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人类学[1]，包括它的分支人类测量学(Anthropometry)，是近代才产生的一门冷僻的学科，而专门从事于死人骨骼的研究，则更是冷门中的冷门。但是，这种研究却需要有踏实的基本训练。除了要掌握一些操纵测量仪器的技术之外，这些训练还要包括人体解剖学、病理学和统计学等。尤其是解剖学更是从事体质人类学者所不可缺少的专门知识。在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既需要有不厌其烦的耐性，又需要有力求精确的谨严学风。所以，这门学科是不会成为热门的。
体质人类学在我国现下还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实际上，它不仅在科学研究中有相当的地位，并且也具有实用的价值。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个时期在我国的市场上，许多顾客买不到适合尺码的鞋子，而另几种尺码的鞋子却积压在货架上卖不出去，以致许多人以无术“削足适履”而兴叹。如果生产部门能利用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便会避免或减轻这类的困难了。至于死人骨骼 (包括人类化石)的研究工作，虽然它的实用价值不大，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研究， 仍是很重要的。这种研究可以阐明人类的起源和演化，确定不同时期的各地居民的种族，他们的营养情况和疾病。我们也可以由墓中死者的性别和年龄以推测当时氏族、家族等社会组织。这些不只是体质人类学的问题，也是考古学上的问题。
体质人类学这一门学科的创立，一般归功于德国的J·F·布卢门巴哈(Blumenbach，1752-1840)。他特别致力于头盖骨的形态的研究，曾经根据头骨测量的研究结果，将全世界人类分为五大种。另一位奠基人是法国的P·P·白洛加（Broca，1824~1880)。他曾创制人体测量仪器多种，并于 1859 年在巴黎创立体质人类学会。他们二人还都是著名的解剖学家。
这门学科引进我国是在本世纪的二十年代。我们回忆抗战以前的情况：当时北京协和医院有P·H·史蒂芬逊(Stevenson，1890~?)和步达生(D.Black，1881~1934)，成都华西大学有 W·R·莫尔斯(Morse,1874~?），他们都是解剖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李济(1896~1980)和吴定良(1901~1969)，清华大学有史禄国(S.M.Shirokogorov，1887~1939)。这些前辈学者将体质人类学引进中国，其中李、吴二位还是我们中国的学者。李济是美国哈佛大学R·B·狄克松（Divon,1875~1934)和E·A·荷顿(Hoolon,1887~1954)二教授训练出来的学生，但是回国后改行专搞中国考古学了，虽然他始终未能忘情于体质人类学。吴定良从教育统计学转攻人类测量学，曾在伦敦大学K·皮尔逊(Pearson,1857~1936)的实验室中做过几年研究工作。皮尔逊是生物测量学一派的大师，这一派强调利用数学方法来处理人类测量数据，是体质人类学的一个旁门。吴定良返国后便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四组(人类学组)，后来筹备过体质人类学研究所，和分别主持过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人类学系与人类学专业。解放以后以研究人类化石闻名的吴汝康和本书的主编兼作者杨希枚都曾在他的人类学组工作过。至于李济在南开大学时的学生陶云逵，曾赴德国深造， 可惜返国后不久在抗战中期便去世了。颜訚(1908~1970)曾从莫尔斯和史蒂芬逊学习。1948 年左右曾赴美国进修。费孝通曾从史禄国读过体质人类学，但后来专攻社会人类学了。这是抗战以前我国体质人类学的大概情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内，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虽然没有中断，但进入低潮。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又迈步向前发展。
有了我国体质人类学发展情况作为背景，现在再来谈谈殷墟头骨的研究。解放以前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如李济和梁思永，都曾在国外学过体质人类学。虽然梁思永是以考古学为主科，而李济返国后不久也改而专攻考古学，但是他们都很重视出土人骨的研究工作。我在1935年参加殷墟发掘时，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董作宾1928年主持初次发掘时“挖到和尚坟”的故事。书斋中出来的董作宾，从来没有看见过出土的骷髅头。只从笔记小说中知道死人身上头发是最不易腐朽的。所以，他发掘到一座时代不明的古墓时，便认为头上无发的墓主人定是一位和尚。骷髅头狰狞可怕，所以仍被埋起来。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
1935年春，我到殷墟发掘团参加工作时，采集人骨标本已成为一种制度。所有出土的头骨(头盖骨和下颌骨)、盆骨、肢骨和肩带骨(锁骨和肩胛骨)，如果保存良好，都要加以采集。每件在小心提取、洗刷干净和编写标本号以后，便用浸湿的麻纸糊上几层。我们住在侯家庄农民家中。每星期天返城内冠带巷工作站休息时，便运回一批到城里。洗刷和糊纸的工作，有时便在城内进行。整理后便放在走廊上以便阴干。记得有一次，梁思永发现一个带下颌骨的头骨的齿部外边所糊的麻纸被撕破，还脱落了门齿。他质问工人，据说是前几天留宿在工作站的一位洋鬼子干的。他听后只好叹口气不再追问下去。我们蒙古人种的一个特征是门齿多作铲形。现代中国人是这样，殷代人也是这样。这位洋人大概拿去几枚殷人门齿作为珍贵的科学标本。李济曾说过，考古学家一定要有体质人类学的常识。但是要想成为真正合格的体质人类学家，最好能先取得M·D.(医学博士)学位。这或许是他后来放弃体质人类学工作而愿意将殷墟人骨材料让给别人研究的缘故。
抗战以前在历次殷墟发掘中所采集的人骨标本，仅就头骨而言，其数近千。后来都集中在南京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吴定良由英国返国后，这些人骨标本在战争情况下几度搬迁，由南京而云南昆明，而四川南溪李庄，复员时搬回南京，最后运往台湾。这样多次的搬迁，使这些标本遭受到很大的损失。据说在台湾最后整理时，头骨完整可供测量者仅余 398 个。这是由于当年贪图省事，许多头骨脑腔内的填土没有挖取出来，以致干燥后成为坚硬的小泥球。搬运时受震动，这些泥球碰击头盖骨，有时便把它打成碎片。此外,在搬运的过程中, 还发生过一次大误会。1941 年历史语言研究所避居四川南溪李庄时，由山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所在地的月亮田搬运人骨标本箱子到山上板栗坳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有一个箱子被碰裂开，露出了满箱人头骨。这里的乡下人本来对外来的下江人很不信任，加以前几天有几位广东籍的同事捕捉一条蛇宰杀了作成佳肴打牙祭。所以，一下子谣言便传开了：这些下江人嘴馋得很，什么东西都要吃，蛇不用说，连人也要吃。满箱的人骨便是铁证。肯定人骨还不止这一箱呢！闹得满城风雨。最后还是由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开了一次群众会，向大家解释一通，这事才平静下去。
吴定良在没有把这批标本交还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前，曾把头骨逐个做了几种测量，作成记录。他自己始终没有把这批头骨测量数据整理出来。但是李济在台湾曾利用吴定良留在所中的记录副本，把这批数据全部发表了，并写了引言介绍这批材料，还指出商代人头骨的某些测量特征。后来他又请杨希枚对这批头骨作深入的研究。杨希枚花了几年的工夫，对这 398 个头骨作了大量的测量，并加以分析。又作了形态学的观察，写出了他的研究成果。尽管他的结论中某些方面可能还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的研究成果对于今后殷墟头骨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迄今为止数量最大的可靠的数据、谨严深谌的分析和富于启发性的推论。他由台湾回返北京以后，又和北京的同行们交换意见，互相讨论，加强我国从事这项工作者的团结，是另有其重大意义的。
解放以后，安阳殷墟继续发掘，收获丰富。人骨标本也累积了不少。颜訚进考古研究所工作后，所中便把这批材料连同各地新石器时代人骨标本交给他整理研究。他生前把精力主要放在新石器时代人骨研究方面。对于殷墟人骨， 他曾和毛燮均合作写出一篇关于人牙的研究报告。他去世后，吴定良主持的复旦大学人类学专业毕业的韩康信和颜訚的多年助手、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潘其风二位承继颜訚的工作，对于解放后出土的殷墟人骨做了大量的研究，已写出几篇论文。
在台湾省，继杨希枚之后，他的学生林纯玉、许泽民等，对于存放在台湾省的殷墟人骨的脑容量和颅顶间骨，臧振华对于殷人门齿，也都作了研究，发表了论文。台湾海峡两岸的学者都注意殷墟人骨的研究，是今后这一研究工作一定能够继续发展的征兆。
这一本《安阳殷墟头骨研究》论文集的编集，是杨希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报到后谈到工作计划时才决定的。历史研究所尹达所长和我一样， 都是三十年代初期参加殷墟发掘的旧人。他和我一样，都曾亲自在墓坑中剥人骨架，提取、洗刷、写标本号；甚至于糊麻纸的工作，也都曾做过。对于这批材料的整理和发表，他是非常关切的。于是，我们商得院领导和有关各方面的同意，决定请杨希枚主编这本论文集，由韩康信和潘其风二位协助。现在全书已经编就付排。我很高兴这书能够出版，所以不嫌外行，写几句话当做序言。因为是外行人，所以这里所说的完全是些外行话，也是题外语。但是，其中关于背景材料的介绍，可能对于读者们并不是完全没有用处吧！
夏 鼐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九日
注：[1] 这一学科，在英语国家叫做“体质人类学”，在欧洲大陆各国叫做“人类学”。前者在我国比较通行，所以这里便采用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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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原考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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