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下午三点半，87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卢永根教授带着孱弱的病躯在夫人徐雪宾教授的搀扶下缓缓地走入中国建设银行营业厅。
卢院士从一个黑色的旧挎包里，掏出一个折叠过的牛皮纸信封，缓缓地取出里面的存折交给银行工作人员。
在银行柜台前，每一笔转账都需要他输入密码和亲笔签名，他随身带着尿壶，拖着孱弱的病躯，坚持一个半小时，将存在建设银行的近20笔存款约693万元转入华南农业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账户里。
考虑到卢院士的身体状况，他将改天前往中国工商银行继续将剩下的积蓄捐赠给华南农业大学……
卢院士夫妇平时生活非常节俭，对党、对国家、对人民一片忠诚。他们决定将多年积蓄800多万捐给华南农业大学，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本科生和研究生、奖励农学院忠诚于教学科研的教师以及资助农学院邀请的农业领域国内外著名科学家来校讲座。
李大胜书记陪同卢永根院士在银行
卢永根祖籍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1930年12月出生于香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从小在香港接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香港仔”。
1941年，在卢永根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父亲卢国棉眼看局势危急，便安排将几位儿女送回老家的乡下避难。在花都，卢永根经历了东躲西藏、衣食匮乏的农村逃难生活。期间他的父亲特意捎来亲笔家训：“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令他终身难忘。
初中时期，有两种学校可供他选择：一是上英文书院继续接受英式教育，另一是上中文书院。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卢永根没有遵照父亲的意愿继续读英文书院，而是自己选择了岭英中学。
卢永根院士
在岭英中学，卢永根碰到了思想进步的语文老师林莽中（萧野），并经他介绍到香港培侨中学读高中。在卢永根看来，培侨中学的三年时光，是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在这里他从一个无知的青少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1947年12月，卢永根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并积极开展地下活动。1949年8月9日，年轻的卢永根在香港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在高中即将毕业的时候，党组织通知卢永根，高中毕业后他可能有三种去向：一是直接投身解放事业，回内陆打游击；二是继续留在香港升学或工作；三是回内陆，继续学习。经反复研究，党组织决定安排卢永根回内陆，到岭南大学读书和从事革命工作，到广州去迎接解放。
就这样，一位自小接受英式教育的“香港仔”成为了年轻的革命者。
1949年8月，卢永根按照组织上的安排，顺利考入私立岭南大学医学院，同时领导着岭南大学的地下学联工作。之后不久，卢永根转入农学院，开始接触到自己一生的研究事业——农学。
1952年11月，全国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农学院和中山大学农学院合并为华南农学院，卢永根也随之成为华南农学院大四的学生。
1950年，卢永根与胡景钊在岭南大学北校门码头
在华南农学院里，卢永根认识了原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丁颖教授。丁颖早年留学日本学农，回国后在广州从事稻作研究，卓有建树，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的水稻育种领域便有“南丁（颖）北赵（连芳）”之称。丁颖给高年级学生讲授专业补充课，主要内容是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演变和中国稻作区域划分，这门课程深深吸引了卢永根，也直接促使他日后走上稻作研究之路。
1953年8月，卢永根大学毕业，党组织安排他留校任教。从此他成为作物遗传育种学的助教，不仅从事教学，也承担一定的研究任务。留校工作之后，卢永根和丁颖在工作上有了更多交集，40多岁的年龄差异，并没能阻挡两人互相学习的劲头：在学术上，卢永根不停地向丁颖靠拢；在政治上，丁颖也经常向卢永根请教。
1957年，丁颖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首任院长，调往北京工作。 1962年8月，卢永根赴北京中国农业科学院，成为丁颖的科研助手。
1963年8月，卢永根（左四）随丁颖（左三）在宁夏引黄灌区考察水稻
这项被称为“中国水稻品种光温条件反应研究”的项目，给年轻的卢永根奠定了一生的研究基础。他亲随丁颖，奔赴内蒙古河套、宁夏、甘肃、新疆以及陕西西部和陕北、河北、山西、山东等地，一方面聆听丁颖先生的教诲，一方面也考察了各地的水稻品种、性状、栽培方法等。正是因为亲历过这些考察，结合他惊人的记忆力，卢永根对全国各地的水稻品种有了充分的了解，在自己的脑海中建立起了巨大的数据库。对于全国各地的水稻品种和性状，他都如数家珍。
调研的同时，卢永根也收集到各地不同的稻种。这些积累，成为我国水稻遗传育种重要的基础性资源。
丁颖去世之后，卢永根回到华南农学院，继续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带回丁颖院士生前收集的七千多份稻种，成为华南农学院开展水稻育种最宝贵的资源。后来逐渐扩充到一万多份水稻种质资源，是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
国家重点学科作物遗传育种团队在田间观察水稻生长情况
卢永根一生从事作物遗传学特别是水稻遗传学和稻种种质资源研究，并逐步深入扩展到水稻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
他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协助丁颖院士开展《中国水稻品种对光照和温度条件反应特性》的研究，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对栽培稻和野生稻的亲缘关系进行研究、对水稻矮生性遗传规律进行研究和对水稻雄性不育性的细胞学和遗传基础进行研究。成功地培育出等基因恢复系“珍汕97A”，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学术观点，并提出应用“特异亲和基因”以克服籼粳杂种不育性的设想。
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的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和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1983年，卢永根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开始了长达13年的校长生涯。上任之初，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专访时，卢永根谈到自己的党员、校长、教授这三个角色的关系，说自己谨记“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的原则，这个简单原则体现了卢永根对党的教育事业高度负责、学校利益高于一切的责任感。
这句话虽然简单，但真正要把握好这三种角色的关系很难。卢永根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真正做到了。
2008年，卢永根在实验室指导学生
在卢永根看来，很多人是有多重身份的，比如说既是专家，又是党员。如果他们在党内以专家自居，在党外的专家面前又标榜自己为党员，这是不行的。
而他自己首先是一个党员，工作上首先要从大局出发；在校长和教授身份上，自己首先应该考虑校长这个角色。既然是校长，就要着眼于学校的发展，就要把自己教授的工作和身份暂时放下。特别是不能利用校长的身份，给自己的教授身份获得好处，比如学校的资源向自己的研究方向或实验室倾斜，利用自己的地位帮助自己的团队获取研究经费等种种好处。
2007年8月，卢永根（左一）和谢华安（左二）等在福建省尤溪县考察再生稻。
这一点，给张桂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他回忆，老师卢永根担任校长的13年，完全是全心全意站在学校的高度，为学校全局谋发展，但也恰恰是他自己的实验室发展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时期。
身为校长，卢永根坚持着自己的治校理念。在他的回忆中，当校长期间他主要做了三件事，摆在首位的是学校的人才队伍和学科建设；第二，坚决抵制住了学校为主体的商业行为；第三，不遗余力地进行校园环境建设。在若干年后的今天看来，这三件事，都交出了让人满意的答卷，而正是这份答卷为学校的未来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近日，华农师生和校友在得知卢院士的感人事迹后，被卢院士的高尚品格所感动，自发在微信上为卢院士点赞表达自己的敬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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