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重写中国文学史答记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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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1988年学界提出“重写文学史”至今，26年过去了，有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如果有，是什么？如果没有，怎么解释？

龚鹏程：我更早在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在台湾呼吁了。后来看大家谈来扯去，总也没弄出个新东西来，才自己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这是目前最好的。已销行两岸，开始替代旧教材了。

所以，您这个问题以及底下的问题其实都已可不必再问，因为麻烦已然解决。现在该谈的，是一些继续深化的问题，而不是还在呼吁重写文学史。

2、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和不足？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无改观？

龚鹏程：问题多啦，一言难尽！

近九十年的文学史论述架构，主要是努力把中国文学描述为一种西方文学的山寨版。

它汲挹于西方者，一是分期法。中国史本无所谓分期，通史以编年为主、朝代史以纪传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而已。西方基督教史学基于世界史（谓所有人类皆上帝之子民）之概念，讲跨国别、跨种族的普遍历史，才有分期之法。以耶稣生命为线索，把历史分为耶稣出生前和出生后，称为纪元前、纪元后。纪元前是上古；纪元后，以上帝旨意或教会文化发展之线索看，又可分为中古和近代。

史宾格勒《西方之没落》等人早已具体批评此法，谓其不顾世界各文化之殊相，强用一个框架去套，是狭隘偏私的。可惜晚清民初我国学人反而竞相援据。黄人如此，刘师培《中古文学史》亦然。与哲学史书写中胡适、冯友兰等人的表现，共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潮流。

这种分期法，后来也有吸收了史宾格勒之说的。但非颠覆上述框架，而是因史宾格勒把历史看成有机的循环，每一循环都如生物一般，有生老病死诸状态、春夏秋冬诸时段，故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冯况君陆侃如《中国诗史》均酌用其说。

扩大分期法而不采有机循环论及基督教思想的，是马克斯历史唯物史观。把历史分成「亚细亚生产方式──奴隶社会（上古）──封建社会（中古）──资产阶级社会（近代）──社会主义社会」五阶段，并套用于中国史的解释上。由于削足适履，套用困难，故自民国初年便争论不断。到底封建社会何时结束、有没有资本主义萌芽阶段等等，还关联着日本东洋史研究界的论争。

分期法之外，另一采挹于西方的，是广义的进化论或称历史定命论。因为，上述各种分期法都不只是分期，还要描述历史动态的方向与进程。这种进程，无论是如基督教史学所说：历史终将走向上帝之城，抑或如马克斯所预言：走向社会主义，都蕴含了直线进步的观念。把这些观念用在中国文学史的解释上，就是文体进化、文学进化云云，把古代文人之崇古拟古复古狠狠讥讪批判一通。

第三项采汲于西方的观念，是启蒙运动以降之现代意识。此种意识，强调理性精神与人的发现，以摆脱神权，「解除世界魔咒」。用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是鲁迅描述魏晋是人的醒觉之时代，周作人说要建立人的文学等等。反对封建迷信，极力淡化宗教在文学中的作用，更是弥漫贯彻于各种文学史著作中，连小说戏曲都拉出其宗教社会环境之外，朝个别作者抒情言志方向去解释（王国维论戏曲、胡适论《西游记》，都是典型的案例）。

此外，当时写中国文学史，还深受浪漫主义影响，把「诗缘情而绮靡」之缘情，或「独抒性灵」之性灵都想象成浪漫主义，拿来跟「诗言志」对抗、跟古典主义打仗，反复古、反摹拟、反礼教、反法度。

在康德以降之西方美学主张无关心的美感，以文学做为审美独立对象的想法底下，他们自然也就会不断指摘古代文儒「以道德政教目的扭曲文学」。

第四是文类区分。文学史家们把传统的文体批评抛弃了，改采西方现代文学的四分法：小说、戏曲、散文、诗歌。

这真是太可悲了。为什么？因为，一、与中国的文体传统从此形同陌路，文家再也不懂文体规范了，当代文豪写起碑铭祭颂，总要令人笑破肚皮。二、他们开始拼命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西方有的文类，例如中国为何没有神话、中国为何没有悲剧、中国为何没有史诗，然后理所当然以此为缺陷。逼得后来许多笨蛋只好拼命去找中国的史诗、悲剧或神话，以证明人有我也有，咱们不比别人差。三、可是没人敢问中国有的文体，西方为何没有。反倒是西方没有而我们有的，我们就不敢重视了。例如赋与骈文，既非散文，又非小说，亦非戏剧，也不是诗，便常被假装没看见。除六朝一段不得不叙述外，其余尽扫出文学史之门。偶尔论及，评价也很低，损几句、骂几句。八股制义，情况更糟。四、小说、戏剧，中国当然也有，但跟西方不是同一回事。正如林传甲所说，它们在中国地位甚低，远不能跟诗赋文章相提并论，许多时候，甚至不能称为「文学」，只是说唱表演艺术之流。可是既欲仿洋人论次文学之法，小说戏剧便夷然占居四大文类之半矣。五、小说与戏剧，在中国，又未必即是两种文类。依西方文学讲中国文学的人却根本无视于此，迳予分之，且还沾沾自喜。如鲁迅《小说旧闻钞》自序明说是参考一九一九年出版的蒋瑞藻《小说考证》，但批评它混说戏曲，而自诩其分，独论小说。可是不但蒋氏书名叫小说考而合论戏曲，一九一六年钱静芳《小说丛考》也是如此，当时《新小说》《绣像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小说大观》《小说新报》《小说月报》更都是发表戏曲作品的重要刊物。为什么他们并不分之？因为古来小说戏曲本来就共生互长，难以析分，刻意割裂，其病甚于胶柱鼓瑟。六、文类的传统与性质，他们又皆参考西方文类而说之，与中国的情况颇不吻合。例如散文，若依西方essay来看，则诏、册、令、教、章、表、启、弹事、奏记、符命，都是西方所无或不重视的，故他们也不视为文学作品，其文学史中根本不谈这类东西。但在中国，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多体现于此等文体中。古文家之说理论道，上法周秦者，大抵亦本于此一传统。可是近代文学史家却反对或不知此一传统，尽以西方essay为标准，讲些写日常琐事、世相社会生活，或俳谐以见个人趣味之文，以致晚明小品竟比古文还要重要，章表奏议、诏策论说则毫无位置。小说方面。中国小说，源于史传传统，后来之发展也未并离却这个传统，故说部以讲史演义为大宗，唐人传奇则被许为可见史才。西方小说不是这个样，于是鲁迅竟切断这个渊源，改觅神话为远源，以六朝志怪为近宗，而以唐传奇脱离史述、「作意好奇」，为中国小说真正的成立。

凡此，均可见这个文学史写作范式其实正在改写、重构着中国文学传统，革中国文学的老命。用一套西方现代文学观去观察、理解、评价中国文学，替中国人建立我们所不熟悉的文学谱系。一九四九以后，马克斯学说大量运用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中，成了新范式，但它与旧范式间并不是断裂的，只是添加了些东西。例如从前说进化，现在仍说进化，而进化的原理就加上了阶级斗争和唯物史观。过去讲分期，现在仍讲分期，而分期之原理就加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到了批林批孔运动起来，又加上了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说，重新解释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等。台湾则基本上仍维持着五四以来所建立的典范，上庠间最流行的教本，仍是刘大杰之旧着。相关著作虽多，框架大同小异。大陆自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阶级斗争、儒法对抗、唯物史观均可不必再坚持，故亦渐与旧范式趋同。论述方法，大体上均是先概述，再分类分派，继做作者介绍，再对重要作品做些定性定位，有历史主义气味。

总之，近年对于以上这个论述框架和传统，当然也不乏反省。但整体批判之，重起炉灶的，仅我那一部。

此外，写史的传统丢失了，现代学者们只会考史论史，不会写史，多半口齿不清、拖沓庸涩。若要找本雄肆酣畅、文彩斐然的，恐怕也只有我那一部。

3、理想的文学史是有个性的文学史，还是应遵循教科书模式，有一定之规？摆脱一般大学教科书而形成个人研究风格的文学史著作，是否可能？是否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进入大学讲堂？

龚鹏程：哈哈，那不就是我的《中国文学史》吗？在该书序文中，我已说过：“这本书，将来亦必成为教材，并将取代若干目前流行之教材，但写作时不是依课堂讲义方式写的。故是一本独立的文学之史，说明文学这门艺术在历史上如何出现、如何完善、如何发展，其内部形成了哪些典范，又都存在哪些问题与争论，包括历代人的文学史观念和谱系如何建构等等。文学的观念史、创作史、批评史，兼摄于其中。不依序介绍这位作家那位作家之生平及八卦，如录鬼簿；也不抄撮这篇佳作那篇佳作，如马二先生湖上选文。因此从性质上说，此书与历来之中国文学史著作逈然不同。”

4、 文学史的撰写有没有一个可以普遍接受的标准？ 有的文学史可谓内容详实。不管是一流作家作品，或是二流作家作品，甚至是不入流的作家作品，都有所介绍，有所涉及。有的文学史详略得当。突出重点作家和作品，简介次要作家及作品。有的文学史简略，只类似于一个大纲。有的文学史则为分体文学史，如以朝代划分，则有《先秦两汉文学史》《魏晋文学史》。

龚鹏程：写史，本来就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事，岂能一律？但史识史法史体不能不讲究。近代的问题是两皆无有，形式上分来分去、或详或略，并无意义。

5、 “文学”概念如何定义？书信、回忆录、演讲、音乐、艺术等是否该囊括在内？是“大文学”史，还是“小文学”史？

龚鹏程：这是个关键。每个时代对文学的认定都不一样，所以这个时代认为的文学作品，另一个时代会认为不是，反之亦然。文学史写作的重点，就是这个文学观的变迁，而不是去介绍作家作品。现在许多文学史一上来就讲古代神话、诗经、庄子孟子散文，完全是拿现代观念去套。古代诗经是歌舞、是经，宋明以后才渐当文学读。孟子庄子，古亦只重其义理，唐宋以后始渐称其文章。今人好谈纯文学，故不喜欢古文；而古文运动要效法的，又正是古之书信、回忆录、演讲等等，不认同六朝的“文”。所以，没什么大文学史或小文学史，文学史要讲清楚的就是文学范围忽大忽小、忽这忽那的历程。

6、“文史互证”这种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该如何评价？文学史是否该引入史学视角？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从史学视角切入，把文学的产生同历史紧密结合起来，重在探讨：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如何产生出来的。或者说，其意义在于“通过文学看历史”；当然，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通过历史看文学”。）

龚鹏程：钱先生论文学，是用其所短；但写文学史需要史观史识史法则是当然的。

只不过，目前讲或写文学史的，主要在中文系，对当代史学发展比较陌生；熟悉的仍是胡适开啓的文史考证方法，相信史料与客观考证。而过去一百年，史学界同样迷信科学，相信可以根据客观的史料，不掺主观地去「重现过去」。

如今，再讲这种素朴的客观主义，除了显示自己笨、让人匿笑之外，已毫无作用。须知：历史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是由语言组织成的，史书中不存在真相，只有关于真相的语言表述。因此史家绝不该假客观，骗读者说我讲的就是事实、就是真相。史实与真相已随时光之流而俱逝，邈不可得。历史记忆都是后人筛选、诠释、重构的，故历史不只与发生那个时代有关，也与每个时代人之当代意识有关。历史不只是独立「在场」的存在，也是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之反思与理解。

就此言之，后现代史家说：「没有事实，只有解释」，或者说历史仅是话语，倒也不错。只不过，如此云云，历史就成了虚无主义或相对主义之温床，我不是这个意思。历史存在于诠释中，因此写史不是用科学方法去找出真相，也不是考察一件客观史实或文本在后世的流传史与接受史，乃是在各种诠释中探寻诠释与诠释者、诠释与时代、诠释与文本的关联，以逐渐逼显文本史实。但最终所逼显者，仍非史实，仅是史实之姿影与言诠而已。今后，治文学史者，对这些史学理论问题应该要更注意些才好。

7、您眼中“理想的文学史”是怎样的？ 您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是否为理想的文学史？它与之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相比有何不同？

龚鹏程：以后不敢说，目前无疑我这部《中国文学史》的格局、体例、文笔、见识都最好，也是最新的，与其他各本完全不同。还没读过的朋友，建议看看。

8、大陆的《中国文学史》与台湾的《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不同之处在哪些方面，有哪些需要互相学习的地方？

龚鹏程：一丘之貉，有啥可互相学习的？其问题我前面已大略说过了。

摘自《深圳商报》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祖籍江西吉安，是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

曾获台湾中山文艺奖等，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