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燕玲
来源：破土首发
【摘要】对于一个地方而言，除了客观地理条件、历史事实，还有人的轨迹、人对地方的认知和意象——John Agnew称之为“地方感”。我们有必要把地方及其历史和现实事实中的“人”带回这个议题，从亲历者的视角来审视现在和过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表达他们的地方感，体现地方除了承载人口、生产、消费、投资获利之外的另一种“之为地方”的存在价值。
不同名称拼接成的“地方”
关于本文所讲述的这个“地方”——地处上海市淮海西路570―588号（靠近虹桥路）的地理区域，至今仍有不同的地方名词可以指称它。经常他被称作“红坊”，这时他是一个创意产业园区；有时他又叫“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在一个工业遗产保护项目外壳下，辟出一块区域展出雕塑艺术作品，以体现作为一个公共场所的存在；还有些情况下，他是改制“转型”后的“上海十钢有限公司”，也是原来的“上海第十钢铁厂”所在位址。
红坊 邓刚摄
(一) 上海红坊
“红坊”在地产开发、特别是创意地产圈内，他算得上是个较有代表性的老厂房改造和创意地产项目范例。
据称，根据政府立项要求和城市规划需要，位于该地的原上钢十厂冷轧带钢厂房，被调整用地性质为公共文化用地。之后作为政府项目，由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和市城市雕塑委员会办公室（一说也包括上海十钢的参与）招标，并由鼎杰投资管理公司投资、改造翻修整个雕塑艺术中心及其配套的文化创意商务社区，并经营管理。2005年改造工程开工，2006年建成招租。作为一个“包含艺术、设计、办公和休闲娱乐的综合性、国际化的文化艺术园区”，目前日租金（挂牌）4.2-6.5元/天/㎡，预估10%～15%的年租金回报率。
作为文化艺术园区的红坊，已形成一种创意产业生态。艺术家和商人在这里聚集，制造、交易艺术品和商品，虽然高昂的租金已改变了关于创意艺术园区自发、低廉、艺术家聚集地的童话，使这里吸引的更多是雄厚实力的成熟艺术品商家。对于都市白领来说，他可以提供国际范儿的、时尚、先锋艺术感受，迎合和引导了看画展、听音乐会、喝咖啡的生活方式。
然而当人们已习惯将作为一个地方的“红坊”吸纳到其工作、生活成为其中一部分时，作为资本的“红坊”之流动旅程才刚开始。上海红坊国际文化艺术园区是上海红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一个产品。继成功投资运营上海红坊之后，红坊文化还参与了武汉“汉阳造”创意产业园区、福州海峡创意产业园区等项目。
以红坊为例创意产业园区在上海非但不是少数，进入新千年之后在坚定推行去工业化、退二进三、致力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上海（特别是中心城区），甚至呈现出蓬勃发展、遍地开花的态势。据报，2004-2005年，上海市建设了35个创意产业区。2006年，市经委表示，“近期将以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业历史建筑为切入点发展创意产业，加大政府导向和扶持力度。”都市产业园区的转型与升级中，绝大多数都属于老厂房老仓库改建后的项目。盲目开发、急用快上、地产化、政府角色等成为有争议的话题。
(二) 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
作为一个建基于“文化公共用地”之上的“政府项目”，整个创意园区事实上包括了商务区和公共区域两个部分。虽然这个地方常常被直接冠以“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红坊国际文化艺术园区”的名称，暗示两者一体，但作为商务的和作为公共的两者在物理其实是分开的，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主要是指园区内一处室内场馆，他由原上钢十厂高大的冷轧钢铁厂房改造而成，向公众免费开放展出雕塑作品。此外，园区中央点缀着雕塑的草坪也可算作一块公共绿地，在那里常能看见推着童车的老人和玩耍的孩童。
富有商业敏感度的园区运营商，不愿错过这处文化公共场所（以及上海市旅游景点）吸引来的人流所潜藏的消费力。于是在这个以雕塑、美术和轻摇滚等高端文化元素为主的艺术园区里出现了“巧虎”——一个在当今的中国大城市中颇为流行的儿童早教卡通品牌。
今天已不难看到，上海乃至中国的“遗产（heritage）工业”早就活跃起来，地方及其历史被“消毒”、包装已是常见的运作手法。需要承认，在市场的推动下，相较上海青年报发表“大型调查令人震惊，上海近代工厂建筑告危”的报告时的2000年，老厂房改造在工业遗产保护上的意义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如红坊项目当初的招标方之一上海市雕塑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曾说：“上钢十厂保护改造的尝试，对于上海世博会、乃至更广义的老式工业厂房的保护和利用，都有指引作用。”与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战略相联系，老厂房的创意地产开发使地方政府在公共性与经济性似乎找到了一种平衡。
(三) 上海第十钢铁厂、上海十钢有限公司
红坊的前世是“上海第十钢铁厂”，而其今生，除了“红坊”、“上海城市雕塑艺术中心”之类的名号，他还是“上海十钢有限公司”的“新十钢创意产业集聚区”。
1956年，长宁区内的六家私营小厂（一说有十几个小厂）合营建成上海第十钢铁厂。它主要生产热轧带钢、冷轧带钢、镀锡板带和薄壁焊管。在80年代的顶峰期，十钢有员工5000-6000人，是长宁区最大的国企。
上海第十钢铁厂,宗轩摄作
1984年，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上钢十厂是上海市配套改革试点单位之一。自彼时起，十钢几乎完整地经历了转型背景下加诸于国有企业的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全过程。厂长责任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分配制度改革、承包经营责任制、乡镇企业联营、三产（有无到有再到无）……1989年，十钢出现首次亏损，从此一蹶不振。90年代初期开始，十钢开始陆续关停部分亏损车间。1995年，媒体报道其腐败窝案。
1996年，十钢“改制转型”，更名上海十钢有限公司，隶属宝钢（直接隶属于五钢，是宝钢的孙子公司），国有独资，原址注册。今天的“上海十钢有限公司”，办公场所位于紧邻红坊园区的三川大厦内，没有厂房，业务包括“金属压延制造、房产租赁业、市场管理业、钢贸服务业、技术咨询业、客运服务业等”（引自公司网站）。不难理解，其中最重要的业务应为经营所持有产权的数个物业——新十钢（红坊）创意产业集聚区、安西服装市场、三川大厦等。即将于后文出现的老十钢工人（现今十钢员工）正是从事收取停车费等工作。林林总总的“地租”是今天十钢最主要的收入项目。
关于红坊来世今生的故事只是中国1949年以后经济社会变迁的一个平凡的缩影。从1978年前倾全国之力打造的重工业发展道路，到如今产业转型升级，事实上已形成去（弱）工业化（工业空心化）局面；而上海——此前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现如今是：去二进三、工业“高端化、创新化”产业战略的排头兵。产业层面背后是更根本性的体制性的变化，从计划到市场，从集中所有资源实行严格分配，到与市场拥抱交融，房地产、金融、文化……无一不能成为运作的手段，来来去去的（流动）资本，与基于土地的、作为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的地方的紧张，产生了地方投资与撤资、产业更迭的循环。然而不同的两者，似乎支撑的又是共通的、至少是一脉相承的关于“发展”的逻辑。我们因此能看到，从粗粝的、冷轧厂房的、工人的十钢，到前卫精致的、坐收房租的、白领和艺术家的红坊及其背后的干净、“高级”的上海。
工人的亲历史及其地方感
对于一个地方而言，除了客观地理条件、历史事实，还有人的轨迹、人对地方的认知和意象——John Agnew称之为“地方感”。我们有必要把这个地方及其历史和现实事实中的“人”（这里选择原十钢厂老工人为代表）带回这个议题，从亲历者的视角来审视现在和过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表达他们的地方感，体现地方除了承载人口、生产、消费、投资获利之外的另一种“之为地方”的存在价值。
(一) 老厂时期——20世纪50至80年代
工作环境方面，与现在收停车费的工作相比，受访者大多觉得那个时候的工作还是辛苦的；但相对于市场上做保安服务之类工作，还是更习惯从事原先工人的工作（更有技术、有成就感、更自由），何况工艺改造后，工作条件越来越适宜。
生活方面，“单位制”下社会主义的福利、保障和安全感成为主要的怀念对象。干群关系问题是受访者大多都同意并主动提到的一点，大家通过对那个时期干群关系（更平等）和干部风气（更清廉）的怀念，表达对当下的不满。
(二) 转型改制——20世纪90年代
十钢厂的“转型改制”是十厂人生命中的大事件；从90年代初开始亏损、关闭车间，甚至更早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开始，到90年代中期和后期，正式改制，大规模地、持续数年地下岗分流、安置人员，持续了近10年。
对十钢的“改制转型”的原因，官方说辞是：“由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城市发展对环境的要求，十钢及时实施产业结构调整”。老工人们也认为这是个必然趋势，炼钢对周边环境的污染、企业规模小、没竞争力、连年亏损……“转型”只是时间问题。
在重要的人员分流下岗问题上，他们都承认厂里（及宝钢系统）对大家还“不错”，这也是当初从几千人到两百人的分流“没出事”的重要原因。作为分流后留在原单位从事这份轻松的工作等着退休的少数，老工人们无疑是人员分流事件中相对成功者。
在单位“转型”、工作不定的这段90年代，城市建设和拆迁也汹涌而来。老工人中大部分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城市开发和拆迁——城市中心区搞建设、造地铁——他们于是从虹桥路、中山公园搬到宝山、航中路（近虹桥机场）。现在从他们的居住地到红坊上班，有的需要1个多小时。尽管勉强保住了“饭碗”，但总体的工作环境（外部市场压力、新十钢的去工业、去技术化劳动条件、通勤条件、同事上级的人际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说起拆迁，一个老工人还提到“没人权”。
干部贪腐问题在这个阶段出现，从开始时贪腐程度浅但仍感刺激，到后来小巫见大巫却习以为常。十钢厂没有集体宿舍，但90年代左右有过福利分房政策；厂里根据家庭总体的住房条件对住房困难的职工分房，但其中被怀疑存在干部贪腐和不公现象。
(三) 红坊时期——进入21世纪至今
经过十多年转型的动荡不安（单位改制、下岗/工作调整、拆迁、贪腐刺激……），“阵痛”似乎结束了，逐渐步入一个平静期：公司制改革已经完成，工作岗位基本稳定、边干边等退休，老厂改头换面、有的被推倒重来有的被修缮成为“红坊”，社会即使没变好（如拆迁有点“人权”了）也可以习惯（强度更甚的贪腐和不公）。
十钢经过十几年的人员下岗、分流、岗位调整、退休、辞职，现在员工人数100人左右，工作地点主要分布在三川大厦（中高层管理者和公司职能部门）、红坊（停车管理）、安西服装市场（服装市场管理）、菜市场（菜市场管理）。留下来的工人主要成为商铺出租管理、停车场管理、保洁、门卫安保人员等。
总体而言，他们对现状是比较满意的，工作稳定、轻松、自由、收入不错（固定工资，没有奖金，但有的有点“灰色”收入）。即便据说2017年红坊地块易主，但从十钢公司他们得到不再失业直至退休的承诺（2017年公司将剩80人，仍有其他市场可以提供工作）。然而这种状态被他们定义为“混日子”，对公司方的态度也并不和善。
(四) 他们的地方感
向这些老人问及以后退休了还会不会回来看这个地方。他们中多数人说“不会”，声称“没感情”，有事才会来。
不过他们又告诉我（强调和重复地），红坊入口处铭牌后的那排厂房是以前的冷轧厂房，是唯一保留至今的建筑（而其他都是06年造红坊的时候仿建的），现在已被作为上海市工业遗产保护建筑。
红坊入口处
对这个工作、劳动了近40年的地方，老工人不可能没有怀念的感情。但这个地方变化太大了，也越来越陌生。另一方面，虽然相较已经算是得到了十钢的保障，但他们仍有强烈的（相对）被剥夺感；并且认为，不公的来源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承上启下的、拥有厂的所有权并具体安排了厂、地方、人命运的那些“干部”。
从事实和结果来看，这些老工人在对这个地方的地方记忆的参与、地方意义的构建、地方政治的争夺中，明显失败了，他们是被动的。或说，在这段急涌向前的历史潮流中，无论是现在叫做“红坊”的这个地方还是他的工人们都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例子，显得既无能为力、又理所当然。
然而，在“生产”的地方消退同时，他们通过“消费”构建起了另一个地方。据说，退休工人们每个月都在某个茶馆有定期聚会，至今已搞了十多年。通过“不聊十厂，就聊自己”的工友聚会，他们建造了“我们的地方”。
十钢老工人的这种复杂的地方感是特殊的——一种既深厚又疏离，既怀念又愤懑，既理所应当又难以表达的情感。
国企老工人身份认同及权利意识的迷思
对十钢老工人颇复杂的地方感，本文想最后以国企老工人身份及权利意识作初步探讨。
对十钢老工人而言，他们首先是“单位”的。在“单位”的制度性依附关系形塑下，他们并不直接对政府（中央及地方）提出挑战）；更不用说国家和政府反馈给他们的确是相对稳定的承诺和保障。即便有超出规定之外的利益诉求，他们也是沿袭单位制下“实用性的私人关系网络”，通过找领导、通关系等个人化方式解决。
他们又无疑是“市场”的。在改革开放、市场化、发展具有压倒性的话语权下，他们反思的是自己“没有能耐”“通过房产投资等等方法赚钱”。他们利益和权利表达主要是围绕经济保障，甚至学会在怎么在市场中出租自己那么点的权力。他们还试图以“利益”、“好处”来解决他与这个地方之间的联系问题，并尽量以市场经济所提倡的理性、冷静态度来面对。
在单位人身份和市场人、社会人身份两种混合的认同下，老人们于是进入非此即彼、极端化的困局。他们对这个“地方”的非经济性诉求，但要么因为“单位”的否定而被压抑，要么变成一种激愤的充满“单位”色彩表达。内心的冲突外显为复杂和纠结的地方意向。
学者们固然已经给出了关于工人的权利主张的目标（无论是称之为“法定权益”+“合理诉求”，还是“一般公民权”+“工业公民权”），然而：既有的单位传统和“单位人”的身份限制了他们对权利的主张；虽然市场转型的改革以破坏性的方式刺激了其作为一般劳动者的权利意识，甚至同时期的“拆迁”也激发了他们关于“人权”的想象，但这最多限于“一般公民权”，而“工业公民权”反而因为市场主义所主张的完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学说的盛行，而呈现更加消隐的状态。在这个案例里，我没有找到新的权利意识能产生的资源，反而看到在市场与国家的结盟背景下个人的适应性需求所引致的市场力量对个人日常生活的侵蚀。
不过可能有人找到过：汪晖在他对江苏通裕集团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中就浓墨重彩地提到过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断地追问：中国正在往何处去？”
“上海城市雕塑艺术馆”（红坊）中展出的一幅雕塑作品《我们毁灭而你们出现》：“作品通过人体和空无的背景，表达了我们这一代的心境：前一半学习到了理想，后一半即将面对现实，这种矛盾将使我们产生的内心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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