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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畅 ‖ “辽阳说”的确立(下)


七、“祖籍辽阳”与“后迁沈阳”



冯其庸先生在《曹雪芹家世新考》中,得出曹雪芹“祖籍辽阳”的结论,主要的根据是;    

(1)康熙六十年刊、唐开陶等纂修的《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字完壁。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世选生振彦。……”襄平即今辽阳,故有曹玺“籍贯辽阳”之说。    

(2)后金天聪四年(1630)立《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此碑说明是“同门法弟白喇嘛建”“钦差督理工程驸马佟养性”,碑文为“委官备御蔡永年,游击大海、杨于渭撰’,在此碑的碑阴题名中,列“总镇副参游备等官马登云、黑云龙……”等四十人姓名,又列'教官高应科、朱口口……”等十七人姓名,在这十七人中,第六人为“曹振彦”。下面还列有“千总”,“木匠”、“石匠”“铁匠’,“口匠”等人姓名共十人。因此碑原在辽阳旧城大南门外发现,现存辽阳市文物保管所,故“碑上有名”的曹振彦(曹锡远之子、曹雪芹之高祖父)  “祖籍”应为“辽阳”。

(3)原辽阳市玉皇庙的后金天聪四年(1630)所立《重建玉皇庙碑》(此碑已残,现存辽阳市文物保管所),碑文中说“先皇”“命下委游击李灿董治其事,重建其祠”,“皇上贝勒驸马总镇佟养性,匪惟敬神立祠,惓惓在抱……”碑文为“鸠工游击李灿、儒学生员杨起鹏撰”,碑阴题名在前列石廷柱、金玉和、黑云龙等五十四人之后,又列“侍奉香火道士”二人,再列“致政”李廷隆、季应隆等二十三人,在这二十三人中,第十人为曹振彦。“致政”之后又有“助工信士”“画匠”“□匠”“泥水匠”“木匠”“镌匠”等人题名。这又是一个“碑上有名”的曹振彦应为“祖籍辽阳’的证据。    

(4)曹寅在《楝亭诗钞》、《楝亭诗别集》、《楝亭词钞》,《楝亭文钞》等书上都署“千山曹寅子清撰”,这个“千山”是辽阳的代称。    

在冯其庸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中,为曹雪芹“祖籍辽阳“找到的根据,就只有这四条。(以后,冯先生又对曹雪芹祖籍“辽阳说’的证据作过补充,如引嘉庆《山西通志》卷八十二《职官》“吉州”:“(知州)曹振彦,奉天辽阳人,贡士,顺治七年任。”又引《敕修浙江通志》《职官》十二,《国朝职官姓氏(文职)下:都转运盐使司盐法道》:“曹振彦,奉天辽阳人,顺治十二年任。”不过,这都是在后来的文章中所补充,而不属于《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的内容。)有这四条根据,说曹振彦、曹玺的籍贯是辽阳,似乎已是无可怀疑的了。但是,冯其庸先生根据这四条证据,却得出了“曹家的籍贯确是辽阳,后迁沈阳:而不是河北丰润”的结论(前引《曹雪芹家世新考》“自序”第(七)点研究结果。在书中的另一处,冯先生又说:“据前引《曹玺传》,曹锡远原住辽阳,后家沈阳,此两地都属长白山左近,曹家归旗极早,自然可以称为'旧部'了”。曹家的籍贯,怎么会是“原住辽阳”,“后迁沈阳”的呢?    

在前引《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康熙二十三年于成龙纂修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和《皇朝通志》、《清史稿·李锴传》附传、《居常饮馔录》,《八旗文经》等书中,说到曹锡远、曹玺,曹寅等人的籍贯时,都说是“世居沈阳地方”或“世居沈阳”,都没有说过曹家是从辽阳迁沈阳的。    

那么,冯先生是从哪里得到曹家“祖籍辽阳,后迁沈阳”的结论的呢?    

翻遍冯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和他的其他文章,能够引申出冯先生的上述结论的看来只有一个根据,那就是康熙六十年刊、唐开陶等纂修的《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字完壁。其先出自宋枢密武惠王彬后,著籍襄平,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但是,这一段文字能够说明曹家是祖籍辽阳(襄平),然后曹锡远又到沈阳做官,“遂家焉”吗?这个问题还需仔细斟酌。    

如果说曹锡远一家祖籍辽阳,即在曹锡远之前曹家已经“著籍襄平”,那么说曹锡远“宦沈阳,遂家焉”,就是说他是从辽阳来到沈阳做官后才“遂家焉”的。这也就是说,《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说曹锡远“世居沈阳地方”,是自曹锡远始,以下曹振彦、曹玺等子孙都已成为沈阳人了,但这就又与后金天聪四年立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与《重建玉皇庙碑》两碑的碑阴“曹振彦”题名有矛盾了,因为这两通碑,是作为曹雪芹祖籍“石证如山”的证据的。需知这两通碑的建立时间均是天聪四年即公元1630年,冯其庸先生说:“碑(指《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就建在辽阳大南门外。'襄平’就是辽阳的旧称。那末,这座碑对曹家原先'著籍襄平’的说法,也可以算作是一个旁证,何况碑阴题名中的吴守进、张大猷等人,也就是辽阳人。这一情况,更使我们相信曹家确有可能原先是'著籍襄平’,后来因曹锡远'宦沈阳,遂家焉’,才迁居沈阳的。”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说得很含糊,即两通碑阴有“曹振彦”题名的碑刻建立时的天聪四年(1630),按照冯其庸先生的看法,曹振彦已为后金驸马总镇佟养性属下的“教官“,显然他已降金(王按:实已“归旗”),那么他此时究竟是家居辽阳呢,还是仅仅是“可能原先是'著籍襄平’”呢?按照碑阴有“曹振彦”题名属于“石证如山”的意义,则证明天聪四年前后曹振彦为辽阳人,何况冯先生也指出:“何况碑阴题名中的吴守进、张大猷等人,也就是辽阳人。”那末,如果此时曹振彦为辽阳人,他的父亲曹锡远“宦沈阳,遂家焉“,是在这之前呢?还是在这之后呢?如按冯先生的意思,那自然是在这之后,也就是说曹锡远的“宦沈阳”当的是后金的官,而不是明朝的官,他于是“遂家焉”,则从此他家迁到了沈阳,这当至少是在1630年以后的事了。

这显然并不合于冯先生的本意,因为若是这样的话,则从曹锡远“宦沈阳,遂家焉’以后,曹家果然就是“世居沈阳地方”,直至“从龙入关”了。可是如果说曹锡远“宦沈阳,遂家焉”是在沈阳被金人攻陷之前,即16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之前,那么曹锡远做的就是明朝的官,因金人攻陷沈阳后曹锡远一家成为金人俘虏,然后因金人在当年定议迁都辽阳,而被挟随至辽阳,这样曹家在辽阳落户,曹振彦在辽阳的两块碑刻的碑阴上于1630年(后金天聪四年)先后以“教官”和“致政”的身份题名,从而可以这两通碑作为曹振彦一家“祖籍辽阳“的“石证”,这才比较合乎逻辑。

可是,这样就又有了一个问题,即曹锡远如早已是辽阳人,即在曹锡远之前已“著籍襄平“,那么他是从辽阳到了沈阳,做了官,于是“宦沈阳,遂家焉丹,而到了1621年金人攻陷沈阳后,他一家人作为俘虏,是又自己回到辽阳呢?还是被迫又到了辽阳呢?作为金人的俘虏,显然没有自己回到辽阳安家落户的自由,那当然就只能是被迫跟随金人到了辽阳的,这自然也符合以后曹家归旗,成为旗人“包衣”的身份。但是这就等于是说,曹家祖籍辽阳,曹锡远到沈阳做官时迁沈阳,金人攻陷沈阳后曹家又回到辽阳。这自然合乎逻辑了,但却没有任何史料根据。

《曹玺传》中的“著籍襄平”,或作曹锡远以前的曹家“祖籍襄平”解,或作1621年后曹振彦、曹玺等“籍于襄平”解。如按前面的理解,不仅不合乎曹锡远、曹振彦居家变迁的逻辑,也不符合《曹玺传》中说曹玺“著籍襄平”的原意,而按后面的理解,则更为顺理成章。
 



八、“石证如山”吗?



当然,《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与《重建玉皇庙碑》两通碑的碑阴题名,也未必是曹振彦祖籍辽阳或籍于辽阳的“如山”的“石证”,因为如果曹振彦的“教官“身份与“致政”身份,并非指的是额驸,总兵佟养性属下的意思(大多数人都把“教官”理解为佟养性属下红衣大炮部队的“教官”,其实这种理解不对。笔者认为李广柏先生说“教官”乃地方教师之义是对的,这与曹振彦后来为“致政”也是一致的。

不然,在1630年同一年中,曹振彦又从“红衣大炮部队教官”罢职而为地方“致政”,很难解释。详见《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六辑,李广柏《曹振彦的两个职务》一文),则他为辽阳地方人士,其碑阴题名作为他是辽阳人的证明,才有意义:如果他的“教官”身份,指的是佟养性部下军官,则这对于证明他的辽阳籍贯就毫无意义,因为尽管冯其庸先生指出碑阴题名中的吴守进、张大猷等人也是辽阳人,但作为“总镇”旧汉兵的佟养性的部队,虽然也可以有辽阳人,大部分却未必是辽阳人,即如这通《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的碑阴题名中,根据冯其庸先生的考证,就有许多人不是辽阳人,甚至也不是辽东人。首先,此碑的“钦差督理工程驸马总镇佟养性”就不是辽阳人。

《清史稿》“本传”:   

佟养性,辽东人,先世本满洲,居佟佳,以地为氏。有达尔哈齐者,入明边为商,自开原徙抚顺,遂家焉。

《满汉名臣传》叙佟养性之兄佟养正的家世籍贯说:    

佟养正,辽东人,其先为满洲,世居佟佳,以地为氏,祖达尔哈齐以贸易寓居开原,继迁抚顺,遂家焉。天命初,养正有从弟佟养性输诚大祖高皇帝(下略)。 

再看“总镇副参游备等官”中的石廷柱、鲍承先、李思忠等人。

《清史稿》“本传”:

石廷柱,辽东人。先世居苏完,姓瓜尔佳氏。明成化间有布哈者,为建州左卫指挥。布哈生阿尔松阿,嘉靖中袭职。阿尔松阿生石翰,移家辽东,遂以石为氏。石翰子三:国柱、天柱、廷柱。……

鲍承先,山西应州人。明万历河积官至参将。泰昌元 年从总兵贺世贤,李秉诚守沈阳城,迁开原东路统领新勇营副将,诚守如故。……

李思忠,字葵阳,铁岭人,父如梃,明辽东总兵官宁远伯成粱族子也,仕明为大原同知,罢归居抚顺,太祖天命三年,始用兵于明,克抚颇,得思忠。如梃徙还铁岭……

这些例证都说明,碑上有名的人,并非都是辽阳人。所以不能因为碑阴上有曹振彦题名,就成为他“著籍襄乎,或“祖籍辽阳”的'石证”。这样的碑就是真的多得“如山”,也仍然是一样,比如辽阳还存有一通《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碑建于崇德六年(1641),为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大学士范文程等修建。碑阴列各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官员,都是孔、耿旧部,原来大部分都是辽东明朝旧将。其内有《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中的曹家族人三名:副将曹得先、曹得选、参游曹世爵。前已论及,这三人都是《五庆堂谱》中“三房”中人,并都是沈阳人。

所以不能因为辽阳的这块《东京新建弥陀禅寺碑》碑阴题名有这三人的名字,就来证明他们是辽阳人,甚至说他们“祖籍辽阳,或“著籍襄平”。

摘自王畅《曹雪芹祖籍考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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