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倪湛舸
叶公好龙，说的恐怕就是叶芝，他对神话、魔法、玄幻的兴趣堪称臭名昭著。奥登说他装神弄鬼，搞这些东西无非是为了好玩，叶芝的所谓信仰其实是批着宗教外衣的审美主义。T.S.艾略特不同意，在他看来，叶芝就算装神弄鬼，那也是真心实意的；艾略特更是把具有超自然视野的叶芝捧成“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我对叶芝到底真诚与否、宗教与否并不感兴趣，这种无底洞怎么钻都见不了亮。相比之下，还是直接去读这位某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更有趣。叶芝的诗，第一首读到的就是“The Second Coming”。布鲁姆对它颇多不屑，说这首东西是大众诗，意思就是大众读得起劲，所以害得他也只好来凑这个没太多门道的热闹――话说得确实不是没有道理：我读叶芝，就是从大众选本上的“The Second Coming”开始的；而且，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没受过所谓的liberal education，是不折不扣的大众。但是，布鲁姆把这首诗的热门归功/罪于历史背景（1921年，一战和二战之间，法西斯主义正在酝酿中，而俄国革命已然爆发），这倒是没法解释我对它的热情。对历史灾难前瞻性的畏惧自然会在灾难后转化为反思性的寒噤，可（当年的）我那种没文化的读者，读一首诗就是一首诗，根本没有那个条件和能力去左顾右盼、瞻前顾后，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字里行间探秘吧。然而，现在的我毕竟知道新批评式的封闭式阅读已经过时，所以，在专注于诗歌文本的同时，我会尽量地考虑更广义的文本，比如：叶芝的宗教观、浪漫主义传统、以及社会历史背景。
第一个分句：螺旋越转越广阔，猎鹰不再受牧鹰人的控制。叶芝用的是“hear”――这又一次验证了我先前的印象：大多数诗都由声音起首，所以有这些和声音相关的“呼唤”和“倾听”。然而，类似于史蒂文斯，叶芝也很是与众不同，他的“呼唤”被沉默了，不仅没有在文本中直接体现，更是连那个间接的“听”都是否定意味的。呼唤应该是有的，却是听不见的，因为那个越转越大的螺旋。两个turning已经有些横扫的蛮力，再来一个widening，接连三个长音，很是波澜壮阔，为gyre造足了气势。关于这个gyre，稍后我会还会详解，先往下看鹰和人。R.P.Blackmur说鹰是主动性的智力、头脑，而牧鹰人是起统领整合作用的灵魂――我跟着这条思路设想，鹰人之间失去感应也许象征着理性和灵性的彼此隔绝――这正是现代社会的病症之一。Harold Bloom建议了另一种可能性：鹰意味着人类对自然的统率，所以，鹰盘旋得太远以至听不见猎鹰人这一意象，在我的理解中，其实象征着人征服自然的努力和无能为力――翱翔的猛禽怎么听得见匍匐于地的人的号令？这两种说法都言之有理，却总让人不太满意，至于我的修正，先按下不表。
鹰击长空之时，只见万物分崩离析，“中心”失去了凝聚力。这里的“中心”或许和象征着灵魂和灵性的牧鹰人有关吧，如果我们继续跟随Blackmur的思路。中心的崩溃带来了无法无天的混乱场面，一个“mere”，强调独一、纯粹、还不乏居高临下的蔑视，显出了小词的强力――乱世很乱，叶芝很静，张力无穷。“blood-dimmedtide”和“ceremony of innocence”让人头痛。
单看画面，盘旋失控的飞鹰、分崩离析的事物，再添一笔血潮果然很是渲染并突出气氛，但是，这是怎样的气氛呢？在各处都被血潮淹没的“天真之典”究竟是什么？Yvor Winters在“A Prayer for My Daughter”里也发现了“天真之典”，然而，在那首诗里，“天真之典”指向因为充满纯真而具有庆典意味的人生。“The Second Coming”中的“天真之典”却似乎暗指某种具体的仪式，我学艺不精，不敢妄言，但是VirginiaMoore的《The Unicorn》一书对叶芝的神秘主义经历有详细介绍，或许能有所提示吧。
让我们带着问题往下读。叶芝这诗写得气魄十足，所以，言及好坏，也得是“the best”和“the worst”。然而，好坏之间却有个恶狠狠地扭曲：最好的“lack all convictions”，最坏的却“full of passionate intensity”。“All”和“full”几乎是对仗，这不怀好意的平衡却又被一个“passion”打破，使得天平不可抗拒地倾向“the worst”。天下毕竟大乱，渴望信仰的丧失一切信心，而无信的人苦于失控的“passionate intensity”。牧鹰人再怎样呼唤都得不到回应，不仅是猎鹰的回应；而猎鹰着魔般地盘旋，引发“mereanarchy”――这也绝不是愉快的经历。
有了第一段浓墨重彩的铺垫，第二段终于开门见山地点出主题：第二次降临就要来临！肯定要来临！叶芝的手稿上，“the second coming”原作“the second birth”――第二段是这样开始的：“Surely the great falcon must come/Surely the hour of the second birthis here”。受到原稿的启发，我要修正一下Blackmur和Bloom对于“猎鹰”的解读，他们一个把猎鹰读作理性，一个读作对自然的征服。我要融合一下他们的见地：Blackmur说牧鹰人是灵性，而Bloom说牧鹰人就是我们――我取前者的“灵”，取后者的“人”，把猎鹰读作“神灵”，而牧鹰人是“向神的人”。根据就是great falcon和revelation之间的联系，那个呈现自己、第二次降临的神灵正是飞出了牧鹰人的疆域的great falcon。Bloom说从“birth”到“coming”的改动是为了适应基督教中基督再次降临的传说，然而，全诗的重点却不是基督再次降临，而是另一种神灵的诞生。
既然要第二次降临了，这个新神究竟形象如何？
从SpiritusMundi中，叶芝得见其真身。Spiritus Mundi要交待清楚――这是叶芝自创宗教的重要信条之一。我也有类似体验，就是脑海中常常突然出现不可名状更不可言喻的形象。叶芝认为这些形象的根源即非意识也非潜意识，它们来自某个被叫做Spiritus Mundi的东西――“ageneral store house of images which have ceased to be aproperty of any personality or spirit”（见《Michael Robartes and the Dancer》的注解）。来自Spiritus Mundi的新神的形象是这样的，或者说，great falcon在第二次降临时变身成这样：漫漫大漠，狮身人头，眼神烈日般苍茫而无情，它沉重而迟缓地迈步时，周身翻飞着暴躁的鸟群――这场面很有圣经启示录的神气和戾气，可要是往近处说，倒也是雪莱《Ozymandias》的翻版（沙漠中的斯芬克斯），布莱克的《The Book of Urizen》也在其中有所投影。（Urizen为逃避兄弟的复仇，躲进一个石头子宫――“stony sleep”。Urizen的原型是Ezekiel于幻象中所见的大天使，这位天使的魔界化身就是斯芬克斯。）
两千年的沉睡之后，这位新神的苏醒和降生已经迫在眉睫，摇篮震动，噩梦乍起，“stony sleep”不再是石板一块。两千年是基督降临和再次降临之间的年限，然而，对于叶芝，两千年还有着另外的特殊含义，就是所谓的Magnus Annus，以两千年为一年的“大年”。更精确的表述是：根据冬/夏至的运转来计算，太阳需要用两万六千年才能扫过整个黄道，十二黄道十二等分这个两万六，得出2160年，这就是“大年”，一个“大年”就是文明盛衰的一个周期。这样的一个“大年”又只是更大的“两万六千年”的十二个月之一，每个“月”/“大年”都有自己的神灵，基督就是众多神灵之一。这里还有一个更复杂的设定：大年和神灵都有primary和antithetical之分，然而，大年和神灵的更替却有着各自的轨道――所以它们的运动共同构成了“螺旋群”（gyres）：不仅旋转着上升，而且不只一条轨迹――这可以解释第一行诗句的问题：为什么猎鹰的飞翔是个螺旋。因为不同螺旋的交错，antithetical的大年/文明中出现的是primary的基督；而第二次降临的神灵，按理应该是primary的基督的反面，antithetical，它所置身的却是个primary的时代。与“谦卑的羔羊”（耶稣）对立，就要“新生的神”是强悍的猛兽（rough beast），那么，种种纷扰所预示的新时代似乎应该是个primary的善世呢。尽管推论如此，我们还是忍不住地、并不乏战栗地发问：新生的神究竟是怎样的悍兽，它所统辖的新“大年”究竟是怎样的文明？最后一行，叶芝又回到了基督教的第二次降临说：新神弓身以待、如箭在弦――就要去伯利恒降生了！
最后来做一些收尾工作。关于被血潮淹没“天真之典”：放在大年和神灵螺旋运动的背景中来看，这个“天真之典”倒有可能是基督教的洗礼仪式。而Bloom主张的第二次降临暗示（或至少是暗和）法西斯或共产主义的兴起似乎纯属胡说八道。叶芝的下一个大年应该不是凶年，虽然那一年的神兽比较凶恶，而Bloom该不会以为极权主义是大善吧？好不容易把整首诗梳理了一遍，我却要说点让自己丧气的话：初读“The Second Coming”，完全地不明所以，却全身心地为文字里的兽性和悍气而倾倒――这种感觉比史蒂文斯那不乏霸道的雅痞腔更妙不可言。现在，经过一番刨根问底，诗也许是读懂了，那感觉当然也还在，却似乎和这番辛苦的解释风马牛不相及。看来，聪明可以追随，气概却无从言说――还是我能力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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