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CNU）
追溯起来，这种意识还真不是新鲜事。If I die Young的歌词中“在黎明时分将我沉入河中”是化用了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 –1892）《夏洛特夫人》（The Lady of Shalott）中的意象，叙事诗原意是在夏洛特有一位美女，她被神困在古堡里，只能通过窗户投射进室内镜子里的影像欣赏爱慕的偶像骑士兰西洛特。只要从窗户往外看，她就要被毁灭。为了消磨自己，她每天纺织不止。有一天实在忍不住向外看去，厄运降临了，镜子破碎，丝线缠住了她，随后她被神的船载往死亡之地，“她松开锚链，躺了下来”，就此死去。这是1842年的诗。
对生活的爱和寿命总是牵扯在一起。远古社会平均寿命22岁，除了生存和生育，绝不会有伤春悲秋的心，在一起就是恨不得下一分钟就和你滚床单造一个新宇宙出来，看看《诗经》就知道了。这种自恋自怜只能是平均寿命到了三十多岁的中世纪才会被放大为一种“青春”文化。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的文学主流》里写，作家们几乎是在迈入十九世纪的一瞬才懂得欣赏成熟女性的美，之前的文学作品里充满了十五六岁的少女，娇艳如花，青春短暂，再不蹂躏摧残就老了。而十九世纪，明艳、性感的少女们的妈，反而更招人喜欢，因为平均寿命终于快逼近五十了，三十岁正当年啊正当年。
而之所以这种意识会在20世纪如此泛滥，以致到了21世纪反而是扮酷的样板，那是因为人生之无聊。先是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残酷让很多事情变得没有意义，早饭吃了什么，朋友圈谁点了赞，这张自拍脸好大，这种事情，一梭子子弹就解决了不要逼逼。文化是什么，我一梭子子弹搞死你，享乐主义为何不对，我一梭子子弹搞死你，正义的代价是什么，我一梭子子弹搞死你。
反思永远是留给下一代的，当事者是苦难的标本，历史的见证。但恰恰是二战之后的美国人出奇地颓。当时的美国人已经深受黑人音乐的印象，Jazz，Swing，Soul，因此诺曼·梅勒在1957年还发了一篇论文《白种黑人》（The White Negro）来嘲讽。随之影响美国人的是音乐之外的非洲价值观，世事无常，que sera sera。举个例子，非洲文化可以消极到什么程度？约鲁巴人（Yoruba）觉得有些孩子生下来就是要死的，所以要给他们安一个特别的名字，Kokumo（这个孩子不会死），Yemiitan（别耍我，千万别死），Orukotan（所有的名字都没意义了）……相比文明世界的悲剧，非洲的悲剧反而更真实，因为他们是在和自然对抗，而文明世界，谁晓得特么是为了什么。音乐研究者Fink说，“非洲美国人的音乐中始终有这种文化基因，就是必须像死亡就要临近了那样去生活。”
为了和战争的一代相区别，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一代，迷恋摩斯文化（the Mod culture），穿着美军长风衣，骑着小摩托（scooter），穿梭于各个酒吧，整夜跳舞，整夜狂饮，这是需要认同的一代。The Who的单曲 My Generation写的就是这代人，那个五十年代就充满了no zuo no die的氛围。
七十年代经济危机，绝望了，彻底绝望了，以为这就到头了，八十年代冷战局势又是菊花一紧。举个例子，1983年的电视剧集 The Day After，描述了末日之后的美国，收看人数超过一亿。跟死于核冬天相比，在末日之前疯狂一把显然才是正经事。九十年代，快跨世纪了，狂欢更是正经事。Prince的歌1999，里面这么唱的，“yeah，他们说2000年派对就要完蛋了，卧槽没时间了，所以今天晚上我要开个派对假装这还是1999年”（”Yeah, they say two thousand zero zero party over/Oops out of time/So tonight I’m gonna party like it’s 1999.”）
21世纪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被收编了，朋克、硬波普、金属、神游、豪斯……接着就是一窝蜂的各种书写主观感受的歌，歌词里I/me的数量与日俱增，70年代的告诉陶拉我爱她这年月是不会有了，爱也是“我爱你，我爱你”，绝不要人转达，Icona pop砸车，扔东西，把车开下桥去，因为I Like It，Lady Gaga要跳舞所以没时间接电话，Justin Bieber捏着公鸭嗓子唱As Long As I Love You，好像被丫爱能怎么样似的。这就是流行文化，因为大家终于发现除了青春期那点破事儿之外，人生没有意义，三十岁要干什么，四十岁要干什么，五十岁要干什么，一目了然，你不会死于未成年，不会遇上战争，不需要思考，只要想你可以拍个裸照放网上红个十五分钟，然后安静地享受宿醉。意义在塌缩，时间在静止，而生活如此漫长。
（选文有删减，转自十五言 责任编辑：徐明明 图片编辑：Negation.N，萧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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