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六郎”镇守“三关”，乃“杨家将”故事之一大关目，人所习知。然于“三关”之所指，则历来又颇纷纭。综言之，凡有五说。即：
瓦桥关、益津关与淤口关 《新五代史·周世宗纪》：“世宗下三关，瓦桥，益津、……淤口关。”《辽史·穆宗纪》上：“周来侵，拔益津、瓦桥、淤口三关。”《辽史·萧思温传》：“周主复北侵，……陷益津、瓦桥，淤口三关。”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二四：“周世宗侵三关：显德六年三月甲戌北征，……辛丑取益津关为霸州，癸卯取瓦桥关为雄州，及淤口关置寨（按：原讹作'塞’，据《新五代史》《元丰九城志》正），今信安军是也。”今之论者如《沈书》等皆持此说。
遂城关、益津关与瓦桥关 《昊天塔盂良盗骨》杂剧：“这三关是梁州遂城关、霸州益津关、雄州瓦桥关。”《谢金吾诈拆清风府》杂剧：“是那三关？是梁州遂城关、霸州益津关、雄州瓦桥关。”
益津关、瓦桥关与高阳关 南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二《靖康元年应诏上封事》：“（周）以数千之师伐契丹，兵不血刃而取益津关，继取瓦桥关，又继取高阳关。是三关者，晋人弃之，以为契丹之元首，非特为其右臂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一二引《高阳县志》：“五代周显德六年收复三关，建为高阳关砦，即三关之一也。宋属顺安军，与瓦桥、益津互相连络，高阳实为根本，控扼幽蓟，戍守特重。”《常书》第四章：“世人艳称的'杨六郎把守三关口’的三关，是益津关、瓦桥关、高阳关。”
霸州，雄州与白沟河 《日下旧闻考》卷一二一编者按语：“保定（按：此指清代顺天府保定县，即宋时保州故址，非指今河北省保定市）在宋时最为重地，是以杨延朗守此以镇三关。北以霸州为一关，西以雄州为一关，又白沟河为一关。”
宁武关，雁门关与平型关 《郝书》第五章辟专节述“战垒棋布宁武关”，虽未明确回答三关究何所指，但据所论已不难知其意为宁武关、雁门关、平型关。因为之概括，以备一家之说。
欲辨诸说之是非，先当明“三关”一词之所起。考“三关”一词，首见于五代时周世宗北伐之役。此前，后晋高祖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之地以贿契丹，从而换取契丹对其充当“儿皇帝”之支持。及周代晋，世宗矢志收复失地，以阻契丹南窥中原。显德六年( 959年)，周军出师所向克捷，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中之瀛、莫二州，“关南平”。惜因世宗病发而罢兵，嗣后亦再未暇北伐。历周及北宋前期，皆以益津关（故址即今河北省霸县）、瓦桥关（故址即今河北省雄县）、淤口关（故址即今河北省霸县之信安镇）一线为北边，与契丹相峙。
“三关”本唐季所置，后没于契丹，故史称周世宗北伐“收复三关”。“三关"既定，“关南”之地遂尽入版图。北宋承周之旧，杨延昭在北边二十余年，其所守者即此“三关”一线。
之所以于“三关”所指发生歧说，实因自周世宗收复“三关”后，即于益津关置霸州，于瓦桥关置雄州，而于淤口关却未置州，“仅止置寨，故《旧史》，《实录》皆阙（其名）不书"⑪，致“三关”之以州称者仅余其二。后人昧于淤口关之湮而不彰，遂设法补其所缺之一关，而所补又各不同，或径舍之而另拟。考诸家所补、所拟，实皆出附会。辨之如下：
遂城关 遂城为北宋时之一县，故址在今河北省徐水县。宋初属易州，太平兴国六年改属威虏军，景德元年改威虏军为广信军，治遂城，见《元丰九域志》卷二。咸平二年（999年）冬，杨延昭以保州缘边都巡检使守遂城。“城小无备，契丹攻之甚急，长围数日。契丹每督战，众心危惧。延昭悉集城中丁壮登陴，赋甲器固守。会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契丹遂溃去，获其铠仗甚众”。时契丹劲旅大举南下，宋之守土官皆弃城而遁，独延昭坚守危城，卒却强敌，因之声名雀起，遂城因被号为“铁遂城’。⑬其地虽系延昭四十二岁时大显身手之所，但其并非“关”，广信军虽为“同下州’，但在'州等”上并非“州”，元曲名之为遂城关，绝无根据，名之为梁州，尤属杜撰。
白沟河 白沟河为当时宋与契丹间之界河，宋沿周制于白沟河南设雄州、霸州为控扼之要塞。然考《通典·州郡》《唐会要》《五代会要》《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广记》《玉海》《宋会要辑稿·方域》，《文献通考·舆地》，以及两《唐书·地理志》《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等记唐、宋、辽代政治地理之书，皆无以白沟河为一关之说，只雄州北临界河处有白沟驿，为当时宋与契丹间交通之所必经，但其并非“关”。所谓白沟河为一关，纯出想当然。
高阳关 故址在今河北省高阳县境。“旧号关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二月甲申，改关南为高阳关”。“关南”者，谓在周世宗所复“三关”之南也。缘其居于北边旧日“三关”之南，属于“二线”，又为自雄州白沟驿入宋境后，南至真定、大名乃至东京之交通孔道，遂成为据以支持“三关”一线之军事基地。宋初设关南兵马都监，继升格为关南兵马都部署，旋改名高阳关兵马都部署，以协同雄、霸、保，莫诸州驻军，控扼北边。是为宋前期河北四“军事路”(或称“帅司路) ”之一，即当时河北最北部之军区。而在行政方面，高阳关则仅为一县，初属瀛州，后隶顺安军，为治所，熙宁间更一度省为镇，旋复为县。高阳关路都部署虽初驻高阳关，后则依宋代“家法”，例由文臣出任之知瀛州兼领，作为“军事路”之高阳关路亦与作为“转运使路"（或称“监司路”）之河北东路合并，移驻瀛洲（故址即今河北省河间县）。自熙宁二年（1069年）后，顺安军及其治所高阳县改隶河北西路（《元丰九城志》卷二），遂与驻瀛州之高阳关路分离。
后世不悉其间原委，或径以瀛州为“旧名关南”，或径以故址在今河北省高阳县境之高阳关，领有河北东路所辖自霸州以至景州将陵（今山东省德州市）之广大地域，杨延昭在北边任职最高，最久（九年）与最终之官职高阳关副都部署“等于河北边防总司令”，均误。尽管高阳关路之建置与北宋相终始，但其绝不能补充“三关”之缺数，“旧号关南”便属确证。
至于另拟之宁武、雁门、平型三关，其前二者为明代京师“外三关”⑱中之两关，且宁武关，平型关之名亦非宋人所得知，合之而为“三关”，不符当时情事，况杨延昭任边事最久与功业最显赫之地实在河北，依理绝不当指其早年随父戍宁河东（今山西省），且功业不显之时而言。是则此另拟之“三关”，予实于理均属未谐。《常书》已有辨说，兹不具赘。
所补与所拟具非，然则“三关”究当何指？
答曰：根本无须补，无须拟。自周世宗时已废三关旧名，改瓦桥为雄州，益津为霸州，降淤口为寨。宋沿周制，仍设雄州、霸州，惟升淤口为军（初名破虏，后改信安），并不曾于北边重设三关。当杨延昭守边之时，“河北有关一：瀛州高阳关”，并无“三关”，杨“六郎”镇守“三关”之“三关，实为沿袭旧称之地城概念，即北边之同义语，并非具指三个关。谓即旧日之瓦桥、益津、淤口三个关固非，补沈晦之淤口关缺数，或另拟三个关，皆属多余。
“杨家将”故事虽称镇守“三关”，实则皆指瓦桥关一地。《昊天塔孟良盗骨》杂剧中杨五郎谓六郎：“兄弟，闻得你镇守瓦桥关，怎到得这里？”《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杂剧等甚至径称杨六郎驻守之地为“瓦桥三关”，验之所演内容则仅瓦桥关一地，并非三处。“三关”也罢，“瓦桥三关”也罢，所指皆宋代之雄州，即旧日之瓦桥关，今之河北省雄县。明此，则小说，戏曲所谓“离却三关”“来此已是三关”始可理解。倘必根究其为“三关”中之哪一关，岂非胶柱鼓瑟？是则足可证成“三关”非谓三个关之敝说。
作为历史地名，“三关”乃指瓦桥关、益津关、淤口关。当杨延昭守边时，已无该三关之建置，所谓镇守“三关”之“三关”，实指北方边防前线。“杨家将”故事所称之瓦桥关，乃沿旧名以指雄州。实则杨延昭在北边二十余年，并未镇守过雄州。雄州固曾是高阳关都部署之辖区，但并非副都部署杨延昭所直辖。谓杨延昭镇守瓦桥关，亦属艺术家之想像，予史并无实据。故以为当时尚有“三关”、瓦桥关之建置者，误；以为杨延昭镇守雄州（或瓦桥关）者，亦误，以为“三关”必即三个关者，尤误。
（此文原刊于《北京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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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纬堂 ‖ 延昭何以名“六郎” ？——“杨家将”史事识小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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