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23年4月20日在河南新郑“第十六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的演讲）
这些概念合成的系统工程，这种中国式现代化，应该讲是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有与中国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概念相关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个性和特殊规律（如果说还有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它们也会有不同的个性之所在）。我们要在这种通盘把握的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间，顺势而为，顺应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好。
顺便说一下，我自己人生经历中有一个记忆非常深刻的时点：1977年，已经到了秋天，传来消息将恢复高考，我非常兴奋。那个时候，自己的人生经历是已经在少年和青年时代有过随父母到湖北干校，在湖北农村，以后又到江西部队这样一些锻炼、经历。从部队回到北京以后，已经在北京矿务局（人们称为门头沟矿务局）机电厂当了四年多的装配钳工，那时候的特点，是经常有支援高产日的时候要下井，井下掌子面上等方面的工作我都做过。但同时感觉自己的求知欲特别强烈，特别想圆大学梦：那时的原则也是有表述的，是“工农兵推荐上大学”，我每年在班组和车间推荐都不成问题，但是到了厂部，门儿都没有了，因为已经“走后门”成风，厂领导手上有厚厚一沓子白条，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写来的，有限的名额根本轮不着我。这时候说靠考分有希望上大学，我赶快跑到历史博物馆看展览，印象特别深刻的是看到孙中山先生当年海宁观潮以后的一幅题词，题写的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我看了以后非常有感慨，以后几十年做研究工作，我反复在想，孙中山先生当年面对着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他首先提出振兴中华，这个逻辑跟我们现在讲的现代化是一个问题的不同表述而已——振兴中华就是要现代化，而认为要振兴、要现代化，存在着一种只能顺应、不能违拗的世界潮流，这就是我作为研究者愿意把它表述为人类文明发展有客观规律决定的主潮流。这个主潮流是什么？我认为至少涉及六个概念。
首先是工业化和城镇化。这是所有要追求现代化的国家都必须经历的发展。工业革命以后我们严重落伍，只有迎头赶上才行，而工业化方面的追赶，必然伴随城镇化水平要提高。14亿中国人，以后大多数一定都会生活在中心区域即大中小城镇，而且要最便捷地让他们取得市民的身份。我们发展了这么多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只有不到46%。换句话说，14亿中国人的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前面几十年有已经进城的3亿多人，还被称为“农民工及其家属”——这是一个荒唐的概念，中央的文件说得好一些，“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家属”，但老百姓约定俗成叫农民工，为什么呢？人家在这儿工作、生活、居住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三十几年了，跟农民身份、农村的活计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是因为他们的户籍还在农村。户籍为什么进不了城？你看看北上广深就知道了，这种地方如果地方政府稍微表示一点放松户籍管理，外面将会有潮水一般的人要涌进来，当地地方政府是完全招架不住的。他们拿不到户籍，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住房、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等方面就是受歧视的，不是要故意歧视他们，是我们这个有效供给、我们的发展，没到那个份上。所以现在最紧要的客观判断，是中国的工业化推进虽已有很大的进展，成为世界工厂，但是大而不强，同时伴随着的城镇化，不能只看那个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出头，要看户籍人口、不掺水的城镇化率、只有45%-46%，这就要意识到我们有发展中间值得肯定的进步、成绩，同时短板又十分明显，后面还有相当可观的潜力发掘空间，我们必须把这个工业化和城镇化坚定不移地、高质量地往前推进，升级发展。
伴随着，另外有四个概念，即基本国策“改革开放”所说的市场化、国际化，以及我们现在大家都越来越认同的“科技第一生产力”表现的信息化或者叫做高科技化。以上这几个概念的旁边，还要加上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里超越经济视角、二十大报告里反复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全过程人民民主”所应该提炼出来的法治民主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合成的概念：光讲民主，非常容易落入所谓“多数人的暴政”，必须讲，在法治化的框架下，这个法治必须是三点水的水治，而不是只讲制度条文的刀制。学者们已经反复强调这个概念，如果讲刀制，秦始皇的时候就有秦律，就有那个制度的“法制”，我们要的是法居于所有权力上面、体现人民公意的这种治理，这个法治要框着我们的民主，框着我们总体“走向共和”这样的制度安排。这是第六个概念。以上六方面合在一起、一个都不能少的发展过程，就是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顺应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
然后再回到我们中国自己的个性问题，特色的问题。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统筹整个发展进程，把这个系统工程掌握好。按照中央的表述，既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要激励地方企业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化改革之路上，我们要攻克一个一个难关、险关。“行百里者半九十”这个话，现在有特别明显的意义。从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帷幕，一路进到目前，180多年了，终于看到了“从未如此接近”的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但是剩下的不到30年的时间段，它的挑战性、它的历史考验性，跟前面的100多年，至少要等量齐观，甚至可以说更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必须冲过这个“历史三峡”，现在正是要爬坡、过坎，不进即退。这种历史的考验，在“十四五”期间，我们要解决的是能不能够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领导人所说的“十四五”末期人均国民收入按照可比口径，能坐在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水平上。接受这样一个历史考验，是一个铺垫，然后还有再经过15年，使我们的经济总量折为人均GDP，比2020全面小康之年再翻一番，那又是一个再上台阶的铺垫。对应到后面，再有15年，14-15年，就是“第二个百年”，和邓小平所说的下世纪中叶相一致，我们的现代化要见眉目。这里面的难关和险关，是当下我们不能忽视的——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克难的事情是最难做的，领导人说了，好吃的肉都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啃硬骨头回避不了。
比如，在实际生活中，我前面说到的促进共同富裕方面，中国人大多数都会皱眉头的房地产税，到底能不能够按照现代化的取向，让社会可接受地由粗到细一步一步、能够不引起社会过大震动地把它做出来？其他各种各样的改革，怎么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那就是领导人说了多次、我们老百姓也愿意说的“冲破既得利益的阻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们可能别无选择。
在这方面还有一些需要正本清源澄清的重要认识，我借这个机会比较直率地谈一个自己的看法，也算是一个例子。二十大报告特别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8字方针。我作为学者定位，当然只是自己的一家之言，但是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加入必要的争鸣，很有现实意义：在二十大报告公布之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了一种我认为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会产生严重误导的说法，就是有人把中国式现代化简单概括为“不是资本推动下的现代化”，甚至有人说有个对比，西方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人民为中心，是中央反复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原则，听起来好像上面这个观点没有任何问题，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当然是要坚持的。但是它实际否定的是什么呢？它否定的是论者作为对立面的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这样一来，我觉得它隐含了一个不能忽视的认识误区——如果充分领会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精神，就要避免以一些看起来有道理、但是似是而非的话语，引出片面化的认识，而实际上落入误区，影响我们实际推进现代化的进程。
所以，我在此要简单地说一下自己的认识。资本它是供给侧的要素之一，它和其他的要素——劳动、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科技成果、制度与管理，都是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供给体系里的组成部分。如果理论联系实际来看待资本，首先要与时俱进地针对现实生活中间对资本概念不当的贬义化、污名化、妖魔化，加以正名和澄清。现代经济生活中间，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有国有资本，也有非国有资本，还有外资，它们都是生产要素，它们都必然要发挥要素供给的动力功能、推动作用，并且参与按要素分配的流程，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应特别尊重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千辛万苦的过程中间，由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确立的改革目标模式，二十大报告又强调了要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进程中，其实资本早已经被正名了：比如说我们过去的国营企业，80年代已经改称国有企业，什么意思？经营权跟所有权一定要适当分开，国营企业变为国有企业，就是承认它有经营的自主权，国家有产权，但是没有必要维护国家一竿子插到底对于这些企业的经营权。国有企业掌握的资源中间有什么？当然有资产，就是钱和物，这些资源的运用理所当然是要做好做大做强这些企业。而改革中不可避免的国企的改革，从原来说的“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表述，已经非常鲜明地上升认识到了深化改革必须强调“管资本”，请注意，讲的是什么资本？国有资本，这里有贬义吗？有必要加贬义吗？在这个地方讲国有资本，没有贬义，为什么到了非国有的时候，一定认为它是贬义的？人们很多的习惯认识似乎就是这样，非国有的有贬义——但不要忘了，你现在把资本统称的时候，能排除国有资本吗？国有资本进一步的价值形态的腾挪运营，“管资本”在市场经济环境之下我们必须追求的更好适应生产力解放的机制，还要大力发展国资、非国资的混合所有制，这里能有贬义吗？其实这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而且在我们财政——政府履行职能必须有的“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这方面，有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诉求，有中国一步一步建立的现代预算制度体系，其中有一个一开始就称为“国有资本预算”的组成部分。请问，这个地方的国有资本预算有贬义吗？可能有贬义吗？
一定要用一个系统论来认识这个资本概念。我们这些年注意到，国有资本之外有民间资本，还有国外资本。对外资应该怎么认识？它也是生产要素，来参与中国做大蛋糕的过程。一开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必须积极引进外资，“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才开始了中国自己认识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过程，知道有这么一套商业文明体系，对接他们的商业化规则与法治化环境，引入他们的这样一些已经在市场上可以解决的、能销得出去的产品的供给方案，同时带来的是他们的资金、管理经验以及商业文明思想意识。这个过程中间，对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有贡献？从公平中肯的评价来说，就是这个认识：不能把资本落到外资概念时也把它妖魔化。现在中央强调了，要继续积极引入外资，什么道理？它是有可能成为积极的推动力量、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要素的组成部分。
所以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中间，80年代已有外资进入中国的PPP——我们称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些年又有作为创新中“重中之重”的中国本土上大量的国企、民企和政府合作的PPP，官方标准的用语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的合作。所以再请问，这个地方的资本，能做贬义理解吗？不可能这样认识。
为什么这样一个应该中性看待的概念，却被认为是和人民为中心相对立的概念呢？这就是我说的认识误区，于是我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创新、就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如果从资本要素来看，应该持有的是以市场市场竞争中间的“竞争中性”，对应着“资本中性”这个概念，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那么对接的就是统一市场、公平竞争，竞争中性和资本中性。这应该是我们对于以理性看待的资本，应该看清楚的一种属性的表述。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间，各个生产要素表现的合力作用，我觉得不宜直接关联现代化概念而陷入内涵模糊不清的“谁为主导、谁为中心”这种标签式选择的讨论，那就非常容易误导社会舆论。而实际误导以后造成的是什么？就是还没有很好解决的中国民营企业定心丸怎么吃到位？对这个“吃到位”问题，就更多地带来了干扰，使民营企业心里不安、惶惑、忧虑甚至觉得心有余悸，这样一个状态还在延续。说美国的、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为中心的，听起来观点很鲜明，好像有批判之意，但是反过来说是什么呢？就是我前面说到的这套认识误区，它实际上是不利于我们早已不止“五六七八九”的民营企业真正来改善预期、来树立信心的这样一种舆论场上的压力因素。它的逻辑偏差和陷入紊乱，我想再简单地从学理角度稍微做一些描述。
我们知道，发展市场经济，各个供给侧的要素，需要结合发力，价值取向之下是不宜以中心和非中心来区分这些要素的高低贵贱的。经济活动中的一些直观特征，比如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早都有这样的表述，主要涉及的是科技含量的差异：劳动密集型一般认为科技含量要少一些，资本密集型科技含量就要高一些。但不应该说，所有的场合，都一定是要劳动密集型，经济发展的趋势还是越来越多变成资本密集型，特别是现在数字化的发展，我们知道还有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如果把这样技术性的概念拿来，贴上主义标签和中心标签，那就会荒谬地引出一些其实大家一听常识上就过不去的概念。比如我们不能说，凡是资本密集型的经济活动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的，凡是劳动密集型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东方西方、姓资姓社的分野。
实质性的问题，就是从资本的本性来说，国有资本、民间资本、外资，它们都要寻求发展，都有它们推动经济发展这方面的内在诉求，同时资本就是要带来增值额的资金力量，它如果不能保值增值，就丧失了资本的属性。所有的资本，国有的、非国有的，都是这样的。从本性来说，它们都是参与发展，都要以保值增值为倾向来扩张，都要参与和推动经济生活，关键就是，怎么处理这种资本的功能作用的双重可能性：它既可能无序扩张和发展，也可能有序扩张和发展。民营资本有无序扩张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前几年必须做的纠偏和整改，而我们试问，国有资本有没有无序发展的问题？也有，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的这些学者们，这些年来不断在讲克服弊端，在讲消除缺陷，要改造要改革，那解决的是什么？就是要解决无序问题。
所以，关键不在于简单地讲资本必然是无序扩张，而是要怎么样把它处理好，遏制防范无序扩张而引导鼓励有序的扩张和发展，这才是一个中肯的命题。中央在这方面，我认为已经有了非常好的表述，那就是“红绿灯”：一段时间社会上光讲遏制无序扩张之后，中央却给出了“红绿灯”概念，红灯就是指制止无序的，绿灯就是指引导和鼓励有序的。这样一来，我们怎么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的态度就豁然开朗：这样一种“红绿灯”，在分配方面当然也要以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形成的分配体系，来处理好应有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所以我认为，合乎基本学理的理性认识，应该是说，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排斥和否定资本的推动作用，应该在全面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轨道上，以动态优化的良法为准绳，形成开红灯或开绿灯、到底开哪边的合理调控的标准，以促使资本要素的功能作用，在健康有序的扩张中间得到发挥。
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我认为大的原则是非常清楚的：全面依法治国，就一定要加快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让这些经济活动、资本要素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活动，有法可依，而且要有良法可依，再跟上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正路，不能少数人拍脑袋说该开红灯、该开绿灯，那不行，那就打了乱仗。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中央说的全面依法治国，这就有了准绳。
又有学者提出，法律的建设和完善一般来说是有时滞的，创新往往就是要突破原来的白纸黑字的法律法规的框框，那么是不是还应该考虑设一个黄灯？这也是一个比喻。依据已有的法律规则，可以明确设置红灯、绿灯。但是有些创新领域，一开始还不知道怎么设规则的领域里面，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比喻来理解为，需要一个有弹性的试错区间。好比交通信号灯，它具有一个黄灯，来缓冲，来调节。任何的比喻都是跛脚的，只是用这个比喻说明，“在规范中发展”和“在发展中规范”是一对矛盾，在创新概念之下，我们要时时注意，需留出一些试错创新的弹性空间，否则，所有的事情都看起来规则非常清楚的话，按规则执行，当然是全面依法治国，但那是一个没有加上动态创新观念的、容易陷入僵化认识的守成，只讲原来有的规则，守住它，没讲怎么样创新发展——而这个创新发展，很有可能是要通过试错，冲破原来的一些条条框框。
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中间要不断解决这些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讲，应该是在创新的、看不准的领域里，首先有一定的容忍度、包容性，让它先试错式发展起来，然后寻求规范，八九不离十看准了，要赶快建立规范，再寻求更好的发展。这一对概念，没有说哪个更重要，哪个不重要，但我认为“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发展中间，排序不能颠倒，排序一定是要先讲“发展中规范”，跟上看准了、八九不离十的“规范中发展”。你要反过来，可能创新发展那句话就废了，那怎么有可能去试错呢？怎么有可能冲破过时的、不合理的条条框框呢？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值得方方面面一起思考，特别是我们有调控管理职责的政府方面，要注意这个事。
李强总理在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讲了，要创造性地贯彻中央方针，你不能光想着设路障，你还得给出路标。路标可能先是一个大方向。政府就比企业家聪明得多吗？你看不准的那些细的东西，得要允许人家去探索，通过试错，及时跟踪，然后有八九不离十的把握了，推出必要的规则。我觉得这都是我们非常值得探讨的。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是说明思想认识的创新不可少。结合着我们继承黄帝文化几千年的精华部分，形成中国发展中间的软实力，它的意义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实务当然要紧抓不放，思想观念的创新也切记不可缺少。
所以在结束之前，用以上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我愿意再表述一下：我们当下特别要注意改善市场预期，争取把经济运行恢复和维护在合理区间，对接长远的新的“两步走”战略目标，使中国梦梦想成真。从警惕右、防止左的角度综合考虑，我们应该在问题导向之下，高度重视相关的市场信心提升，要改善企业特别是广大民营企业的预期。在当下，各地正在不约而同全力以赴拼经济，很有希望出现一个疫情得到控制以后回到合理空间、对接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了，虽然也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也要警惕后来的一些新的困扰，但总体综合而言的中国经济向好这个局面，一季度已经表现。对于二季度，我预测相关的主要指标会非常漂亮，因为去年的基数是太低了，只有0.4%，去年稳经济大盘、开十万人大会、多路督导，那么努力，才有0.4的正增长，今年二季度主要数据出来以后，很可能一下子显得同比指标走得非常高。它的客观影响作用是什么？就是方方面面，市场人士、企业界的从业者，信心无形之中就会提振，预期就会向好。我们应该乘势把三、四季度的发展在贯彻中央精神、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创造性贯彻中央方针过程中，稳在中高速区间，对接高质量发展，并在“十四五”的后面两年，维持这个局面。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努力在当下务实方面可以看到对接的前瞻方、可以勾划的前景。
要卓有成效地把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就一定还要同时注意到对中国式现代化正确的理解，需要大家共同参与讨论。要正本清源，在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的旁边，还应该有思想观念的创新。学者们还要致力于相关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
这些看法汇报出来，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贾康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同时也是一堂扎扎实实、深入浅出的授课。通过一个多小时的授课，用大量真实的案例、分析，让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和内涵有了更加全面、客观和深入的了解、理解，对于我们决策者的决策，对于广大的青年学子了解和认知中国的国情，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贾康教授！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2020年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2021年与刘薇合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一书又获评“2021年度中国好书”。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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