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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经济实践本身就是一种抗争

【原编者按】应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经济公共论坛”的邀请,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教授邓永成于2011年4月30日在香港理工大学发表名为《香港与珠三角跨境连结再想像》的演讲,从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出发,与出席者讨论空间转向、城市治理、跨境连结以及珠三角地区社会发展等题目,带领参加者打开另类想像空间。以下文字摘要将论坛中提到的一些重要概念记录下来,再由香港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加上与“社会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延伸。

(图为深港双年展会场内部,图片来源:szhkbiennale.org)

空间观与空间分析

地理学专注空间研究,近年西方社会理论出现所谓“空间转向”的潮流,在香港,过去数年坊间也出现不少评论以“空间分析”作为切入点,尝试解释本地城市及社会发展的各种现象,如有关天水围社会状况的讨论。

(图为天水围地铁站,图片来源:wikia)

空间分析不能够单以“绝对空间”的想像去理解问题,而必须加入“相对空间”的概念去充实如“社区”、“地方”、“围城”、“公共空间”这些充满着“空间隐喻”的词汇。缺乏“相对空间”的想像,这些词汇的运用只会令“空间分析”割裂于历史及社会发展的脉络,无助我们以“空间故事”去描述及解释各种政治及社会力量如何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容器”内发挥作用,并产生独特的效果(如深圳特区及其独特城市空间的形成、沙田新市镇与天水围在不同年代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等)。

我们生活空间的形成,其实是一个生产关系的结果,要了解城乡连结及跨境经济等题目,我们要好好运用“空间分析”以理解空间生产、经济发展与城市治理等题目之间的关系。

概念延伸: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空间政治”息息相关,空间是一种生产力,空间也经常被利用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空间生产”对经济发展的走向和经济制度的再生产均起着关键的作用。

目前存在于我们眼前的各种各样另类社会经济实践,它们占领着城市空间,在主流经济的夹缝中辛苦经营,它们的存在本身已是一种抗争;社会经济的抗争运动须同时在“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两条战线上与主流经济所拥抱的生产关系抗衡。确立正当的“空间观”及能准确运用“空间分析”将有助社会经济实践者寻找运动的发展方向和空间。

珠三角城乡空间的同质性、分割性、等级性

适当地运用“空间分析”去理解中国的城乡关系,将有助我们打破一些过于简化的空间想像,如将城乡简单看成是两套截然不同的系统。

(图为珠三角经济区示意图,图片来源:ifeng)

其实,珠三角地区的城乡空间结构有三个特点:同质性、分割性、等级性。同质性是指建国以来中央政策对地方所产生的影响,一切以国家集体作考量,地方没有个体性,空间的运用由计划体制统筹。在这情况下,我们看到空间组织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同一性,很多事情都是千篇一律的。

但事情总有两、三个面向,虽然珠三角地区的空间结构存在着很高的同一性,但作为一种治理手段,中央强行将所有空间简单分割成两大部分,一个是城,一个是乡,城乡一方面被分割成两个系统,但透过中央的连系,它们也同时带有极高的同质性。

然而除了分割外,还有等级。很明显,城市是发展的先行者,而乡和村则被看成是拖着城市和工业发展的后腿,于是城乡之间就形成等级,不同的城市因应中央的政策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出现所谓“重点城巿”或“非重点城巿”,诸如此类。中国过去数十年一直以此混合模式发展空间,有同质性、有分割性、也有等级性。

概念延伸:要推动发展珠三角与香港的跨境社会经济,以及增强整个区域的城乡互动,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跨境连结以及城乡互动的伦理与逻辑。

主流经济学惯常以成本效益及生产优势作考虑,以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分工,而不同的城市及区域之间则需要互相竞争,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然而简单化的自由市场竞争想像,是漠视珠三角区域不同空间同时存在着同质性、分割性和等级性的事实,最终并不会达到最高的经济及社会效益,而是出现大量的重复建设,及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

要发展社会经济,我们首先须清楚了解及分析区内不同城市地域及目前城乡经济本身存在着的内部矛盾,而以社会经济名义所推动的区域及城乡连结,是必须针对这些内部矛盾而加以纾解。这种对区域发展相对空间的想像,不一定排斥市场经济所提倡的成本效益及生产优势这些基本考虑,其目标是要将空间使用、生产关系和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重新扣连在一起,并以团结合作取代恶性竞争,以决定不同地域及城市经济发展的走向。

当代中国城市的治理技艺与土地发展体制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一般人的看法是,国内现时的经济体系已完全由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往伴随计划经济的种种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已全然被取缔,但我不同意这看法。80年代以后,珠三角地区空间组织的同质性,可以说是更趋严重,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没有减少,只是在形式上有所改变,而当中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大量以城市为轴心的“治理技艺”的出现。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里,城市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它代替国家执行很多治理的功能,而城市本身也变成治理的对象。

(图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图片来源:网络)

在各式“治理技艺”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城乡土地的规划和发展机制。在简化的城乡二元想像中,城巿土地是国家所有,非城巿土地是农村集体所有,若然二元体制是真实反映现况,城乡土地的开发便应以各自不同的路向发展。然而,实际上中国城乡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透过国家垄断的模式去开发,集体土地变成只是一种过渡安排。造成这种“国家垄断”,主要就是各式各样城巿空间规划的治理技艺在发挥作用,如区域改革、行政改革、巿带县、县带镇、县改巿等诸如此类的政策,将城乡一并纳入发展的轨迹。

于是,城与乡虽然被分割,但中央在体制上层仍将它们连系在一起,而随着城市治理技艺的发展,农村已在改革的过程里被城市所包围,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让城巿体系能够直插入农村进行管治。这改变的影响十分巨大,形成地区分治、各自为政等情况,并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土地开发和再开发的发展机制,在珠三角地区不断运行。香港边境的城市空间就是被这套体制所推动的“发展”所改造,所有城市地域都被纳入其中,而这过程就被称为“经营城巿”。

概念延伸:无论是国内还是在香港,城市管理都直接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这角度来看,社会经济运动就是一场城市运动,其目标就是要争取居民能取回城市空间运用的主导权,容许各式各样非主流经济项目有实践的空间,这与城市运动所推崇的“城市权”(right to the city)的讨论紧紧扣连。

另一方面,当我们要重新建构“城乡”和“跨境”这些概念时,我们不能将城乡看成是两个容器,又或是将跨境看成是将一个容器连接第二个容器,而是必须注视目前整个中国的发展轨迹,以及背后的土地发展体制是如何不断生产着同质性空间组织;而社会经济运动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打破这个土地发展体制,制约目前有市场主导的空间发展模式。

(本文作者:香港浸会大学地理系教授邓永成,阮耀启整理原发表于《不一样的香港社会经济——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想象》第三章,标题为:香港与珠三角跨境连结再想象,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本文为破土首发,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破土立场,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signifier,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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