乐》:“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
佞人:奸佞之人。《资治通鉴·孝元帝纪》:“非但不用而已,乃远而绝之。隔塞其源,戒之极也。”
淫:声过于乐曰淫。陈启源:“乐之五音十二律长短高下皆有节焉。郑声靡曼幻眇,无中正和平之致,使闻之者导欲增悲,沉溺而忘返,故曰淫也。”
殆:危殆、危险。《正义》:“(郑声、佞人)二者皆似是而非,故易惑人也。”钱穆:“佞人以口才变乱是非,与郑声皆易使人心惑,当加以放远禁绝。”
张栻:“放郑声,远佞人,亦为邦之大法也。以其易溺而难防,故重言曰‘郑声淫佞人殆’。”
 
【先贤精义】
《论语注疏》曰:此章言治国之法也。
唐文治曰:“问为邦”者,问圣人得位,以何道治邦也。门弟子问政者多矣,而夫子不与言三代损益,以非其任也。以上数者,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尽于此矣。
尹氏曰:此所谓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盖此意也。孔颜虽不得行之于时,然其为治之法,可得而见矣
朱子曰:颜子王佐之才,故问治天下之道。曰为邦者,谦辞。
干宝曰:弟子问政者数矣,而夫子不与言三代损益,以非其任也。回则备言王者之佐,伊尹之人也,故夫子及之焉。
程子曰:问政多矣,惟颜渊告之以此。盖三代之制,皆因时损益,及其久也,不能无弊。周衰,圣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礼,立万世常行之道,发此以为之兆尔。由是求之,则余皆可考也。
张栻曰:圣人监四代之事而损益之,以为百王不易之典,此其大纲也。其纲见于此,而其目则著于《春秋》
张子曰:礼乐,治之也。放郑声,远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谨,则法坏矣。虞夏君臣更相饬戒,意盖如此。又曰:法而能,则德可,业可。郑声佞人,能使人丧其所守,故放远之。
《论语集说》曰:法度礼乐犹是也,所以不能常保其治,而乱亡随之者,郑声、佞人有以惑其耳目而蛊其心志也。放郑声、远佞人而后,四代之法度礼乐可以兴行而无斁(dù)矣。
陈祥道曰:商周推天地之气而为正,故文;夏据人所见者为正,故质。《礼记》于五帝称不相袭礼,于三王称不相沿乐。放远之,则舜命九官终于䕫之典乐、龙之纳言,盖有典乐则郑声放,有纳言则佞人远。为治,至于郑声放、佞人远,则治之至也。孔子之门人,惟回之贤可以为王者之佐,故其问为邦而告之以此。
《论语点睛》曰:王阳明曰:颜子具体圣人,其于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备。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为上说。此等处,亦不可忽略。非要是如此,方尽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领是当了,便于防范上疏阔,须是要放郑声、远佞人。盖颜子是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节,或有疏略,故就他不足处,帮补说。若在他人须告以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达道九经,及诚身许多工夫,方始做得,此方是万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时,乘了殷辂,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岂便治得?(按:结合此处阳明先生说的基本功,加以此章的制度文为,乃内圣外王也。)
刘宗周曰:王者继天立极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莫大乎时。昔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夏时之善,而万世帝王宪天出治之道无逾此矣,此圣人行夏时之意也。殷周以征诛得天下,其敬时授事,固未尝有外夏正之遗,而建统改岁则递而更之,取以新天下之耳目也。至秦,事不师古,但取更新厌胜之意,而以孟冬为岁首。董仲舒曰春秋受命,改正朔、易服色圣人承天心,正王道之端时者,天道。君道即天道也,治之而争夺息,道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皆时之所为也。达则规四代之礼乐,帝王逊其事功;穷则修六籍之儒宗,帝王逊其道术。故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
郑汝谐曰:回所问者为邦,乃告以四代之礼乐,回可为帝王之佐也。夫子自谓用舍行藏与回无间,回之可为帝王之事业,固有素蕴不必告也。告以四代礼乐之文,盖以是立万世之则,所以为帝王之盛者不止此也
钱穆曰:颜渊所问,自是治国大道。孔子所答,主要不外重民生,兴礼乐,乃所谓富之教之。礼有质文之辨,乐有淫正之分,孔子推本之于虞夏商周之四代,而为之斟酌调和,求其尽善尽美。此所谓从周而往,百世损益可知。孔门仁礼并重。颜渊问仁,主在修己;此章问邦,则偏于礼,主在治人。此后孟子善言仁,荀子善言礼,然距今亦逾两千载,所言亦未必一一合时宜。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又曰:“予一以贯之。”
《四书解义》曰:此一章书是论王道,而归之慎独也。王道之要,归在于,独必使主志清明,君德纯粹,不迩声色,不嬖(bì)邪佞,然后可以损益百王,而立无蔽之道。孔子告颜渊之言,诚万世帝王之法也。
云门隐者按:本章是孔门讲平天下建政之事宜也。为邦之义大矣哉!诚为万世法!
 
【附录】
《吕氏春秋》曰: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弗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
《乾凿度》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
《周书》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
 
【本章参考书目】
《诗经》《周礼》《礼记》《逸周书》《论语集解》《论语注疏》《论语集注》《论语全解》《论语意原》《癸巳论语解》《论语学案》《论语正义》《论语新解》《论语集释》《论语集说》《论语大义》《论语点睛》《易·杂卦注》《左传》《资治通鉴》《吕氏春秋》《汉书》《乾凿度》《四书解义》《群经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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