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弓（1899—1983）先生84岁病逝，在当时说也算高龄了。我最后见到他的时间离现在也已经30多年了。他在我的记忆中一直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我尽自己的能力写一点他的故事，表达我一直的怀念这家情。
张弓，笔名檠铭，江苏省灌云县人。1924年毕业于武昌师范大学国文历史部。解放前曾任教于天津南开学校、南开大学、北京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北平临时大学等。1949年后，曾任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河北师范学院、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文史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河北省分院语文研究所研究员，河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晚年曾担任中文系主任，高等学校文字改革学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河北省语文学会会长，河北省社联副主席，中国修辞学会名誉会长，1980年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在一般的名人词书中，都介绍张弓先生一生从事汉语教学和研究工作，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家，我国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奠基人之一。其实，他也是一位文学家，却没有人说到。
一、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
我们上大学一年级那年，张弓先生已经66岁，是当时系里边年龄最长的老教授。我早就知道张弓先生的名字，因为他出版过一本《现代汉语修辞学》，是大学教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学者能够著书立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写的书能够选入大学通用教材，那更是了不起的事。记得那个年代，上讲台的老师主要是讲师和正副教授为主。年轻的助教，为教授做辅导、答疑、写板书、擦黑版，也为老教授提水、拿书包，那是常事，不算低下，助教还分到教授和副教授的名下，师傅带徒弟一样指导他们，但是我们看着特别不习惯。到我入大学的时候，教授一再被贬低、被批判，那时，想象中的教授尊严几乎一点也没有了。
张先生上课是从来不用年轻人为他服务的。我上大学第一学期就有张弓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课，名教授给我们上课，我们很欣慰，也很好奇，对他的讲课抱了很高的期待。他来上课时，我们见他走路很慢，也很平稳，他穿着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灰色的帽子，背有点驼，但是不厉害。他从来都站立讲课。当时知道他是名家，很恭敬地聆听他的讲解。可是他说话的嗓音竟是太小，而且沙哑，江苏口音很重，我实在听不懂他的方言，他讲了好半天“扯受”和“晒拆”我也猜不出是什么意思，许多学生和我一样东张西望地表示听不懂，那叫真费劲。先生微笑着很耐心地在黑板上写了“词素”和“色彩”，我们恍然大悟后哄然大笑。
很对不起先生的是，后来我就逃课了，那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逃课。我私下里觉得现代汉语课对我们来说，是能够自学而弄懂的，一本教材有一个星期就能够读完，用不着花一个学期的课时让老师慢慢地喂饭。我的逃课并不是到外边玩，更不是睡觉，而是自己躲到资料室里看书，里面坐着的正是魏际昌先生。魏先生问我为什么不去听课，是什么课。我说实在听不懂，还不如自己读教材。魏先生表示理解，却一句别的话不说。从那个时候起，就这样逃课而自己读书，从此我跟魏先生的关系就特别好，按规定，系的资料室是不允许学生进入的，魏先生觉得我比较安静，在资料室看书，也不乱翻东西，还向他请教读书，听他讲孔子孟子的故事。其实，我一直喜欢研究语言，而且觉得我的现代汉语学习得是不错的，对得起我的老师。那时的修辞学是张先生教，此外现代汉语是吴先生教，从语音教起，教大家说普通话，用的是是胡裕树的《现代汉语》，那一本教材在运动中丢失了。
后来，我们曾经按着领导的意图选举张先生当了一次市里的什么代表。我们享受的民主就是按领导的安排，很隆重地为他投票。到底是什么代表，现在也不清楚了。即使是当时也没想弄清楚。我觉得，一个教授就应该是教学和研究上的能手，什么社会职务并不重要。后来，选举成功，那个代表会召开也成功，全校来了个大庆祝，高年级的同学们竟然搞了个大动作，全体学生在院子里大游行，敲锣打鼓扭秧歌，我至今不知道那有什么必要。我们农村来的学生没有经过这阵势，只是看着大笑，并不想参加那种热闹。记得那学期的课也没有考试，也可能我没注意自己考得怎么样。
我知道，张弓先生的著作有：
《中国修辞学》，1925年天津南开华英书局印行；
《中国修辞学》，1926年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文学鉴赏》，1932年文化学社出版；
《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现代汉语》（全二册），1957年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函授出版；
《古汉语修辞学讲纲》，1964年河北教师进修学院出版。
陈望道：修辞学发凡
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
张弓教授早在1925年就由天津南开华英书局印行了我国第一部修辞学专著《中国修辞学》。那时他才27岁，此后，他的研究历经坎坷，屡遭挫折，但始终没有停止对修辞学的探索和研究。1963年，先生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时，这部书的字数并不算多，总计近20万字。学界这样评论：在我国现代汉语修辞学发展史上，是继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黎锦熙先生在为本书作的序中说：“张弓先生研究汉语修辞学几十年，我在几十年前就已读过他著的一本分析归纳修辞方式的书；他积累了多年的教学经验，参取了修辞学的先进理论，掌握了传统的现代作品中的资料和实例，现在写成这部《现代汉语修辞学》。”黎锦熙先生说“喜其成书，乐为之序”封面是黄绮先生的题字。张先生的贡献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修辞是词句方面同义形式选择的见解，这一点以往没有被广泛认识。总以为修辞是写文章中正确使用语词的艺术。
我非常赞同张先生的这一个意见。同时，我也有自己一点看法。我一直不同意福楼拜的“一语说”:“我们不论描写什么事物：要表现它，唯有一个名词，要赋予它运动，唯有一个动词，要得到它的性质，唯有一个形容词。我们必须继续不断地苦心思索，非发现这个唯一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不可，仅仅发现与这些名词、动词或形容词相类似的词句是不行的，也不能因为思索困难，就用类似的词句敷衍了事。”福楼拜是莫泊桑的启蒙老师，他们二人都很伟大，但是福楼拜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的，作家这样说话，虽然是有理由的，但是并不科学。他可以指导一个作者努力锻炼自己的语言，但是不能以此当作科学的语言理论。因为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描写人物、事物的语言库以供人们像寻找机器零件一样装配文章。如果那样，一切文章都会变成八股文了。人们研究到古代诗词津津乐道地认为：“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是最好的词；“僧敲月下门”，“敲”是最好的词。这就错了。张先生说的是，修辞是许多同义、近义词语的灵活选择。他没有说，不同的选择表达近似而不太相同的意思。我觉得这样说才更好。将这个理论再向前走一步，修辞学就与美学联系起来了。钱钟书先生对此有新的意见，这里只好长话短说了。
另外，张先生创造了一套修辞系统。他还从现代汉语实际出发，把古代汉语中“炼字、炼句”之说改变为“寻常词语艺术化”，从而创造性地研究“现代汉语修辞学”，这是我们研究现代汉语不能不直接面对的问题。五四以来，一直有人看不起白话文，总觉得古代的文言文抑扬顿挫、平仄铿锵，最讲艺术性。白话文似乎就成了白开水，没有什么味道。至今仍然有这样的认识。五四时期的一代文学家，努力倡导白话文，这是对汉语的一个革命。 他说旧文学不讲文法，新文学“须讲求文法”。但是他没有在这方面作具体的研究。张弓先生对现代汉语的修辞研究是给白话文通向高雅定了尺度和规则。这一项历史性的工作总得有人做。他终身大事地做了，不可小看。“寻常词语艺术化”，这个说法是发人深思的。我们知道，语言、文字，都是记忆的符号，文章的美与不美、生动与枯燥的区别就在于使用语言的人如何将一般的词语艺术化。鲁迅曾经称赞《水浒传》中写林冲雪夜上梁山《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第二次描写大风雪，仅用了几个字：“那雪下得正紧。”“紧”这个词让作者给用活了，写了雪越下越大，越下越急，越猛。鲁迅的发现，很重要。
张先生在世时，曾经多次想自己动手修订这一本《现代汉语修辞学》教材，但是由于年龄高，终于没能够完成。为了这个遗愿，他的学生李济中先生组织了郭伏良、张莉、杨礼等青年学者，完成了修订工作，让这本书以新的面目与读者见面了，李济中先生在《再版后记》中写道：“先生晚年曾拟将此书修订再版。据先生生前所言，在修订此书时，除要更换一些例句外，拟将在全书的内容上作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化，体例上也要有所调整，以使得进一步完善。如拟对书中的语体内容作重点增补，对寻常词语艺术化问题作进一步阐述，对篇章修辞问题拟将考虑改变原来所持的意见等等。但因忙于公务以及后来出于健康上的原因，先生亲自修订此书的计划一直未能实现。在我国现代修辞学繁荣、兴旺的这些年里，致力于修辞学研究的同志们殷切盼望此书能够及时再版。我们根据先生生前遗愿，并受先生之子女的重托，联系了再版事宜，得到了河北教育出版社、河北省修辞学会的大力支持。”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1993年8月为纪念张弓教授的《现代汉语修辞学》出版发行30周年，也是祝贺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修订本，由河北大学中文系和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北戴河联合召开了张弓《现代汉语修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出席代表，除了国内的专家、学者，还有德国、日本等国家的汉学专家，河北大学校长李志阐教授亲临研讨会指导。可见学界的重视。学界认为张先生的修辞学理论在当时是创新的，只是由于时代的关系，其中的有些旧例证不大合适，张先生的学生李济中等人组织人力对书进行了修订，这大概是没有通过作者的同意而进行的修订本人著作的唯一案例。李济中教授对大会有个总结：“会议对张弓先生修辞学思想和理论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其中，有对张弓先生《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作总体评价的，有从宏观上研讨这部专著的研究方法论的，有具体研讨语体、风格的，有进一步探索“寻常词语艺术化”的，有研究语言因素与修辞的关系的，有从微观角度探讨辞格问题的，还有一些论文和发言涉及到张弓先生修辞学思想的其他方面。大家认为，张弓先生对语体的论述，为我国语体学的建立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他对于'寻常词语艺术化’这一新鲜课题的阐述，为人们以后研究文学语言艺术、研究词语锤炼等提供了新的理论;他提出的词汇、句法'同义形式’，为以后修辞学界'同义形式选择论’的发展起到了启发和引导的作用;他对语言各因素与修辞的关系的论述以及对'语境’等的论述，使人们更加明确了修辞的实质和原则，并进而找到了研究修辞的重要途径。他在修辞学研究中运用的唯物辩证法，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修辞学界也具有指导的意义。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张弓先生是我国修辞学界的一代宗师，一致认为他的《现代汉语修辞学》是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之后中国修辞学史上又一座里程碑。”
二、张弓的《中国文学鉴赏》
为了编辑作家研究资料，有一个时期，我天天在图书馆里阅读民国时期的旧期刊，有一次，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一个广告，介绍张弓先生出版的著作。因为张弓的重名较多，我很好奇地想弄清楚，这是不是就是我的老师张弓先生。没想到的是，他没有下面回答，却反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我出版过《中国文学鉴赏》这本书？”我很吃惊地回答：“真是您的书？您手头有这本书吗？”他说：“那是我很早时候由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的书。解放后没有再版过，手头也没有了。”于是想办法到处找原书。
我们知道，北平文化书社是五四时期影响比较大、坚持时间也比较长的出版社，出过很多名家的书。同张先生的书同年在本社出版的书，还有：李何林先生的《小说概论》，贾逸君先生的《中华民国名人传》，收入熊佛西、梁实秋、朴园、西滢、顾颉刚、洪深、余上沅等名家的《戏剧论集》等书，周海波著《现代传媒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记：“1918年，文化学社创办于北平，地址在和平门外南新华街北口，并设书店在平安胡同9号，是北平出书最多的五家学术团体之一，后来发展为专业的出版机构，出版数量仅略少于北大。经理是邵松如。出版品种广泛，以社科类为主，尤重哲学、历史、心理学、教育学、文学。”据作者赵梦文、陈越刚所著《镜头中的老北京》的资料：文化学社社址在宣武区南新华街路西的一座二层楼上，二层楼的窗上墙上书写着社名：“文化学社”。开办人邵松如1922年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研究科，而后开办文化学社，出版师大教材和接合师大老师写的书，也销售中学理科翻译教材，1930年出版《千叶奇谈》，日本占领时期楼房改作他用。
北平文化书社旧址
这实在是一个大新闻。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张先生除了修辞学外还有别的书已经岀版。更让我惊奇的是，先生的这本书是文学鉴赏方面的著作。我从此就努力寻找这本书，想知道书里到底讲了些什么。但是十分遗憾是，一直到先生去世，我也没有见到这本书。如果我找了书送给先生，他会很高兴的。我也可以向他请教文学欣赏方面的问题了。
到了有互联网以后，我终于找到了这本书。我更惊奇地发现，这本书的后面列出了先生即将出版的六种著作。
著：
文学原论
中国修辞学（再版）
文艺心理
中国文学鉴赏次卷
大学国文教育问题
译：
中国文学概论（儿岛献吉郎著），（附译者对本书之批评）
张弓的著作版权页
我认真地寻找过其他几种书，发现都没有以“张弓”名义出版过。我想可能就是先生出版《中国文学鉴赏》时，编辑给张先生当时的研究设想刊载了一个广告。细查了一下，坊间确实出版过一本《文学原论》，著者不是张弓先生，而是署孙芥编著，1937年由正中书局出版。这与先生的书没有关系。《中国修辞学》（再版本）《文艺心理》《中国文学鉴赏次卷》（《中国文学鉴赏》的续编）有预告而未出版，其实就是先生的讲课内容，从《中国文学鉴赏》上所列的参考书看，他已经在课堂上讲过、而且有讲义，只是有待整理成书出版而已。《大学国文教育问题》可能是他思考过的一个研究课题而没有完成。惜夫，惜夫！
至于张先生想译的一本儿岛献吉郎原著《中国文学概论》，在此时已经出版了，由胡行之译述，北新书局1930年5月初版。1931年1月再版。书前有《译述者言》：“日本文学博士儿岛献吉郎著有《支那文学概论》一书，内分四篇：第一篇为序论。把文学的原理及其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叙述得很清楚，而其中每章所叙述的，都纯粹以中国的事实为背景，和一般泛论文学原理者不同。第二篇为内容论。把文学的要素——情感、思想、物质条件，和中国文人所发生的关系，用问题式的归纳法叙来，再加以横的分解，既有趣味，又有系统，使读者一览了然。第三篇为形式论。把中国文学诗文的区分、句法、篇法及体制的论述，都有精到的眼光和详细的考证，虽是一部文学概论，也可以说是一部有系统的文学史。第四篇为结论及余论。把文学的声律问题补叙得很详细。总之，儿岛博士此书有两大优点，即是：编制很特别。每章都以问题为中心，而加以横断面的解剖，并集中同样的材料，很易于检阅及发生趣味。二、搜集中国文学材料很丰富，见地亦颇精确，著者虽系日人，实比中国人所说尤为亲切。因儿岛博士曾著有《支那大文学史》《支那大文学史纲》《支那大文学考》等书，研究中国文学，原有很深的根底的……一九二九年，六，二九，于白马湖畔。”
胡行之的藏书
胡行之的著作
经查证，“胡行之”并不是张弓先生的笔名，胡行之，实有其人，曾经编撰过我国第一部《外来语词典》，1936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出版此书时任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对于中国文学、文化、小学以及法律等都具有相当深厚的修养，曾出任吴越史地研究会(成立于1936年，抗战爆发后解散)常务理事，建国以前编著、翻译出版有《宜庐诗稿》《中国作家自叙传文钞》《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最新区、街、村自治法》《苏联妇人在法律上之权利》《进化思想十二讲》(日本小栗度太郎著)等，1949年后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过《'叠字’的综合研究》《略谈文言虚字中的复词》等文章。
张弓先生的《中国文学鉴赏》，其实是先生写于南开大学的讲义稿。先生在书的《例言》中说，这一本讲稿草创、修补于1930年，为南开大学国文选科讲；1931年再修补，为南开大学一年级讲；1832年复修正之出书。其内容按时代顺序赏味各体作品，从中古到近代，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全部的讲义。从书的目录看，只有
一、鉴赏绪论；
二、鉴赏本论；
１.三百篇鉴赏；
２.楚辞鉴赏；
３.汉诗鉴赏；
这一部书已经预告了“次卷”，如魏、六朝、唐、宋、元明、清、近代部分，不知道是何面目了，仅从现在的规模看，这是一部反映了先生教学内容的深刻而博厚的文学研究著作。读这本书，有几点让我受益：
一、文学鉴赏的目的，他说是“引导学人品赏中国文学，以栽培对于'真我’'本土’'全人间’之忠爱精神”。张先生对文学的理解已经阐述得十分清楚。就是让学生、读者通过文学发现自我和本土，乃至全人类的博爱精神。对人伦之爱，对于祖国、家乡、事业的爱，对于生命的爱。这才是文学存在的真正意义。这种说法让我们想到先生肯定读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方面的书。自我，可以理解为自己。是自己可意识到的。比如：思考、感觉、判断、记忆等这些方面。“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冲动得以满足，还要在“超我”的限制内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所以“自我”遵循的是“现实原则”。
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构成“本我”的成分是人类最基本的饥、渴、性等需求。“本我”需求，需要的是满足。故“本我”遵循“快乐原则”。自我，就是本我被外部世界的直接影响所改变的那部分，自我寻求把外界的影响施加给本我，并努力用现实原则代替在本我中不受限制地占据主导地位的快乐原则。在自我中，知觉起的作用就是在本我中本能所起的作用。自我代表我们所谓的理性和常识的东西，自我和含有情欲的本我形成对照。还有一个超我，在人格结构中属于管制地位的最高部分。构成“超我”的成分是：社会道德规范、个体的良心以及自我的理想等。“超我”是要求“自我”按着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所以“超我”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从这样的哲学原理上理解读书与文学欣赏，是很有现代性的思维的。
二、鉴赏是文本细读的硬工夫，也正是我们读书人最缺乏而又不大好养成、却应该努力培养的文学鉴赏能力。时下的学者、学子不大懂，也不怎么在意文本细读，不晓得文本的最基本表达，不知道书里说的是什么，就开始作大文章。这个主义，那个概念，新名词堆积如山，终于弄得人“不说还明白，越说越糊涂了”。这就是隔山打老虎，打不着至少吓一跳。最可怕的是把“吓一跳”当成了吓死，于是自命武松。比如对于《诗经》的首章“关睢”人们说是“恋爱诗”，“新婚诗”，太笼统含混，到底是什么，先生认为，解作“求爱”才对。在解读《离骚》时，显然运用了西方新批评的方法，将文本的内涵分解为12意象：
1.屈子绝对的彻底的“爱本土”的精神；
2.屈子的狂病（乡愁、洁癖）消息；
3.屈子“爱”与“战”的伟力，屈子的“自爱”，屈子的“孤芳自赏”；
4.屈子的“哀”（主和、犹疑之哀）“怨”（大怨）；
5.屈子的“柔情”“坚志”；
6.屈子的“怀古幽情”“惜时真意”；
7.屈子的“决死”与“孤往”的精神，“从容”风度；
8.楚民族的“巫风”与屈子的“宗教情味”；
9.本篇里构成楚土香的几种元素——楚语、楚声、楚物、楚地；
10.本篇中的一点“剧味”与“剧形”；
11.本篇“自叙传”的体裁；
12.本篇“抒情”“神话美”“象征的手法”。
我觉得，先生是用了西方新批评的方法对长诗作了分析。长期以来，学界分析作品的方法往往从诗人的“个人传记情景”入手来挖掘作品内涵，以作者研究来代替文本研究，忽视语言文本细读的“事实”。文本可能被遮蔽，造成深层艺术和创作心理结构的丢失。新批评细读法将目光坚定不移地集中在文本，对文本进行语义结构和层次结构的细读分析。新批评将文本“文学性”看作是文本的一种“语义结构”，着重于探讨文学作品“语义结构”的构成特征。打开“语义结构”的非常复杂的语义关系，认识“语境”。这种方法让人耳目一新。
三、张先生治学汇通中西，眼界非常宽广。解读文学的思路原来是如此广博。张弓先生重视文学修辞，但是他并不执于此点，而是一面将语言研究通向文学创作，又让我们直接解析文学经典，从中领会文学创作的实践经验，也就是面对文学作品论鉴赏。先生的古文献基础非常丰厚，各种文献典籍信手拈来，引证恰到好处。特别是他对西学也有很好的修养，简直无所不通。比如，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引用了一段语录：“真正的文学批评，是批评者灵魂的记录。”这是很精辟的意见。我们经常说的是文学批评就是解经，释经，弄懂原文，不大注意批评也是一种有自我性，有科学性的文学研究工作。甚至有人说写批评文章就是“啃死人骨头”。据我所知，张先生的语录可能来自印象派批评的理论。因为法朗士曾经坦白地指出：“批评家应该声明'各位先生，我将借着莎士比亚，借着拉辛来谈论我自己。”这是上一个世纪30年代后比较流行的文学批评方法之一。李健吾先生对于这种批评方法作过阐释：他对文学批评本质的认识可概括为“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批评家立足于自己的经验和人性与作品亲切拥抱的过程，其中有感性印象，也有深刻的综合与归纳，并最终对作品作出一种富有人性气息的综合体悟。李健吾在《读〈边城〉》一文中，特别强调文学批评的科学性。“所谓灵魂的冒险者是，他不仅仅在经验，而且要综合 自己所有的观察与体悟，来鉴定一部作品和作者的关系”。“他永久在搜集材料，永久在证明或修正自己的解释。”并且始终认为“一个批评家，与其说是法庭的审判，不如说是一个科学的分析者。科学的，我是说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说要独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可见张弓先生研究文学的新尝试。
王圣思回忆父亲王辛笛时说：“父亲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大，南开不仅是他接受新文学启蒙的摇篮，也是他初露文才的起点。他先在作文上冒尖，几位语文老师对他多有鼓励，尤其是张弓先生，被父亲视为自己最早的文艺启蒙老师，他认真批阅父亲的作文，对写得好的地方嘉许有加，使父亲自信心大增。南开中学分男生部和女生部，张弓老师喜欢把父亲的作文当堂读出来，还拿到女生班上朗读。张弓是日本留学生，喜欢厨川白村的著作，常在课后介绍辛笛看鲁迅翻译厨氏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还有本间久雄的《欧洲文艺思潮论》等，这对父亲文艺思想的形成颇有影响。”这些真实的回忆，再现了张先生的博通中西。
张先生的文学研究涉及到了西方的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民俗学、解释学、语言学、美学、文化史。比如书中说：“鉴赏文学，必得着文化史之辅导，才能真明翻作品之底蕴”（68页）如此重视文化史是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方法。他又说：“文学是开放在精神生活顶端的鲜花，也就是开放在其时代全生活、全文明之综合点之鲜花，没有'文明’，没有'生活’，何从有文学。”而且这里说的生活，有时是我们看不到的。因为我们应该懂得，每一个社会中的人都住在时代里面。先生引用了歌德的话“每个人是一国的公民，同时也是一时代的公民。”又引用芮农的话：“一个人即使反抗其时代与种族，也是属于其时代与种族”。从这些话，我们就可以推论出：个人离不开时代，文学也含在文化史中。这就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讲得很透彻。（65页）再结合中国的文学作品，如研究楚辞，就得研究楚民族“火耕水耨，鱼稻果窳食物常足，信巫鬼，重祭祀，无积聚；有凭虚诡幻，超逸人世之思”的生活，然后再读《楚辞》，就会让我们发生'亲切感’涌出'深刻味’”。（66页）这个提醒是很重要的，这样的解读视角，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一种“死在句下”的方法，值得重视。
四、重视修辞方法，这是先生长期研究的方向。自然重视修辞在文本中的地位。他的特点在于，给修辞手法一个准确的定义界说。如在绪论中讲解譬喻修辞时，讲《古诗十九首》之“人生天地间，忽如无行客”时称“以旅客喻人生之飘忽，人生之至味”这可以用譬喻的一个原则来说明：“最人间的某一种的寻常现象来比喻人生根底的茫漠的至味。”说得特别好。他还引用了南唐李后主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说这是明喻。他引用了日本汉学家岛村抱月论譬喻的效果有三点“一、使人生'恰合’之快感；二、使人生'发见’（发见新关系）的快感、三、使人生'扩大心的范围’之快感。”又说：“'妙喻’构成之要件应有二：一、'本体’、'喻体’必须真有'恰合点’。刘勰所谓'以切至为贵’，有'恰合点’才能使赏者生'恰合’的美感。二、'本体’、'喻体’须原来是本质逈异，而现由作家在某一点上出其'类似’来，刘勰所谓'物虽胡越，合则肝胆’。如此才能引起赏者'新发现的快感’。”
我们纪念先生，不但应该感谢他的教导和启蒙，也应该将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传承下去，以便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三、晚年的张弓先生
我虽然经历了那个非常时期，但是没有见到过有人给张弓先生写大字报。在后来的运动中，他也跟别的老教师一起学习“两报一刊社论”什么的，他只是一位不爱参与事情，也不爱随便发表意见的先生。到了运动后期，有个奇怪的规定，对于那些老教授，只要是自己“认识”了自己的问题错误就可以予以解放。给你解放，不是说明你没有问题，所以得让你心服口服地认错，这就是当时的逻辑。学校由革委会、军宣队组织专门召开落实政策大会，其实是全校开批判会，给张弓先生开的会很大。我那次没有参加，但是在傍晚我从外边有事回来，正好在学校门口见到了张弓先生由她的女儿搀扶着离开了学校。后来听说她的女儿很严肃、很高声地“批判”了 张先生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女儿的材料是：我爸爸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严重，人家贫下中农都吃不上苹果，而我们吃苹果时爸爸一定让我们削皮。这算不上什么批判，走走形式而已。我那时就想，有这样的好女儿真是张先生的幸福。总而言之，从此就算解放，天天按时上下班就行，没有人再管他了。
1970年以后，学校在动荡中，河北大学整体迁到保定，张先生和许多的老师都随校迁到了保定，那时的中文系已经开始招工农兵学员。原来中文系的全体老师都来到这里上班。那时中文系设在一个校本部外边一个小院子里，那是河北省委在保定时的一个哲学研究所旧址。是个二层木板地的小楼，加上一些楼周围的小平房。楼上是系办公室和老师的宿舍，楼下住着的就是新招上来的工农兵学员。张先生就住在一层一间比较大的宿舍里，和大家处的关系非常好。那时有老伴和女儿相陪，生活得还算可以。他们都年龄大了，也没有灶具，所以不自己做饭，是由老伴或者女儿买来做饭的材料，请院里烧锅炉的一位姓邢的老师傅做好饭送给他们。
有一次军宣队的领导为了教育我们这些大小知识分子不要忘本，中午搞了一次吃忆苦饭的活动，还生怕大家不吃偷偷扔掉，便要求大家一定在院子里蹲着吃，谁也不能拿走。那是又粗又干的玉米秕糠窝头，张先生怎么也咽不下去，才咬一口，就噎得喘不上气来，一下子倒在了地上，差一点给送命。
文革结束了以后，中文系已经搬到学校的本部，张先生也住进了楼房单元。张先生德高望众，近80 岁的老先生，在还没有退休的情况下，一度担任了中文系的系主任。真不知道是谁的主意。那时我看他也不是个爱管事的人，也管不了什么事。他身体很好，我偶尔到他家里看看他，对他说说自己讲课与学习、工作的情况，他只是听，说个很好。她的老伴总是热情而话多，什么事都为他想得周到，他极少说什么，但是总是鼓励我好好进修业务，将来搞好教学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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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玉凯，天津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书法家协会会员。曾任河北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后辞职获准，专心读书和研究，又兼任河北民俗学会副会长。在中文系开设多门课：现代文学作品选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大学语文、钱钟书研究、鲁迅研究、民间文学、民俗学等课。长期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和学术带头人，为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为研究生开设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现当代文学文献学、《鲁迅全集》导读、鲁迅研究、近代文学思潮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等课。多年来发表的论文，出版著作有《学海梯航》《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破解鲁迅》《鲁迅杂文选评与研究》《中国俗成语》《出口成错》《成语文化》《中华民间文学史·歌谣编》《中国民间文学史·歌谣编》（高教教材）《中国民间文学作品选·歌谣编》（高教教材）《谁挑战鲁迅》（副主编）《中国节日志·安国药王庙会》（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副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主编）《中国随笔小品鉴赏辞典》（副主编）《成语密码》（主编）《另类名著丛书》（《续红楼梦》《续水浒传》《续西游记》《续三国演义》）（主编和点校）等。参加撰稿《中国新闻传媒人物志》《中国名记者丛书》《中国传说故事大辞典》《中国杂文鉴赏辞典》《中国散文小品鉴赏辞典》《中国序跋鉴赏辞典》《列宁鲁迅毛泽东杂文赏析》等书。在报刊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发表散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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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曹梓雨
审校：王金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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